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蒙古，中共走狗是怎样诬陷蒙古人的

导干部精神腐败，评三书一刊   （齐巴托）

（一）缘由

最近，参加《锡林郭勒》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座谈会。锡林郭勒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学综合性期刊《锡林郭勒》杂志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于1980年创刊的，至今已有30年之久。可以说，纪念该刊30年是我盟文学创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对此次纪念会，盟委和行署特别重视，盟委委员、宣传部长田学臣、盟行署副盟长其其格出席会议，并由田部长做重要讲话。他认为：“文化品牌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发展文化事业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社会和谐，本质就是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没有和谐的文化，和谐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全面实现。”他反复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文学作品创作，指出牢记人民是文艺的母亲，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要通过作品来鼓舞全盟各族人民的干劲和热情。他最后号召大家要紧紧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动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会上，发放了专为纪念30大庆而编辑出版的三本厚厚的书籍和一期杂志专号（以下简称三书一刊）。
这三书一刊是对全盟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的一次总的评价和权威总结。所以，我回去之后，当回事地认真阅读了起来。但是，越读越感觉不对劲儿。其总结人员的文字水平之差，是惊人的。它哪像一个机关的工作总结和组织行为，简直就是一个个个人总结或说得严肃一点就是夸耀自我的个人行为，皆是一些以权谋私之货！真让人失望。
我说出来，大家谁都不会相信，连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三书一刊胆敢公开篡改党的方针、政策！它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篡改为“开门自由往来”，只讲开放，只字不提改革；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篡改成“百花齐放、专家讨论”！
现提出来几点意见，与大家讨论，请批评指正。顺便说明一句：该三书一刊都是公开出版物，都是以蒙古文为主的书刊。
一，《白乳之路》一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书中，有一篇原总编写的《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一文，是专门回顾一位“主席”或“大人物”而写的。本文题目《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就是22年前由这位主席题词的，是一个老黄历。
奇怪的是，主席？国家主席吗？哪个独立王国的主席呢。
据文中回忆，22年来他们在那位主席的亲自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主席的光辉题词“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的方向，实则把《锡林郭勒》杂志办成了那位主席及其麾下之人的“机关刊物”！
文艺要坚持“面向世界”的方向吗？
这位原总编是获得了与主席直接单线联系之大权的。他回顾道，22年之前主席给他题词“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指明了《锡林郭勒》杂志前进方向，扩大了眼界，指出把《锡林郭勒》作为“远征”的灯塔而前行！
哦，这我才悟出点端倪，他们的面向世界，就是一次或多次“远征”！
可我又糊涂了起来，他们“远征”到哪里去呢？莫名其妙！反正是要到国外，就无法知晓要到哪个国家。那位主席是真关心这位原总编的，他经常来电，亲切询问某某最近怎样，我专为你们三位祝贺，你们要加倍努力，来日方长呵云云。原总编也向主席保证：“我绝不辜负您的嘱托！”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们就会察觉，那位主席是十分关心蒙古文化的发展，想把《锡林郭勒》建设成一个重要基地和文化摇篮，还说原总编就是由那位主席派到该杂志的，无意中露馅啦！倒是从文中的点滴记叙里，可以见到蒙古国、布里亚特蒙古、卡尔梅克人等字样，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面向世界”、“远征”的目标之地吧。他们要取得世界范围的“文化胜利”。
另一位主席亲自栽培的原副主席高度赞扬《锡林郭勒》说，它是一面旗帜，它是一个喉舌，它是一句口号。因为这是《锡林郭勒》坚决执行了最高指示文艺“面向世界”的缘故。
原总编在文章末尾鼓起勇气来说：“我们对后代充满信心”。这后代，当然是指现任总编。据说这位现任总编也是那位主席培养和物色的人。对他当然要有信心了。已经退居二线的原总编最后叫嚷：“真的，锡林郭勒就像**主席所言、所想、所写、所努力，仍正在面向世界”！
总之，22年来《锡林郭勒》提出并落实“面向世界”论。而党的政策是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此书中又推出另一位“大人物”、原主席出面发号施令了，真吓死人！！！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他的一篇区区序言，便提出来了一整套理论，即“世界延长论”。
原主席的理论文章题目为《大延长之锡林郭勒***等等话语或心之乳》，作为此书序言，当然要理直气壮地放在书的头条。
序言开头便指出：“今天是昨天的未来。今天是昨天所建设的继续。”因此，原主席要讲的是要充分肯定他们在“昨天”如何在“主席”的领导下，怎样展望未来，怎样追求畜牧业头数，怎样实现了全盟牲畜头数“超一千万”，怎样与全盟“围封转移”战略相对抗的光荣历史。
毕竟是原主席或原副主席们嘛，十分留恋“原”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如果不大谈“原”事，今日连就坐主席台的资格或机会都没了。他们都是“大人物”，习惯于坐“主席台”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所谓主席、副主席之流，都是在政协任过正副职位或待遇的老家伙们，如今在政协连个办公桌都没了，不用说专车接送）
原主席理论文章《大延长之锡林郭勒》一文说：“万物全球化的开门之今日”，又是“开门”，要大开国门，继续高举“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的旗帜。
原主席毕竟是原主席，他要与编辑部主任（科级）相比，却有一些政治话语，他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联起来，发展了“面向世界”论，提出了“世界延长”论。
不过，原主席虽然是原主席，但是在政协混的原主席，其理论素质还稍稍差一些，本是想讲和谐的，反而他对当前和谐社会提出了众多疑问！他啰啰嗦嗦地讲道：“这样快速上加快速，所有旧的东西都要更新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正在形成的矛盾，把它用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这是重要的。这些矛盾在民族地区相对高一些，这肯定是真实的吧。这是因为，他们（指蒙古人）的有利于数百年来继承发展的自然社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在未来可留存发展意义的贵美的物质精神遗产，因在某些方面非常厚重，所以要注意必须无代价地保护之。这是应该负起责任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的到底是什么“矛盾”呢？他在前文已经点到过，就是在锡林郭勒开矿开发等问题。他认为如今的锡林郭勒，非今与昔比，但是不得轻视在发展过程中的新旧和谐、自然与社会和谐、游牧生活的和谐，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事情，在更高的水平上所需求。原主席的言外之意，是十分明确的，他还是让广大牧民走敖特尔，过游牧生活，逐水草而牧，发展自然经济，靠天养畜，追求牲畜头数，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发展畜牧业。因为那位主席和这位原主席们掌权的锡林郭勒牲畜头数超千万，那时哪有什么开矿之事呵！
原主席继续论证“世界延长”论道，“锡林郭勒盟发展趋势，今日已经进入全社会、全世界的视野之中”，此书的出版发行正说明将锡林郭勒的声音远送至世界见闻当中，因此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方针方向”，即诸如“开门自由往来”“百花齐放、专家讨论”“面向世界”“世界延长论”等等。
有了新的理论之后，原主席警告和教训全盟文学艺术家，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启蒙家，而当前在全盟文学艺术家当中存在轻视启发启蒙作用的现象。可是，他们已经“因此我们把锡林郭勒拿入了世界之大延长之中”。
也就是说，我们在无动于衷，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不理解他们在主席和副主席们领导下，在干什么；不保持与主席们政治上的一致。
其实，他们在干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他们的所谓“面向世界”“开门自由往来”，就是要到国外；目前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国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时刻也不想当中国国民了。
他们是一帮以同乡为主将的小集团。所谓“主席”这个称谓，是及其不科学的。主席（白旗人）原来确实当过锡盟委书记，后任自治区主席助理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在早已退休。其实，助理、副主席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助理是给主席守办公室、接电话的高等秘书。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差事，这位助理也干不好，或不会干，因为他不会说汉语，连电话也接不上！这不能怪他人吧，只好把他调到政协，给一个副部级待遇。政协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是民主人士、宗教人士待的地方。当时有一个叫乌兰的大喇嘛，还管着这位主席呢。但是他的继承者（白旗人），非把“助理”、“副”等字样全部删除，更没有原字，直接选举任命为“主席”！这是思谋已久的，绝非一时冲动之举。那么，主席有了，怎么也得有个他所领导的部众吧，这样很自然其自由王国应运而生！
再看看此书的编选。这是一部“纪实文学集”。出纪实文学，是已经阴谋好的，这是选稿的标准，这样以来，其它什么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以及评论家就无话可说。他们认为在主席领导下干将们以写纪实文学为强项，所以出版纪实文学集就可以把这些同乡召集起来。果真如此。编者首先要请原主席（白旗人）作序（其实有人为他写好的），以此来吓唬人，谁人胆敢反对出此集；出了集子，也谁敢骂他。
我们可以做一次统计：入选这本“纪实文学集”的作者有19人，其中白旗或察哈尔人12名，占全作者的百分之六十三。这能代表全盟13个旗县市开发区吗？好一个帮派体系！好一个主席领导下的自由王国！好一个“开门自由往来”（非改革开放政策，只讲开放，不谈改革）、“百花齐放、专家讨论”（非党的“双百”方针，而是“一百”方针）的一小撮大家们！


二，《《锡林郭勒》三十年》一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其中编辑部主任（白旗人）署名文章（又是此书序言）《获得天时而诞生之‘锡林郭勒’》很权威，也很典型（主任根据此文再加工后，作为总结讲话，在大会上宣读并散发于大会，皆有汉译，因为主任不会说汉语）。主任的报告从题目到正文，大谈“天时”，说：“获得天时而诞生之《锡林郭勒》”、“是的！得到天时，《锡林郭勒》杂志诞生！应该是那样。”、他们是“获得天时机遇，认为并做到应该那样的虔诚者”云云。他的所谓“天时”是有具体含义的，绝非指“改革开放”的天时，因为他十分不愿意讲“改革”和“百家争鸣”。他的“天时”之具体含义，就是他们如何有幸遇上了原书记、主席助理、政协副主席同时老乡的“大人物”。
《锡林郭勒》蒙文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总结30年的专题报告，根据主席之“面向世界”的指令和原主席（指原盟政协主席）“世界延长”论，郑重提出了“开门自由往来”（非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和“百花齐放、专家讨论”（非“双百”）的文艺方针！
他，编辑部主任，也就是《锡林郭勒》杂志现任总编，在总结报告中，改“百家争鸣”为“专家讨论”，“双百”的一百没了，党的“双百”方针，成了“一百”方针，其用意在于把“百家”实则变成“一家”，从而形成“一家之言”的气候！不许他人说话或讨论、评论，只需原主席、原副主席们说了算，只向“主席”看齐，与之一致。
文中（包括总结报告）充分肯定他们“开门自由往来”、“面向世界”“世界延长”的工作成绩和“文化胜利”时，专门高度评价了“有的参与了世界之乱，并动员起来了，（这事）应该提到。”然而，他感到这话说得有些过了，所以汉译时只说：“有的已经成长为国内外知名作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原文绝没有“国内”之词，而且确实说了“世界之乱”。
不谈改革，只谈开放，甚至把“开放”一词发挥成“开门自由往来”，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改革与开放是一个有机的辩证法。改革是主要的，没有改革，开放也无从谈起，开放是改革的产物，是其结果。改革是目的，而开放不是目的；开放是为改革服务的，开放完全是为了改革，改革好了才有更好的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改革而开放！只谈“开放”，不谈“改革”，就会变成“全盘洋化”，形成“洋奴”哲学。
另外，在主任的总结报告中，概念之混乱不清之事，随处可见。说“首次纳*赛音朝克图”杯，把华北地区说成“北方地区”，说“蒙古文学奠基人纳*赛音朝克图”（他写了《蒙古秘史》吗？），连“方针”和“方向”的区别都搞不懂。
更为可怜的是，这位主任为了自夸，最后暴露了自我，说如今“《锡林郭勒》杂志读者面广，作者队伍强大”、“有了战胜诸多竞争和挑战的能力”。真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全盟广大写作爱好者，也希望是这样。那么，杂志的发行量已经上去了，稿源也不缺，“有了战胜诸多竞争和挑战的能力”，还要花财政的钱做什么？？？还吃民族政策饭，干什么？？？真的那样（我有些怀疑）的话，索性响应中央文化产业化的号召，走向市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不就更好吗？不就更“强大”了吗？
看来，我们当作家的，吃稿费的美好日子，总将来临！这里，特别提醒这位总编，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只是今后有了钱，别忘了我们这些你们所亲自培养出来的“强大”的作者队伍！
不过，说到这儿，我还是有些怀疑。我是看着《锡林郭勒》长大的人，清清楚楚地了解其中的丁哥儿郎哥儿！实际情况是，目前《锡林郭勒》的订阅量只有区区300份！说出来，我一个作家，替她脸红。不久的“未来”（未来学家的原主席们所展望的未来），我们可怜的《锡林郭勒》就要停刊了也说不定。
再想，《锡林郭勒》，与其在“一百”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充当原主席们自由王国的机关刊物，还不如趁早停办。没什么留恋的。

三，《诗场》一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锡林郭勒新青年诗歌选》，入选锡林郭勒近年来涌现出来的19名蒙古族最年轻诗人的蒙文诗作。对培养、鼓励、扶持新一代蒙古族青年作家，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在什么指导思想下培养下一代，引向何处，栽培什么样的作家！
从此书的序言和后记看，锡盟文联要培养信仰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甚或索性栽培一批佛教信徒！此书的编者简直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者和佛教信徒。
本书序言的题目就叫《敬请诗之天界恩慈青年诗人们》，之后正文开篇就叫嚷：“笃信长生天之力的蒙古万众”“以诗传达战争命令”，大讲特讲“诗歌之天力”“诗之天界”，“以此诗集作为造福之物而发行”！我们有时也读不懂他的佛学术语，说什么：“历来之叶雷辉煌的这片广大土层，具有千百年的金质阶梯。”序言最后倒是喊了两句口号，曰“敬请诗歌的天之神力恩惠青年诗人们吧！”“经之白福，请盛开，再盛开！”
后记题《佛经之贡语》，又说佛话：“诗歌之杨金拉木佛慈悲你们，祝盛兴之白经福固存!”
看来，编者还特意算命择日了，在序言和后记的落款都称：“2010年10月9黄道吉日”。
我是说，如果是个人作品或个人行为，他完全可以讲天命论，也可以信佛，但这是组织行为呀。书里明明写着“锡林郭勒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锡林郭勒新青年诗歌选》编委会”等字样。
这就不对啦！在党委领导下的地方一级组织，就不能违反党的原则，向青年一代公开宣传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宗教封建迷信。这又是方向问题。青年作家也要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绝不能被只讲开放、不讲改革之“开门自由往来”论所迷惑。
四，《锡林郭勒》杂志创刊30周年专号（2010年第六期《锡林郭勒》）。
此专号的内容选择，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这是一期浪费笔墨重发原在该刊已经发表过的旧作之专号。为什么必须重新发表旧作呢？他们的表面理由是这些作品都是曾获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最高奖“索伦嘎”奖的佳作。
那么，先说说获奖。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是获奖吗？何况，现在的获奖，就是全区最高奖，也不是从社会上选出的站得住脚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优秀之作，而是作者个人推荐并交费之后买来的奖状，只要交钱谁人都会获奖，如果个人不推荐、不交费，组织是不会理你的，也就不获奖。我是懒得填那些表格。这样看来，获奖不能当作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只是一种参考。
文学有没有标准？有。其标准是什么？文学的标准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标准，一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是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当前我国文学的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向。
用“二为”方向衡量这期专号，它是有些逊色的。其实，他们重又隆重推出旧作，其目的是要再拿出来那篇歌颂那位主席工作成就的、喧嚷追求牲畜头数的、主张走“过牧”之靠天养畜的自然经济之路的“获奖”的、“优秀”作品《一千万的主人们》（中篇报告文学）！
《一千万的主人们》是一部“过牧”经济的纲领性文件。
据他们之吹捧，当那位“大人物”、“主席”还是一个小干部锡盟委书记的时候，锡盟牲畜头数第一次实现了“一千万”，于是产生了《一千万的主人们》这部大作。据说，“主席”（时任自治区主席助理，已经接近于大人物）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区《一千万的主人们》作品讨论会，猖狂宣扬，扩大影响，还在《人民文学》汉译摘要发表，接着荣获种种大奖。看来轰动效应是足够了。
但是，只追求牲畜头数的“过牧”畜牧业，值得那样大力宣传吗？
据科学家分析，“过牧”是草原退化、沙化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化情况。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浑善达克沙地的总面积是１８０００多平方公里。但是，到７０年代就扩展到２４２００平方公里。退化、沙化草场占可利用草场的面积由１９８４年的４８％扩展到６４％。由此可见，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它就扩张了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已达３万多平方公里，而且还继续以每年１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着。流沙面积由１９６０年的１７２平方公里，增加到目前的２９７０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增加７０平方公里，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沙化趋势加剧，流动沙丘的面积每年增加１４３平方公里。
有些地方草场由于长期以来的“过牧”，草原得不到休生养息，植被被严重破坏，变成了如今的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草场已全部沙化，牲畜基本上无草可吃，普通的五六级风，表土就开始移动，全年补饲时间超过２５０天之多。
我们不得以牺牲生态的代价来追求牲畜头数呵！
近几年，在浑善达克沙地，沙尘暴天气经常发生。大范围的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气由过去的平均每年６天，增加到现在的每年２０多天。加之，本地平均海拔比京津地区高１０００多米，处于京津主风向的上方，已成为华北地区扬尘和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关系到了当地民众能否在这里继续生存的大问题，同时也直接危机到了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
近年来，草原上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干旱缺水问题日益严重。近年以来，连续三年发生严重干旱，在牧草生长的关键期和生长高峰期，大部分地区出现连续两个多月的高温、少雨、大风天气，极端气温达到４０℃，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少２０－－５０毫米，光热与水分失调，严重影响了牧草长势，加剧了草原退化和沙化。草场的人口和牲畜负载加大，草畜矛盾突出。过牧，使草场得不到休养生息，草地生产力急剧下降。
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有过牧、垦荒、过多的人类活动及干旱的气候等多种因素，其中“过牧”是造成地表植被大面积破坏的最主要原因。一些国内外研究表明，靠放牧为主的草原畜牧业，牲畜采食量低于生长量的１／３，草场能得到养息，可持续利用。采食量超过生态量的１／３，草场则逐步退化。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新一届盟委和行署领导阶层，坚决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追求牲畜头数的靠天养畜方式，集体研究制订了“围封转移”战略，减少牲畜头数，科学发展，构建牲畜和草场和谐环境，科学养畜，提高牲畜的个体价值，同时大力治理沙漠，种草种树，增加植被，绿化家园。

有人说：“那时候的情况，就那样，是历史。”我也承认它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老黄历了，可是今天有人把它重又拿出来作甚？这不是在影射或嘲笑当前以及当前的“围封转移”战略吗？
追求牲畜头数的实践和歌颂它的《一千万的主人们》，已经统统成为垃圾！今天有人把它重新拿出来，让大家学习，这简直是在犯罪！
除了获奖标准之外，他们还一个标准，那就是佛教标准。专号的编者按声称：“是的，金银珍珠般的年代，像喇嘛念珠一样相串着、被念着。”“回眸亿福之事真美！”但在牧区“过牧”，绝非“亿福”，这是真的。

总评
在文联眼皮底下出现了这么大的原则问题，为啥就没有被上级领导发现呢？这就是原主席和原副主席们的领导才能和斗争艺术！
其中，蒙汉两种文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锡林郭勒》是蒙文杂志，三书一刊原文也是蒙古文。所以，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蒙汉文字之区别，在蒙文里推销了他们的真货，而翻译成汉文的时候，改了原文，看似很正确。这样蒙倒了一大批不懂蒙文的汉族朋友。
“三书”的主编是季华。季华现在是盟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盟文联主席，但他虽然民族身份是蒙古族，可不会说蒙语，更不识蒙文字。那么，他怎么出任蒙文书的主编了呢？问题就在其中。
他们要出书，需要组织上批准，需要出版经费，不得不依靠现任文联主席。于是，他们采取了欺骗之高招。先给文联主席作了口头汇报：“我们准备编一本纪实文学集，请主席出任主编吧，您还有一篇汉文作品，我们早已蒙译，保证放在书的头条。”季华也是作家，他能不答应吗？他很快在出书计划上签字：“同意！”又很快签字解决了出版资金。
但是，钱拿到手，这一帮人是不会尿你的，或许背地里骂你，什么蒙古人，蒙不是蒙，汉不是汉，有什么资格还领导我们！
问题不是出现了吗？纪实文学集一出，文联主席的作品不再第一页，而跑到第17页上了，第一页发的是另外一个作家的作品。你责问也无用！他们会说：“毕竟是蒙文书嘛，头条出来就是一篇翻译作品，不好吧。我们应该对广大蒙古族读者负责，应该对牧民大众负责！”闹得，你现任文联主席哭笑不得，十分尴尬。
甚至，书名、文章题目，蒙汉都不一样。《白乳之路》，这是我的汉译，原书的汉译是《乳香弥漫的远方》。为什么要这样含糊不清的汉译名呢？因为原名真正含义就是“白乳之路”，说什么什么路，他们自己也感到太露骨了，它的寓意是“面向世界”的“白色之路”呵！所以，汉译时就叫“什么什么远方”吧的。本来蒙文写的是“纪实文学集”，而汉译时变成了“作品综合集”，给人的感觉是包括了多人的多篇作品。本来书名为《诗场》，他们非得汉译为《诗的河流》。
最为严重的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篡改。编辑部主任的总结报告，都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材料，可蒙汉内容完全不一样：蒙文说的是“开门自由往来”，汉文为“改革开放”；蒙文“百花齐放、专家讨论”，汉文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蒙文大谈“天时”等天命论，而汉文只字不提；主任的报告题本是《获得天时而诞生之《锡林郭勒》》，副题“有力之锡林郭勒，回顾之三十周年”，而特请专家汉译时就说《闪光的30年》，副题“蒙古文文学期刊《锡林郭勒》创刊30年之回顾”。总之，从汉文材料里找不到任何毛病。反正，蒙文书刊已经正式出笼了，汉文报告能够起到欺上瞒下的作用，就万事大吉了。
明明刚才宣传部长用汉语再三强调：“要紧紧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而他紧接着用蒙语作总结报告，倡导“一百”方针！唱反调，成对比，成笑话。宣传部长还十分认真地读着他的汉译稿，而那上写得可是“双百”方针呵！

公私不分，犯自由主义，不讲原则，只以老相识、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乡组成小团体，一切工作都靠关系，要不怎么政协还长期主管起文艺界来了呢？这不是在越权吗？甚至连评价排列作家，也要看他的关系如何、送钱多少。送钱多，可以原是第三位的升到第二位，甚或第一位，不送钱的索性提都不提，尽管他在创作上有多大的成就。甚至还要贪污或挪用作家的著作权（稿费）。
什么年代了，“阳奉阴违”之绝招，谁还没有一些。
（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要加强党的领导。
如今在内蒙古（因为那位主席原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呵，正是他在22年前题词并倡导“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发现文艺界擅自篡改党的方针政策的严重事件，这并非是偶然的，正如某些人所交待的那样，他们坚持“面向世界”的方向，已经有22年了。
近日，本人在《中国蒙古语新闻网》“论坛”一栏发表《锡林郭勒》杂志篡改党的方针政策一事，结果有不少人支持《锡林郭勒》，保护“开门自由往来”、“百花齐放、专家讨论”之谬论，骂我是在上纲上线，责问我在文艺界还讲什么政治？其实首先讲政治的是《锡林郭勒》，只是讲错了，这正如蒙古族一句俗语“欲说梦见而说出其盗窃”，而我开始根本就没有讲政治的打算。这样明明是讲错的政治，现在网上还有人支持他，最猖獗的网友有拖雷、呼木宝苏、淖*巴特尔等，还有匿名人士。反对我的言论者100%，支持《锡林郭勒》“一百”方针者也100%！甚或淖*巴特尔更明确地认为：“我国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六十年了，但真正争鸣了吗？”所以，“双百”之“一百”，即“百家争鸣”还是不要，或改为“专家讨论”比较合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前整个内蒙古文艺界还普遍存在认识上的模糊！这又是我的新发现。
腐败有两种：一是物质腐败，另一是精神腐败。我们要严格打击物质腐败的同时，也不能小视精神腐败。在锡林郭勒出现公开实行反改革开放政策、反党的“双百”方针、执行“一百”方针的现象，这是领导干部之精神腐败，是原锡盟委领导刘卓志、蔚小平、白志明、牛志美等严重违纪之后，在文艺界出现的精神腐败现象。
在这些原主席们中，过去真的有盟委书记、盟委委员、宣传部长，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属于“大人物”。但是“大人物”办起事来，却又是一件件“大事”，敢把党的方针政策都改变了，而且把自己的“接班人”都物色上岗。这时对他们讲党性原则，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胆敢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的，合法化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妥完毕。虽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了，但在“接班人”眼里他们永远是“上司”，遥控着后裔，每次会议还有就坐“主席台”之特权和功劳，闹得新任领导无法放手开展工作。
这些主席、副主席们所贯彻落实的所谓“面向世界”论、“世界延长”论以及“开门自由往来”、“百花齐放、专家讨论”的反动谬论，与当前世界蒙古人“文化自治”论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民族文化自治”论有过严肃批判。列宁、斯大林反对这一民族纲领。列宁曾斥之为最精致、最彻底、最有害的民族主义。斯大林批判说：民族文化自治，“是勉强凑成的，不切实际的，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中国民族理论界也一直把民族文化自治视为机会主义的民族纲领。现在，“面向世界”论就是一个“勉强凑成的，不切实际的”、“最有害的民族主义”、“机会主义的民族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切实际的”。“锡林郭勒要面向世界”？面向何处？怎么面向？一个杂志，还是地区级杂志，又是蒙古文杂志，到底怎么面向法？到国外去发行？编辑、作者到国外去？真是“不切实际的”！还是面向国内，立足锡林郭勒，走向全区，为广大蒙古族读者服务吧，为国内服务吧！这样为好，这样才实际一些。这在理论上讲文艺必须坚持“二为”方向。
民族问题无小事！民族地区，在政治上要无条件地与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民族地区，绝不允许再提出和落实与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什么“面向世界”、“开门自由往来”、“百花齐放、专家讨论”等等反动口号！
三点建议：
1、锡林郭勒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要开展一次大学习、大讨论，提高认识，加强理论学习，提升人员素质，组织一期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认真总结前一段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最后要写出书面总结，向上一级党组织汇报。
2、《锡林郭勒》杂志要停刊整顿。
3、严肃处理那些严重篡改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关人士。
(本文初发于2011年1月15日齐巴托博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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