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2]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3]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4]，无疑是同现在一般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也要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

　　要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了解自决？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大概由于头脑简单，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的地方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罗莎·卢森堡曾多次宣布说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而她自己正是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经常陷入泛论民族自决问题（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确切地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了解为国家分离权，而不能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其他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一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时代》[5] 1907一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罗莎·卢森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那本小册子的第四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起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见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条件（即不同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等条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最容易实现其任务（即能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就是他认为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是内部结构不合常态或不够发展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合常态，是指不适合于那些最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言的。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立场，他的拥护民族文化自治[6]的观点，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些地方强调民族成分”），他“过分夸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记国际成分的态度”（考茨基），究竟同他低估趋向建立民族国家力量的态度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的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用下面的意见来反对考茨基。

　　“……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容易受到理论上的发挥和理论上的拥护，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社会民主党评论》[7] 1908年第6期第499页）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用庄严的神情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异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仍然存在，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而且象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8]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这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是拥护考茨基而反对罗莎·卢森堡的。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是反对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在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形成起来。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者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倒还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容，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就遇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软弱的地方。她拚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九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摆在什么地位，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人们告诉我们说：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具体条件下怎样估计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过瑞士各森林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顿的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所加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证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灭等等罢了。但罗莎·卢森堡总是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种结论，就是在那些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粹经济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就来证明波兰王国有特别的权利要求自治[见《启蒙》杂志1913年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8—35页——编者注）]，虽然她的文章的标题是一般《民族问题和自治》。为了证实波兰有权要求自治，罗莎·卢森堡就认为俄国的国家制度——显然是按其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方面的标志来说——是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种种特征的总和（《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接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关于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对于资产阶级波兰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而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3．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

　　“……虽然‘民族自决权’原则有伸缩性，纯粹是老生常谈，显然不但适用于俄国的各个民族，而且同样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的各个民族，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党的纲领内，都找不到这个原则……”（《社会民主党评论》第6期第483页）
　　罗莎·卢森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时就是这样写的。她把纲领中这一条文误认为“纯粹是老生常谈”的见解强加在我们头上，而她自己恰巧是犯了这种错误，因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宣称这个条文“显然同样适用于”俄德等等国家。
　　我们的回答是：罗莎·卢森堡显然下决心要使自己的文章成为供中学生做习题用的逻辑错误大全，因为她的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对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的嘲笑。
　　如果不是用小孩子的方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就不难看出，这个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既然如此（而且无疑是如此），那末，这个纲领“显然”对于一切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场合都是“笼统的”，都是“老生常谈”等等。罗莎·卢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一下，也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仅仅是指这种民族运动实际存在的场合来说的。
　　罗莎·卢森堡只要把这些明显的理由思索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知道，她说的话是多么荒谬。她责难我们提出的是“老生常谈”，她反对我们的论据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国家的纲领里没有民族自决的条文。好一个聪明绝顶的论据啊！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例如，只有十分无知的人，才会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拿去同西欧的土地纲领“作比较”（如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俄国思想》[9]上所作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纲领所回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改革问题，而前欧各国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改革。
　　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里早已解决了。在西欧各国的纲领里寻找对不存在的问题的答复，这是可笑的。这里罗莎·卢森堡恰恰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
　　全部关键就在于这种区别。由于罗莎·卢森堡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她那篇宏论也就成了一会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了。
　　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约是从1789年起；到1871年止。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民族的国家的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
　　我们不妨把上述罗莎·卢森堡论文中的言论再引证几句：

　　她写道：“……特别是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有首要作用的那个党的纲领里，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里，并没有包含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同上）
　　总之，有人想拿“特别是”奥地利的例子来说服读者。那就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看这个例子合理的东西多不多。
　　第一、我们要提出关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那里整个说来始终是由已经建立的资产阶级宪制统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党也就是根据这个宪制公开进行活动。
　　因此，在奥地利内部发展的条件下（即从奥地利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奥地利各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产生飞跃的因素，而伴随这种飞跃的现象之一，可能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罗莎·卢森堡经过比较之后，以为俄国在这一点上是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于是她不仅作了一个根本错误的反历史的假定，而且不由自主地滚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
　　第二、奥地利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俄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这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奥地利不仅是一个长期德意志人占优势的国家，而且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还曾经怀有想做整个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也许罗莎·卢森堡（她似乎是很不喜欢老生常谈和死板的、抽象的东西……）愿意记起这件事实吧，这种“野心”已经被1866年的战争粉碎了。在奥地利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人竟留在1871年最终建成的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外面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尝试，早在1849年就被俄国农奴制的军队打破了。
　　于是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恰恰不是趋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趋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
　　俄国同这种情形有哪点相似的地方呢？我们这里的“异族人”是否因为怕受到更坏的民族压迫而情愿同大俄罗斯人合并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拿俄国同奥地利来比较，是多么荒谬、多么死板、多么愚昧了。
　　在民族问题上，俄国所具有的特殊条件恰恰同我们在奥地利看到的相反。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要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最后，正是在邻近的亚洲各国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中去了。
　　由此可见，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况且，就是从纯粹的事实方而来看，罗莎·卢森堡断定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上没有承认民族自决权，也是不对的。只要打开通过民族纲领的布隆代表大会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甘凯维奇代表整个乌克兰（卢西人）代表团（记录第85页），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烈格尔代表整个波兰代表团（记录第108页）提出声明说，上述两个民族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把他们本民族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在自己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但是它同时又完全容许党的各个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因此，罗莎·卢森堡把奥地利拿来作论据，但在各方面却反对了罗莎·卢森堡自己。

4．民族问题上的“实际主义”

　　机会主义者特别喜欢抓住罗莎·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论据；我们纲领第九条里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西”。罗莎·卢森堡自己也非常欣赏这个论据，我们在她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有时在一页之内一连把这个“口号”重复八次。
　　她写道，第九条“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指示，对于民族问题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
　　她的这个论据还这样表述过：第九条不是毫无所指，就是责成大家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个论据。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对每个民族分离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具体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够直接“实现”。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要求“实际精神”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让机会主义者去说这不“实际”吧．但这是唯一实际的保证，是反对封建主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证。
　　从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罗莎·卢森堡不懂得这一点，糊里糊涂地赞美实际主义，这恰巧是为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为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机会主义让步大开方便之门。
　　为什么是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在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民族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和压迫民族中的表现自然是各不相同的。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赞成民族分离权，就是赞成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样说的有罗莎·卢森堡，附和她的有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顺便说一下，他是在取消派报纸上就这个问题鼓吹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需要“实际的”解决，而工人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划清两种趋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考茨基早就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罗莎·卢森堡，而这个论据是无可争辩的。罗莎·卢森堡因害怕“帮助”波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事实上就是帮助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她在事实上就是帮助对大俄罗斯人享受特权（并且是比特权更坏的东西）采取机会主义调和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民族主义，因而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定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成分少而封建成分多的东西，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企图使自己民族具有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
　　这在资产者和市侩们看来是“不实际的”。但这是民族问题上唯一实际的、真正有助于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原则政策。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要用取消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的观点，来估计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
　　让我们看看压迫民族的地位。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大俄罗斯居民[巴黎有一位名叫耳·弗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这位耳·弗拉·是可笑的《superklug》 （这个字在讽刺的意思上可译为“自作聪明的”）。这个“自作聪明的”耳·弗拉·大概打算写一篇研究怎样从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根据阶级斗争观点！）铲除“居民”、“民族”等等字眼的论文。]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长期的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阶级关于这种镇压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偏见，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本身解放事业的莫大障碍。
　　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有意支持和煽动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资产阶级容忍这种偏见或迎合这种偏见。大俄罗斯民族的无产阶级不同这种偏见不断地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俄国暂时还只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无产者，不维护任何特权，当然也就不维护这种特权。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进行斗争，把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能担保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我们并不想凭空“猜测”，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国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突变中，在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问题上发生冲突和斗争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我们无产者预先就宣布我们反对大俄罗斯人的特权，并且依照这个方向来进行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
　　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的和民族的特权，拥护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的任务；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
　　让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前者和后者都要求肯定地回答是或否，他们责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不明确”）都认为这种宣传“不实际”吧。其实，正是这种宣传，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证对群众进行真正民主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教育。只有这种宣传，才能保障俄国在它仍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可能奠定各民族间的和平，而在产生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又能最和平地（并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损害地）分离为各个民族国家。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民族问题上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现在研来一下大俄罗斯自由派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和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实例。

5．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

　　我们知道，罗莎·卢森堡当作一张主要“王牌”用来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论据，就是承认自决权等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罗莎·卢森堡说，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权利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末在纲领上就不需要有特别的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根本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的。
　　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不容争辩地指出过的那样，第一个论据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嫁祸于人，因为罗莎·卢森堡自己因害怕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在事实上作了大俄罗斯人黑帮民族主义的帮凶！第二个论据实质上是胆怯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认分离权？如果包括，那就是说，罗莎·卢森堡承认我们党纲第九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不包括，那就是说她不承认民族平等。在这里回避问题和支吾搪塞，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罗莎·卢森堡没有这样做，因而恰恰是犯了她枉费心机地企图归罪于她的论敌那种形而上学、抽象、老生常谈、笼统等等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须，即俄国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应不应该考察一下俄国各统治阶级的立场呢？
　　“官僚”（恕我们用了这个不确切的字眼）和贵族联合会[10]之类的封建地主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民族平等和自决权，都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口号是从农奴制度时代拿来的旧口号——专制、正教、民族，他们所谓的民族只是指的大俄罗斯民族。甚至乌克兰人也被宣布为“异族人”，甚至他们的民族语言也要受到压制。
　　我们来看看“被召来”参加政权的俄国资产阶级吧，固然它在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很有限，但总算是参加了政权，参加了“六三”立法和行政体制[11]。十月党人[12]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跟着右派走的，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惜，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进步党人[13]和立宪民主党人[14]的立场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谁不研究这个立场，不考察这个立场，那他在讨论民族自决权时就必然会犯抽象和武断的错误。
　　去年《真理报》[15]同《言论报》[16]进行了论战，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虽然非常巧于玩弄外交手腕而逃避直接回答“不愉快的”问题，但是它终于被迫作了一些宝贵的自供。这场争论是1913年夏天在里沃夫召集的全乌克兰学生代表大会引起的。闻名的“乌克兰问题专家”或者说《言论报》乌克兰问题撰稿人莫吉梁斯基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最厉害的骂人字眼（“梦呓”，“冒险主义”等等）攻击乌克兰实行分立（分离）的思想，攻击民族社会党人董措夫所拥护而为上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这个思想。
　　《工人真理报》[15]丝毫也不同意董措夫先生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个民族社会党人，许多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同时又声明说，《言论报》的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言论报》对于问题的原则提法，对一个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或愿意做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应有、完全不容许的（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0－261页。——编者注）。让《言论报》去直接反驳董措夫之流的先生们吧，但是一个以民主派自命的大俄罗斯机关报竟忘记分离自由和分离权，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
　　过了几个月，莫吉梁斯基先生在里沃夫出版的乌克兰文报纸《道路报》[17]上读到了董措夫先生的反驳意见，其中顺便指出了“《言论报》上的沙文主义攻击，只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受到了应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于是莫吉梁斯基先生便在《言论报》第三三一号上发表了一篇“解释”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的“解释”就是一连三次重复说；“批评董措夫先生所提出的办法”，“与否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

　　英吉梁斯基先生写道：“应当指出，‘民族自决权’也不是什么不容批评的偶像〈听呵！！）：民族生活的不良条件能引起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不良倾向，而揭穿这种不良倾向并不就是否认民族自决权。”
　　可见，自由派关于“偶像”的论调，是完全同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合拍的。显然，英吉梁斯基先生是想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政治自决权，即分离权？
　　于是，《无产阶级真理报》“（1913年12月11日第4号）便问英吉梁斯基先生和立宪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同上，第526－528页。——编者注）。
　　当时《言论报》（第340号）就发表了一篇末署名的即编辑部的正式声明，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内容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1）在立宪民主党纲领第十一条上，直接地和明确地谈到了民族“自由文化自决权”。
　　（2）《言论报》断言，《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自决问题同分立主义，即同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彻底混淆了”。
　　（3）“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见1913年12月20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12号上所载《民族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43页。——编者注）]
　　我们先来看看《言论报》声明中的第二点。它向谢姆柯夫斯基之流、李普曼之流、尤尔凯维奇之流及其他机会主义者先生们明显地指出，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一词“不清楚”或“不明确”，实际上，即根据俄国各阶级相互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形来看，不过是重复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言论而已！
　　当时《无产阶级真理报》向《言论报》的那些开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他们是不是否认在全部国际民主运动史上，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族自决始终都正是被了解为政治自决，即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呢？（2）他们是不是否认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也包含这种意思呢？（3）他们是不是否认普列汉诺夫早在1902年谈到民族自决问题时，就把民族自决了解为政治自决呢？——当《无产阶级真理报》提出这三个问题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便哑口无言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无言可答。他们不得不默然承认《无产阶级真理报》绝对正确。
　　自由派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决”这个概念不清楚。说社会民主党把自决同分立主义“彻底混淆了”等等，这不过是力图搅乱问题，不愿承认民主派共同确定了的原则而已。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如果不是这样愚昧无知，就会羞于用自由派口吻来向工人说话了。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无产阶级真理报》迫使《言论报》不得不承认，立宪民主党纲领上所谈的“文化”自决，就是否认政治自决。
　　“立宪民主党人确实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无产阶级真理报》把《言论报》所说的这些话当作我国立宪民主党人“忠顺”的模范，介绍给《新时报》和《庶民报》[18]看，是不无原因的。《新时报》在第一三五六三号上，当然没有放过机会来骂骂“犹太鬼子”，并且向立宪民主党人说了各种挖苦活，但是同时又声言说：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已成为英明的政治定理的东西〈即承认民族自决权，分离权〉，现在甚至在立宪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引起意见分歧了”。
　　立宪民主党人声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护过脱离俄国的民族分离权”，于是就在原则上站到同《新时报》完全一样的立场上去了。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他们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接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实践上依附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学过历史，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行这种‘只捉不放’[19]的天赋权利，往往引起怎样的——说得婉转些——‘蹂躏式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清楚地知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限权力的封建根源和性质，但他们还是完全站到拥护这个阶级所造成的关系和国界的立场上去。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或确定的关系和国界中有很多是非欧洲式的，反欧洲式的（如果听起来不家是诬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话，那我们就要说是亚洲式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些关系和国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也就是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向他们卑躬屈节，唯恐动摇他们的地位，保卫他们不受人民运动的攻击，不受民主运动的攻击。《无产阶级真理报》写道：“实际上这是迎合了农奴主的利益，迎合了统治民族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而不是同这种偏见进行不断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熟悉历史，并且以民主主义者自居，他们甚至不敢肯定说，现在已经成为东欧和亚洲一般特征的民主运动，力求按各文明资本主义国家模型改造东欧和亚洲的民主运动，一定要绝对保存封建时代，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具有无限权力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毫无权利的时代所决定的国界。
　　《无产阶级真理报》同《言论报》的争论所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当前的真正政治事件的问题，这也是由1914年3月23—25日举行的最近那次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证明了的。我们从《言论报》（1914年3月26日第83号）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报道中可以看到：

　　“民族问题也讨论得特别热烈。基辅的代表（尼·维·涅克拉索夫和亚·米·科柳巴金两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指出，民族问题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须比以前更坚决地欢迎这个因素。费·费·科科什金指出，可是（这个“可是”恰恰同谢德林所说的那个“但是”，即“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不会的”一语相合）无论是纲领或过去的政治经验，都要求我们很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这个极其精彩的议论，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民主主义者密切注意（顺便指出，《基辅思想报》[20]）显然是非常熟悉内幕并且肯定能正确地转达科科什金先生的意见的，这家报纸补充说，科科什金特别指出过国家“瓦解”的危险，当然，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警告论敌）。
　　《言论报》的正式报道是用圆滑的外交笔调写成的，为的是尽可能少打开幕布，多隐藏内情。但是从这个报道中大体上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经过情形。熟悉乌克兰情况的自由资产者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决的问题。不然，科科计金先生就用不着号召“小心对待”这一“公式”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纲领（参加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当然知道这个纲领）上所写的，恰巧不是政治自决，而是“文化”自决。可见，科科什金先生是捍卫这个纲领而反对乌克兰代表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是捍卫“文化”自决而反对“政治”自决的。非常明显，科科什金先生表示反对“政治”自决，指出“国家瓦解”的危险，把“政治自决”公或称为“有伸缩性的”（与罗莎·卢森堡的论调完全合拍！），也就是捍卫大俄罗斯的民族自由主义，而反对立宪民主党内比较“左倾”或比较民主的分子，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
　　科科什金先生在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获得胜利了，这从《言论报》的报道里露了马脚的“可是”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大俄罗斯民族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党人中获得胜利了。难道这种胜利还不能促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那些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也害怕“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的糊涂虫醒悟过来吗？
　　“可是”我们现在来实际地看看科科什金先生的思维进程吧。科科什金先生引用“过去的政治经验”（显然是指1905年的经验，当时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权，而以它自己的恐惧心理来恫吓立宪民主党）而指出“国家瓦解”危险时，就表明他清楚地知道政治自决除了实现分离权和组织独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思。试问，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特别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科什金先生的这种忧虑呢？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只捉不放”这一格言的警察梅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
　　科科什金先生的议论和民族主义者一脉相承。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了乌克兰的“马泽帕分子”。萨温科先生及其伙伴大叫大嚷，说乌克兰运动有减弱乌克兰同俄国联系的危险，因为奥地利正利用亲乌政策来巩固乌克兰人同奥地利的联系！！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不能用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归罪于奥地利的那种方法，即让马克兰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实行自治和成立自治议会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试图“巩固”乌克兰人同俄国的联系呢？
　　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和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完全相同，而且从纯粹逻辑方面来看，又是同样可笑、同样荒谬的。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坚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能不能有什么比分离自由，比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呢？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被自由派（以及那些因为头脑简单而附和他们的人）弄糊涂了的问题，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离婚问题来说吧。罗莎·卢森堡在她的论文中写道，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国家虽然完全可以容许个别部分实行自治，但是它应当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其中包括关于离婚问题的立法工作，划归中央议会处理。这样关心用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来保障离婚自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动派反对离婚自由，号召大家“小心对待”它，而且大喊大叫，说离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认为，反动派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在维护警察和官僚的专横，维护男性享受特权而女性遭受最痛苦的压迫；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责备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责备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支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管理手段，损害民主手段。
　　毫无疑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所产生的政客习气，有时也使议员或政论家极端轻率地，甚至简直荒谬可笑地空谈某个民族的分离问题。可是，只有反动派才能被这种空谈所吓倒（或者他们假装被这种空谈所吓倒）。凡是拥护民主制观点，即主张由居民群众解决国家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政客的荒唐空谈和群众的解决问题之间是“相隔十万八千里”[21]的。居民群众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清楚地知道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大市场和大国家的优点，因此，只有当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使共同生活完全不堪忍受，并且阻碍一切经济关系时，他们才会赞成分离。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阶级斗争自由的利益恰恰是要求分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计金先生的议论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议论也含有某种逻辑，即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科科计金先生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拥护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拥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直相信农奴制的棍子，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子已被1905年的事变大大折损了，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的怪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自由派敌视民族政治自决原则的实际阶级意义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就是捍卫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国家特权。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即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小资产者尤尔凯维奇等，正是在目前，在六三政制时代极力反对民族自决权，他们实际上只是跟着民族自由主义跑，而用民族自由主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见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或是在分离的民族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着，并且会继续前进。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拿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例子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6．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根据这个例子推论说：

　　“联邦关系史上最近的一次事变，即挪威和瑞典分离这一事变发生时，波兰社会爱国派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22]）马上就把它抓住了，并且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但这次事变立刻鲜明地证明，联邦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发生了这次撤换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人民投票的办法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安然地选出了另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表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分立主义，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于他们的国主，因而过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这次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迄今存在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显是君主政体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立场的脆弱在解释这个例子时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都是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作者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故作聪明，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但是不回答问题！！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对问题的实质不置一词！！毫无疑问，挪威的小资产者既然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本族的国王，并且用人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也就暴露了小市民的最恶劣的品质。毫无疑问，（前进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它也就暴露了同小市民一样的恶劣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关于民族自决权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呵！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猫是老鼠心目中最凶的野兽[23]。看来，“弗腊克派”[24]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即所谓革命派别，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候因为努力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立场作斗争，竟弄得头昏眼花，以致除了《前进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如果《前进报》说个“是”。那末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务就是要马上说个“不是”，殊不知她运用这种手段，并不是表明她对《前进报》没有依赖，相反地恰恰表明她对“弗腊克派”依赖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于用一种比克拉科夫这个地方的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广阔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前进报》当然是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举了挪威的例子，那就不应当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不需要说明那些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要说明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要说明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个分离时所担负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 “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经常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挪威人举行了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以绝大多数的票数（约二十万票与几百票之比）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经过一些犹豫之后，只得容忍了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族分离并且实现这种分离，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在实际上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离问题而可能引起的冲突，只能按照解决1905年挪威同瑞典之间冲突的那种解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要求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们的市侩习气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的方法来推开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空想”、等干“用金豌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驳得你无完肤了。这种言论只是表现了相信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的那种贫乏而自满的机会主义思想而已。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的无产阶级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因分离而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以及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末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投别种票的社会主义者，那只是证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往往还有很多愚蠢的市侩机会主义成分罢了。关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两种意见的，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说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主义者是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经常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妨害经济生活自由的问题当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拥护挪威农民民主运动（即使这个运动具有小市民的一切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用战争反对挪威。同时又因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为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因为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于是这种鼓吹就成为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担保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长期以来竭力号召大家“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等等，他们用这些言论蛊惑过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之外，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的破坏，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他们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各种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来同时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弗腊克派”有时企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毫无根据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同波兰的社会革命党相类似。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达到任何统一，任何时候都谈不到，而且根本不可能谈到。反之，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懊悔过”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的事情。波兰社会民主党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要求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所以有这种伟大的功绩，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的荒唐话，而是尽管有了这件可悲的事情。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没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同醉心于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特别（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喜欢“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当他们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必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上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是犯了错误。
　　实质上，这就是把从克拉科夫这个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在内）中来。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人。
　　因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u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 Kschat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dis 1.August 1896》）1897年柏林版第18页．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语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科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是罗莎·卢森堡知道这个决议，并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语。
　　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来铲除横在她的“新奇”理论路上的这个障碍的呢？
　　呵，简单得很：……这里的重点，是在决议的第二部分……这个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由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一筹莫展和狼狈不堪的情况，简直令人吃惊。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条文说成是宣言性质，并且怯懦地回避公开反对这些条文。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落到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这一群可怜的伙伴中去，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都是些不细心、不懂事、读到决议后半节便忘掉前半节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的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把国际关于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随便加以践踏，甚至不愿用批评态度把它分析一下，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中，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过，而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关于波兰独立的问题。有三种观点：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卡·考茨基当时发挥得最周密的观点；考茨基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看来，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考茨基说，但是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在国际的决议中也就采纳了最后这个观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而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建立他们阶级斗争的国际统一。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这两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极积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农民改革”[25]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依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26]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这种农民由于对波兰贵族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贵族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彼·别·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就已经不正确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其中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是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另一时代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俄罗斯工人同波兰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这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际上）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恳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界线。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27]的原则基础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决议在第四条上承认自决权——分离权，似乎是对民族主义“作了”最高限度的让步（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就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在第五条上，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统一并且融合为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
　　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捍卫了挪威实行分离而组织独立国家的自由，结果就是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8．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说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常常把这句话重复得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感叹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对于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谈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巧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
　　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查看牙齿”的办法来检查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性和信念。马克思认识洛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思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 [28]

　　马克思向压迫民族中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
　　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由于研究了历史，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认为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29]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十二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眠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30]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31]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思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32]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33]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末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34]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俄国而拥护波兰的呼声…。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35]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36]……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37]

　　他在同年11月30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劝告英国工人怎样做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英国同爱尔兰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写明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 [38]

　　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87年12月17日的信）。[39]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月），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iｌn’y a qu’un pas（只有一步之差）……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须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末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 [40]

　　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关于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
　　格莱斯顿先生在答复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爱尔兰爱国分子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
　　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大赦的条件，无论对于坏政府手下的牺牲者或对于这些牺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同样是一种侮辱；
　　格莱斯顿身为政府官吏，曾经公开而郑重地表示欢迎美国奴隶主的暴动，而现在却向爱尔兰人民宣传消极服从的学说；
　　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大赦问题的全部政策，十足地表现了他先前曾加以揭露因而推翻了他的政敌托利党[41]的内阁的那种‘征服政策’；
　　国际工人协会[42]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勇敢坚决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运动表示敬佩；
　　本决议应通知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以及所有同它有联系的工人组织。” [43]

　　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将如下述：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人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4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又提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 [43]
　　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巩固自己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俄国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耳·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般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爱尔兰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末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现在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主义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即不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缴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解决爱尔兰问题（乌尔斯脱的例子表明这是很难办到的）。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迟延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残缺不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民要反对世界各国、各色人种和各民族中的那些市侩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一看见有人要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特权所造成的国界，就急忙宣布说这是一种“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那他们就会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就会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1903年的代表大会[45]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个别条文的来由（尤其是因为有关文件并不是都能公开传播的……）。因此，把1903年代表大会上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件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件中仍然可以完全明显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辛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九条“不清楚”等等，只是因为他们无知或漠不关心而已。还在1902年，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必需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末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46]
　　这是维护这条纲领的基本论据的一个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本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事实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了的道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稍微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
　　在批准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1903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纲领委员会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而关于这一条的记录恰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只是在委员会里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演说，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134－136页和第388—390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上述我们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普列汉诺夫是驳斥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把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顿！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议取消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意见的荒谬性被揭露得如此明显，如此清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都不敢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复自己的论据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在大俄罗斯、犹太、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没有希望被通过，于是就退出了大会。
　　这一段历史轶事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纲领委员会上被彻底击破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很“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太不愉快了吧！同时，她把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用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而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不敢）再提的关于“修改”纲领第九条的这个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也隐讳过去了。
　　可是，如果罗莎·卢森堡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不肯讲出这些事实来，那末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就要设法认识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全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钢领草案第七条（现在的第九条）改写为：第七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

　　总之，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可惜这都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五个崩得分子拥有五票，三个高加索人拥有六票，而柯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结果竟没有一票赞成取消自决这一条。有三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哥里德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四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当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它的纲领中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了。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自由派的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的纲领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是受到嘲笑而已！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过“民族自决”，那末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马尔丁诺夫认为，决不能给‘自决’这个名词以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说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地方自治。”（第171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是受到驳斥和嘲笑的。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个经济主义者，是个激烈反对《火星报》[47]的人，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那他当然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八条（现在的第九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

　　哥里德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

　　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哥里德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哥里德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在俄国境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妨碍它的。”（第176页）

　　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只”是意味着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未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姑且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作个结束吧。
　　他们参加第二次（ 1903年）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说绝对必须实现统一。“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一遇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上面摘录过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了，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俄国党纲第九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了，证明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党的途径提出修改党纲第九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然谁都从来没有打算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同样也没有一个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九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效劳[48]，他以《斗争》杂志[49]编辑部的名义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党纲中删去。”（第25页）

　　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危险！除了“私下说的话”（就是播弄是非，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以外，他找不到什么证据来把一般“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是罗莎·卢森堡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没有气节、没有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党纲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
　　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因为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个自决权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党纲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又加入了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党纲的建议。（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一般地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党纲中删去”第九条。）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并且他想在党纲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先生写道：“十五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纲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这一名词至今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大家都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这一个侮辱党纲的“没有穿裤子的孩子”[50]不是漂亮得很吗？
　　他为什么要侮辱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而只是落入取消派队伍，在取消派队伍里，对于党和党性的问题“照例”是赤身裸体，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的学生常常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车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放出来，让他们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示完全能够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赞成自决，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党的政论家”（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的学生那样来对待党史党纲，那不是更容易把党取消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钟声》杂志[51]的尤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还表现出他知道只能把自决解释为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和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了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钟声》杂志这个著作家团体的全部政策，就是实行这样一种离间，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特别的民族组织！（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简史》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分裂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市侩团体，——这就是《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这种团体在民族问题上散布一些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气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打算怎样在党纲上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党纲第九条，同时又说他“由于某些理由不能赞成”主张取消这一条的意见！！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52]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关于第九条的问题，除了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之外，没有看见过一篇东西。而且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反驳党纲时，又说他“由于某些（是不是一种不便对人说的病症？）理由不能赞成”主张修改党纲的意见！！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是怎样的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想在一国范围内同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想使波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并且在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中获得大多数赞成分离的票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53]第71号）

　　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连他所说的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问题，正好不是由中央议会来解决，而只能由实行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
　　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当作罪恶的时候，居然有人撇开真正实际的具体政策问题不谈，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大多数在实行民主时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整个俄国的无产阶级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意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了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努力使它通过，后来又写文章维护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照下列原则发表意见的：

　　那里用不着聪明人，
　　你们派烈阿德去就行，
　　让我看看再说。 [54]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烈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党纲的新读者们曲解党纲，制造无穷的混乱！
　　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过去许多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点党性。
　　当然不能把罗莎·卢森堡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10．结束语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自决权只能了解为分离权也好，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都是不容争辩的。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共同奋斗，而且应当共同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会引起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行非常残酷的斗争，以致使人迷失方向，忘记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但是这种迷失方向，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但统治全俄政治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一流人。他们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因为异族人抱有“分立主义”思想，怀有分离念头，他们就对异族人进行迫害，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在千百种报纸上，宣传这种迫害，实行这种迫害。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成了一种活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大风暴发生，这种传统恐怕还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人民群众往往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清理，但是在事实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是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是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最初一个时候，还可以把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当作是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不难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宣传反对某个离婚案件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所“煽动起来的”那种莫须有的“矛盾”的。）而加以宽恕，那末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个民族主义已在指挥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成为不能宽恕的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否认“风暴”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而倾向于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一定会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而以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为转移。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整个现代资产阶级，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民族民主派。“人民社会”党[55]创始人之一的波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56] 8月号上让人小心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成见的时候，就表示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成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甫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例如，把波兰民族主义演变的情况，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为农民民族主义的情况考察一下，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特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 》，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反对在学校里教授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是对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大大觉醒了（例如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种觉醒一定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争执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民主）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53]第三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主义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公式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当然也就完全没有涉及究竟应当怎样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的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请你们拿这件事实同崩得《时报》[57]编辑部让李普曼先生侮辱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的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那里的“党性”道德，真是奇怪得很……至干科索夫斯基究竟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的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用什么反驳，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知道的。

写于1914年2－5月，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按杂志原文刊印，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507－567页，署名：弗·伊林

注　释

[1] 《启蒙》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起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个杂志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的，它代替了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列宁曾在国外领导《启蒙》杂志，该杂志曾发表列宁的下列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选举的总结》、《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等。
　　《启蒙》杂志的常任编辑是维·米·莫洛托夫；斯大林也参加了杂志的工作。文学艺术部分是由阿·马·高尔基编辑的。参加编辑委员会的有马·亚·萨维里也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等人。杂志发行的份数达到5000。
　　1912年至1913年斯大林住在彼得堡时，直接参加了杂志的工作。《启蒙》杂志发表了斯大林的论文《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启蒙》于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该杂志复刊，但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两篇著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

[2] 取消派出现在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时孟什维克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泪源清除出党。参看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57—480页）。

[3] 崩得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6。

[4] 《十二个民族的侵犯》是形容1812年拿破仑第一对俄国的侵略。当时拿破仑侵略军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法国人只占三分之一。此处用这句话形容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猛烈攻击。

[5]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6] 关于对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见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507页，第20卷第1－35页）以及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

[7] 《社会民主党评论》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15。

[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5章。

[9] 《俄国思想》见列宁《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注释2。

[10] 贵族联合会是俄国地主的反革命组织，1906年5月成立。核联合会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在第三届国家杜马时期，有很多会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

[11] 1907年6月8日（公历16日）改变是一次反劫的改变，在这次政变中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修改了杜马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名额，把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大半。新选举法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大多数居民的选举权，把波兰和高加索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半。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的并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马，从代表成分来看是黑帮一立宪民主党的杜马。
　　六三政变开始了以“六三政制”著称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12] 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年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诏书（在这个诏书中，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答应给人民公民权），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该党的首领是大工业家亚·古契柯夫和大领地所有者来·罗将柯。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

[13] 进步党人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6页）。进步党人的首领是莫斯科的厂主列布申斯基和柯诺瓦洛夫等。
　　1912年11月进步党人形成了独立的政党。

[14]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革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

[15] 《真理报》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2。

[16] 《言论报》（《Pen》）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1906年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来曾以别的名称出版，到1919年8月停刊。

[17] 《道路报》是民族主义的乌克兰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在里沃夫出版。

[18] 《新时报》是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最初是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76年起成为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从1905年起该报是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把《新时报》叫做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二月革命以 后，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庶民报》是黑帮的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1909年7月至1917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

[19] 语出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名叫海穆列佐夫的警察，他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后来“只捉不放”这句话成了形容沙皇警察专横的成语。

[20] 《基辅思想报》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906年12月至1918年12月在基辅出版。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

[21] 引自亚·谢·格利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见《格利波也多夫全集》1945年俄文版第39页）。

[22] 指《前进报》。该报是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1892年起在克拉科夫出版。

[23]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这篇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用不着那样高兴，还不是一场空欢喜！如果它们两个打起来，狮子一定要送命，因为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

[24] 1906年波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波兰社会党分裂成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弗腊克派）。（详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评》一文注释9。）

[25]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沙皇政府由于农民反对农奴制剥削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而被迫实行的。1861年2月19日（公历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改革法分，同时签署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语书。列宁在谈到这次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时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2－103页）。

[26] 指1863年1月中央民族委员会（1863年5月改称国民政府）领导的沙皇俄国所属的波兰地区的解放起义。 1863－1864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贵族阶级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主地问题和民生问题的要求。俄国革命民主派深切同情起义者。同加·尼·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联系的秘密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社员，努力给予起义者各种帮助。土地和自由社的中央委员会散发了《告俄国官兵书》，这个呼吁书流传在被派去镇压起义者的军队之中。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钟声》上发表了许多声援波兰人民斗争的文章，并结起义者以物质授助。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863年秋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个刚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1864年底。

[27] 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由列宁起草，经有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案载于《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6－428页。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29] 参看《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8、286页。

[30] 即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6－135页）。

[3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31卷第16－17页。

[32] 同上，第224页。———第548页。

[3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359－360页。

[34] 《泰晤士报》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注释4。

[3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7页。

[36] 芬尼亚运动是芬尼亚社社员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运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出现的、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的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返劫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8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该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

[3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

[3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

[39] 参看《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8页。

[40] 见恩格斯1868年11月20日、1869年10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69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41] 托利党是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纪成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42]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09页）。

[4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44]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详见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州革命》一文注释1）

[4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总共开了三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个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二票），另外有十四个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6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根本原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由革命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唯有这样高度觉悟而有组织的、团结而集中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党，才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夺取政权。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评价，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58页。

[46] 见列宁《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注释2。

[47] 火星派是《火星报》的拥护者。
　　《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警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1900年1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素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艾·巴马文、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饿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党斗争中的特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益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 列汉诺普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星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

[48] 见克霍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这篇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然为了赶走隐士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用一块大石头把朋友的脑袋砸成两半。因此，人们把帮倒忙叫做熊的效劳。

[49] 《斗争》是托洛茨基办的杂志，1914年2－7月在彼得堡出版。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假招牌，在这个杂志上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50] 这个用语出自萨尔梯柯夫一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见《萨尔梯柯夫一谢德林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344－350页）。

[51] 《钟声》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4。

[52] 指1912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在这次全议上组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联盟的组织者是托洛茨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崩得的代表，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各取消派团体即《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取消派的“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还有马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斯皮尔卡”（“联盟”）国外委员会的代表。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毫无联系的人。
　　代表会议在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所有问题上都通过了取消派的反党决议，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
　　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八月联盟，在代表会议一开始就闹得分崩离析。取消源没有能够选出中央，只是组成了组织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下，反党八月联盟很快就彻底瓦解了。

[53] 《新工人报》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12。

[54] 列宁引用了描述克里木战争时期1855年8月4日黑河战役的塞瓦斯托波尔士兵歌曲的歌词。歌词的作者是列·尼·托尔斯泰（见《托尔斯泰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4卷第307—308页）。

[55]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
　　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的首领是阿·瓦·彼舍霍诺夫、维·亚·米雅柯金、尼·费·安年斯基等人。
　　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

[56] 《俄国财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1918年中停刊，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由克利文柯和米海洛夫斯基编辑。该杂志主张和沙皇政府妥协，鼓吹放弃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革命斗争，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1906年起该杂志成为《人民社会党》这一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

[57] 《时报》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