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达·纳楚克道尔基(D.Natsagdorj)出生于今蒙古国中央省巴彦德勒格尔苏木一个没落的台吉家庭。他的父亲策·达希道尔基在当时的自治军事衙门供职。达·纳楚克道尔基7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
8岁起,达·纳楚克道尔基便师从阿拉坦格日勒开始学习传统蒙古文。他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仅仅两年后,他便写得一手好字,并开始写日记。由于在当时的蒙古识字的人不多,再加上达·纳楚克道尔基颇具才华,1917年,他就开始在父亲身边做助理文书(必帖赤)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便成为了正式文书(必帖赤)。1922年初,达·纳楚克道尔基在蒙古人民党中央组织部兼任助理官员,1922年末,达·纳楚克道尔基升任蒙古人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23年正式成为蒙古人民党党员。1923年3月,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达·纳楚克道尔基当选为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1925年年初,达·纳楚克道尔基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清查委员会成员。20世纪20年代中叶,他还曾一度兼任政府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了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1924年起)、蒙古少先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1925年起)。1921年以来,刚刚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达·纳楚克道尔基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建立新的行政体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Ts·达木巴道尔基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在发展蒙苏关系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并准备派遣一批蒙古学生赴德、法两国学习。1925—1926年,达·纳楚克道尔基从苏联列宁格勒市Н·Г·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进修回国后便向上级递交申请,表达继续学习的愿望。于是,1926年10月14日,达·纳楚克道尔基一行六人从乌兰巴托出发前往德国柏林留学。初到柏林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后,达·纳楚克道尔基于1927年6月前往莱比锡市东方学院师从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E·海涅士学习东方学,同时还兼修编辑、出版等课程。德国留学期间,达·纳楚克道尔基也十分活跃。他密切关注德国的发展和社会矛盾,并给当时在德国蒙古学生们解释当时的国际和德国政治形势、阶级斗争,使他们逐渐明白学习的意义。他还组织蒙古留学生出版了一份期刊,名为《学生杂志》,以便定时向国内介绍有关德国的情况。1928年以来,“左倾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大有抬头之势,在他们的影响下和苏联的压力下,被派往德国和法国的蒙古留学生于1929年被全部召回。达·纳楚克道尔基于1929年春回国后,同年8月分别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再次递交赴德留学申请,都没有获得批准。回国以后,达·纳楚克道尔基在铁工厂为当时工作在那里的瑞典人当翻译。他曾经表示“不希望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不适合我”,可是不仅没有得到理会,反而在1929至1930年进行的党内检查工作中以“有民族思想、同西方分子勾结、不关心政治”的名义于1930年被驱除出党。在《青年真理》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1年1月末,他被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历史研究室文案秘书、负责人和语言学研究室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指导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剧院的排练和演出。1937年7月13日,年仅31岁的达·纳楚克道尔基与世长辞。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达·纳楚克道尔基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了文化领域,并将自己定位为“文化播种者”。尽管从1930年起,他就不断地被诬陷,两次入狱,并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生命的最后,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但这一切都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职责。在担任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和音韵学研究室负责人期间,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了这两个领域的拓荒者。他参考了B·Ya·符拉基米尔左夫和N·鲍培等人的著作,对喀尔喀方言进行了专门研究,完成了《蒙古语的拉丁化法则》一文;他在论文《蒙古历史概要》中提出了蒙古历史的分期思想直到现在还被蒙古历史学界所承袭;他编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本《德蒙词典》囊括了10000多个单词,而他编写的包含3300个词条的《回鹘式蒙古文字典》对于传统蒙古文的正确书写、传播等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达·纳楚克道尔基还参与了蒙古语言学名词术语词典、第一本蒙古语辞典的编写和出版工作。20世纪正是西方蒙古学研究兴盛的时期,在译介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达·纳楚克道尔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组建了一个译介队伍,他本人还独立地或与他人合译了许多作品,如:马可波罗的《在大汗的宫殿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等。
达·纳楚克道尔基一生不辍笔耕。留学归国后的他在文学创作领域达到了一个巅峰,他的许多被后人所熟知的作品,如:《我的祖国》、《四时》、《黑暗的悬崖》、《旧时代的儿子》、《白月与黑泪》、《三座山》等均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达·纳楚克道尔基的作品以诗歌、小说和歌剧为主要体裁,主题多样,包括:宣传科学、歌颂革命、赞美祖国等等。他的诗歌作品继承了蒙古古代文学的口头传统,形式简单、朗朗上口,这对于当时科学的宣传和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小说和歌剧的创作中吸收了欧洲古典文学的一些技巧,既侧重叙述,又注重结构的布局,使得作品结尾每每都能达到了一种出奇置胜的效果,这对于蒙古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他跨文化的背景,使得他在创作时,敏锐地抓住了蒙古文化的精髓,运用最凝练、最准确的语言描写出蒙古社会最典型的画面,这对于保护和发展当时深受苏联影响的蒙古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达·纳楚克道尔基的创作产量并不算高,而且其作品的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是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把握与思考,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了其本人真正思想的流露。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成为了蒙古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也被誉为“蒙古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受动”之时。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撰文《摩罗诗力说》,希望寻找到一些具有“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品质和胸怀的中国精神界的“能动”之人。由此观之,达·纳楚克道尔基也无疑是20世纪蒙古精神界这样一位“能动之人”。值此达·纳楚克道尔基诞辰100周年之际,让我们深深地缅怀他,并将这种敬意化作一种力量,勉励自己,为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