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蒙古人与蒙古游牧世界

孛·额勒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陷入战乱，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后来成为蒙古国东方省、肯特省北部重要居民。另一部分，当黑龙江以西成为红军白军的战场时，随着打败的白俄军队和百姓投向中国，为躲避战乱，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始向千百年来一直保持游牧生活联系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徙，经过与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协商，被安置在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流域，新编一旗，从此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
　
１９３０年，布里亚特首领仁钦道尔吉率两批共１０００多人口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迁入锡林郭勒草原，建立第二个布里亚特旗；这部分布里亚特蒙古人后卷入国共战争，颠沛流离，许多人还曾远赴甘肃、青海，于１９４７年，剩下的７００多男女返回锡尼河草原的故乡。日据满洲国时代，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曾三次越过大兴安岭，到今天兴安盟、哲里木盟生活居住。第一次是

１９４０年初，满洲国兴安军上校丹巴率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３０００多只牲畜，到今天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居住。第二次是１９４２年，满洲国兴安军上校苏德那木等率领７０余富裕布里亚特牧户，赶着１．５万多只牲畜，越过大兴安岭，到现在的通辽市扎鲁特旗北部的霍林郭勒流域驻牧；此时，先期抵达杜尔伯特的丹巴上校所率的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闻讯，也西迁霍林郭勒流域，与苏德那木上校所率人马会合。第三次是１９４５年６月，共有１７０多户、７００多人赶着５万多只牲畜翻越大兴安岭，也来到扎鲁特旗霍林郭勒流域，与先期抵达的两批布里亚特蒙古人会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当中，大批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族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与镇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巨大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当政下，被迫害者得到平反。同样，迁居入蒙古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其知识分子，在１９３７年遭遇了乔巴山元帅发动的肃反运动，经受莫大摧残，后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影响下，被迫害者陆续得到平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内人党”案，也波及到锡尼河草原，许多布里亚特蒙古族知识分子身心受到摧残，民族文化饱受打击，“文革”结束后，被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布里亚特蒙古人作为蒙古族的重要一支，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蒙古民族内在精神追求的体现。蒙古游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也会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蒙古游牧世界的完整性，既体现在蒙古人的物质如草原、畜牧业、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在蒙古人的精神如宗教、信仰、文化、审美追求之上，更体现在蒙古人延续至今的部落存在方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随着全世界蒙古人应对不同挑战的加剧，蒙古人的部落存在方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长期存在下去，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和挑战，如何在传续这一部落存在方式的同时，又要加快全世界蒙古人的普适性特征，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任务，也是每一个蒙古子孙时刻牢记并贯穿终身的信念。我们知道，拯救的条件可以有外部的，更离不开内部的。只有将来自祖先的精神与我们当代面临的问题水乳交融地结合，将远古的辉煌与现今世界的挑战完美地融会，只有在不同的文明压力与生存环境中，找到我们全体蒙古人民共同的道路，蒙古游牧世界万千年来的存在，才会成为未来全人类各文明当中具有无限活力的一部分。
　
布里亚特与蒙古游牧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实还是一个从局部发现整体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后代，为解决这一问题和挑战，在更美好的未来，会找到一个更符合人性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