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自治的失败原因

德王走出，“自治政府”分裂。1949年9月下旬，绥远地区“和平解放”后，德王等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但当时野心勃勃的德王，仍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于是决定按他拟定的最后一着的决策：打算把“蒙古自治政府”立即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然而，白海风等人当时则认为：现在形势虽在变化，但大局是基本上已定。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处于山穷水尽，末日即将来临的地步，即是按德王的想法把“蒙古自治政府”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草原地带，勉强再维持几日，也怕是徒劳无益的。同时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这个时候，仍然坚持独树“蒙古自治政府”的旗帜，完全无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自治政府的存在，对自已将来是很不利的，出于这种政治上的应变思想，白海风则说：“我们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蒙古自治，现在大局虽然要变，但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也是蒙古人的自治运动，和我们的原意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我们如果丢开蒙旗而谈自治，那就成了空话。今天的局势，看来走在哪里也是要解放的，何况形势的发展，你想走也是走不出去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有等着解放。绝不应该考虑搬家，个人也不要打算走开，大家要一同等着解放”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看到大势所趋，也认为再搬家逃跑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他们都支持白海风的意见。但是德王仍然坚持向西撤退。他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等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

经过几番争论，德王等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两派都各持己见，以后德王又和达理札雅、白海风等分头个别商谈，依然没有结果，于是德王看到继续僵持下去，于他更多不利，只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最后德王又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么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亦未表示挽留，于是德王遂予同年9月20日黎明前，带随员2人，并窃带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木质印信和长方招牌，秘密出走，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

（二）负隅顽抗，德王西窜。德王等由定远营出走后，驻防在宁夏省陶乐县的李守信蒙古军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看到解放军已进军到银川一带，因此，李守信便带领部队由宁夏石嘴山一带，渡过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时，与德王会合在一起。德王与李守信会晤后，经过几番研究，为了壮大声势，认为需要再进一步扩大军事组织，大搞一番。于是决定除政府名称仍采用“蒙古自治政府”的原称外，在军事方面，决定成立“蒙古军”，设置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原有部队改编为两个骑兵师，并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和成吉思汗的三色军旗。德王又自任蒙古军总司令，任李守信蒙古军副总司令。宝贵廷为蒙古军总参谋，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苏和巴特尔为第一师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吉利占太为第二师师长，塔拉巴为副师长，拉希那木吉勒为参谋长。经过这番部署后，德王等派遣吉致祥前往定远营阿拉善旗政府借用了80峰骆驼，押运着粮食也到达了图克木庙。此时，德王、李守信等就按照他们拟定的西进计划，带着这些蒙古军队，向阿拉善旗西北部的荒漠草原继续进发。他们且行且止，辗转月余，约在同年11月底，才窜抵该旗西北部边境的拐子湖一带地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甘肃省大部地区，酒泉、玉门一带地方已为解放军进驻。阻止了德王等打算继续西窜进入青海、西藏等地的去路。德王等陷于进退两难绝境之中，只好暂且在这里盘踞下来，再作下步的打算。看到他处境艰难，前途渺茫，又使出那套惯用狡兔三窟的伎俩，于是他便亲自前往哈拉而格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人员进行暗中联络。适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牧草枯黄，而德王、李守信等蒙古军，人无粮食，马无草料。这些蒙古军多数又是出身于惯匪、兵痞、流氓等乌合之众，因此，这时他们便四出掠劫、抢夺牧民的驼、马、牛、羊和粮食衣物，到处进行疯狂掠夺和强奸妇女，致使阿拉善旗西北地区造成700余里的无人烟地带。据统计，当时抢夺宰杀牧民的骆驼就达3000多峰，使当地牧民生命财产都遭到极大损失。因而，广大牧民群众被迫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四处逃窜。后该旗保安队和牧民武装布防在德王的蒙古军周围，双方也发生过多次冲突，相互打死打伤多人。

迨至德王出走之后，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立即商量，把“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改换为“西蒙自治政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看到当时全国大陆已经大部解放，因此企图借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王爷庙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自治区域上发生重叠对立，以逃避其分裂民族的罪责。接着达理札雅与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商讨局势同时并与他的核心人员秘密决定：就先向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毛主席等发出通电起义的呼吁，争取在宁夏解放之前，先行取得和平解放。当时，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4人联名，正式发出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解放。与此同时，他们又派遣罗瑞光（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等以阿拉善旗政府的代表身份，星夜兼程，前往银川，向正在进发宁夏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报告阿拉善旗的起义经过，并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保卫地方治安。同时，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某部的一个团，到达阿拉善旗腰坝地方（距定定营30公里），又派戚涛、何兆麟出面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前往腰坝欢迎慰问。并陪同该团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翌晨即返防地。从此，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便获得了和平解放。同时，将国民党中央驻阿拉善旗统计调查专员王君惠和其他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连同武器及电讯器材等，一并解交该军司令部。嗣又在同年10月5日，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前往银川市，向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报告阿拉善旗的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随后，白海风、何兆麟2人又于同年10月10日，赴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北京，分别向彭德怀、乌兰夫和周恩来总理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带领蒙古军部队出走及阿拉善旗的地方治安等情况。最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一面备函带给德王等，希望其归向人民，接受解放；一面又指示白海风、何兆麟等人赶快回去，责成当地旗政府积极设法进行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及率领的军政部属。并指示说：只要他们归向人民，一概既往不咎；还要注意加强治安工作，迅速恢复地方秩序。嗣白海风转往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何兆麟于1950年1月初返抵阿拉善旗，传达上级对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部属等指示。是时，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也派曹友参副司令员前来，会同阿拉善旗人民政府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并先由达理札雅秉承宁夏军区的指示，致函德王，劝其投诚人民，并请他前来宁夏省商谈解决部队等问题。德王接到函后，随即派陶布新为代表，前来宁夏，向宁夏省方仍然要求准予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所谓“自治”。陶布新临行时，德王送他起程时说：“你去只谈我在信上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的出路问题，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

同时又嘱咐他设法购买或向达理札雅要几块电池来。以备电台进行联络使用。陶布新到达银川后，把德王带来的信交给了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潘看了德王信中所要求谈判的内容后，便首先向陶布新做工作，他恳切地给陶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的伟大光明前途。希望他回去转告德王深明大义，归向人民，并嘱请德王亲自来省，面商一切。此间虽经陶布新为代表中间往返三次向德王传达宁夏省人民政府的意见，但德王仍然顽固地坚持实行他主张的所谓“自治”要求，不肯接受解放。并狂妄地对陶布新说：“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并且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呢？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反蒙古人可能都一样。”

德王是个有极大野心的蒙古主义者，他从1933年7月在百灵庙发起“自治运动”开始，直到1950年初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彻底土崩瓦解为止，18年来，他一直没有间断苦心经营“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他自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长期以来做着妄图实现由他来统治整个蒙古的迷梦。在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下，他的这些幻想虽然都已宣告破产，但是他也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最后到了山穷水尽，完全陷于进退两难的绝境时，他仍不悔改，而是继续玩弄他那套“狡兔三窟”的把戏，于是他一面派遣陶布新为代表与宁夏省人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周旋谈判，一面又派人暗中去找曾经混入革命阵营，窃据苏尼特右旗旗长职务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联系。

阿拉坦瓦齐尔，早在1945年日寇投降时，就和初到锡盟的苏、蒙联军有了联系，当时，苏、蒙方面曾给他任务，让他去做争取德王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此时阿拉坦瓦齐尔正在中、蒙边界的阿拉善旗北部的国境线一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搞情报活动。此番经过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联络，德王便于1949年12月29日，带领随员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等4人，由阿拉善旗西北边境的拐子湖越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德王在逃离阿拉善旗越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曾对他的部下们说：“外蒙古人对内蒙古人样样注意，时时关心，如果遇事相求，必能随时相助。”又说：“外蒙古虽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毕竟都是蒙古人，一切事情总好商量，如今与其投降中国共产党，倒不如求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他在投奔外蒙之前，仍然抱着很大幻想。因此，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不久，就给李守信来信，邀请他的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所有军政负责人员，急速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商大事。于是，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门巴特尔、达喜等20余人，都相继越境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2月27日，德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同年9月18日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中国监禁。至此，德王在我国蒙古族地区导演了近20年来的“蒙古自治”运动，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缴械投降、接受和平解放。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留在拐子湖“蒙古自治政府”军政官员有：吉利占太、吉尔格朗、孙明海、陶布新、韩萨嘎拉扎布、葛瓦拉希、塔拉巴、色楞那木吉勒、拉希那木吉勒、达理扎布等中层以上官吏和所属蒙古军队。此时，以陶布新、孙明海为首，便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倡议归向人民，争取和平解放。但当时绝大多数人，因不了解党的政策，顾虑重重；也有的人坚决反对归向人民，内部便形成对立的两派。此时陶布新又去阿拉善旗定远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的曹副司令员等汇报了情况，曹等当将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指示向他作了传达，何兆麟并将他们带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给德王及其部属的信件，由他带回拐子湖，向德王、李守信留下的部属人员进行宣读，并将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和进一步对他们提出的几项处理办法进行传达：1.愿回家者，准予资遣回籍；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古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兵役者，准予收编为保安队。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德、李残留部队内都愈益分化，主张缴械投诚，拥护和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剩下少数坚决不愿放下武器，反对投降者，有团长韩萨嘎拉札布带领约100人叛变向西逃窜，当他们逃到额济纳旗马鬃山一带时，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另一部分约近200人的叛变军由团长葛瓦拉希带领向东逃窜到乌兰察布盟时被阻，只好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投诚缴械。当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叛军分化出去以后，所剩余部约1200人便在1950年二三月之交，全部接受缴械投诚，和平解放的号召，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当时上级人民政府，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分别作了如下的处理：（1）收编为阿拉善保安队者约有400人；（2）资遣回原籍者，约400余人；（3）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者约60~70人；（4）留交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任用者约100余人；（5）安置在阿拉善旗落户为民者约100余人。

至此，德王、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在全国大陆解放前夕，共同策划进行的这场短命的“蒙古自治”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的革命洪流中，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土崩瓦解，而宣告彻底破灭了。

（注：本稿内容曾发表于政协阿拉善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