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蒙古问题之争

———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__敖光旭
内容提要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关键词　民族自决　蒙古问题　主权　革命　中俄交涉
“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不仅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亦为国人了解苏俄对华政策的最直观窗口。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即坦陈:“蒙古是我们对华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①此外,它不但长期成为中苏复交之瓶颈和死结,亦为欧战后国际之一焦点问题。②1920年代之蒙古问题,因苏俄因素而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渐趋中心视野③,进而关乎中国之政局与思潮,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及民族理论交锋最烈、论争最深入持久的领域之一。中共、国民党、醒狮派、研究系及知识界其他势力,在此问题上之歧异与斗争,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的“民族自决”概念的不同认知及阐释。以往学界分别对民族自决理论问题和蒙古问题之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惟对1920年代“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具体而复杂之联系关注不够。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一文,虽涉及此问题,然局限于辛亥革命时期蒙古独立运动。其他研究亦未对中国本部各界之反应及错综复杂之思想学术斗争,作纵深之历史解析。因欧战及俄国革命而起之民族自决浪潮,对蒙古问题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适国内革命激进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激烈交锋,蒙古问题受到革命与主权、理论与实际、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严重困扰。此种背景下之纷争,亦投射出中国现代民族理论建构之某种理路。此层因无专文,故作尝试。①辛亥革命之际,部分蒙古王公以“民族自决”相尚,在日俄两国极力怂恿之下亟谋独立。嗣经中、俄、蒙三方交涉,中方仅保有对蒙之“宗主权”,而俄方实际控制该地。及十月革命发生,白军谢米诺夫率部入蒙,蒙古各部对红俄亦“切实防范”②,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兵克复库恰。红俄则组织蒙古国民党及蒙古青年革命团,继续蒙古独立运动。1921年赤军不顾北京政府一再反对,藉追歼白党进占库恰等地,扶助成立蒙古国民政府。③蒙古问题自此成为十月革命后,中俄复交之最大障碍。国内舆论对此问题之看法纷然杂陈,并不断出现局部或偶发之侧面冲突。随中俄交涉之艰难进行,护蒙派与弃蒙派、亲俄派与仇俄派、稳健派与急进派益形分殊。及1924年春,交涉步入最后关头。

3月14日,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未经授权,即与加拉罕签订“王加草约”,实际承认苏俄控制蒙古之现状,引发政潮,知识界大规模之“国民外交”运动亦因之高涨。与此同时,在蒙古问题上首次出现大范围之正面交锋,它系统、全面、集中地投射出五四以来各界在该问题上之矛盾。谁是帝国主义?3月15日,曾友豪于《时事新报》发表《外蒙古问题》,认为“不单法律上、事实上、或国防上,中国宜完全统治外蒙古。即外蒙古人民,也曾觉他们有做中华民国国民的必要”。按国际公法“,一国固有的土地,除了经过宣战被敌国占住,非经条约别样规定,其主权仍旧属于固有该地的政府”。就国防言之,外蒙为中国北方屏障。“一经失去,不特满洲、内蒙古、新疆各属,岌岌可危,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及各特别区域将受其影响??况现在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相似。”文章进而提出保守外蒙之方策:“(一)防守外蒙的军队,不可因北京政治的变换而进退,须长戍该地;(二)速改外蒙为行省,使其政治设施,受各省同样的待遇;(三)厉行殖边政策,运输内地剩余的人民以实空地,及奖励资本家前往开垦富源;(四)速实行感化蒙民的教育政策。”④曾氏之论,当时并非鲜见,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所以力争蒙古,依据与此差同。外报亦云:外蒙这片极大的土地,乃中国将来“唯一不二之一条活路”,且在国防上言,保有满蒙方可免他国之侵略。⑤

3月19日,施存统于《评论之评论》发表《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指陈曾友豪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以帝国主义自居,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中国本受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自己却又以帝国主义压迫蒙古。蒙古人民受中国政府统治,至少应有两个前提:一为蒙古多数人民愿意;二为蒙古人民有平等参与中央政府组织之权利。瞿秋白亦于《向导周报》撰文批评曾氏之论,实为传统“理藩政策”,正与日本之治高丽、法国之治安南无异。①在亲俄派视之,外蒙已然一独立国家,故与高丽、安南相提并论,而此种提法与苏俄提法类似。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即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②

曾友豪《外蒙古问题》之国家主义立场,在稳健知识界颇能引起共鸣,于是成为引发论战之契机。据实而论,曾氏统治外蒙之“三大理由”和四点方策,无疑与中国传统治蒙政策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也与蒙古及中国本土激进势力所理解之“民族自决”相悖。按当时情形,实行感化蒙民之教育政策,的确与轻视文化差异性的种族同化存在关联。而移民殖边,本身即激化汉蒙矛盾之重要根源。吴文藻曾批评学者们在认识蒙汉矛盾时,偏于政治方面而忽略经济因素,进而强调:“蒙汉两族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乃基于农垦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利害不相容。”③曾氏速改外蒙为行省一策,亦正与俄国立场针锋相对。民国初立之际,俄国政府就曾向中国提出三要求:“不驻兵,不殖民,与乎蒙古由蒙人自治,不得视为行省,而干涉其自治之权。”④

蒙古、青海、西藏三大区域,在前清时代被视为“外藩”,固与本部22行省不同。⑤满洲入主中原之际,对蒙古各部惟以征服为务;之后所取之政策,多为愚民与怀柔,同时隔绝满汉之接触,以利其统治。至清末,专以游牧为主之蒙地益形贫弱。帝俄则积极推进扶蒙抑华外交,致蒙人“反华亲俄”倾向日渐明显。⑥王勤在《蒙古问题》书中论曰:清廷之蒙古政策,“实为蒙古问题发生之最大原因”⑦。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社会主义浪潮渐及外蒙,内蒙留日学生则带回民族自决主义,因以出现蒙古民族自救运动。⑧及辛亥革命,部分王公亟谋独立。其独立之最要理论即是,蒙古领土自古属于蒙古人民,未尝一属中国,惟为清廷之藩属,今满洲既倒,蒙古与中国之关系即已断绝。⑨陈崇祖于《外蒙近世史》论曰,外蒙独立,民族自决主义“实为其主因”。刘曼仙亦有同样判断:“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是由于民族思想的勃兴。”蒙古临时政府曾议决由四部蒙古各派代表一人,前赴巴黎和会“,要求其根据民族自决之宣言,承认蒙古恢复其故国。此外,蒙古独立之理论,亦深受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之刺激。国粹派主张建立独立之“皇汉民族国家”,即汉人“以一民族建立一国家”。汉人以此论排满,而蒙人则援此论以排汉。此种逻辑亦延伸至革命派一侧,章太炎甚至提出“:蒙古则自古未尝宾服”“,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①北京政府颁布五族共和大纲,从事民族民主运动之蒙人多不接受。达乌里蒙古临时政府代言人曾撰《蒙古与中国之关系》,称蒙古已形成独立之民族国家,谓蒙古为中国之蒙古,犹如谓中国为日本之中国。②该文对五族共和大纲所定蒙古待遇条件更为不满,以其为违背共和精神之殖民和愚蒙政策“,诚为第二日韩合并条约矣”③。

在蒙古自决派看来,改外蒙为行省,无异否认其民族国家地位;但在争取完全独立过程中,又以暂取“联邦制”为宜,这样或可防范中国之“侵略”。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国民党在处理蒙事时,必须承诺“民族自决”原则,实行联邦制而反对行省制,否则即是“中国帝国主义”。④至于何谓“帝国主义”,在当时知识界并无明确界说,厥为与“民族自决主义”相对之物。施存统等指曾友豪之论调为“帝国主义”,盖基于此种语境。

对蒙古“自决”之同情,并不局限于所谓“共产派”,它至少是五四时期大部趋新势力之态度。早在1919年《,每周评论》即对传统“愚蒙政策”进行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睁开眼看看世界思想的潮流,不要关起门来,还在家中用那几千年前的羁縻主义才好”。“强制同化主义,已反乎现在的潮流”,传统羁縻政策“也实在没有再用的价值”。甚至以为“,当民族自决主义盛行的时代,蒙人果能自动,果能自治,未始没有商榷的余地。”该文特别强调处理蒙古问题应坚持平民主义,而不应以蒙古贵族之意愿为依归。⑤梁启超也曾回忆:“巴黎和会将开,余尝与同志拟议,欲草一蒙古西藏自治案,与山东满洲问题诸案同时提出。盖思彻底的适用民族自决主义,而以我国为天下倡也。”⑥此等拟议,厥以当时流行之世界主义为前提,而以国家主义为世界战乱和纷争之源。

为回击《评论之评论》及《向导周报》,3月27、28日《时事新报》连载曾友豪《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上下篇,指责施存统等“想用一时未曾实现的主义,解决万目注视的问题”,“因信仰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是根据正当的原则而设立,便以为中国政府没有收回现在受苏俄操纵政权的外蒙古资格”。⑦曾氏此言确有所指,此前高君宇即撰文强调,中俄同盟“是中华民族脱离压迫的第一要件”。

苏俄在革命未成之时交还蒙古,不过为帝国主义加一块殖民地,为军阀添置地盘。⑧张国焘亦称:苏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俄蒙结成军事及经济同盟,均是“解放全世界”之革命步骤。⑨曾友豪接着指出,苏俄一面主张社会革命,一面用帝国主义外交手段与列强谈判,才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①。满汉蒙回藏五族及22行省、蒙与藏、青海的结合,是中国存在的要素。在苏俄未脱帝国主义或未退出外蒙之前,“不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是孙中山、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或存统先生,我必竭力鼓吹国人助其收回”;蒙古应受中国统治之三理由,即是防止居心叵测之苏俄侵略中国的理由。苏俄不能放弃以前掠去的西伯利亚,不能撤退驻军,故仍属帝国主义。②

此处将孙中山与施存统及军阀曹、吴、张并提,实另有原委。自越飞来华与孙中山接触谈判,国民党拟以蒙古问题上之让步,换取俄援之意图愈来愈明,故致国内护蒙派之不满。曾氏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然又提出:民族自决由理想变为现实之前提是,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各国共守之信条;亲俄派首先假设苏俄为国际正义之化身,故处理蒙古问题悉以苏俄为依归。然事实上苏俄仍属帝国主义,以“未曾实现的主义”适用于该问题,难为一谈。应该说,指苏俄为帝国主义并非自此时起。早在越飞使华之际《商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哈尔滨国际协报》、《益世报》等即指出,红俄是否抛弃帝俄之满蒙政策,乃一大疑问,甚至说苏俄对华外交,不过于白党旌帜之上涂以赤色而已;并就此与上海《民国日报》及《向导周报》发生争论,此后各方关于此问题之讨论一直时断时续。③总体而言,大部知识界对苏俄之观感,数年间历经巨变:从五四时期的“友俄狂飚”,至1924年要求驱逐苏俄外交代表加拉罕。而对蒙古“自治”之同情,相当程度缘自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宣言所激起之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激进主义。国人多将宣言视为苏俄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精神之体现,许多激进团体还宣称响应其国际主义,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④加以威尔逊民族自决之说同时风行世界,国内鼓吹蒙古去留悉以“民族自决”为衡者,颇不乏人。张君劢在言及蒙古等问题时说:“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余极欣悦,以为国际主义从兹可以实现,两国外交必可得一总解决。”⑤时在巴黎通讯社、后来成为醒狮派领袖之一的李璜,亦为苏俄“发过狂热”“,曾希望他能够解决欧洲以及世界终不能了的局面”,1919—1921年间还为此写了三四十篇有关苏俄的通讯。⑥《星期评论》认为,对华宣言“是为谋世界全体的幸福,决不是专为一国”⑦。上海《民国日报》谓:宣言所体现之原则,“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能作,不敢作的”⑧。

如今看来,苏俄当时对蒙政策,实含双重动机——促进远东革命与保障自身国家利益。怀特指出“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办法,以使蒙古反对中国,中国反对日本,以及亚洲反对西方”,最终确保俄罗斯之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胜利,一直是莫斯科之既定方针。⑨亦有时论云:在苏俄视之,“得有外蒙,方足供其国内之原料,方足以居控制中国之地势”。联系到1945年斯大林所说:蒙古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所以蒙古必须保持独立①,前后显然存在联系。1924年2月研究系报纸分析说:“蒙古天产甚富,由俄人观之,蒙古不啻一油煤皮革金货之栈房??然而俄政府于稍行其理想主义之后,仍恢复旧日之传统政策,则已显而易见。”②对占有蒙古之巨大经济意义,苏俄国际法专家S.Kotliarevsky也直言不讳:“战前,蒙古是俄国能够成功面对外贸竞争的少数几个市场之一。如今由于畜牧养殖,蒙古正成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作为苏俄国家经济后备仓库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③1921年8月10日莫斯科《经济生活日报》说:这是俄国市场能够自由获取物产的唯一地方。④苏俄曾反复强调,出兵蒙古纯系“防御白党”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其实更主要的意图是抵抗“中国帝国主义”。1923年,苏联官方发言人就说:鉴于存在中国重新向蒙古“扩张”之危险,俄国军队完全有理由驻扎库伦。他的结语明确表明,当初出兵并非为保卫蒙古人民;“如果不立即采取决定性措施从经济上巩固俄国在蒙的政治成就,因1921年军事胜利及革命事件而带来的政治影响将化为乌有”。⑤至俄蒙关系,也带有明显殖民和不平等色彩。⑥越飞在给列宁等人的信中表示,苏俄在蒙古及中东铁路问题上之政策,过于注重“商业目的”而忽略世界革命计划,因而“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⑦。他与马林都认为,不能因为200万蒙古人而损害同中国民族主义者和4亿中国人的关系。⑧

称苏俄为帝国主义,从学理上讲并不严密。不过随国家主义思潮之崛起“,赤色帝国主义”之说益发流行,竟至引发1925年11—12月“联俄与仇俄问题”大讨论。指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蒙古问题系首要之依据。参与此次论战的自由主义学者江绍原即言:“苏俄近来在蒙古的势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国人眼红。他们所说的赤色帝国主义,正指这一类的事实而言。”⑨苏俄之控制蒙古,在积极方面被视为世界革命之步骤;而在消极方面,却是赤色帝国主义之“铁证”。由此可见,苏俄对蒙政策,实为国人对其观感发生巨变之首要直观因素。

“自决”还是“他决”?
施存统所言蒙古自决之两前提,实为中国与苏俄何者为帝国主义之具体化和延伸。曾友豪不仅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更表示赞成施氏所主张之两前提,惟双方所持之论据及评判标准相去甚远。曾氏论曰:在哥萨克骑兵鱼肉蒙民之下,不仅无法寻出蒙民公意,也决无自决可言。如谓红俄受蒙人欢迎,无异袁世凯钦派代表欢迎袁氏做皇帝。蒙人如要自决,定要和汉满回藏四族结合,且要帮助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府驱逐哥萨克兵。改外蒙为行省,与各省共同组织中央政府,正是施存统所言之第二条件,即平等参政。中国国会现在不能代表蒙古,何以见得以后决无改善?①

《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施存统再于《评论之评论》发表《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李春蕃于《觉悟》杂志发表《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前者称,在蒙古多数平民看来,苏俄政府远好于北洋政府。改为行省也只能替军阀添置几个督军省长来压迫蒙民,况且蒙古经济、地理等情形都与本部不同,正不必采同一政治组织。文章还表明:“在中国未成为真正的民主的国家以前,反对任何军阀政府派兵去镇压蒙古,同时亦应主张俄兵退出蒙古,让蒙古人民完全独立自治;但若蒙古人民欢迎俄兵驻蒙协助时,我们便不应反对。”②因蒙民欢迎俄兵便不应反对一语,颇为一般读者所忌,何泽芗《告时事新报》一文补充说,施存统之本意是主张中俄都不驻兵蒙古,让蒙古人民自治。③论辩往复之际,张东荪提出《蒙古问题之我见》,声明赞成蒙古自决,然在未弄清蒙民是否愿归中国统治及尚未实行自决之前,蒙古仍是中国领土。他支持曾友豪所言,速改外蒙为行省,即平等参政之举措。不过该文所附编者按,对张东荪之“和事老”态度却有微词。按曰:即便北京收复蒙古是“理藩政策”,赤俄将蒙古拿去何尝不是?俄国早移蒙古于治下,而蒙民并未自决。俄国侵略本性未改,与其把蒙古交在俄国治下,还不如暂交在非人民政府的北京政府下。④

以当时情形,派北兵收蒙戍蒙,可能导致大规模蒙汉冲突,劫掠杀戮或不可免。徐树铮规复蒙古的前车之鉴,当为明证。部分蒙民之归附苏俄,此亦重要原因。客观来讲,苏俄及蒙古左派势力在蒙之建树,诸如推行社会及经济革新等,颇使蒙古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在多数蒙民看来,苏俄政府好于北京军阀政府之判断,亦有部分依据。然以多数蒙民皆存叛华归俄之念,似无充分实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蒙民意愿如何之争议,不但存在于国内亲俄派与反亲俄派之间,也存在于莫斯科高层之中。苏俄外长契切林坚持说,蒙古人民大众“曾经象期待救星一样”盼望红军的到来,而“以最激烈的方式仇视中国人”。⑤细察其语境,显然出于苏俄对蒙古战略地位之重视,故有所偏颇。而越飞在1922年11月给外交副长加拉罕的密函中则提到:“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⑥他还通过对蒙古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指出苏俄之对蒙政策是没有阶级基础的:“阶级分化无论在蒙古,还是在中国远未强烈到克服民族团结情绪的程度。”⑦红军入蒙不久,从事蒙古独立运动之部分知识分子,即对蒙古当局一味归附莫斯科表示担忧。有识之士遂草拟《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痛陈辛亥以来“,蒙古之一兴一废,或治或乱,常随外援之代替以为转移”,遑论所谓“自决自治”,因而对外蒙政府“一任俄使之操作”大惑不解。“盖吾民族目前之所争者,惟在完全之自治权,非必完全之独立国也。”“且中国与吾蒙古疆域连接,经济上实有相互为命之关系”,应积极增进中蒙人民之沟通。“不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徒苦吾民族耳。”⑧谢彬虽承认俄蒙关系异常密切,但也强调:外蒙对于中国“,形式上之关系,虽经断绝。精神上,则多有关联之处。”蒙古国民党之党纲与中国国民党精神一致,且表示如与中国本部组织联邦国家,“对外统一,对内分治,则外蒙甚愿通“未必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①《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亦指出,就外蒙现状,“现在之独立国不独无建设之资格”“,亦无期成之必要也”。②醒狮派之胡国伟则以为,蒙古独立运动“完全出于苏俄的诱惑和唆使,已是万口一辞,谁也不能否认”③。与此相关,有人认为以蒙古现今状况,根本谈不上自决,遑论蒙古与中国本部行联邦制。1926年殷德华发表《联邦与中国》,斥责在蒙藏区域实行联邦制,乃是救火添薪之“离散制”。“盖蒙疆之谋独立,纯为外人所煽动诱惑,其地人民,未尝闻有联邦之思想,亦未尝有联邦之要求，此制今日行之本部各省,尚足以酿成割据之局,矧遥遥边疆,人民乏政治思想,而强邻有吞噬野心,如赤子离襁抱而伍虎狼,其祸岂可幸免。今日联邦行于蒙藏等地,是将蒙藏等地,拱手送诸外人,其患岂独割据而已哉?”④《向导周报》所刊振宇答宋先礼函中,并未正面回应其质疑,而是强调:“蒙古独立与解放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联盟。”⑤自由主义提倡之“民族自决”,以“民意”、“平等”等理念为核心;而共产主义者所提倡之“民族自决”,显然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依归,与其谓“民族自决”,毋宁谓民族中之无产阶级“自决”。

以上关于蒙民归属取向及有无自决能力之判断,多出自仇俄派或反亲俄派,情绪化显而易见,未必客观准确。不过,仍可从中得一大致结论:外蒙之独立及脱离中国,诚有蒙古民族主义觉醒之原因,然居于支配地位者,则是苏俄主导下之革命“自决”,亦可称之为“他决”。部分国内人士对此报以同情和容忍,还与1920年代平民主义之盛行存在关联。从长时段来看,倾向离俄联华者,盖蒙古上层居多。上海《民国日报》曾发文公开表示“,所谓‘五族共和’是五族的人民共和,而不是五族的贵族共和,蒙古王公之意见无足轻重”⑥。有人对中国与苏俄之蒙古政策亦一贬一褒:“中国之驭蒙,驭其贵族,苏俄之结蒙,结其平民。”⑦更有人认为“,我们今日只当问中俄交涉对于人民的利害究竟怎样,所谓‘政府’的态度是不相干的”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将下层蒙民与上层王公分别来看,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阶级分析之推论。其实,利用俄国境内之布里雅特蒙族以统御蒙古,乃苏俄之重要策略,对此很难以“平民”、“贵族”之别来作解释。《盛京时报》即指出,俄人拟“先由俄属布里雅特蒙族,胁迫外蒙,倡言蒙族统一主义,欲联合所有蒙族地方,建立一大蒙古国。此种实情,国人或未深知”。且俄人可随时借口蒙人之请求入侵外蒙,此为将来大患。⑨

“卖国贼”与“反革命”
论争之初揭示出来的分歧,更多的是政治、外交之表层碰撞。究竟谁是帝国主义,蒙民多数之意愿究竟如何,对此等主要问题,双方均不能出示翔实精确之证据,并作周密之论证。随论战的深入和规模之扩展,双方分歧的核心争点始逐渐浮现。

4月2日《时事新报》刊发蓝孕欧《反对亲俄派》一文,索性将双方论战上升到爱国与卖国高度。文章说,亲俄派与亲日派一样,都是卖国贼。反对军阀政府收蒙,实际就是赞成俄兵长驻蒙古,任哥萨克骑兵蹂躏蒙古。外蒙为我固有领土,主张巩固疆围自与帝国主义无涉。“在世界大同主义未实现以前,国家主义一时自难消灭。就现在世界各国的趋势,也使我们弱小的中国人不得不主张爱国。”苏俄对华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故不主张联俄。①随后张季忻《斥袒俄者》更谓:如说“现在北京政府是没有资格去统治蒙古,这条只是反面;正面便是主张蒙古永久留在俄人手里,而不交给中国”②。4月6日,李春蕃发表《帝国主义者底“特色”》反击蓝孕欧,称“又有一帝国主义者”,以“三大帝国主义式的理由”“,高谈五族的国家主义”。“亲”某国“联”某国,并不就是“卖国”“亲’和‘联’是以国家底利益为前提‘,卖国’是以个人底利益为前提”。③同日施存统《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斥《时事新报》及其师梁启超“,专门做投机生意”,并称北京政府历来是卖国政府,蓝、曾等人在蒙古问题上与北京政府同一步调,就是“卖国贼一流人物!”他称,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赴蒙,正如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蹂躏其他各省一样。赞成军阀政府收蒙者“,完全是与全国被压迫人民利益相反的反革命党”。主张“联俄”并非“亲俄”,联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故此次争论“,完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④“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显然激怒了更多的收蒙派。4月8日,曾友豪在《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收回外蒙的主张》中说,瞿秋白、施存统等不反对北京政府向其他国家收回权益,偏反对政府收回外蒙是自相矛盾。俄人欺骗手段“如果不比英法美日更厉害,总和英法美日为一丘之貉了”。莫斯科的黄金“已把许多天理良心勾引去了”。文章还指责施存统等人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念了几篇关于共产党人或苏俄的文字,便要做社会主义的老师”。⑤

双方固然存在根本分歧,不过互诋“卖国贼”,足证不乏共同之处,只是纷争之中但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及具有国家主义倾向者,均有救助中国、救助世界之方略,惟步骤与方法容或有异。具体到蒙古独立,中共要人瞿秋白认为中国与蒙古同受列强欺凌,若要联合蒙古反对列强“,惟有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否则会招致外蒙之反感。因而主张:“国民革命运动之联合,反对军阀的弹压政策,协助外蒙的独立自治;国民革命成功以后,汉蒙自由结合而成统一的共和国。”⑥从后来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李春蕃等人之本意为:革命成功是目的,至蒙古之去留则无关紧要,它可以与中国联合,也可独立,更可以和苏俄联合。⑦而曾友豪则表示“极端赞成世界大同”,然现局之下,只能以救护中国为救护世界之基本。“现存中国政府收回外蒙古后,将来真正民意政府成立时,外蒙人民,与其余四族,即可合力救护中国,救护世界。”⑧一强调以国家为本位,由救护中国进而救护世界;一主张以“民族自决”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革命之途径,在完成世界革命之前提下解放中国。此前蔡和森即将蒙藏问题置于世界革命中加以考察,提出“为同隶于一版图的被压迫民族计,惟有互任并互助其各个之自决与独立,然后再联合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⑨。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苏俄之意图并非完全一致。其主张确有破除国家樊篱之理想主义层面,但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之内在联系。五四时期众多自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

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自决思潮之影响。①

总体来看,革命与外交(或主权)始终是1920年代蒙古问题之矛盾主线。1923年孙越宣言签订,规定中俄复交可在苏军不必撤出蒙古之前提下实行,而苏俄方面则须大力援助广州政府,以推倒北廷。因与北京政府数年所争相距甚远,遂引起稳健舆论之非议,最激烈之论战则发生于《商报》与上海《民国日报》之间。邵力子索性指出:“无好政府也实在不能讲外交。”②直白地讲,国民党对俄外交之策略即是先革命后外交,或曰以外交换革命。《商报》主笔陈布雷则认为,希望产出好政府再接收蒙古,恐期之无日。蒙古撤军乃中国与苏俄间之外交问题,不应与改造政府混为一谈。③其时,赞同以外交换革命之论调颇为盛行。陈布雷亦承认“,此种论风,几于弥漫全国,试披京沪报纸,满纸皆是叹词。”④而在1924年的这场大论战中,亲俄派之声势已不如从前之盛。更值得注意的是,论战并不局限于国、共、研究系之间。中俄交涉中之“反革命”与“卖国贼”,亦即革命与外交问题,引起知识界、舆论界之广泛关注和讨论,且与“国民外交”运动相应和。3月29日北京学联发动声援苏俄外交之示威后,进一步刺激国内知识界之反思,此后舆论总体发生逆转,维护国家主权之声浪渐居主流地位。《香港华字日报》也发表文章,指责施存统等“明目张胆,断卖国土”“,广州之大元帅又欲承认外蒙古独立让与苏俄保护。志在金钱、志在乘机攘夺权势”。同时呼吁国人“内清卖国贼,外力争蒙古”。⑤《商报》称国人之助外人,形同“中风狂走”“,自有对外交涉以来,未有今之怪异纠结者也”。⑥

陆叙百《卖国式的对俄运动》亦叹曰:“此真举世未闻之怪事也。”⑦蓝公武发表对中俄交涉之主张,强烈批评亲俄派“并主义交涉为一谈”,“隐然以中国国民而为俄代表之后盾”。⑧此文几为京沪所有著名报刊所转载,足见普通舆论之倾向。至如何对待军阀政府与外交《京报》亦论曰“:不能谓政府疆吏既混帐该死,俄国即应当公然对我侵略也。”⑨当然,仍有部分论者沿袭革命思维,这在1925年底“联俄与仇俄”问题论战中至为明显。时已参加中共工作的陈翰笙,于《联苏俄的理由》中坦陈:“即使他们对于外蒙有什么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可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忍其小而图其大,方才能成功。”论战主将之一、国民党左派刘侃元甚至提出,为革命成功,东三省亦可让日本“挪去”,此或可为中国“解决一重大隐忧”:“失去一东三省,能救出其余十九省,失去一两千万同胞,能救出三亿七八千万同胞,并不算得不偿失。”lv依此类推,失去一蒙古,又何足惜哉。

蒙古问题首先是外交与国内民族问题,进而演变为要不要“联俄”之重大政治问题,实际成为国人了解苏俄之重要窗口,也是亲俄派与反亲俄派、联俄派与仇俄派的分水岭之一。此一分流过程贯穿整个1920年代,进而对中国政局、革命与“反革命”、革命阵营内部“左派”与“右派”之组合及中国向何处去,皆产生不容忽视之影响。

“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
论战后期,核心争点逐渐移至“民族自决”之理论与现实问题。还在4月2日,李春蕃文章就指出,双方根本分歧就是:“一主张民族自决,一主张弱小民族不能自决”,这表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互相水火的”。他以为“,承认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可以决定他们一民族底命运。不管这民族是大是小,它若要和他民族联合,就与他民族联合。它若要独立,组织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宣布独立。其他民族,绝对不能干涉,应该让它自决。我们对于蒙古,也是这样。”①显而易见,李氏主张者即瞿秋白所言“绝对的自决权”。4月4日徐剑缘《卖国的罪案》直接指出:“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②由前文可知,指研究系之《时事新报》否认民族自决原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指责亲俄派纯以民族自决为借口,一意断送外蒙与苏俄,亦不乏偏激之嫌。互以“民族自决”相诘责,表明双方尚共具价值认同,只是各自所理解之含意,及阐释“民族自决”之话语系统相异。而此类相异之点,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问题。

4月8日《时事新报》记者按曰:“民族自决一语用于蒙古,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蒙古是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人翁之一,并不是汉族的藩属或奴隶。”五族人民同样受困于军阀,不能享有主人地位,民族自决论者总是假想蒙族受虐于汉族“,其结论自然完全是狗屁不通了”。③随后中华书局王寿昌撰文批评那些高唱民族自决的人,“简直是亡国奴的头脑”④。蓝孕欧亦不失时机,发表《再斥袒俄者》,指责李春蕃“看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便大放厥辞,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上去”。文章特别提到:“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俄人占蒙古,就是“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蓝氏以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中华民族”自决或中国自决,而蒙古与中华民族本属一族,并非“异族”。中国各地言语、风俗均不同,不能以为异族之标志“,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他还借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说明提倡民族自决,是指团结中华民族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⑤李春蕃随后反驳道:“帝国主义者”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是“国家自决”。其实“,民族和国家,是有分别的”,蒙古民族与汉族决不是同一民族。⑥

至此,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复细化为如下子命题:其一,通常所谓“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民族自决)”中之“nation”,究指“民族”抑或“国家”;其二,蒙古是否系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是否有“绝对的自决权”。

“中华民族”一词在当时已成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之主流思想,孙中山也曾对合满汉蒙回藏等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之“五族共和”思想不断阐发。“中华民族”概念,实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2state)建构之产物,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提法完全一致,只是斯时内化及近代化之程度不及后者。蓝孕欧否认具有悠久历史之蒙古为一民族,已趋另一极端,映射出国家主义蒙古观在理论上之缺陷。以蒙古为独立民族,作为蒙古独立之根本依据早经提出。至少在1922年9月《,向导周报》就刊文认为“:蒙古在他的经济和文化方面,样样与中国截然不同,他自成为一种民族,是毫不容疑问的事实。”即按资产阶级所唱的老调“民族自决”,蒙古人民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利。①此类认识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者之间,国民党之相当部分亦视为正论。1926年11月《觉悟》杂志刊载彭十严文章说:“蒙古以历史,宗教,性质,习惯,语言文字无一不与汉族两样,我们断不能说她不是另一民族。”如主中国民族(即汉族之通称)自决,就无理由说蒙古民族不应自决。②显然,急进派之推论与国家主权严重冲突,曾友豪在论战中就提出:若以风俗、制度不同主张蒙古分离,中国各地又何尝一致,是否应照民族自决原则“将中国分为几千百国”?③是“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这一争议本来就贯穿于欧洲数百年之国家主义运动。欧陆民族国家之建构不过两种形式:一是“一民族一国家”模式,一是多民族国家模式,且后者居绝对之多数。前者既为一理想之类型,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者多肆力鼓吹,并往往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之利器。沙俄曾标榜“民族自决”,企图以泛斯拉夫主义瓦解、吞并波兰。1866年恩格斯尖锐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俄国试图通过偷换“民族自决”中之“民族”概念———将nation偷换为nationality,以实现其泛斯拉夫主义之梦。④准此而论,将民族自决应用于蒙古,至少有以nationality偷换nation之嫌。再如,威尔逊与列宁均曾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⑤,然威尔逊之论不过门罗主义在20世纪之延伸,目的是适应美国之世界扩张。⑥

列宁强调“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⑦,但其自决之中心目的,是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之建立与巩固。迨1920年,斯大林即宣布鼓吹国内民族分立,就是“反革命的企图”⑧。因有论者曰:民族自决对苏俄来说并非“目的或理想”,而是“借着‘民族自’以达到‘世界革命’的目的”。⑨应该说,中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民族自决”原则,乃是列宁“民族自决”思想之重要来源,后者虽经阶级斗争理论的改造,依然面临难以克服之困境。正因如此,越飞强烈反对在蒙古推行“民族自决”。他坦率指出:“必须承认,从革命的对外政策的角度看,民族自决原则把那些特殊的教条变成莫大的错误。我们很清楚,这一原则根本不是我们的,而且,它实质上同阶级原则大相径庭。我们把它当做自己的口号,并非出自原则性的思想,而是出自策略和宣传鼓动的考虑。”①

早有学者指出,种族、民族、国家、政邦四者“,向为中西学术界及政论上最易滥用之名词”,对付此种外国名词,必须斟酌特殊情形,由译意确定译名。②"nation”兼有“民族”与“国家”双重含义,及“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思想传入中国,“民族”与“国家”之混用、滥用、曲解、误读更有过之,蒙古问题之争议旷日持久,重要根源即在文本来源缺乏严密性与确定性,以及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激烈斗争。因而,李春蕃在总结此次论争时说:“这次曾友豪和施存统所引起的蒙古问题的论战,是‘北京军阀的奴才’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对北京军阀’的民族自决主义者的冲突。”③

论战之中,亲俄派对论敌抬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不以为然,并以国民党一大所规定之民族自决原则为据,反制对方言论。诚然,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族自决之表述,颇易令人误解:一面承认中国各民族之自决权,一面强调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决。④中共多从民族分立权方面理解,而国民党右翼多强调在五族共和前提下自治。据报载,张作霖曾致电孙中山征求对中俄交涉意见,孙电复曰:其事关国体者,当力争。”⑤此所谓“国体”,即国家主权。4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发《革命党与蒙古》,明确表示:“革命党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的革命党,断不肯抛弃蒙古。”⑥4月3—11日《,广州民国日报》连发4篇专论,抨击苏俄及无条件承认苏俄运动,在外间视之,无异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之代言。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文曰:“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⑦施存统13日发表《蒙古问题争论之结局》,表示不愿再战。⑧国民党高层态度之趋于明朗,显然是影响论战之关键性因素。同时国内舆论之逆转,亦为促使亲俄派偃旗息鼓之重要原因。蓝孕欧也见好即收,发表《斥袒俄者之末次》。该文直陈世界大同实现之前,中华民族应该保持主权,不可“以国家殉主义”。施存统等作为国民党员,在蒙古问题上之主张显然违背国民党党章之规定,也与孙中山民族主义背道而驰。⑨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华民族自决还是蒙古民族自决问题,国民党内长期存在分歧和表述混乱,游离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复因该党在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中之支配地位,此种双重诠释对蒙古问题之长期复杂化,存在深刻影响。

邹鲁曾透露,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鲍罗廷即于北京召集国共两党及蒙古要人,会议独立事。席间鲍“无非引总理民族自决之言,希谅解外蒙之独立”,邹则“据总理民族自决,合组国民政府及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之言,拒其独立”。席散,邹私语戴季陶曰,外蒙表为独立,实苏俄欲其为附庸。戴季陶顿足答曰:“中国人自了中国事足矣。”lu在这位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那里,外蒙俨然外国矣。1926年12月,戴季陶在国立中山大学演讲“三民主义的国家观”,主张对蒙藏之独立运动“,不特许可他,还应该赞助他,应该尊重他,这个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有这样处置的必要,就是在事实也必须如此”。他批评国家主义者只有一半的道理,即“一半要自己独立得到平等,还有一半是不要人家独立,不许人家平等”。演讲中还提及,国民党一大期间,许多同志均认可必须承认蒙藏之独立运动。①至少国民党左派之蒙古观,带有浓厚之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对待蒙古问题之首要基准,似乎就是“平等”与“自由”,主权或在其次。1928年,陈公博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中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蒙古和西藏要求独立,我们也是承认的。”若俄人援助蒙古独立,系以蒙古利益为前提,其自决似无不可。②蒋廷黻在1933年还说:“外蒙古问题是苏俄帝国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冲突。”③至二战结束之际,在斯大林欲强取蒙古时,蒋介石还声称:“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但今日俄国之要求,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④

告别“自决”:民族学之反思
蒙古问题发生时期,适值中国民族主义之发达期。不过固有思想尚未形成严密之系统,且十之八九为种族观念,故民族主义之发达,多因西洋思想之输入,中国民族学(当时或称“人类学”、“民种学”、“人种学”等)亦赖此酝酿发育。论战过程中,民族理论之捉襟见肘,基本概念之似是而非,尤其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之反差等问题,可谓毕现无遗。清末立宪派与国粹派就满汉关系所作的论争,堪为近代中西民族理念之首次大整合,卒使颇具激进倾向之“排满兴汉”、“一民族一国家”大行其道。及民国成立“,中华民族”“、五族共和”之说复风行国内,而蒙藏等族、知识界之部分,仍以自由主义“民族自决”与之反对。外来民族自决理论与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国家主权之矛盾,遂成中国民族学臻于成熟之相关因素,而蒙古问题则成为“民族自决”中国化之重要转换中枢和民族问题学术制高点之一。

尽管直接间接参与1920年代蒙古问题讨论之个人及组织,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及所属派别不同,但大抵尚能遵循各自或共同之学理与逻辑,从而使民族理论与蒙古问题讨论之互动成为可能,而论争本身即当时国内诸民族思想交锋、汇集之地。共产主义者对蒙古问题之见解偏于理想和革命,三民主义之蒙古观失之于汗漫游移,研究系知识分子之持论虽多立于国家主义,然缺乏深厚连贯之学理支撑。而国家主义派在知识界之崛起,为解决“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提供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思想学术资源。自1923年始,国家主义运动开始异军突起。1926年吴文藻指出:“国家主义大有驾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二者之上之趋势。”⑤1929年6月陈启天曾提到:“经过六年间的努力,直接受我们的影响的至少有十万人,间接受我们影响的更不计其数。”⑥

具体而言,自由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所以在蒙古问题上聚讼纷纭,就学理一层而言,首先是对“民族”与“国家”之概念解读不同。或者说,他们在此问题上之分歧,最终在形而上之层面,表现为对此等概念及其关系之不同阐释。四者虽兼及精神与物质因素,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中共之“民族”范畴,多缘自列宁、斯大林之相关思想,强调客观物质因素,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①。譬如在蒙古问题讨论中《,向导周报》即发表《从经济的视察不单是援助蒙族独立》,强调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政治,勉强把经济程度与汉族不同的蒙古,置于同一政治制度之下,就是违反民族自决精神。②

如前所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一度居国内民族思想之主流。他对“民族”与“国家”之界说为,“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并将造成民族之五原因依次排列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③纯以“王道”处理国内民族之离合,似符合自由、平等之准则,国家主权之强制性却因以减杀。他对民族形成之解释,总体而言侧重于物质层面,然将血统视为首要因素,显有可议之处。在相当部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看来,以人种与血统为民族识别之首要标志,直是神话而已。④孙的民族思想为国内民族之分立,至少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⑤齐思和曾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主要缺点,是忽略了种族与民族之区别。民族之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种族则是物质的、具体的。所谓满汉蒙回藏的说法,是以种族划分之结果,期间不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种族问题既虚无飘渺,则应提倡组织民族主义之国家。⑥
国家主义派在传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上之贡献,向被忽视。1925年7月,胡国伟通过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考察,发表《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文章论证了“民族纯一”本非立国之条件,合五族而成一共和国家“,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民族自决”之意义,决不是教各国中之各民族分裂,其正确含义应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因而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反对蒙古独立。⑦诚然,威尔逊鼓吹一民族一国家,绝非要美国数十民族四分五裂;列宁之民族自决,亦非鼓励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维埃联邦。不过胡氏之论,更多的是经验与现象之总结。

国家主义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及法国年鉴学派之影响,在民族、国家学说上之发明,实为其学术思想之重心。其中李璜致力于“民族”、“国家”等基本概念之“正本清源”,以证激进民族自决主义之非。他提出“nationalisme”应译为国家主义,但却被国人误作“民族主义”。若将它译为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me”就不应译为“国际主义”,而应译作族际主义。故依西方nationalisme原则,对共处于中国之蒙藏各民族,便不赞成分离。⑧李璜注意到概念误用乃至偷换之危害,却忽略national2isme确有“民族主义”的含义,李的观点显然并不严密。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威尔逊“一民族一国家”之说被视为民族主义之要义,已是不争事实。面对此一悖论,李氏只能避而不谈,但称威尔逊之主义“与国家主义不同”。按西方主流人类学观点“,民族”为文化及精神之范畴“,国家”则为政治之范畴,将“nationalisme”译为国家主义,反不如“国族主义”或“族国主义”精当。欲完整解决上述问题,显然有待民族学上之深层探讨。一般以为,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吴文藻在美发表《民族与国家》,标志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之创立。遗憾的是,早年吴氏乃一国家主义者①,其《民族与国家》亦为国家主义思想之结晶,则鲜为人知。该文虽属学术研究,却系针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主义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之争议,以及国内民族自决问题而发。吴文藻从种族、民族、国家、政邦概念之源流入手,借用柏伦知理、吕南、席满恩等人之人类学、民族学成果,说明民族与国家为“文化上及心理上之概念”。文中主要观点多与醒狮派相通,且反复引用该派论述,表明国家主义派之相关研究已充分融入其中。

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生物有机体,不但有其形质,更重要的是有其“灵魂”,可谓醒狮派之共同倾向。②吴文藻批评孙中山客观民族说中之五成因“颇有疑问”,以王道之自然力及霸道之武力,作民族与国家之分界,与费希特之唯心论“同为一种玄谈”。他赞同吕南否定种族、语言、公共利益、地理、历史等物质因素,为种族之最后判断标准,强调民族、国家之本质即是“文化精神”,亦即醒狮派常言之“国性”及“民族性”。文章虽非专对蒙古问题而论,然其理论明确昭示:国内民族特有之种族、地理、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生产方式,难为民族分立之理由。“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更具思辨意味的是,吴氏提出,就“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团体生活之丰厚浓度”而言,单民族国家远不及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自马志尼、密勒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以来,理论辄易掩饰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此乃思想界混淆之所由起。”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缘自弱小民族之反抗运动,复有仁人志士主持公道“,发表一种愤世之良心主义”。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竟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益其思想之混乱也。”③

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为20世纪西方民族学主要课题之一。可以说,中国民族学之成立,与破除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理念,并创造性提出“多元一体”构想是同步进行的。有论者指出,吴文藻对中国民族特性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之反思,为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替代性观点”④,其《民族与国家》“,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⑤。国家主义派将反对蒙古独立,拥护“五族共和”及捍卫五色国旗列为主要政纲,透过其理论上之表述,可清晰看到1920年代的蒙古问题之争与国家主义学说之间的完整思想链条。尽管反对蒙古独立者不必为国家主义者,然其蒙古观却多具国家主义倾向。国家主义派之思想学术,虽不免捉襟见肘之处,却以政治保守主义姿态,提供了解决蒙古问题之现实思路。

辛亥以还之蒙古问题,由边政、外交问题逐渐演变为国内政局及舆论之焦点,进而延伸至学术前沿。它不仅受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民族自决”理念与中国民族关系现实之严重缠绕,还受到国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消长之制约。

在众多矛盾中,主权与革命为其主要矛盾。简而言之,蒙古问题所以从舆论视野之边缘,进至国内问题之中枢,厥有三因:其一,蒙古问题乃中俄复交之首要障碍,国人在高度关注中俄交涉之同时,不能不将视线移向长期被漠视之蒙古问题。其二,苏俄作为影响1920年代中国之最大国际因素,其对蒙古问题之介入,使之成为国人认知苏俄的重要窗口。亦即它是国人对苏俄态度发生变迁、分化之最直观、最敏感,亦为最大之刺激因素之一,在由世界主义向国族主义转变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其三,晚清民初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之关键时期,随天下主义之式微及民族主义之勃兴,近代国家意识逐渐浓厚,蒙古问题亦不可再掩。

自1920年代后期,中国主流民族思想逐渐告别“自决”。北伐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权强调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不再提各民族自决,更不容其独立。①抗战爆发后,中共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构想,虽仍具若干理想色彩,言及“自决权”,然不再提“分离权”。②及中共执政,周恩来明确宣布,中国不再采取“民族自决而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③。从“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想,知识界从蒙古问题此一特殊个案之论争和反思,发散至一般民族学问题,其在思想、学术及外交、政治上之意义,值得学界关注。
〔作者敖光旭,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教授。广州,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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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见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55页。
②1924年蒙古教育界人士郭道甫强调:“现在欧战已息,其足为世界最大问题者,厥惟太平洋问题,但太平洋之问题在中国,而中国之问题,尤在蒙古??如不设法将蒙古问题解决,则将来世界第二次大战争,蒙古或为其导火线。”《欢迎蒙古教育代表纪》,1924年7月26日《时事新报》,第3张第4版。
③白云梯1924年特别指出,中国“惟对于蒙藏问题,不独尚无确实之准备,即对于蒙藏问题之真相,犹未彻底明了。故十年以来,国人对于蒙藏问题,忽而张皇失措,不知所归;忽而忘诸脑后,视若无事。”白云梯:《叙》,郭道甫:《蒙古问题》,出版者不详(藏中山大学图书馆),1934年版,第1页。

①张启雄文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第259—291页。此外,朱源《民国以来华人国家观念的演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编印,第1—36页),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37—66页)之相关研究,对本文颇有启发。
②郭道甫:《蒙古问题》,第39页。
③至欧战前后中日俄三国在蒙势力之消长,参看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45—46页。另参见Sow2ThengLeong,Sino2SovietDiplomaticRelations,1917—1926(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
1976)第9章China’sLossofOuterMongolia,pp.162—180。
④曾友豪:《外蒙古问题》,1924年3月15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⑤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①巨缘《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向导周报》第57期,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2集,1927年版,第454页。
②《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③吴文藻《蒙古包》(1934年)《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④王勤:《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第54页。
⑤燕树棠《蒙古的政治》《现代评论》第7卷第169期,1928年3月3日,第2页。
⑥唯刚《俄蒙交涉始末》《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3—5页。
⑦王勤:《蒙古问题》,第46页。
⑧李毓澍:《从蒙共六十年来演变对外蒙现况的探讨》,台北,“蒙藏委员会”1985年版,第1—2页。
⑨Korostovetz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页。
10.陈崇祖:《外蒙近世史》“自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
11.曼仙:《外蒙民族运动与日俄阴谋》,1929年6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4版。
12.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0页。
13.柳亚子强调:“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语言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语言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8年版,第814页。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57页。
②该文云:“蒙古者蒙古人之蒙古也。有独立之历史,独立之人民,独立之土地,又有独立之言语文字,独立之风俗习惯,独立之宗教政治。特缺独立之统治权,不能与世界各国互相酬酢耳。今谓与中国有密切之关系则可,谓中国之蒙古实不可也??汉族人士欲效掩耳盗铃之计,提倡五族同化论,以欺世人。即以蒙古为中国之领土,以遂其用名谊灭亡蒙古民族之心,其误更甚。”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3—44页。
③文章曰:“今者中华烈烈健儿,衮衮诸公苦于满清之专制,激于帝王之淫威,不惜掷头颅绞心血以推倒清室,组织共和国体。独于我蒙古不但未尝提及人民,反尊加王公之特权,以固其专制之势。又从而策封爵位,以招来之攘取蒙古固有之土地权,以为汉族之殖民地,而美之以与内地一律待遇之名词。甚至专重汉文汉语,以消灭蒙古固有文字言语。呜呼,以此而言五族共和,且倡言中华民国有利于蒙古者,其欺天乎欺人乎?惟欺我无识之蒙古耳。”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7—48页。
④参见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提交香港浸会大学主办“孙中山学术会议”,2005年12月。《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⑤《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⑥梁启超:《叙》,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页。
⑦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⑧君宇《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周报》第42期,1923年9月30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1集,1924年版,第319—320页。
⑨国焘《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向导周报》第8期,1922年11月2日《向导汇刊》第1集,第68页。

①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②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1924年3月28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③详见敖光旭《革命、外交之变奏———中俄交涉中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之变迁(1919—1924)》(待刊稿)。
④《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附录》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29页。
⑤《加拉罕之中俄外交谈》,1923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6版。
⑥李璜《对俄问题的我见》《晨报·社会周刊》第3号,1925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编《晨报副刊》第10分册,1981年影印,第12页。
⑦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473页。
⑧《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1920年4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13版。
⑨AllenS.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1917—1924(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4),p.254.
10.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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