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蒙古人与蒙古游牧世界

蒙古游牧世界东起阿穆尔（黑龙江）河上中游、斯塔诺夫山脉南北、松嫩平原长白山西麓一线，南至清代柳条边墙、长城、青海省黄河以北、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内外、北哈萨克草原一侧，西达南俄罗斯草原、小亚细亚半岛东缘、克里米亚半岛周围的黑海草原，北尽东西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南缘。在这一辽阔的土地上，先于蒙古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同时于蒙古的契丹、女真、回纥、黠戛斯等游牧部族，风起云涌般地生活在这一方山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游牧文明。直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完成了蒙古高原的蒙古化，在历代游牧人民的人种学遗迹上，融合完成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史。从此，蒙古民族作为蒙古游牧世界的核心体，以蒙古帝国、元帝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帖木尔帝国、莫卧儿帝国、昔班汗国、乌兹别克汗国、布哈拉汗国、乞瓦汗国、浩罕汗国、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北元帝国、准噶尔帝国的政治存在方式，主宰了欧亚草原地带的命运，成为今日欧亚草原地带政治版图的原动力，为游牧文明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蒙古游牧世界的历史，是由各部落蒙古人民共同创造的。自１２０６年圣主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始，持续百年、历经四代人的世界征服史，将蒙古民族的坚忍、团结、勇往直前、智勇兼备、克服逆境、崇尚自由等之精神，发挥到了极至。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远征史，是各部落蒙古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游牧文明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自身的宗教信仰、自身的部落组织形态以及中世纪本身的交通现状与庞大帝国管理方式的矛盾，导致蒙古民族的部落组织得以长期存在，正是频繁的战争，超远距离的远征，与此相适应的十进制游牧军事体，才在近二百年的时空里，克服了蒙古民族部落组织的负面影响，维护了蒙古帝国的正常运行。随着庞大的蒙古帝国分化为各汗国，随着远征史的结束，民族凝聚力日益被适应游牧文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部落形态消解。这一进程，最终将人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帝国化解为各据一方的游牧国家，为了延续各自在异民族异文化的统治，这些各据一方的游牧国家间又延续了几代人相持的内战，其作用最后转化成今日的欧亚草原地带的政治版图。真可谓成也部落，败也部落。蒙古民族的部落演化史，可以成为分析蒙古史的独特视角。

现代蒙古族当中，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其重要的一支。至２００７年，在俄罗斯，生活有４９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蒙古国，生活有６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中国，生活有７０００布里亚特蒙古人。总人数近５６万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全世界蒙古人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一是分布地域辽阔，这是古代蒙古人固有的特征；二是分居中蒙俄三国，这一独特性，浓缩了蒙古民族的近现代史；三是分居中蒙俄三国，互汇交融着汉文明、蒙古文明、俄罗斯文明，形成了带有现代文明色彩的蒙古文化新阶段。

布里亚特人的远祖可追溯为新石器时代就已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古老的蒙古语族居民。冰河时代以后，与原蒙古人的发展进化一道，布里亚特人进入了狩猎游牧经济阶段。东胡、匈奴时代，布里亚特人的先祖已成为原蒙古人的重要一支。北匈奴人西迁后，丁零人南下后，柔然人西迁后，突厥人西迁后，均有一部分匈奴人、丁零人、柔然人、突厥人留在蒙古高原的东北部，这些人在蒙古语族核心部西迁的历史浪潮中，逐步融入贝加尔湖东西沿岸的蒙古人当中，形成了后来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主要部分。１３、１４世纪，蒙古帝国时代，布里亚特人又吸收了一些蒙古帝国北方各部落的成分。北元帝国时代，布里亚特蒙古人地区归属北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统治。北元末年，清帝国崛起，西蒙古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发动统一全蒙古的战争，土谢图汗战败，南下内蒙古，接受清帝国的保护；布里亚特蒙古人地区失去北蒙古的支持，立即受到日益东进的俄罗斯人的威胁。１６３１年，俄罗斯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河上游，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后来的２５年的战争，是失去北蒙古人支持的布里亚特人独自抵抗沙俄入侵的自卫战。１６８９年，清帝国康熙皇帝为了阻止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统一全蒙古的战争，切断沙皇俄国对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的支持，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此，布里亚特蒙古人被俄罗斯征服，臣服于俄国。进入１７世纪，贝加尔湖西岸的布拉加特人、埃希里特人、杭戈多尔人与东岸的科尔沁人、茂明安人、乌拉特人、霍林人等蒙古、通古斯语族部落相继与布里亚特人结合，成为现代布里亚特部落新成份。１７世纪以来，其住地被沙俄兼并的布里亚特人曾多次起义反抗，但均遭到残酷镇压。俄罗斯的统治，对布里亚特蒙古人既有俄罗斯化不断增强的一面，又有布里亚特蒙古人不断接受现代文明的一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的同时，又接受学习了西方现代文明，成为当时蒙古游牧世界当中具有较高现代文明水平的部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加剧了沙皇俄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中的知识分子们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其一部分政治家还参加了蒙古国革命、内蒙古革命。

正如在蒙古国第一次独立运动当中很多内蒙古革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样，布里亚特蒙古的革命家，在蒙古国第二次独立运动即共产党确立领导地位的革命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喀喇沁的海山公、前郭尔罗斯的陶克陶台吉等人极大地推动了哲布尊丹巴活佛、杭达道尔吉亲王领导的蒙古国第一次独立运动，为蒙古国独立注入了全蒙古的因素。同样，额尔别克道尔吉·仁钦诺，在蒙古国第二次独立运动即共产党确立领导地位的革命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早期领导人丹增和波多一起，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与组织形态，带入了后来的蒙古国，而当时苏赫巴托、乔巴山的作用并没有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那样重要，额尔别克道尔吉·仁钦诺，其实代表了那个年代蒙古知识分子的普遍理想，那就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色革命遍及全球、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同时，实现全世界蒙古人的自由与独立。但是很遗憾，额尔别克道尔吉·仁钦诺后来被共产国际调离蒙古国，于１９２５年迁居苏联，结束了其在蒙古红色革命当中充当决策者之一的历史使命。回到莫斯科后，额尔别克道尔吉·仁钦诺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０年在红色教授研究所学习。１９２７年起开始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书，至１９３７年７月逮捕为止，任该大学教授。翌年６月４日以“日本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同月２８日，执行了死刑判决。死后，１９５７年，在苏联其名誉得以恢复。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早期历史上，还活跃着其他布里亚特部革命家，即札姆察朗诺夫夫妇（策温·札姆察朗诺和夫人巴德玛扎布）、巴拉木索和策登伊西兄弟以及占巴罗恩（桑德戈道尔基）。我们在蒙古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作家博·仁钦在其死后出版的简短自传中可以看到，１９２１年３月初，在远东共和国托洛伊茨郭萨甫斯克，他的父亲宾巴耶夫家，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上，布里亚特部革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１８年２月，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引起战乱，形成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迁徙浪潮。同年８月，日美英法等国联合干涉俄国十月革命，布里亚特地区被日军占领。１９１９年４月，又被美军占领。１９２０年，远东共和国红军击败高尔察克白军政权，恢复布里亚特地区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和１９２２年１月９日分别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和蒙古——布里亚特自治州。１９２３年５月３０日将上述两州合并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１９５８年改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

１７世纪中叶，布里亚特人父系氏族制度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开始发展，但长期保留着血族复仇、氏族互助等残余。１９世纪后期，东部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主要从事游牧业，饲养绵羊、马和骆驼；西部的多为半游牧民，兼种少量的大麦和黍子，并从事狩猎和捕鱼。由于较早掌握了炼铁技术，制作铁器是他们的主要手工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多由游牧转为定居。传统的住屋是圆锥形的毡制蒙古包，西部地区已转入定居的农民，则住壁桁式的木架帐篷。布里亚特蒙古人穿着与蒙古其他部落既有普适性的一面，又具自己的部落特征，男女都穿右开襟的竖领长皮袍，束宽腰带，穿翘头毡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陷入战乱，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后来成为蒙古国东方省、肯特省北部重要居民。另一部分，当黑龙江以西成为红军白军的战场时，随着打败的白俄军队和百姓投向中国，为躲避战乱，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始向千百年来一直保持游牧生活联系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徙，经过与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协商，被安置在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流域，新编一旗，从此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

１９３０年，布里亚特首领仁钦道尔吉率两批共１０００多人口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迁入锡林郭勒草原，建立第二个布里亚特旗；这部分布里亚特蒙古人后卷入国共战争，颠沛流离，许多人还曾远赴甘肃、青海，于１９４７年，剩下的７００多男女返回锡尼河草原的故乡。日据满洲国时代，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人曾三次越过大兴安岭，到今天兴安盟、哲里木盟生活居住。第一次是１９４０年初，满洲国兴安军上校丹巴率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３０００多只牲畜，到今天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居住。第二次是１９４２年，满洲国兴安军上校苏德那木等率领７０余富裕布里亚特牧户，赶着１．５万多只牲畜，越过大兴安岭，到现在的通辽市扎鲁特旗北部的霍林郭勒流域驻牧；此时，先期抵达杜尔伯特的丹巴上校所率的十几户布里亚特牧民闻讯，也西迁霍林郭勒流域，与苏德那木上校所率人马会合。第三次是１９４５年６月，共有１７０多户、７００多人赶着５万多只牲畜翻越大兴安岭，也来到扎鲁特旗霍林郭勒流域，与先期抵达的两批布里亚特蒙古人会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当中，大批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族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与镇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巨大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当政下，被迫害者得到平反。同样，迁居入蒙古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其知识分子，在１９３７年遭遇了乔巴山元帅发动的肃反运动，经受莫大摧残，后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影响下，被迫害者陆续得到平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内人党”案，也波及到锡尼河草原，许多布里亚特蒙古族知识分子身心受到摧残，民族文化饱受打击，“文革”结束后，被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布里亚特蒙古人作为蒙古族的重要一支，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蒙古民族内在精神追求的体现。蒙古游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也会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蒙古游牧世界的完整性，既体现在蒙古人的物质如草原、畜牧业、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在蒙古人的精神如宗教、信仰、文化、审美追求之上，更体现在蒙古人延续至今的部落存在方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随着全世界蒙古人应对不同挑战的加剧，蒙古人的部落存在方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长期存在下去，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和挑战，如何在传续这一部落存在方式的同时，又要加快全世界蒙古人的普适性特征，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任务，也是每一个蒙古子孙时刻牢记并贯穿终身的信念。我们知道，拯救的条件可以有外部的，更离不开内部的。只有将来自祖先的精神与我们当代面临的问题水乳交融地结合，将远古的辉煌与现今世界的挑战完美地融会，只有在不同的文明压力与生存环境中，找到我们全体蒙古人民共同的道路，蒙古游牧世界万千年来的存在，才会成为未来全人类各文明当中具有无限活力的一部分。

布里亚特与蒙古游牧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实还是一个从局部发现整体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后代，为解决这一问题和挑战，在更美好的未来，会找到一个更符合人性的最佳途径。(孛·额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