岌岌可危的南蒙古草原

成吉思汗如果醒来,他的眼中一定满是忧伤,他发祥与征战的草原70%已被沙漠征服。全内蒙只剩下了锡林郭勒与呼仑浩特两块各七万平方公里的孤零零的绿色大草原。20万牧民生活的这片草场也是中国最后的成建制大草原。
　　成吉思汗如果再次驰骋在这两块土地上，绝望的泪水将流下他的面颊—— 就在这最后的草原上，大面积污染与开矿即将有计划吞食最后的牧歌。污水横流，草原被剖腹，而这一切打着为了创造产值的名义。
　　有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普通得就象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居，他们关心着草原的未来，试图与牧民一起制止草原的沙化与人心的物化，笔者与“曾经草原”与“草原之友”网站上的热心人，深入草原腹地，寻找中国沙尘暴真正的根源。

　　在中国千万知青中，内蒙知青是特殊的一群人。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仍对草原充满了感激之情。在饥寒中，富足的大草原容纳了他们。开放与豪迈的游牧文化融化了他们。
　　 “我们在内蒙的知青跟别的地方知青不一样，吃得好穿得暖。”一位知青回忆，“在严酷气候中，五十几个知青在放牧羊群时，1500头在暴风雪中只剩下40多头。可是回来，牧民没有责怪，而是紧紧抱着我。”
　　一位女知青魏年忘不了“ 骑马走远途，我忘记用围巾包住耳朵，一天下来，耳朵完全冻成了没有知觉的“黑木耳”。 走进陌生的蒙古包求救，女主人用冷水浸着我的耳朵，盆中出现了一只冰耳朵,细心呵护我，用热奶与酒肉招待我。”


　　最著名的故事是上海福利院三千名孤儿在大饥荒中奶粉断档，眼看就要饿死，紧急分散到草原上，内蒙古的上千个蒙古包与草原母亲敞开了胸怀，用草原的奶肉养活了他们。草原游牧文化中母亲们会视部落孩子为已生，任何孤儿在任何蒙古包中都能长大成人，享受母爱。
　　陈继群就是十多万内蒙知青中普通的一个。特别的是，他是自己主动去插队的：“1967年，在北京憋的慌，吃不饱，听说内蒙有肉吃，自由地生活。自己是画画的，就象现在年轻人要赶时尚，我就去了东乌旗的满都宝力格（汉文为泉水涌出的地方）。”
　　“到的第一天，我就穿上了蒙古袍，神气地走在场部草原。结果迷路了，沉重的靴子，越走越累，汗水结冰在袍子上。一点人烟也没有，全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天黑下来，我再也走不动，眼看要饿冻死。一个牧民骑马飞奔过来，拎起我放在马**股上到了蒙古包，拿出最好的各种奶制品，牛羊肉招待我，热情得不得了，一下子爱上了草原。”


　　当时草原在乌兰夫的领导下，不斗不分不划，蒙古牧民的日子相当富有。陈落户的牧民家没让陈受一点委屈，结下深厚的感情。正因此，陈继群和几个同学在“内蒙古人民党”的上万人冤案中，挺身为蒙古干部辩护。有的不惜坐牢。这其中正有一个《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姜最后成了为草原文化呼喊的学者。

“曾经草原”网站
　　回到北京后，陈继群成了自由职业画家，他的画总是画着东乌旗云卷云舒的大草原。为了方便卖画，他做了一个“曾经草原”网站，在网上展览自己的画。
　　由于经常回内蒙写生，目睹了一些事情，陈继群气坏了：就在自己心爱的满都宝力格，吉新业矿产公司，一个赤峰私人老板，没有任何手续强占了牧民的2000亩地开起矿来，一天产矿1000吨，一吨矿需要七吨水来洗矿，肥沃的草原一下子被抽干了，土地裂开来。2004年又是一个铅锌矿一天七千吨的废水排放，大量牧民拉肚子，手脚无力。陈继群一气之下把这两件事情捅到自己的网站上，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尤其在内蒙知青中激起了反响。“曾经草原”网站也出了名。

　　2002年开始，陈继群一次次往草原跑，了解调查，把真实情况贴在网上。
　　陈继群发现牧民们之所以缺乏自我保护的手段、法律意识淡薄，因为每个法规出台，国家编译局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译成蒙文，而且印数极少，大多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蒙文版的宪法只印了2000本，都放在民族出版社仓库里。”牧民们无从获知法律的内容，当然更无法以此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
　　国家做不好，我们来做。
　　2002年3月在新版《草原法》出台时，陈继群与网友们组织了同步蒙文翻
　　译，并在牧民与蒙古干部中集资7000元，印刷了4000本，送到牧民手中。民间自己组织翻译与印刷国家法律，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蒙古歌唱家德德玛要征集提案，在陈继群等人帮助下，德德玛提出：一，少数民族的法律必须同步颁发。二，哪一级颁布法规，哪一级筹款普法。三，保证法律书印刷数必须到少数民族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保证一家一本。四，基层人大的主要工作应是普法。
　　 渐渐地，陈继群的“曾经草原”网站一大半的内容成了草原环保。里面还有各种蒙文法规。网站的点击率每天达到上万，众多关心草原的内蒙知青成为主要点击者。汇聚在此的网友们，要为草原的保护再次出发。
　　在翻译草原法的过程中，陈继群认识了志愿者，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蒙古姑娘哈斯其木格。
　　一次他们一起调查案子，上百个内地农民没有任何手续就占了一家牧民上千亩草场，抡起锄头就开起荒，宽厚的牧民夫妇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坐对叹气。那天晚上，陈继群与哈斯一老一少的心里难受得都没有睡着。
　　在北京的蒙族年轻人有一个“故乡”网站，因为对家乡的不公平事情看不惯，大家发了些激动的牢骚。故乡网被查封了。他们又相继建立了“草原风情”，“草原儿女”等网站，相继又被封了。年轻人相当苦闷，几个内蒙小伙子喝酒常常到凌晨二三点，长啸悲唱。
　　“与其发牢骚，不如看能不能做点事切实帮到牧民。”陈继群的建议得到了年轻人的响应。哈斯等年轻人们与陈老师成立了名为“草原之友”的组织，蒙古歌唱家乌日娜是会长。
　　“你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一起去草原吧。去了就明白了”
　　 笔者于是和哈斯们一起出发到草原腹地。

　　　　　　草原上的死海
　　 “真臭，谁放的**！”在封闭的越野车厢内，我闻到一股臭鸡蛋的味道。
　　 哈斯与包满达苦笑着指指窗外。
　　 窗外是一道三米高，望不到尽头的黄土坝。后来知道足有二公里长。
　　 走出车外，剧烈的恶臭使我反胃起来，所有的人掩住口鼻，泪水出来了。我登上了黄土坝，心全凉了。
　　 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全黑色的海水，翻着层层的浪花，恶臭就是海水发出来的。在海岸与海水交界处，海水堆积起高高的白色泡沫山，风一起白色泡沫刮过堤坝。
　　 我们位于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最著名的乌珠穆沁羊的产地，满清皇帝的专用羊的草原。只是再没有草场了。
　　 2000年保定一家造纸厂强占了牧民的草原，开始生产。没有任何污水处理的污水就这么直接排放到草原上，真的。
　　 这不是奇闻，这个厂挖了一个占地284万平方米的巨大土坑，300万吨污水就排放在4310亩最好的草原上。这就是草原“死海”的来源。
　　 老牧民达木林扎布永远忘不了2001年12月12日，那天晚上，这个284万平方米的死海崩坝了。
　　 早上醒来，一万五千亩草原浸在一人多高的黑水中，20头牛在唯一的高地上团团转。高地成了黑海中的孤岛。向政府求救，政府回答自己想办法。牧民跳入水中，水一下子淹没腰间。臭黑水三天后仍没有退去，污水渐渐结了冰，牧民骑着马，涉水把牛慢慢救了出来。
　　 一万五千亩草原全毁了，224头牛羊中毒，73头胀肚死亡，周边的牧民头痛恶心。三年后，我们看到，草原仍是黑色的，三年了，仍是寸草不生，全部沙化。
　　 “污水还是好的，污水漫过的地方草长得绿油油的。”厂长孙国庆对记者这么说。谎言还是笑着说的。
　　“厂不能关，影响我们旗财政税收三分之一呢，这水是有毒无害！”副旗长门德这么说。
　　 牧民的饮用水连喝奶茶都不行了，茶水分二层，上层是水，下层是奇怪的沉淀物。
　　“对地下水严重污染，COD13000毫升，超过国家排污标准35倍，需立即停业治理。”国家环保总局区域生态环境应急监察处曹立平处长却这么说。
　　造纸厂却从未停产过一天。

　　老牧民达木林扎布是个倔强的老汉，也是嘎查长（村长），他决心讨个说法。他向旗长论理，旗长急了说：“我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牧民。”老汉回答“找政府提意见是党员的责任。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旗长。”
　　旗长回答：“你告我嘛！”谈崩了。
　　老汉层层上告，一直从草原监理站，人大信访办，自治区畜牧厅上去，都说管不了，或要研究，没有任何回复。最气人的是老汉托朋友认识了呼和浩特政府办公室一位官员，请吃饭想办法。刚喝了点酒，谈了几句，官员拍案而起：“你这个老牧民，怎么敢告我姐夫，我想整死你，就整死你！”——原来旗长是他姐夫。老牧民火了，“国家干部，想杀人就杀人？”

　　老牧民达木林扎布，心凉了一半。
　　2001年，老牧民认识了和“自然之友“野马车一起来做调查的陈继群。
　　“只有用法律来解决！我在北京找律师，老人家你到北京来。”
　　当时情景非常危急，公安局警告老牧民不能随便出门，出门必须汇报。
　　“有办法了。”陈继群想起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正在附近调查环境问题，让他们把老牧民接出来。
　　悄悄的，接了老牧民的人大的轿车疾驰向旗边界。突然旗政府的桑塔那追了过来，一下子横在马路中间。
　　“冲过去！”一声喊。全国人大的车猛地加速，一个大拐弯绕过拦车，以最快速度往北京开去。
　　通过老牧民达木林扎布，十八户牧民筹款70000元作为公共基金，委托七户牧民打官司。
　　政府工作组一家家上门，对每家每户谎称“你们的老书记已经撤诉了，你们也撤了吧。”结果四户牧民退却了，在“我要撤诉”书上按了手印。

　　老牧民坚决不干，在党员会上被宣布三大违法：“一不服从上级领导，反对生产；二乱起诉，影响七户牧民致富；三破坏社会安定，骟动群众。”并以干部年轻化为名，不上老牧民当村长了。
　　老牧民在陈老师支持下统统顶住了。2002年8月立案，最终通过法院官司胜诉，获得了35万元赔偿。只是，对造纸厂只有赔款处罚，却没有任何治污决定。污水仍在流，老汉决心继续维权。
　　 陈老师收下了老牧民作为感谢的5000元钱，过了不久，他寄了数码相机给老汉取证用，又用剩下的钱为牧民四处奔波，办事。老汉一算，陈老师一分不剩地把这5000元全部用回在牧民身上。
　　老汉于是捐了1000元，用于“曾经草原”组织的《草原农牧民实用法律丛书》出版，这次印刷了8000本。
民间的逻辑与主流发展的逻辑如此对立，民间的常识与政府常识如此不同。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
　　 记者带着这个问题与“草原之友”的志愿者继续越野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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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水库
　　　　发展的逻辑运转下去：西乌旗的煤矿开采了，但运不出去，运费太贵。华能公司与政府决定就地建火电厂。发了电卖给华东电网。
　　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火力发电需要水来降温，内蒙又是缺水的，国家规定不能用地下水，怎么办？西乌旗政府决定把一万二千亩一级草场拿出来建水库。
　　在连续二个小时的颠颇后，“草原之友”的志愿者们来到了未来的水库现场。 草原之声
　　官司不仅教育了村民，也教育了东乌旗的一个干部，人称敖老师的敖日格勒。他是当地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家里人开着一家文书社。“陈老师在草原上没有一亩地，没有一寸土，他为什么这样做。有这样的支持，我为什么不为牧民做点事。”
　　他成了陈老师与哈斯他们在当地最忠实的盟友，并用业余时间为牧民做诉讼代理，一年打了100场官司。最近他又与几个嘎查长与干部发起成立“草原之声”——牧民自己的组织。
　　“牧民有话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样说，不知向谁说，我们就是要发出他们自已的声音。”
　　2005年的一日，清晨，哈日阿图一家牧民蒙古包内传出呼天喊地的哭声，这户牧民在短短几天内，死去了七十九头最好的壮牛。
　　牧民聚在一起，合计了一下，竟然死了三千头羊。
　　今年哈日阿图嘎查的羊们都得了怪病，以往春天，每头母羊生羔率是百分之一百，今年却只有20%。
　　原来，河北保定的一家金矿被当地政府认为是污染企业，停业后，悄悄移到了这儿，他们采的是赤峰的金矿，用的是却是东乌草原比黄金还贵的水。废水排到草原上毒死了羊与牛。
　　牧民们向他们论理，金矿主说：你们是不是用了外地进口的毒水。
　　“他们收回了牧民的土地，你知道赔偿多少钱，每亩二元钱。”敖老师气得胡子直吹。
　　他决心为牧民维权到底。

水的争夺战
　　草原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水。由于草原蒸发量大于降水量2到8倍，珍贵的水成了草原生命线，由于缺水，在草原一棵树的耗水量是内地二到三倍。草原上于是一棵树都长不了，内蒙草原在生态学中被称为“不长树的草原。”
　　内蒙草原原是古地中海升起而成，因此被称为海相地形，在草原平均五十厘米厚的土壤下面是古海沙，因此一旦缺水，上亿年积累的薄薄的土壤层丧失后，草原就迅速沙化。蒙古人自古知道这个道理，为了保护水，“成吉思汗法典”规定蒙古人不许洗衣服，为了省水，衣服装脏了宁愿扔掉。只许用木桶取水，只准在白天取水，让河流在晚上休息。在民间，老百姓称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水”。
　　也同样因为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曾是古海洋的内蒙古成了三十多种矿藏聚集地。这是内蒙的宝贝也是草原的消亡的根源。
　　仅东乌旗的煤与石油可供中国使用100年。大量的私人企业主涌入草原。仅在西乌旗就有三个大煤矿。一般国家有计划的开采是钻孔开采，占20%到30%。但是在草原上私人采矿是揭开地皮，挖地300米。煤是隔水层，一旦被破坏，地下水迅速下泄，流失到深深的沙层中。同时各种矿洗矿，需抽取大量地下水，一吨矿需七吨左右的水。
　　在采访中，牧民告诉我们在煤矿周围90%的泡子（草原上的小湖泊）消失了，草原迅速沙化。
　　沙化的土壤，怎以办？当地政府以植树为名申请治沙经费，一排排人工林树起来了，可是在从不长树的内蒙草原上种树，水从哪儿来？只能用运水车从草原的泡子里吸取。记者亲眼看到五十米宽的小湖泊，竟有三台巨大的绿化运水车在吸水。由于蒸发量大，草原上的树吸水量是平原二到三倍，一棵棵树就象小型的吸水机。种树的地方草无法生长，加剧了沙化。结果恶性循环开始了，开矿——沙化——种树——更加沙化——申请更多树经费——加剧沙化——直至完全沙漠化。
　　但是种树可以申请国家经费，谁都不愿点破，种了死了，死了再种，国家年年付费。
　　采矿与保护草原成了矛盾，如果草原上“比黄金还贵的”水可以折合成人民币，没有一个矿主愿意付费采矿。可是草原上水是公共资源，不用付费。因此成了各方争夺的资源。
　　可怕的是采矿是草原政府鼓励的行为，当地政府称，要把锡林郭勒建成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要把四分之一的草原建成一个占地五万平方公里的露天煤矿。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年工业产值可增加20亿元，相当于畜牧业的总和。
　　“草原之友”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草原的水完全被矿产消耗，这意味着内蒙最后的草原必然消亡，而全体牧民生计将严重成了问题。

　　如果说见到死海志愿者的心情是凉了半截，那么，见到水库基地，志愿者差点把肚子笑坏了。
　　占地一万二千亩的未来水库将是储水量一亿立方米的巨大湖泊，一眼望不到边，骑马走一圈要一天。可是供水的河竟是眼前仅齐膝深的一条小河，越野车轻松而过。这条在江南仅能称为水沟的高力拿日河在缺水的西乌旗草原已属第二大河。就算按官方公布的河流量，需要五年才能储满水库。
　　我们找到了正在测量的地质队长，他苦笑着说：要另外调一条河的河水，还是不够，要等河流发大洪水才行。
　　牧民告诉我们：自从1998年发过一次洪水，草原一直干旱。已有七年没有洪水了。
　　可是这样荒唐的工程竟一定要上马，而且没有经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没有任何环评，已经动工,并强迁牧民。据悉内蒙古曾报过70个电厂，中央政府一个也没有批准，这完全是内蒙地方政府的行为。
　　著名草原生态权威刘书润一听此事，“胡闹!在内蒙搞水库太不合算。在草原上采矿并非完全不可以，水库绝对不可以。内蒙是个缺水的地方，水比黄金还贵，蒸发量这么大。这么个大水面可了得！”
　　水库的后果，用地质队长本人的话最清楚不过了，“水库一截，下游的草原就没有水了。”这会断了225万亩草原的用水，而这十一个嘎查的牧民还完全不知情。
　　更为严重的是内蒙最后的草原锡林郭勒乌珠穆沁草原是因为中心的乌拉盖湿地供水充足，才在内蒙其它著名草原如科尔沁草原沙化后，还能幸存下来。乌拉盖湿地主要靠三条河，最大的河已被截流用于农区用水，现在唯一供水给湿地的高力日拿河与另一条河一被截流，湿地毁灭了，锡林郭勒草原毁灭就在眼前。
　　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火电厂，牺牲内蒙和中国最后的大草原。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谁是草原的主人
　　为什么这些私人老板就象进入无人之境般的大肆开矿、污染？难道内蒙草原变成了当年荒蛮的印弟安草原，谁占了就是谁的？
　　在“曾经草原”网站上，“草原之友”的同伴们展开了探讨，提到了草原环保的一个核心问题——草原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归根到底，谁是草原的主人？
在为老牧民打官司时，陈继群发现，牧民们在法庭上提供不了有效的草原使用权证书，只有泛黄的公社本子。
　　 1998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除六种国有土地外均属集体所有，集体可向国家申请所有权证。但直到2004年，这些条例，仍没有蒙文，牧民们对此一无所知。
　　“草原之友”的志愿者一调查，吓了一跳，仅东乌旗五十七个嘎查没有一个发放集体土地证，全部在旗一级的国土资源局的抽屉里。也就是说草原的土地所有权仍没有明确。所以外来者才可以如此大胆占用草场又不会在法庭上吃太大的亏。
　　“不让牧民保卫草原，等于破坏草原。”陈继群痛心疾首。
　　由于国家规定在六种收归国有土地的规定中称：“成建制移民后，集体土地自然收归国有。”锡林郭勒不少地方政府以环保为名，对草场进行围封移民，实际是将牧民土地占为政府所有。这就是内蒙大面积围封移民的奥秘。
　　这样，“草原之友”发现，一方面有关部门往往以一块土地有争议为借口拒发集体土地证，一方面又以围封移民为借口圈地。“目前实际上是利益集团阻挠法律进程，对牧民的普法必须进行。”
　　有舆论认为牧民要为过度放牧破坏草原负责，“给牧民权利，才能真正保护草原。谁有权利谁承担责任。有权利了，你再破坏，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现在承包政策都不是牧民制定的，一股脑把帐算到牧民头上不合理。”陈继群颇有当年为内蒙干部辨护的气概。“环保生态一定要和当地人民利益挂起钩来，要相信当地人民能管好，而不是把当地人移出去，这非常不合理。这块土地把人移出去，草原与人都活不了。”
专家认为没有家畜合理践踏与啃食的草原，会疯长一年生的蒿草，消耗草原的地力。围封二年的草场，只剩下一种草，彻底破坏了草场。
　　把牧民赶走保护不了草原，只有明确土地所有权，牧民才能参与保护草原。
　　“确定土地使用权后，按国家规定，开矿，土地上的牧民有优先权，容不得私人企业家染指；如果要开发，当地牧民有股权，要参与决策和收益；集体土地确认后，牧民会从长远考虑使用草原，不再会短期租给外来户。”

　　志愿者们发现对草原破坏最厉害的还是短期租用草原的外来牧民，他们拼命养羊消耗草力，赚上几年后把沙化草原还给当地人。
　　志愿者所到之处向牧民散发草原所有权确权的蒙文法规，鼓励嘎查长申请集体土地所有证。
　　“草场确权运动”是“草原之友”与“草原之声”的第一步，他们的想法远远不止这些。他们还有一个更宏伟的理想埋在心里。

游牧文化消亡是沙尘暴的根源
　　上千年来，内蒙的牧民过着游牧的生活。在夏季他们会到水源充足的牧场，到了冬季他们来到干旱的牧场，靠积雪提供人畜用水。蒙古包成了草原的标志，一户牧民一家每年搬家三十多次。
　　70年代末，军管干部一看到牧民辛苦的游牧生活，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眼泪都下来了：“都什么时代了，牧民还过着落后的游牧生活。房子都没有”“我们一定要让牧民住上自己的房子。”
　　但是乌兰夫，当时自治区主席顶住了，“如果牧民定居，人安畜不安。”
　　到了80年代初，内地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90年代初，内蒙也照搬内地经验实行草原承包责任制。94、95年全体牧民开始定居了，90年代末全都住上了瓦房。蒙古包成了稀罕物，也就在这个阶段，草原沙化严重起来。沙尘暴多起来。

　 牧民巴达拉乎告诉我：“现在33亩草原养活一头羊，2002年22亩草原就能养活一头羊，1998年13亩草原就能养活一头羊，退化严重。”
　随之而来的，“小时候骑马才能过河，现在赤脚就能过河，水量十年少了一半。河流数只剩三分之一了。”
　　草原的生态相当脆弱，一块草原根本经不起长年的放牧，因此蒙古族的游牧是减轻草原负担几千年来的经验。自古蒙古族就有这样的传说，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搬来搬去，辛辛苦苦的。妈妈说：“我们要是固定在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搬迁就象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
　　在游牧中,每一块草场一年可以得到三个月的休息, 因此13亩草原就可以养活一头羊。定居后最明显的变化是房子周围都是垃圾,由于牛羊每天总是回固定的圈,离房子最近的草场,牛羊吃得最多.在房子周围几百亩范围内什么都不长了。

　　10年定居后，50%——60%的草场普遍出现退化。最早消亡的是食草量大的乌珠穆沁马。这种马是蒙古名种，但由于用铁丝划出每家的牧场，马再也不能驰骋，被摩托车取代。锡林浩特市阿巴哈纳尔旗在长期定居后,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草原变成荒漠,原先富裕的牧民成为生态移民.
　　于是围封转移,政府让村民圈养牛羊,并引进了国外的肉牛,没想到国外的肉牛,长一斤肉要用掉20000斤水,在干旱的内蒙草原根本养不起,加剧了干旱。六十年代开始政府引进新疆细尾羊要替换当地乌珠穆沁羊,20年下来彻底失败了；接着政府又作为政绩工程，要求将70%的当地牛换成黑白花荷兰奶牛,牧民说“养荷兰奶牛比爹娘还难伺候。”不少牧民弃牛而走，有的把牛赶回政府。当地又开发了内蒙最大的乌拉盖农业开发区,要把草原牧业改为农耕,数年又告失败,6万人口被迫迁出。
　　“游牧是恢复生态的最好办法。”一位老嘎查长斯琴巴特尔告诉我们。
　　在他的嘎查中先有七户牧民将草场联合起来，重新实现了游牧，牧民惊喜发现，游牧养出来的羊每头比定居的羊可以多卖20元。游牧的牧民增加到了十多户，更多的牧民跃跃欲试。但由于游牧最小范围是一万亩草原，全村实现游牧相当难。
　“如果政策允许，我会带头游牧。”老嘎查长说。
　　“草原之友未来的想法就是在草场确权后，提倡牧民重新开始游牧，这是拯救草原的唯一出路。”哈斯说“我的家乡已经被沙化，我在草原也没有了土地，可是我觉得自已的灵魂永远是在草原上的，没有游牧，我们蒙古人的灵魂无法安宁。”
　　 回到北京后,陈继群与“草原之友”将举办《草原—北京：唇亡齿寒的生存环境》的讲座。将所见到的真相告诉听众，这一切为的是唤起公众，为了回到令他们魂牵梦绕的草原，通过确权运动让牧民成为草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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