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蒙古/内蒙独立问题 - 阶级参考【资料专辑】

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

一 基本立场

1.承认民族自决权，力图打消各族无产阶级之间的民族偏见，实现民族平等——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2.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它应由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负责，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这种支持首先具体表现在支持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反抗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对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

3.但工人阶级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不论是民族主义的思潮、政党组织还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反对压迫民族一方的爱国主义（思潮、政治组织及政治运动）。因为各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代表着“民族”中的有产阶级的利益。

4.上述立场并不意味着中立，而是意味着采取积极前进的工人阶级独立立场的可能性。
打个比方，一个大黑帮打击迫害一个小黑帮，小黑帮帮主的豪宅和妻妾被强占，小黑帮地盘上的工人遭到超额压榨。小黑帮为夺回豪宅和妻妾，鼓动自己地盘上的工人去反对大黑帮，工人革命者当然不是抽象地“支持小黑帮的共同斗争”（这个口号根本就是混淆视听），而应该区分“同一个民族”人群里的不同阶级，以具体的工人团结反抗黑帮的纲领、口号和措施，来帮助工人进行反民族压迫斗争，使这种斗争有机地包含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

5.“批判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会使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更向前进一步时被绊住脚。这甚至比单纯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更危险，因为它更精致细微。
例如，本来只是为了反抗政治压迫的被压迫民族工人，在联合罢工中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或工人代表会，大有侵犯包括本族资本家（而他也是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的财产特权之势，民族主义运动必定要约束甚至必要时打压扼杀工人的“激进过火行为”，长期“批判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说教”将被迅疾的事变打得措手不及。应该注意的是，“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不必常挂嘴边，但至少不应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给工人丝毫幻觉，让人以为“某些民族主义有时还是有进步性的”。


二 若干具体探讨

1.对“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之辨析。这个观点是左派里争论的焦点。
我认为，民族压迫的实质是有产阶级（特权集团）对劳动阶级分而治之、方便统治的政策和思想，同时它也反映了有产阶级（特权集团）内部的利益相对分化（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族压迫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阶级压迫，或者说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因为是特殊形式，区别于一般的阶级压迫，例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压榨、开发商对农民的强拆、公司高管在工薪职员头上颐指使气。

2.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民族压迫的阶级基础被铲除了，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和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阶级而兴起的官僚特权阶层，仍保存了民族偏见的精神文化因素，通过官僚特权统治表现出来，形成新的民族压迫，更准确说是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压迫的精神文化映像，它不是实质意义的民族压迫。（不论是否给这个词加上双引号）
但畸形工人国家的民族压迫与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压迫有本质不同，政治内容不同，解决办法也很不一样——前者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改变，后者则要更深刻的社会革命（连带政治上的翻天覆地）。

3.即使在畸形工人国家，由于民族压迫失去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只是一种映像），民族的经济文化隔阂在大的范围内仍在逐步消失——尽管是常常被官僚统治所扭曲的形式。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资本主义国际）境内民族冲突日益加剧，与下半叶前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畸形工人国）境内民族融合缓慢曲折地前进（很多少数民族，例如满族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思想文化差别都在淡化），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而19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复辟后，民族问题不断加剧升级，甚至大有“新民国”超过旧民国之势，又再次做出一个十分明显的对比。

4.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民族的定义和合法性不值得详细争论。
资产阶级热衷于这些争论，只是为了用一些神圣的概念、抽象理论和“民族感情”去欺骗被统治阶级，争夺统治地盘。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定义的确有问题（特别是那“五个共同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必需一定区域内、较独立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够在舆论文化和群众意识这些方面建构起来（即马克思主义传统定义中的共同地域、共同市场、共同心理文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定义不管有什么问题，它还指出了民族利益/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实质、发展规律，以及工人阶级应有态度，在今天仍完全适用，具有强大生命力。

5.现实中的“民族感情”“民族义愤”“爱国情感/义愤”都扭曲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阶级仇恨，共产主义者既不应简单盲目地否定、嘲笑、蔑视这些感情，也不应停留于对其抱以模糊含混的同情，或抽象地认为它“多少有点进步性”，甚至自欺欺人地将之作为“批判地支持民族主义”的理由。而应以具体的分析澄清这种“感情”，帮助被压迫阶级将其阶级仇恨，导向反对民族压迫和一般阶级压迫的共同解放事业。
（另外需要说的是，无论压迫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其统治阶级比被统治阶级更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感情/义愤”，但他们仍要借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失去的生意、利润和特权的痛惜，这是他们唯一的“感情”。）

6.相当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舆论将重点放在了“大汉族主义”与少数民族利益的冲突上，部分在野资产阶级舆论重点讨伐“大汉族主义”。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混淆视听的成分，似乎问题只在于“大汉族主义”。
应该指出，大汉族主义的确构成了老的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满的汉族独立革命），老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无法完成土改而不能统一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改和大规模工业化正好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任务、但它同时更延伸为消灭民族差别的历史进程（如上述第3点所说，它是扭曲的，但毕竟是朝着这个方向）。这个历史进程却很快又被198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打断，但新生资产阶级取得了过去工人国家实现的成果（主要是土改建立起的全国统一市场与体系化的工业技术基盘），从而使一个不同于“大汉民族”的新民族——“中国民族”具有了物质基础。而这种“中国主义”的民族观念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更为需要的、更具现实性的意识形态，但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完全认清这一点，而且大汉族主义有更熟悉的文化传统（贯穿二十世纪），于是出现了“中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同时发展的景象。（国内文化界里，读经和汉服运动、对岳飞等人是否民族英雄的解读争论等，反映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同时发展、初步交锋的情况。）
这个具体差别并非不重要，共产主义者应该清楚认识资产阶级敌营的情况，特别是更认清“中国主义”的危害，而不是尾随自由派只知讨伐大汉族主义。

7.造成民族问题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实行了特殊的阶级压迫政策——打压民族文化、宗教、习俗所造成的，但更大一部分原因实质上是一般的阶级对立、阶级压榨所造成的。民族主义舆论往往夸大了作为特殊的阶级压迫的民族压迫，并且极力掩盖一般的阶级压迫，这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高度注意的。这一点，需要详细的社会经济观察和分析，也是本专辑资料搜集的重点之一。


三 对现实中各派的看法

1.鼓吹驱逐买办、国家自立富强的自强派和国家主义者是资本统治阶级的帮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死敌；尾随自强派之后的毛派充当了统治阶级的奴才走卒。

2.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主流（包括海外民运主流），出于本阶级特殊利益有限地反对CCP当局的爱国主义，但仍维护中华一统（近似于某种“中国主义”），从思想上看仍抱有压迫民族的偏见（但更隐晦、更“温和”），从实质上看是试图代表以亲美资本和部分“非官方资本”为重点的本土资产阶级利益。它们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3.部分毛派的左翼（即毛左派）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复辟导致了民族问题的加剧，但却无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抹杀民族压迫，或者看不到民族压迫这种特殊的阶级压迫与一般的阶级压迫的差别，甚至进一步主张反对将民族自决权适用于今天中国，客观上是用左的分析来为中华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辩护。另一方面，毛左派对畸形工人国家的民族压迫政策毫无反省，反而一味吹赞毛时代的民族政策，这只会增进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不信任。

4.少数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他们中包括少部分海外民运）支持完全的民族自决权，但这仍不敢越资本产权的雷池一步。而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高度发展、国内外资产阶级高度融合的今天，他们的政策并没有可行性。

5.境内民族主义运动（包括疆独、蒙独和达赖的藏人流亡集团）的不同程度的主流实际上已经、或正在、或倾向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妥协媾和。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融合的全球大形势所决定的。

6.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相对要劣势得多，不过疆独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得到邻近的蒙古国同情的蒙独也具有潜在的优势，它们也得到上述第4点激进自由派的支持。
可是当它们一旦真正争取得独立，国家的经济仍不可避免要依附于邻近的资本列强，仍不可避免要两极分化——上层有产阶级勾结外国资本列强作威作福，而下层人民与压迫民族的人民本质上毫无差别地受压榨（以哈萨克族为主导的哈萨克斯坦、以藏传佛教立国的不丹、以蒙古族人为主导的蒙古国，都是最明显最生动的事实例证）。
真正追求民族自由与平等的被压迫民族奋斗者，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工人，只有跳脱资本主义及其民族国家疆界的牢笼，团结各民族各国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断强化工人阶级民主、把工人革命发扬光大，才能实现民族自由的理想。在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革新后的民族文化也将成为没有政治属性的真正全人类精神文化财富。

7.最近五年进入中国政治斗争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自称托派，但实则扮演了政治立场模糊的激进泛左机会主义角色。在民族问题上CWI特别采取了投机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简单说就是见风使舵：当境内民族分离主义壮大乃至成为当地工人阶级的主要政治倾向时，就支持它，但要加上一句“支持社会主义的独立新疆/西藏/……”；还不壮大时，对它“最坚决批评”（实质只能是有限批评，因为保留了“壮大后转变态度”的尾巴）。
CWI的这种政策，表面上看是粗制滥造的投机主义，很容易遭到中国左派特别是左翼青年的反对。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特别是当民族分离主义在某地区高涨起来的时候，也因为“民族感情”扭曲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阶级仇恨。CWI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本质上是不要原则，为上层“随机应变”的叛卖权谋准备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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