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忽必烈的四位妻子都是蒙古人

忽必烈念念不忘他既是中国君主，又是蒙古人的大汗，同时也是蒙古控制之下其他非汉人地区的统治者。因此，面对汉人，他必须表现得像是一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但是他又不能采纳太多中国风俗习惯和信仰，担心因此触怒保守派蒙古人。忽必烈在选择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方面不得不走钢丝。作为蒙古大汗，他需要继续奉行他的游牧先人的风俗礼仪，并遵守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追求大一统的君王，他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帝国境内某一种文化(即汉文化)的范围之内，相反，他必须对不同地区的文化一视同仁，认可他们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哪怕这些地区仅仅是他理论上控制的区域，他也必须这样做。忽必烈竭力避免被汉文化吞噬掉。他防止同化的一个方法是把蒙古人和汉人严格区分开来。他的政策旨在保护蒙古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虽然他和以后的大汗有时会让蒙古公主与外国统治者结婚，但是他们一直试图限制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他尽可能不让汉人学习蒙古语。作为中国皇帝，他继续持守儒家礼仪、节庆以及祭祀等。实际上，他指派他最亲近的密友之一安童，和其他高级幕僚一道，审查和选择可以在他的宫廷使用的汉人礼仪规范，但他却一再试图限制举行这样仪式的开销。

在政府管理问题上，他把他自己的习惯做法和那些汉人传统区别开来。科举考试被废除了，因此切断了知识精英进入官僚阶层最传统的途径。汉人一般不能担任地方监临官(蒙古语叫达鲁花赤)。中国的财政管理权也掌握在非汉人手中。一些学者认为，元朝政府管理方面的这些变化可以证明，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所采用的制度更加专制独裁。他们断言，元朝使用暴力和体罚解决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这种看法认为，皇帝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因为没有独立的文职机关限制他。朝廷中暴戾残忍的军事气氛较浓厚。监察官员遍布全帝国，作为间谍监视着官员的一举一动。一些蒙古皇帝，包括忽必烈的直接继承者，曾鞭笞他们的高级官员，这种羞辱是以往朝代的官吏所未曾遭遇过的。但是，做出这些指责的学者没有提供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蒙古人的确开启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更加专制和更加残暴的时代。而初步研究和证据所显示的情况却似乎和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元朝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比以往朝代更加专制。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似乎实际上是自治的。因此，元朝的专制主义问题至少是有争议的。同样，将暴力行为的增加归罪于蒙古统治很难得到证实，因此这种观点也将面临挑战。以往的(即汉人)皇帝也曾虐待他们的下属官员。因此鞭笞和虐待官员并不是突然在蒙古时代才出现的。忽必烈的确努力把蒙古人和汉人区别开来，以此保存蒙古风俗习惯，同时防止汉人官员控制政府。一些人可能因此对忽必烈提出了批评。

忽必烈还采取积极措施保存蒙古礼仪和风俗，这主要表现在定期举行的蒙古传统仪式上。每年八月，在离开上都前往大都度过秋冬之前，他都会举行酹洒马奶的仪式。这种仪式由四个萨满共同主持，据说能保证来年的好运气。牺牲则包括马和羊，仪式中要祝天，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酹洒特殊的马奶等。忽必烈以此表示对其祖先的敬仰，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有好运气。每年年末举行的仪式则是为了驱走他们的坏运气。致祭者向一个稻草人和稻草狗射箭，前者代表蒙古人的敌人，而狗则是一个吉祥符号。然后，萨满为人民的幸福和解除人民的痛苦而祈祷。当皇室成员生病的时候，病人就会被安置在一个帐篷里，每天用两只羊献祭，直至病人康复为止。在忽必烈出征作战之前，他会酹洒忽迷思(马奶酒)祭天，祈祷上天帮助他战胜敌人。萨满则念咒祈求上天护佑。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一直坚持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奠山川和林木的仪式。忽必烈经常性地使用萨满致祭，显示了他坚决维护蒙古传统的态度。同时，他也鼓励举行佛教和儒教仪式，甚至有一次曾向一位高丽萨满请教。

忽必烈对蒙古传统习惯的坚持还表现在实质性的方面。蒙古妇女保留有自己的权利；她们没有采用中国的缠足风俗。许多蒙古人继续穿着本民族的毛皮服装，当然，忽必烈也经常穿一穿典型的中国皇帝服装。每年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开始，都要举行豪华盛宴，宾客们几乎吃喝无度，也让人回想起游牧人的庆祝方式。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数以万计的客人出席了这些持续时间颇长的庆祝活动。马可·波罗提到的所有食物都是肉，显然忽必烈及其扈从依然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习惯。从客人消耗的大量酒类来看，早期蒙古人中盛行的酗酒习惯在忽必烈时代仍然盛行。

对狩猎的迷恋也许是忽必烈坚持蒙古生活方式最显著的标志。忽必烈把狩猎季节从秋季改到春季。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狩猎时总是有受过训练的狮子、豹子和猞猁伴随，他用这些野兽追猎野猪、野牛、熊以及野驴等等。他还带着五百只鹰隼抓捕天空的飞鸟。大批鹰户、猎户和士兵作为扈从参加了忽必烈的狩猎活动。忽必烈自己总是“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置金锦，楼外覆狮皮……大汗恒为痛风所苦，故每放鹰隼皆居于此楼，……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

忽必烈在个人生活中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的四位妻子都是蒙古人。但他的性伴侣并不限于他的妻子。他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后宫，马可·波罗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鞑靼有一部落名称弘吉剌，其人甚美。每年由此部贡献室女百人于大汗。命宫中老妇与之共处，共寝一床，试其气息之良恶，肢体是否健全。”总之，即使选择性伴侣他也坚持一定要蒙古女子。

忽必烈制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保护了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某些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竭力维持文化多元性。他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至于他的宗教政策，忽必烈面对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表现。对蒙古人来说，他是他们民族传统的坚定守护者。他参与狩猎，只娶蒙古女人为妻，并努力保持蒙古人的婚姻价值观。对汉人来说，他则充当了艺术赞助人的角色。他给一些汉人画家、陶瓷工匠以及其他工匠发津贴，给予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按照自己民族传统进行创作尝试的自由。他经常自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唐太宗，因为他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联系将会改善他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对于他的帝国的其他地区来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赞成采用一种世界通用文字，并鼓励外国工匠在中国发展。他在元代文化中激发出来的世界主义无疑增添了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