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5日新娜在她的書店門前 威勒斯 攝影王寧
那天，和爸爸媽媽剛剛開始吃晚飯，吃了兩口還是爸爸親手做的很香的蔥爆羊肉，一頓急促的敲門聲，我從吃飯的高興中給驚了 一下，感到害怕！一下子就忘了吃好吃的那種輕鬆自在的心情。媽媽起身開門，瞬間１０個８個警察就沖了進來，還沒等我看清楚，爸爸似乎也沒有反應過來，他就被他們按住戴上了手銬。” 這是草原上的雄鷹哈達的兒子威勒斯日前接受電話採訪時說的。
他繼續說：“那天是1995年12月10日。後來才知道那是聯合國制定的國際人權日。” 威勒斯說着停頓了一會兒，嗓音明顯低沉多了，好象在哭：“我一想起來從那時直到今天我父親就一直沒有回來，給判了１５年的反革命和間諜罪。他真是冤枉，他多可憐呀！”這時，記者也感到眼淚在往上湧。
威勒斯接着回憶：“那天父親被抓，媽媽也給帶走了。當時，那幫警察就開始抄家，書架上的書是一本本翻查、箱子打開倒掉裏面的衣物、連我的書包内的書本文具盒也給倒在地上 … ，我非常驚恐地躲在床上，用毛毯裹在身上，不敢擡頭正視那些土匪般的警察在抄家的情景，抄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次日天都快亮了那幫匪徒才走。那時我才11嵗。”威勒斯說：“爸爸媽媽那天晚上全都給抓走了，我第二天不知要幹什麽，害怕，也很想念他們，沒有去上學， 跑到了姥姥家，幾天后媽媽放回來了。”
哈達，1980年代從内蒙古通遼師範大學獲得蒙古文學學士學位后，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六年，其間曾獲得西方哲學史研究成就的二等獎。接着他考上了内蒙古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碩士研究生。一位地地道道的學者，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當地學者以及大學生一起于1992年5月在呼和浩特建立了一個非公開的組織“内蒙古（南蒙古）民主聯盟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cy Alliance (SMDA)”，哈達被選為主席。在該組織的框架下出版了“内蒙古（南蒙古）之聲”雜誌The Voice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 後來哈達撰寫了一本書，名為《内蒙古（南蒙古）的出路》The Way Out for the Southern Mongols 該書主要收集和論述了内蒙古（南蒙古）在中共的統治下幾十年來真實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思路。具體有歷次政治運動迫害致死的蒙古人的材料；被毛等當局策劃和鼓動的洶湧如潮的漢人移民給蒙古族文化的衝擊和毀滅；對蒙古族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大大減緩已經很低的蒙古族人口的增長；蒙古人的社會和政治權利被剝奪遺盡；蒙古族的宗教系統、文化和傳統習慣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等等。書中號召人們覺醒，起來實現和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那些人民應該有的權力。
1995年冬天，以哈達爲主席的内蒙古（南蒙古）民主聯盟組織了以蒙古族爲主的内蒙古首都呼和浩特的知識界，大學和其它有關院校的教授、教師和學生罷課上街，提出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那些人權的内容和權利，制定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内蒙古自治的基本法的正當訴求。那年12月份的那次請願和人權訴求活動被當局武力給鎮壓了。當晚就開始了一系列的恐怖的逮捕行動。哈達和妻子新娜、哈達的弟弟哈斯，以及幾十位蒙古族學者或學生被強行逮捕或拘留。後來，哈達被毫無道理的判了15年徒刑。2010年12月10日是人類人權日62周年，哈達的刑期也到了！
最近，通過電話與我家鄉的哈達家人交談了幾次，這是我第一次採訪老家的哈達妻子新娜和孩子威勒斯。其實我早就聽説了哈達的事情，也在新西蘭的國際大赦組織的材料上看到過要國際社會關注内蒙古哈達被無理監禁的呼籲等，但我一直沒有真正關注這位草原英雄的具體事件。我内心感到不安和内疚。
當局將哈達関在了距離他家兩千公里的内蒙古赤峰第二監獄，他那時是41嵗。這14年間，新娜只收到過哈達的一封信，哈達也是只看到過妻子新娜的一封信。一兩天前新娜通過電話告訴我：“我很喜歡哈達，志同道合使我們走在了一起，我在大學畢業以後一直在中學教政治課。我和哈達一樣都是非常愛對方的。我真的很想念他。”她停了一下用挑高了的聲音說：“這14年間，我和孩子乘火車去赤峰一共探望了哈達32次，他給我寫過近20封信，我給他發去了30多封信，這些信都是沒有留底，可是我們各自一共才收到過一封信，那還是他被関起來的頭幾年的事。一次我剛到監獄，一個被稱爲主任的對我說，我的信文學很好，字體也好。可是哈達說沒有收到任何第二封信。”她接着說：“一次在被強行用警車帶到内蒙古公安廳問話時，竟然問的都是我給哈達信的内容，你看他們多麽無理霸道，竟然連夫妻之間的通信都給扣留，我給哈達寫的30多封信可能都在他們的手裏，完全可以說是流氓無恥，連我想念丈夫和愛戀丈夫的言辭都不能正常被愛人看到，所有權利都給他們剝奪了！他們也是人，但爲什麽他們干的事情卻連人類的最基本的人性都沒有呢？” 我補充說：“我對您的心情很理解。我就是因爲採訪和報道了象魏京生來惠靈頓訪問和六四周年的新聞，這裡的中國大使館給我打電話，時任大使陳明明也專門找我單獨談話。我至今仍然堅持我的新聞自由的理念沒變，結果前兩次囘中國的簽證申請被這個大使館拒絕，他們給的拒絕的原因兩次均是一樣“上級的決定。”。我這個普通的記者連囘呼和浩特探望我已經80多嵗的父母的權利都給流氓式的剝奪了，我擔心不能見到他們最後一面了。” 新娜說聽到過這種新聞，說：“只有他們才能幹出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儅與哈達的妻子新娜交談這些和更多的有關哈達被監禁的這14年的生活的時候，新娜的聲音非常的有力和清晰，一點也沒有感到她有哽咽的感覺。
這位英雄的妻子講了很多她幾十次長途跋涉探望夫君的情形。她說：“内蒙的春節時天氣還很冷，夜裏有零下２０度左右，白天也是零下１０多左右，雪又很大。我幾次去看他，很難買到正常的火車票，只好在黑市上買高價票。火車上的人特別的多，人們都是回家團聚過年的，也有很多年輕的一家去老人那裏團聚的。而我是去探監的，那是什麽心情？”
“經過一天一夜的坐票火車，我必須是大年三十趕到監獄。好不容易我見到的哈達也是被很厚的玻璃窗和鐵絲網隔開的，是通過電話接觸的。每次規定一個小時的所謂見面時間，實際上因爲辦手續和等他從裏邊出來，我們用電話的説話時間還不到40分鐘。每次都是突然聽到很大的聲音‘時間到了！’， 電話就被監管強行挂斷了。
儅我乘坐大年三十晚上的火車囘呼和浩特時，感到車窗外面一片白，似乎是車廂内只有我一個特別孤零零的人一樣拌着車輪沒有任何改變的聲音，雖然車内還是人很多，也吵雜。”
新娜說，她每次去赤峰探望哈達均有警方跟隨“保鏢”，我和兒子的一切行動全被監視和控制着。
儅我問起新娜是不是哭過很多？她答道：“我沒有淚，從來沒有在哈達面前哭過。”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哈達和新娜一同開了一家蒙文學社書店（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附中东巷中段。电话：＋＋８６471-4393101 或＋＋８６13704754570.），是以學術性的蒙文書籍爲主。因爲市場很有限，所以，現在的生意只是夠娘倆的基本生活，再省吃儉用積攢個火車票去看看愛人和爸爸。即便是這樣，當局還不時強行關閉書店或查抄書店，今年的六四20周年就給警察無理的查抄，很多警察的到來把顧客都給驚嚇跑了。
新娜和威勒斯告訴記者，經常有便衣在書店的外面和沒有警察標識的汽車停在那裏。在記者給新娜打電話的幾次中，均是遇到不通的情況多次，有時一連兩天打過２０幾次均不通。但記者在北京的朋友給新娜打電話就很快通了，這種經驗和最近兩三個月來從新西蘭和英國給新疆打電話是一樣的。据從新疆出來的人透露，現在新疆内連手機發短信都給禁止了。
記者問起哈達出獄之前和以後有什麽打算。她說：“現在要為哈達出來做些準備。今後我們肯定還是要為民族和國家的進步奮鬥下去。”她說：“我近年給哈達訂了幾份報紙，如《南方周末》 等。原來不讓哈達看，後來我給胡錦濤寫信，也給美國總統寫信，這樣哈達現在可以看到我給訂的報紙了，但經常是哈達拿到的報紙已經是某一部分給剪掉了。”
英雄是怎樣的？英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堅持真理，可以把牢底坐穿都不改變。哈達就是這樣的草原英雄。他從來都不認爲自己有什麽罪，他從來都沒有改變要實現内蒙古人權自由的決心，他從來都清醒地認爲正義永遠要戰勝邪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