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问题 /程惕洁

“内蒙特殊论”的四个根源

——内蒙问题（1）

最近内蒙发生连串示威抗议活动，起因于锡林郭勒草原两个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乌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满运煤卡车破坏草原，拦路抗议，于五月十日被卡车司机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满族青年闫文龙，也是抗议媒矿污染，与矿工发生冲突，于五月十五日遭矿区车辆撞成重伤，不治而亡。两起事件的起因，都是当地民众自发保卫家园，反对开矿，与肆意破坏草原生态的汉族开发商矛盾冲突，导致悲剧。事件进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学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头，与公安武警对峙，遭到驱打和逮捕。当局如惊弓之鸟，立刻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由自治区书记胡春华出面，和当地学生教师对话安抚，下令煤矿停产整顿；责令拘留肇事司机，速审速判，一人死刑，一人无期。另一方面，又秋后算账，加强镇压力度，从北京军区调遣精锐部队，对内蒙局部地区实施戒严，抓捕嫌疑师生，封锁学校和机关大门，防止学生和民众上街，造成新一轮白色恐怖气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议声讨，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回顾最近二十几年，内蒙给人的印象比较稳定，不大闹事。说难听点，就是蒙古人软弱可欺，容易统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内蒙特殊论”，无论中央地方，汉族蒙族，似乎都笃信不疑。开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导致特殊论的原因，可归结为下列四点：

一是地理（或地缘政治）原因。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内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么遥远。它靠近华北和中原，离北京的最近距离只有数小时车程，如果内蒙有什么紧急情况，北京很容易采取措施，发兵镇压，所以不容易“闹事”。

二是人口原因。内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样，当地主体民族依然占有相对优势的比例。从“维基百科”引证中国官方2000年的统计资料看，西藏人口总数为260多万，其中藏人比例为93％，汉人6％，其他少数民族1％；新疆人口总数1800多万，其中维族占45％，汉族占40％，其他伊斯兰教民族接近13％。而内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如今内蒙的蒙族人口，已经成为很少的少数了。2,330多万人口当中，汉族1,846万，大约占八成；蒙族约400万，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数民族，一共占两成左右。再考虑到许多蒙汉通婚家庭的子女和亲属，虽然事实上跟纯粹汉人没什么区别，但为了享受政策优惠，往往也登记为蒙族。如果把这些事实上的汉族从蒙古人中去掉，那么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还会更少（大约一成五左右）。假如发生民族对抗，比例悬殊太大，蒙古人难占上风。

三是历史原因。共产党征服新疆，发生在三大战役取胜之后，共和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军的“和平进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虽然两地基本上属于“和平解放”但也经历了若干战斗和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内蒙的情况则不同。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养的西部蒙古人代表乌兰夫，就成功说服了以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独立为奋斗目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收编了五个师的蒙古骑兵，成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内蒙自治政府，不但轻而易举地提前解放了内蒙古大部分领土，而且帮助共产党在东北和华北打败了国民党的数百万政府军。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让乌兰夫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后合并原绥远省全部，原热河、察哈尔、宁夏部分地区，令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扩大到11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160万）和西藏（120万），位居第三。乌兰夫当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在少数民族当中，可能空前绝后。上述历史因素，使得汉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比跟其他民族更为密切。各届中央高官，都称赞内蒙是民族自治区中的模范样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维族干部，去内蒙学习“先进经验”。

四是经济原因。另外，人们习惯于把民族冲突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挂钩。就经济状况而言，内蒙的富裕程度，的确超过许多内地发达省区，更远超其他民族自治区。据官方2010年统计资料显示，内蒙人均GDP高达49,467元，在仅次于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和浙江，位居第六，高于广东（第七）、辽宁（第八）、山东（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区，更远远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没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产值和收入数字，只能大致估计，内蒙牧区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城镇家庭收入，但不会低于当地或周边汉族农民的家庭收入，应该远远高于新疆维族和西藏农牧民的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内蒙自治区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于维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贫富逻辑推理，那么蒙古人的不满程度，也应该更低才对。

正是由于上述四个原因，许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北京上层），都认为内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冲突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针对藏族和维族的让步政策（或者宽松政策），那些政策也不应该（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内蒙，因为内蒙“情况特殊”。连思想最开放、待人最温和的胡耀邦总书记，都持这种论调，其他强硬派领导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内蒙特殊论”的神话，被最近突然发生的草原抗议潮断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敌忾，面对当局的怀柔和强化镇压，毫不示弱。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内蒙有可能继西藏和新疆之后，成为北京高层另一个棘手难题吗？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内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蒙古人如此愤怒和不满，居然豁出身家性命，与上百吨的重型卡车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内蒙特殊论为何破产？》中详加分析。
“内蒙特殊论”为何破产？

——内蒙问题（2）
内蒙问题与西藏新疆问题相比，的确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福祉，也可以造成祸害，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做具体分析。从总体上说。内蒙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为掩盖，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国内地，也很少报导。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布“内蒙特殊论”已久破产。为什么破产？我想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蒙汉关系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乌兰夫所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就曾经较好地维护过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举国疯狂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事情，虽然内蒙也不得不服从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干了许多破坏国计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数省份的普遍愚蠢，还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没饿死过人，还帮助一些内地来的灾民，摆脱了死亡命运。这些德政，主要归功于当时内蒙有相对自主和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能开荒、种地、打猎，好歹混饱肚皮。

可惜这种极为有限的自治权，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层因大跃进失败出现路线分歧，毛泽东试图以强化阶级斗争维持个人独裁。到文革前夕，通过华北局马拉松会议（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５日），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以及内蒙的乌兰夫，从而拉开文革的序幕。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1967年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青中将（安徽出身的长征老红军，对内蒙历史很无知）奉旨空降内蒙，带著民族偏见上任。他利用“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先搞“挖肃运动”（全称“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后搞“内人党专案”。因为乌兰夫已被搞掉，“黑线”比较清楚，凡受乌兰夫重用的干部在劫难逃。但许多延安出身的高级干部，由部队关押起来审查，因此，他们受的折磨反而比较少。“内人党专案”则属于挖暗藏的敌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击面越来越宽，历时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军管之后郑维山、尤太忠继续深挖，则时间更长）。最后，在总数不过两三百万的蒙古人当中，居然关押48万多，差不多平均每五个蒙古人，就有一个被打成“新内人党徒”，其中致死16,222人，伤残87,188人，死伤总数高达十万三千多 。这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和军方主导的大迫害，与群众运动无关，和红卫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层授意，由滕海青一帮大汉族主义高官具体执行的民族大清洗。 这种针对少数民族的长时间关押、批斗和虐杀狂潮，之所以发生在内蒙，而没有发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许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历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无联系。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后指使者们，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

如果总结教训，这也许可以看成一种物极必反。早年的乌兰夫和蒙古人，曾经对毛泽东愚忠过份，跟得太紧，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内蒙骑兵赴西藏“平叛”，他们自持有功，到处宣讲，从未听说有忏悔之意 。但他们没料到“唇亡齿寒”，老毛一翻脸，就整到蒙古人头上，手段之恶劣，有过之无不及。当然，这也导致另一次物极必反，让乌兰夫和蒙古人开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识，再度抬头。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清理汉族盲流（即减少汉族往牧区的移民）问题，内蒙再起冲突。新任书记周惠，和重新复出掌权、主管中央民族事务的乌兰夫之间，意见不合，导致蒙族学生上街抗议，并派代表团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参照西藏、新疆的标准，对内蒙施行同样宽松的民族政策，给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权。结果，遭到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坚决压制。不仅上访团无功而返，学生代表被秋后算帐，连同情他们的许多蒙族干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还使用分化东西部蒙古人的传统手法，“以夷治夷”，让蒙古人互相揭发。乌兰夫长子布赫，乌的心腹云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见风转舵，把群众抗议的责任推到东部蒙古人头上，中央只好把廷懋、杰尔格勒、宝音图等几位东部出身的高官撤职查办。乌兰夫本人也因此失势，再度遭到邓小平冷落。虽然没有被第二次打倒，但从此失去实权，只挂个国家副主席闲职。1987年内蒙古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乌兰夫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这是他文革复出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据一位蒙古学者说，他不顾中央多次劝阻，执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对祖宗遗像，哭了十分钟。此事引起邓的更大不满。1988年乌兰夫逝世，邓连乌的追悼会也不参加。

第二，经济开发上的是是非非。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著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储量丰富的内蒙古，立刻成为内地省份争相开发的唐僧肉。虽然从人均GDP数量上看，内蒙已经超越广东，居全国第六，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也有明显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亿的地产商和煤老板，但问题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并没有从经济起飞分享到相应成果，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但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彻底毁坏了子孙后代赖以维生的草原生态环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确建设了不少新城镇，有些土地被征用的农牧民也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金钱补偿，这些都是事实。但有三个原因，使得大多数人对内蒙的暴富更加不满。

一是官商勾结，攫取超额利润。不少煤老板、房老板，以及贪官污吏，迅速成为亿元大户 ，留给当地人民的所谓补偿款和扶贫款，不过是九牛一毛，聊胜于无，根本没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监管和税收分配机制。资源本应归人民公有，但实际获利者并非如此。内蒙向内地输送的油、电、气，常常超低价供应，由政府承担亏损。另外，矿区和城区居民，有些也许获得很高的拆迁补偿，成为百万（千万）元户（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调查）。而同样蒙受开矿污染的大多数农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么也得不到，穷得连砖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买不起。再以大学教师的工资为例，广东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个别上万元，但人均GDP高于广东的内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广东的差距是两三倍。因此，人们形容内蒙开发能源的结果，是“富了商人和贪官，穷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恶性开发，导致无穷后患。内蒙煤层很浅，多数露天开采。原本碧绿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满目疮痍，尘土飞扬，一片灰黑，惨不忍睹。百吨卡车所到之处，地表草皮彻底消失，本来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态，遭到难以逆转的毁灭，更多沙尘暴自然无法避免。人畜赖以生存的水源，经过放射性尘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弃。如此大规模地疯狂开发，等到矿产挖净，开发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谋生？据《纽约时报》2011年6月11日报导，达茂旗（比邻莫日根命案发生的锡盟）政府在镇上给牧民盖了不少新楼房，动员他们去住，还给他们发放生活补贴费（每户每年一两万元）等等，但他们必需卖掉自己的牧场和畜群 。问题是，这种改变生存状态的大变迁，往往伴随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调整，并非他们的自愿选择，因此许多牧民拒绝，让新楼变成鬼城。再说，让蒙古牧民进城谋生，开餐馆做生意，是那么容易的吗？赔了钱怎么办？除非他们的子女通过专业化教育，能在城镇就业，否则，往往会造成一两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剧。正像接收采访的蒙族女主人乌荣（Uyung）所说的那样，“没有了我们的牲口和草原，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不适合城市，可是现在我们却被困在这里”。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不难明白：为什么锡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愤怒，要和汉族司机的运煤卡车拼命。不过，要想知道为什么莫日根命案发生之后，能迅速激发数千蒙族学生，走上街头，还需要看看另外两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学和大学的在校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他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父辈、祖父辈所受过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大部分都间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而随著阅历的增加和知识的积累，他们开始探寻答案：为什么蒙古人要背负如此深重的历史十字架？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和他们父辈有很大不同。那时候通讯落后，资讯闭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都没有打电话的条件。现在的年轻人个个有手机，多数有电脑和电视，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点，也有摩托车代步。知识和资讯的快速传播，有助于开阔视野，沟通思想，联络感情，打破封闭和孤独。像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没有现代化联络手段是难以想像的。虽然当局采取封锁网路、监听电话甚至切断手机信号等极端镇压手段，但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局的封网行动，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网，如何绕过防火墙。只要想尽办法，民众总会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外界资讯。应该说，资讯革命给青年人提供了组织起来，集体发声的技术条件。这是新生代比老一辈人幸运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远影响。最后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对中国各族人民的影响和鼓励。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内地报导说，是外蒙派人到内蒙组织煽动的结果，那显然是无稽之谈，有转移目标，罗织罪名的味道。且不说，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内蒙的事情沾边，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派人煽动？再说，内蒙人又不是傻瓜，怎么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说有什么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国特务所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具体说来，这些外部影响来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数民族对内蒙的启发。中国各地的边疆民族问题，往往互相关联，历来如此，因为大家的处境大同小异。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对内蒙各民族（蒙、回、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有所触动。我曾经教过的蒙族学生就亲口对我说，“每次北京高官声讨‘藏独’和‘疆独’的时候，都会顺便提到：‘党中央对你们蒙古人是放心的，因为内蒙的历史证明，你们紧跟共产党、毛主席，从来没有二心’。我们听了这话极端反感，非常恶心，好像在打我们的脸，揭我们的短，说明我们蒙古人太窝囊，没出息！”从这样的感叹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对内蒙有启发作用。

二是汉族维权抗暴的感染。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似乎已经积累到临界点，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众维权抗暴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有从和平上访、静坐请愿等温和手段，逐渐向暴力抗争演变的趋势。媒体报导，充斥血腥新闻，刀枪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弹，什么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于奔命，力不从心，防爆特警和正规部队都派上用场，已经和局部内战没什么区别。据说维稳经费已超越国防经费，只是各方伤亡数字，我们无从得知。从历史经验看，中原各省出现动乱的时候，边疆民族地区，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这次内蒙抗议潮，和中国内地频频发生的局部动乱，很难说没有连带关系。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这或许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外部影响。非洲茉莉花来的非常突然，让所有观察家大感意外。因为按以往常识，这个地区的人民似乎最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价值。可是一夕之间，老百姓突然走上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专制政府下台，居然在好几个国家取得成功。当然，也有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叙利亚的阿萨德等顽固脑袋，拒绝顺应时代，试图学习邓小平，用屠杀维持专制不倒，最后能否成功还在未定之天。不过，联合国和北约开了个先例，对镇压和平示威的极权政府，动手制裁，包括轰炸卡扎菲的宫殿和军队。对此决议，中国也投了赞成票。这个先例一开，等于宣布六四镇压为非法（非国际法之法）行为，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当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则可能招致国际组织的制裁和军事干涉。世界局势的这一根本性改变，无形中给和平维权的人民群众助威壮胆。

总之，是以上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内蒙特殊论”的破产。从此之后，内蒙古青年人开始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发出声音，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989年11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汇报”，载阿拉腾德力海编著《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1999年9月自费印刷，第245－248页。

[2] 网文：“乌兰夫家族在内蒙”，载：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茂敖海：《梦幻人生》，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页。

[4]因为“羊煤土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而致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个人中就有一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详见《侨报周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专文“中国式钱都，面上富脚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国的民族抗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内蒙未来前景与防止矛盾升级

——内蒙问题（3）
从目前情况看，内蒙抗议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网上消息说，部队已经撤离，戒严宣布结束，学生开始恢复行动自由。应该说，莫日根的血没有白流，起码为蒙古人争取合法权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国务院及时出台七条加快内蒙发展的总原则，尽管具体如何落实还不得而知。被抓的学生和教师，最后如何处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汉族司机，是否还有可能上诉减刑？等等，这些情况还要看后续发展。

应该说，这次当局处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码党委书记胡春华亲自出马，快速与学生代表座谈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提倡的开明作风。当然，无论朝野上下，总有一些人出于种种动机，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事态越大越好，伤亡数字越多越好。所幸双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态恶性发展到大屠杀的地步。如果真到那个程度，可以断定，吃亏上当的总是弱势群体，蒙古人的损失，会比汉人更大。据最新消息说，胡春华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书记，为进入下届政治局热身 。如果消息属实，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这次处理内蒙事件有关系。

虽然事态暂告平息，但并不代表内蒙问题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国务院的七条决议，基本上是空头支票，如果没有实施细则，也不能彻底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空头支票很难兑现。除了给受害牧民多一点补贴性的扶贫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对矿产资源的疯狂掠夺，对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对各族民众不满情绪的强力压制，对带头抗议者的抓捕判刑等等，这些千古不变的老套路，还会继续走下去。

只要党国体制不改，政治和社会改良停滞，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区民族区域高度自治不能实现，内蒙古自治区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政策突破。由于上面列举的那些原因，内蒙古的民族利益冲突，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和恶化。因此，我对内蒙的前景忧心忡忡。类似莫日根和阎文龙这样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它只不过是锡尼喇嘛 和嘎达梅林悲剧的现代翻版。往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版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对内蒙抗议潮深层原因的粗浅分析，供批评质疑。总之，做为去国已久的海外华人，一个局外观察者，我对内蒙的未来前景虽然并不乐观，就像对中国整体前景不乐观一样；但做为以内蒙为第二故乡的社会学者，在本文结尾部分，我还是愿意提出四点建议和希望，供一切关心蒙汉关系的朋友参考，也可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

一曰加强对话。当今世界提倡对话，不提倡对抗。你看，连内蒙书记胡春华，都和蒙古人对话了。可见对话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世界上的许多矛盾对抗，往往和当事人的心态有关，总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绝心平气和的面对面谈判，要谈也是假谈，像样板戏里的唱词“假谈真打，百般花样”。其实只要放下身段，敞开胸怀，许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学黑人教授盖茨，被地方员警克劳利误抓，双方对立严重。总统本人批评警方“愚蠢”，惹恼警察局的全体人员。他们写信给总统，表达不满。如果总统以势压人，也不见得不能摆平一个小小的警局。但是总统技高一筹，没有反驳，更没有施压，反而邀请盖茨和克劳利，一同到白宫“喝啤酒”，也就是对话 。结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紧张的种族关系，得到缓和，因此好评如潮。估计胡温未必学习奥巴马，也不大可能邀请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机李林东（被判死刑）两人的家属，到中南海“喝茅台”，当面诉说一下各自的苦衷。但无论如何，对话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议海内外一切华人（因为我们不习惯对话），所有矛盾对立的双方或各方，都应该开展各种各样的对话活动，让我们敞开心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归于尽，恐怕对话是化解敌意，解除误会，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这里专指对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深入研究。由于官方长期封锁档案，掩盖甚至歪曲基本事实，弄得我们自己和下几代人中青年人，都对中国近现代史缺乏基本了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绍的近百年蒙汉关系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么公开出版物有详细说明。要不是朋友送给我两本大陆内部出版的“禁书”，许多八十年代我离开中国之后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里糊涂。询问内蒙的朋友，他们也说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历史，抢救历史，去伪存真，从真实的史料中，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较客观的、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并进而以史为鉴，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切实可行的民族关系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创新思维。就是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李锐先生最欣赏的治学态度）。要敢于挑战一切“金科玉律”，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权威，多么不可动摇。只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捍卫民众的福祉，就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笼。比如民族自决权问题，包括通过公投独立建国的问题，这些东西在中国官方以往的档中都有记载，凭什么说，乌兰夫重新印发给干部阅读，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条？至于如今内蒙古的人口总数中，蒙族的确只占一成多，这个事实谁也没法否认，因此，在全内蒙公投独立，似乎无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区，毕竟还有蒙族占多数的旗县，是否可以试验，在局部地区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体制。在不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条件下，让蒙古同胞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说不定，结果会比现在更好，民族关系会比现在更加和谐。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现在西藏、新疆、内蒙这三个最大的民族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治理上的困境，处在一种僵持状态。其他若干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类似管制危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民族自治地方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安宁，可见，金钱并非万能。相反，随著全国各省市维权风暴的高涨，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也会日见增多。民族关系的全面理顺，可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机缘，包括世界和中国内地局势的继续发展变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强对话，深入研究，创新思维，目前僵局的某种缓和与突破，还是有可能的。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20116242054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