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额济纳黑城舍利塔 -- 科兹洛夫和《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科兹洛夫梦寐以求黑城
科兹洛夫出生在俄罗斯顿河边上的一个小镇。188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酒店工作的科兹洛夫结识了他崇拜已久的世界著名的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对所尊敬的普尔热瓦尔斯基问话的回答，表现出的富于幻想、勇于追求、不怕困难的精神，受到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器重。很快，18岁的科兹洛夫就被普尔热瓦尔斯基吸收到自己的中亚探险队中，开始了他的探险生涯。1886年，俄罗斯探险家波塔宁到达额济纳河谷，从土尔扈特人那里听说黑城曾出土遗物等情况，确认黑城遗址的存在，并将这一信息载入他的考察报告《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与中央蒙古》。

黑城的蒙古语叫哈日浩特。元朝时称亦集乃城。该城东北角为西夏时期的黑城，外国人习惯叫它黑水城。科兹洛夫读了波塔宁的书后，不知何故，对黑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想到黑城进行探险考察。1899年，科兹洛夫亲任队长到中亚进行探险。他将考察队分成三组，其中一个组到达额济纳河谷地，多方打听黑城的消息，而当地的土尔扈特人否认有任何古城的存在，使科兹洛夫寻找黑城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这次在黄河河源地区的考察非常成功。1905年，他这次考察的多卷巨著《蒙古与卡姆》在圣彼得堡出版发行。他因这次考察而获得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还被推选为这个学会的名誉会员。

科兹洛夫似乎是个天生的探险家，他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中亚地区的神秘使他不得安宁。1907年10月，他在俄国政府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又开始了“蒙古四川考察”。这是他的第六次中亚地区探险考察。考察的任务为三部分，一是顺路考察蒙古中南部，二是青海湖，三是四川西北部。由圣彼得堡经莫斯科、恰克图、乌兰巴托进入蒙古南戈壁地区时，他寻找黑城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当进入扎萨克图汗盟后，便向这个盟的王爷打听哈拉黑城的情况和去额济纳河的路线。他的真诚和热情及丰厚的礼物，赢得了王爷的信任，王爷悄悄地告诉了他黑城一些情况，并祝他一路顺风和发现有趣的事物，但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说出是王爷提供的情况。为了他顺利到达黑城，王爷还给他派了向导和骆驼。1908年3月上旬，考察队到了额济纳河下游的苏泊淖尔湖畔。土尔扈特王爷达希贝勒派出当地最好向导巴塔给考察队带路，3月19日，科兹洛夫一行14人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黑城。

科兹洛夫考察队从西门进入古城废墟，在城中央扎下营地，不到一小时，便开始测绘和挖掘工作。他们观察和研究了城墙、街区、道路、佛塔和一些建筑废墟，测量了海拔高度和地理坐标，绘制了大致布局的平面图。他们挖掘了不少建筑遗址。其中在一些小店铺遗址中挖掘出许多生活用品、贸易物品、祭祀用品、铜钱和纸币、瓷片等。在城西南部的小庙遗址挖掘中，科兹洛夫对出土的条砖和方砖很感兴趣，其中搜集了7公斤条砖作为样品运走。

在东北部的一个废墟中，科兹洛夫挖到了画在一块约长宽七八厘米布上的佛像，激动得全身都有“惊喜的感觉”。他们接着还挖出了一些金属制造的小碗、一些西夏文字手稿的碎片。作为已有丰富经验的探险家，科兹洛夫对此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是研究当地的历史文献。更让他兴奋的是在一座佛塔中，找到了3本古书、30个有西夏文的本子和一幅“阿弥陀佛现身像”，还有一些小的雕塑佛像。特别是“阿弥陀佛现身像”，保存良好，色泽鲜艳，非常珍贵。

他们还挖掘了另一座佛塔和城西北角他们认为是将军寓所的等一些地方，挖出了一些工艺品、念珠、硬币、佛像眼珠、波斯文手稿碎片、用泥做的小佛像和小佛塔、秤砣、锤子等。其中在一个遗址中出土的波斯文手稿碎片，后来经科学家研究竟是著名的《七个圣者》的片断。他们在这里挖出的文物整整装了10个邮箱，在即将离开遗址马上拆营开拔的时候，有一个自愿前来帮助挖掘的喇嘛，从商贸大街一座房子附近挖出整整一套元朝纸币，大小规格不一，都盖着红印。考察队把这一无比珍贵的纸币装入最后一只邮箱。3月30日，他们便拔营经阿拉善衙门所在地定远营，向下一个考察目标青海湖去了。

在黑城挖掘期间，科兹洛夫与额济纳旗扎撒克达希贝勒之间相互进行了拜访，相互款待，并且赠送了礼品。科兹洛夫利用和达希贝勒的良好关系，通过蒙古驿站，向乌兰巴托寄了几个包裹，其中有一些信件和佛像等。他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报告了发现哈日浩特废城的事实，希望俄国科学家尽快进行研究，他迫切要知道这个废城的时代和当时的居民情况。后来，他把10个邮箱也寄回国内。

发现“辉煌舍利塔”

科兹洛夫在对青海湖及沿途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1908年12月7日，于青海省贵德收到了圣彼得堡来的邮件。其中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来信告诉他，包括俄国科学院在内的圣彼得堡科学家都高度评价考察队在哈日浩特的发掘成果，认为哈拉浩特是西夏王朝的首都遗址，有彻底挖掘的必要性，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哈日浩特上，建议他放弃四川西北部的考察，返回戈壁沙漠对哈日浩特这个死亡之城，继续进行补充性考察。信中还告诉他，对哈日浩特下一步的挖掘，不要怕花时间和精力，也不要吝啬金钱。

俄国地理学会的来信使科兹洛夫十分高兴，一方面，他为在哈日浩特的发现如此重要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为不去四川免走那条土匪出没的危险之路而高兴。他改变了原来继续考察四川西北部的计划，带领考察队在青海高原上的藏族区考察，其中考察了拉卜楞寺。1909年3月10日，科兹洛夫离开西宁，经兰州北返哈日浩特。

1909年5月22日，科兹洛夫率考察队一部分人员参加的有11峰骆驼的队伍，再次抵达死城哈日浩特。他们在这之前经过阿拉善衙门所在地定远营时，科兹洛夫把考察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重装，带着前段时间考察收集的物品，直接经乌兰巴托回国；一部分轻装，由科兹洛夫带领，直奔哈日浩特。这次，他还是把营地扎在哈日浩特城的中心，同时与额济纳旗扎撒克达希贝勒联系，重叙友谊。达希贝勒帮助他雇用了一些当地人从事挖掘，还雇用一些牧民每天从额济纳河谷地往工地用骆驼运送水和羊等。这次挖掘的人比上次多一倍以上，用的东西自然要多许多。

这次挖掘几乎是遍地开花。科兹洛夫用“工具磕碰发出声响，到处尘土飞扬”来描述开始挖掘时的情景。考察队员和民工每天很早就起来挖掘，中午休息。当时戈壁沙漠中已经很热，他们测量城墙背阴处温度已达37摄氏度，地表温度已经超过60摄氏度。但是，挖掘的人们热情都很高，谈话的主题尽是挖掘的事情，晚上谈论白天挖到了什么东西，早晨预测可以挖出什么东西。科兹洛夫在这期间发出了一大批邮件，包括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和在俄国及乌兰巴托的朋友的信件，目的是让一些社会机构和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情况。

这次挖掘是科兹洛夫精心设计的系统挖掘，在俄国考察队员的监督下，民工不但对街道两边的房屋进行挖掘，还对他指定被怀疑埋有物品的地方挖掘，包括一些深井。但是，挖出的东西跟上次差不多，还是日常生活物品和祭祀用品，还有一些文稿、纸张、金属币、纸币等，没有让科兹洛夫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这些仍是无价之宝，只不过当时他还不认识罢了。同时，他还派俄国队员到城外的一些地方去调查勘探挖掘。

不久，他注意力放在城西380米处的一个佛塔上，把这个塔列入挖掘计划。当挖开这个约10米高的泥土建造的佛塔时，他们都被惊呆了。佛里面简直是一个文物库房，有大量的手稿、书籍、卷轴、铜佛像、木雕佛像、小佛塔 ，一堆一堆地放在一起，十分凌乱，在下部有20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佛像，面向图书和文稿，似乎在祈祷。在佛像下部，有用绸缎精心包裹的几本书，还有青铜佛像、小佛塔、雕刻画版。在塔中间有一具坐姿的人的骨骸。他们把颅骨带回圣彼得堡，人类学家维列可夫很快就认出是50多岁的妇女的骨头。根据科兹洛夫书中记载，塔里有西夏图书和手稿超过2000册，画在麻布、绢和纸上的佛像等画300多幅。其中有两件佛教题材的书画，他们打开后看得目不转睛，印象极其强烈和深刻，认为“妙不可言”、“无与伦比”。他们把这个塔称为“辉煌舍利塔”。巨大财富使他们忘乎所以，以至没有按照考古学的操作规范，没有对挖掘中的每一步都认真作详细的记录，而是把文物都混在了一起，给以后对哈日浩特的研究造成许多困难，有些本来可以搞明白的事情却成了难以解开的谜团。

在对哈日浩特挖掘的同时，科兹洛夫还派人对周围地区进行考察。到达的地方有额济纳河过去流向东北方向居延海的古河道、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屯田的绿洲和古代村落遗址。其中挖掘佛塔90多座。现在，黑城地区保存下来的佛塔都有一个圆洞，无疑大都是科兹洛夫探险队所为。他们从那里也获取了不少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价值连城

经过20多天挖掘，1909年6月16日，科兹洛夫结束考察队在哈日浩特的工作，组织驼队驮着挖出的无价之宝，从哈拉浩特西门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方经乌兰巴托回国而去。由于要带的东西太多，科兹洛夫把真人大小的泥塑佛像留下埋了起来，待以后再取。1910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新建的大楼里，展出了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及此次考察在青海等地的收藏品，引起轰动。科兹洛夫因此被晋升为上校，还应邀到沙皇所在的夏宫，用幻灯片和照片向尼古拉二世等讲述了考察探险的经历及收集的珍贵藏品。接着，他又获得许多荣誉，其中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和意大利地理学会分别授予他金质奖章，法国学术院也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他带回的来源于哈日浩特的收藏品，有3500多件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件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科兹洛夫的发现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并且直接推动了西夏学学科的形成和西夏学的研究。特别是俄国学者利用哈日浩特的出土文物，对西夏历史、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及研究力量有限，对黑城出土文书的研究，从总体上说只能算冰山一角。其他国家的学者由于手中没有黑城出土材料，只能靠俄罗斯学者刊布的一些材料，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1993年，经中国省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民族研究所所长、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先生协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签订了共同整理出版俄罗斯收藏的黑城出土文书合作协议。史金波等我国学者先后4次到圣彼得堡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将全部文书进行了叙录拍照。对祖国文化遗产颇具责任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筹资金现在已经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3卷，估计需要30卷才能出版完毕。其中有一部分俄罗斯方面没有登记的西夏社会文书，如借贷契约、户口簿、税收账目等。这次被发现并开始陆续整理出版，对西夏社会和黑城地区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而这些西夏社会文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仅有史金波先生开了个头。而这些文书出土的我区却没有一位可以释读西夏文的学者，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科兹洛夫在完成了哈日浩特的发掘报告和《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有的译为《死城之旅》)以后，便准备到西藏探险考察，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政府和苏联地理学会的支持下，科兹洛夫又开始着手到西藏考察工作。他亲自到北京办好了去西藏的通行证，达赖喇嘛也把通过进入西藏山口的“割符”送到乌兰巴托。可惜这次又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未能如愿，只好到蒙古地进行考古调查。在诺颜乌拉地区，他发现了匈奴首领的墓葬。挖掘出土的汉代的丝织品及动物纹的金属饰片等文物，反映了古代亚洲北方草原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等许多重要信息。这一成果又被原苏联专家认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926年，科兹洛夫在乌兰巴托设法取得了越过中国边境的许可，乘汽车横穿大漠，到达他割舍不断的哈日浩特。他在记忆中的地点，反复寻找当年所埋下的无比珍贵的佛像。但一无所获，不知是风沙改变了地貌，使科兹洛夫难以找到准确的埋藏地点，还是被其他人挖走或毁坏了。在印度新德里的博物馆里，有一只黑城出土的泥塑佛像手臂，是斯坦因捐献的。曾因盗敦煌遗书闻名世界的斯坦因1914年曾经到过哈日浩特，也盗挖了大量的文物。现在这些文物大部分藏于大英图书馆。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英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到黑城盗挖文物时，有一位曾经参加过科兹洛夫挖掘工作的当地人。斯坦因通过这位当地人获得信息将科兹洛夫埋藏的佛像挖出带走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到现在我们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希望这不是真的，不定哪一天找到这些700多年前无比珍贵的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