金璧辉--川岛芳子

在末代清皇室历史上，有两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汉名叫金璧辉（即川岛芳子），一位汉名叫金默玉。二人是亲姊妹，前者已死去多年，而后者尚健在。

2007年7月，笔者赴北京采访，谈到了金默玉，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是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的校长。我对她的传奇人生很感兴趣，于是搭车赴廊坊，专程采访了她。

下午4时，在一座商品楼一套敞亮的居室里，笔者见到了金默玉校长。她中等身材，圆脸略方，烫发，戴一副淡棕色大眼镜，说话间时时露出微笑，有一种成就感。然而她却很谦恭、热情，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她的生活习惯像个前卫的艺术青年，夜里通宵看电视，喜欢看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比赛，有时也看看京剧，看到次日凌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我们的话题从她的家庭说起，后来就说到了她的姐姐——川岛芳子。姐姐成了日本人的养女

我原名叫爱新觉罗·显琦，父亲给我起汉名金默玉，暗喻“墨玉”，这种玉是美玉中的珍品，起这个名是图个吉利。我于1918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父亲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弟弟后裔第十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在八大世袭家族中居首位，身份显赫。他娶了一个王妃、四个侧妃，共生下三十八个子女，其中男孩二十一个、女孩十七个。我母亲是年龄最小的四侧妃，她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满族名爱新觉罗?显叇，在女孩子中排行十四，后来起汉名金璧辉，暗喻“金碧辉煌”，企望她今后能够大富大贵。父亲将她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分手时给她起名东珍，希望她东渡日本之后，能被当做东洋的珍宝来对待。后来川岛浪速给我姐姐改了名，这就是“川岛芳子”。我是最小的女儿，排行十七，哥姐们都叫我“十七妹”或“小不点儿”，家里奶妈、佣人都尊称我为“十七格格”。这就是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格格。论皇室辈分，我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

1911年2月2日，官拜护军统领、御前大臣、民政尚书的我父亲扮成商人模样，由日本人护送，从北京逃到东北旅顺。同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从那时起，我们全家就定居旅顺。1918年我在旅顺出世时，我家已流亡了六年。在清廷执掌天下时，我们是钟鸣鼎食之家，北京城流行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可见当年我们家富裕的程度。我们家在北京、大连、旅顺都有大批地产，全家人吃穿不用犯愁。逃亡旅顺时期虽无昔日鼎盛的气象，但家庭生活与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

我姐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比我大十二岁。父亲想通过川岛浪速，依靠日本人的势力，策划满蒙独立，于是将十四女送给他当养女。川岛浪速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来上海，住在日本东和洋行上海分店，为没有固定职业的浪人。后来，他充当日本谍报人员的助手，绘制从长江口到杭州湾一带的海防设施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充任日军翻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又充任日军司令官翻译，并结识我父亲肃亲王，被任命为京师警务学堂学监。他担当此职后，又为亲王的女儿们创建了一所学堂，担任总监。我姐成了川岛浪速的养女后，他同我们家就成了亲属关系。川岛浪速是日本间谍，也是个大骗子。1922年，我父亲死后，败家子哥哥们托川岛浪速卖掉我家在北京、大连、旅顺的房产，而他竟私吞有一半房款。走上一条由父亲、养父安排的不归路

我姐的性格与我有相同之处，也有畸形的脾气。她小时就有野性，好强争胜，刁顽任性，我行我素，变化无常。她在日本丰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不听老师的话，经常和男同学吵架，对着干。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时，每天骑马上学，高兴了就去上课，不高兴了连续几天教室里没有她的人影，令校方大感头疼，以致她回国奔丧后重回日本，学校坚决不准她复学。此事川岛浪速并不在乎，而是向她灌输“注重纪律，不怕苦，不怕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希望她继承父亲的事业，实现复辟清王朝的梦想。所以她有冒险精神，像男子汉一样敢于冲锋陷阵。

我在国内读书时，有一点儿“犯上”，与她相同。按照家规:每个女孩子去上学，要由奶妈或“看妈妈”陪同一起去，我觉得别扭，坚决不要。姐姐们因此叫我“革命儿”。川岛芳子花钱如流水，我也大手大脚。日伪统治北京时期，我在一家公司当顾问，亲朋好友来公司买东西，我总是把手一挥，豪爽地说:“你们不用掏钱了，账记在我头上。”我高兴的时候，就对女同事们说:“今儿我请客，吃西餐去。”这样大方，我每个月的薪水早早就预支完了。人家背后窃窃私语:“金默玉摆千金小姐派头，喜欢当冤大头！我们不吃白不吃。”

川岛芳子与我的理想不一样，她一心要做清王朝的孝子贤孙，一心为复辟之事奔忙。我呢，则想当个“无冕之王”——女记者，或歌唱演员。家里人听到我说这话，一个个吓坏了:一个格格怎么能抛头露面，去做职业妇女呢？我像父亲那样固执，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妇女出去工作自食其力，天经地义！再说，当记者到处采访，还可以游山玩水，多自由自在呀。当歌唱家也不赖，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出风头……”我没有卷入政治斗争，与我年轻时的理想很有关系。

我姐走的是一条由父亲、养父安排的路。她的野心太大，说起来令人出冷汗。父亲病故后，川岛浪速遵照他的遗愿，将已二十一岁的姐姐川岛芳子嫁给内蒙古土豪世家巴布扎布的第九王子甘珠儿扎布为妻。甘珠儿扎布性格懦弱，与川岛芳子的刚强性格截然相反。婚后不到两年，她就离了婚，抛开了丈夫。从此，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满洲、内地、日本三地之间飞来飞去，往来穿梭，为复辟满清、实现生父满蒙独立夙愿，四处奔走，尽展阴谋手段。参与谋划并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川岛芳子有几件事最令我难忘——1928年，她二十四岁时只身来到上海，结识了将其带入日本间谍圈的领路人——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走卒。她生性聪慧，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汉语会讲“京片子”，又学会了上海话，田中隆吉又教会了她一些英语和开车。她还能写诗作画，据说上世纪3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驼铃》就出自川岛芳子之手。她以美貌和多才多艺混迹于上流社会，为日寇搜集情报，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德国和法国的双重间谍，一个以色相获取大量情报的妖艳女人）。

1931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川岛芳子于同年10月上旬赶赴奉天（今沈阳），投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麾下。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筹建伪满洲国，日本人已将溥仪劫持到旅顺软禁。川岛芳子又一番花言巧语，连哄带骗，说动了婉容皇后，并由她陪同，双双化装成男子，搭车，乘船，长途跋涉，从天津安全抵达旅顺，不久即与溥仪“团聚”，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场”的条件。世人称川岛芳子是“天才的说谎者”，建立“满洲国”她立下了大功。

1931年，川岛芳子积极参与谋划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这一年12月17日，川岛芳子奉命回到上海。她和田中隆吉连日密谋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日寇扩大侵华战争找借口，他们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1932年1月18日傍晚，他们命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领信徒五人，向位于引翔港马玉山路的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走去，肆意挑衅。会说上海话的川岛芳子伪装积极抗日，唆使三友实业社数十名爱国职工突然袭击了那几个僧侣，使其中三人受伤，名叫水上秀雄的和尚于24日死去。“和尚事件”发生后，田中又让川岛芳子将一笔经费交给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支那义勇团”，委派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三十余名青年同志会会员，以追捕杀手为名，于1月20日对三友实业社进行报复性袭击。这些狂热的侵华分子纵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日本驻沪总领事趁机向上海当局提出四项蛮横要求:
一、向日本道歉；
二、严惩凶手；
三、负担被害僧侣医药费、赡养费；
四、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取缔抗日活动。

川岛芳子对驻沪总领事说:“这最后一条要求最重要！”可见她颇有心计，抓得住斗争要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遵照南京国民党政府关于不抵抗的指示，一再退让，委曲求全，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认为他们在上海挑起的中日冲突规模还不够大，未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于是继续煽风点火。他们用手枪威逼有影响的在上海经商的日本民间人士福岛喜三出面请求帝国政府立即出兵上海。川岛芳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常出席上流社会的舞会，从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嘴里掏出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她又以记者身份从蔡廷锴军长那里，摸清了十九路军坚决抗战的意向。情报密告日本东京，日本政府根据上述情况，悍然决定侵犯上海。就这样，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川岛芳子认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从他嘴里得知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已濒临破产边缘，国民党政府希望停战。日本政府得到川岛芳子的情报，得以站在优势的立场结束了战争。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正式签字。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命在旦夕，川岛芳子将其隐藏家中。孙科也因泄露情报罪受到蒋介石的弹劾，川岛芳子受命协助孙科逃离上海前往广东。

“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是川岛芳子参与策划的“日本和尚事件”！为此，关东军高参板垣大佐对策动“一·二八”事变的阴谋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多亏这一击，满洲独立才得以成功！”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也为自己的这一“杰作”而飘飘然，洋洋得意。川岛芳子从此声名鹊起，被赞为“丽人手腕，东方谍雄”。她的名气大了，我则被世人骂为“大特务、大汉奸的妹妹”，抬不起头来。由日本间谍变为“安国军”的金司令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川岛芳子以“满洲建国”的功臣自居，狂傲跋扈，不可一世，搬弄是非，胡作非为，影响干扰了日本军方的行动，引起板垣征四郎的不满。1932年4月，板垣征四郎命我哥宪立从上海将川岛芳子接回大连。

川岛芳子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回到大连不久，她就投靠伪满军政部顾问多田骏大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稳定局势，不断招兵买马，以对付满洲的抗日力量。川岛芳子认为再造辉煌的时机已到，便向多田骏毛遂自荐，口出狂言:“荡平满洲叛逆，无需日本操劳，我对中国人很了解，尤其熟悉人情、地理，只要本人出马，必能所向披靡，马到成功！”她小时候就这样狂妄，与男孩子吵架，不斗倒他们不罢休。到了成年，喜欢穿西服，女扮男装，要像男人，总想出人头地。多田骏被川岛芳子口若悬河的辩才说服了，当即将招募来的三千多士兵交给她，并给这支部队命名为“安国军”，任命川岛芳子为司令。我的七哥金璧东曾任伪满中将司令，在满洲颇有威名，川岛芳子便随之改名“金璧辉”。至此，川岛芳子由一个日本间谍摇身一变成为“安国军”的金司令。

1933年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热河省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河北省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同时盛产鸦片，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金璧辉看中了这块“肥肉”，率领她的“安国军”，积极参加了热河作战。清朝格格率部打仗，她可能是第一人。她不懂军事，虽指挥无方，因是女司令，倒也起到了鼓舞日军士气的作用。

“满洲国”建立后，抗日部队马占山、苏炳文两支人马很活跃，使日伪军很头疼。金璧辉诡计多端，使出了诱降苏炳文的特务手段，她拟订了一个大胆的劝降计划:乘飞机利用降落伞降到呼伦贝尔苏炳文的控制区，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诱降苏炳文。别的女人哪有这种魄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川岛芳子敢于这样冒险！这个计划得到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和多田骏的赞许。川岛芳子也因此得到了主子们的赏识和推崇。

抗日英雄马占山入关后停息天津。调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命川岛芳子刺杀马占山。川岛芳子扮成舞女，设计谋害马占山，因被马占山的警卫发觉，未能得逞。其后，川岛芳子又受命勾结前骑兵师长郭希鹏、丰台暴徒首领张权本协同制造暴乱事件，同时暗中策动冯玉祥手下的善变将军石友三等投靠日本人，秘密组织“华北自治委员会”。川岛芳子的心肝坏透了，她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5年年底，川岛芳子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军方打发回了日本。她很气愤，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日本的言论，发泄不满情绪。她并非觉醒，而是“狗咬狗”的心态。“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川岛芳子恶有恶报

川岛芳子贪图享受，挥霍无度，她很想捞钱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全面侵占华北，川岛芳子认为发国难财的机会到了，乘机钻入天津。她首先将日租界内松岛街的东兴楼饭庄据为己有，攫取钱财。她还利用驻扎北京城外的宪兵队长田宫少佐，大做无本买卖。田宫少佐把中国资本家抓到宪兵队，由川岛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属勒索财物。她还引诱日本军官将物资偷运到黑市出售。这一时期，她在日本军部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日本饭庄的女老板而已。对她的贪财行为，中国商人背地里都咒骂她:“这个恶毒的女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川岛芳子目空一切，什么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殴打日本宪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一年后，从日本又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大的作为。我问她:“姐，你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凶狠地残杀中国同胞，就不怕遭到报应吗？”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奸笑道:“我投靠日本人，是为了复辟，重振清王朝的雄风。玩政治嘛，无毒不丈夫，不能在乎杀人。至于报应，那就听天由命了。我相信强大的日本人不会败！”

然而，川岛芳子认为“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了。1945年8月15日，她在北京的住所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里，川岛芳子浑身颤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那天，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京东四九条胡同三十四号搜捕川岛芳子。当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当时喜欢睡懒觉的她还没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睡衣。当她被戴上手铐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她的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样，便让女佣给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时被捕。最初，川岛芳子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转移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监狱。在三平方米单身牢房中，川岛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特别优待。基于这种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时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负责惩治汉奸的工作，任北京肃奸委员会主任。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川岛芳子。马汉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竟真的偷偷释放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出牢房，急匆匆回到家里，悄声对我说:“马汉三准备将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京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经过思想斗争，一口拒绝:“我没有当过汉奸，没有害过中国同胞，我不走。”

不久，马汉三包庇川岛芳子事发，戴笠飞赴北京处理，命令马汉三立即抓捕川岛芳子。随后又将马汉三收受贿赂一事也查得清清楚楚。

历时两年调查取证，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兼间谍罪判处川岛芳子死刑。她罪有应得，命归黄泉是早晚的事。1948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马汉三和他的几个同谋处决（1946年3月16日，戴笠被马汉三命人安放的定时炸弹炸死在飞机上）。受株连坐牢十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新生活。1954年，我三十六岁时，与著名国画家马万里结婚，婚后美满幸福。讵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肃亲王的女儿；二、日本大特务川岛芳子的胞妹。

川岛芳子生前做坏事、发大财的时候，我没沾过她的光。她死后，我却受她的株连而获刑十五年。我不怪人民政府，要怪就怪我姐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不连累丈夫马万里的前程，我主动与他离婚。

我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十五年岁月，1973年刑满释放后，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农场当工人。我与一位会讲上海话的人结了婚。1976年，我因患多种疾病“病退”。1979年，我写信给伟人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决，从天津回到北京。1996年5月，我在河北廊坊市开发区开办了一所民办爱心日语专修学校，我当了校长。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

回顾大半生走过的道路，我姐逆潮流而动，弃民族大义不顾，自取灭亡，我未参与姐姐的政治活动，不随哥哥们去香港，而是留在大陆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条路走对了。现在我的心情特好，感谢邓小平，是他为我们创造了施展才能、大干事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