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蒙古族朋友和亲戚

的一位蒙族朋友，本性难移，喜欢清静空旷的生活环境，不愿意住在大城市里，而是自愿选择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大草原上，这个地方的蒙族名字叫作“捻门塔拉”，意思好像不是七个水泡子，就是七块草甸子，在地图上看，它位于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三盟交界的地方，距外蒙的距离也不远。

朋友是有文化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经商，说是经商，这是说得好听一些，实在是抬举了他，其实他是专做边贸小生意，扛着大麻包在满洲里边境两边跑来跑去的个体户。十几年来，他也确实赚了不少的钱，这都赚的是辛苦钱，也赚的是人家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的钱。

朋友的姓名叫唐宝力吉高，姓唐，宝力吉高是他的名字。据历史记载，蒙族人几千年来和咱们东邻的那个岛国——大和民族的日本人一样，都是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的，这也许同很长时间都处在母系氏族统治下的生活习惯有关。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姓氏，说明父系社会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家庭财产的遗产继承权转为由男子来支配。 我与他相识纯粹是机缘所致。

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曾是一所工厂里的电工，与魏京生先生同一种职业。在最初当了半年电工之后，我们被集中在局里，由供电局的技工师傅们轮流讲课培训，一共学习了大约两个来月，学习结束，统一考试，等到我回到工厂不久，一个二级低压电工的小本子也送到了工厂，劳资科的管理经办人员向我祝贺，一个新电工从此诞生。

我们厂的电工班一共有8个人，我的上面有三个师傅，二男一女，班长是个老资格的党员，并且一直为此自豪，经常为我们讲述他平凡的革命历史。副班长是我们行业里有名的8级电工，快退休了，因为脾气大得惊人，所以一直不得重用。我虽然考到了本子，但按进工厂的年限和地位来讲，我还是徒弟，只不过是大师兄，我的下面还有三个师弟和一位小师妹。工厂里有一句俗话：“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电工的自由散漫可见一斑。

电工班的8个人只是正式的成员，经常干活的不止这8个人，附近同一系统的电工们，按片划分，经常被派到我们工厂来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老师傅们都不太愿意把自己多年来学到的技术一下子传授出去，所以，学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至少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轮换。

我在局里学完之后，不久，我们这批成绩好的学员又被派到位于月坛的电工研究所，去学习掌握当时刚刚兴起的数控机床和电火花切割机床，我同身边的学员们越来越熟了。我发现，除了北京的学员，外地来的学员也不少，大都是内蒙、河北、山西的一些机床厂的青年电工。唐宝力吉高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当时他的自我介绍只有三个字：唐宝力，后面的两个字隐藏起来了，直到很久以后才被公开。

那一年，与我来往十分密切的是另一位明星人物，是一位形象十足的维吾尔族人，高高的个子，尖瘦的下巴，高耸的眼眶，微微卷曲的头发，一个硕大的鼻子醒目地矗立在脸庞的正中央。我们都叫他“热地”，据老师介绍，他是新疆鲍尔汗最小的一个儿子，真正的名字好像是叫“松迪”，他也是个电工，是位于和平里一带的北京地毯四厂的电工。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关系还很好，他几次来我的工厂里来看我，每次一来，我的三位师弟就坐到他的对面，张大嘴巴，仔细端详着这个长相奇特，与我们长得不十分一样的同行人物，好在热地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他又是有名的好脾气，每次总能泰然处之，漠然相对。我也去过地毯四厂去看过他，但印象十分可怕，窄小的厂房，轰然作响的织毯机，车间里到处翻飞的毛毯粉尘，我对热地恶劣的工作环境十分同情。

那时候的唐宝力，像一支草丛里的狐狸一样十分善于隐藏自己，在人群中从不出头露面，也从不多言，等到他再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学生了。不知道他是在第几次“发财”之后，他在他的家乡——捻们塔拉，盖了一幢只供自己居住的房子，一共4间，都是黄土夯实的干打垒地面和围墙，只用了很少量的红砖，红松的房檩和白杨木的椽子，与当地定居牧民的房子别无二样。

在房子刚刚盖好的那年夏天，唐宝力吉高请我们去聚会，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一块一块的草甸子高低起伏，一望无际，在晴朗的蓝天白云之下，就像是绿色海面的无穷波浪。在草甸子的低洼处，镶嵌着一个又一个晶莹的水泡子，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炎热的夏季，我们向着水泡子纵马疾驰，当马像箭一样冲进清澈的水里时，我们也翻身折进水里，尽情地游泳戏耍。 我发现，东蒙人，主要指的是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呼伦贝尔盟的蒙古族人，在体貌特征上和生活习俗上都已经不同于包括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在内的西蒙人了，他们更多的食用粮食和蔬菜，与东北的满族人和汉族人通婚，体形也更加纤细，据悉，在历史上早已失踪的契丹民族就混居在他们之中。我听到有的西蒙人曾讥讽地称东蒙人为“二串子”，意思是东蒙人的蒙古血统不纯了，其实，这种相对的血统不纯才使东蒙人更加聪明，人种也更加漂亮，文化也更加发达。 在我们途经的这一路上，以前都属于科尔沁达尔罕王的属地，反对张作霖与日本人勾结的垦荒科尔沁草原的嘎达梅林，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起义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留下了一首非常动听的蒙古族歌曲“嘎达梅林”。

唐宝力吉高老大不小了，却从来没有结婚，也不曾有结婚的打算。不过他倒是有一个固定的相好，也是呼伦贝尔蒙族人，同他在满洲里一起做边贸生意时认识的，高大魁伟，一看就是个能吃苦的主，长相一般，虽不秀丽，倒是一幅憨厚相，是那种熟了之后，可以依靠，可以托付的老实人。她照顾唐宝力吉高的日常生活，也关照她们共同的生意，他们一块同居了许多年，又曾经一块同闯莫斯科、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等许多地方，可不知道唐宝力吉高怎么看不上她，连介绍她的名字也含含糊糊的，不是“乌云其其格”，就是“乌力吉其木格”，幸好她本人并不在意，炒米、酸奶、乌日末、手抓羊肉忙个不停。

这一次唐宝力吉高邀我们去，也同这位乌什么格有关。今年“十一”前这位乌女士在满洲里做生意，一位文化倒爷找到她来搭讪，我们这位唐兄有个嗜好，拼命似的收集五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黑色胶木唱片，还有各种钢针、宝石针的老牌子唱机，包括电唱机和手摇唱机。

文化倒爷的这一批黑胶木唱片大约有一百来张，落起来有一处多高，是从外蒙首都乌兰巴托收集来的，倒爷张口开价一千美元，声明不要人民币，更不要卢布，平均大约10美元一张旧唱片，比新的都要贵上好几倍。

乌女士暗自思量了一下，唐兄眼下不在身边，这些事要由她来拿主意，这些东西毫无疑问，到都是唐兄多年来的最心爱之物，可也不能就这么轻易便宜了这个倒爷。说不定文化倒爷只用了几十美元就收了进来，而且他弄不好还是个二倒甚至三倒。

看看这些东西，品相还不错，老式牛皮纸的原始封套还在唱片上面。再仔细翻翻，苏联出版发行的唱片不少，还有东欧国家出版的老唱片，再翻到下面，熟悉的华表天安门金像印在红色的唱片中间，这是中国文革前的老唱片，大约有三四十张，印着蒙文封面的唱片也有不少。

乌女士开始毫不留情的砍价，总之，最后好像以不到500美元定价，生怕夜长梦多发生变化，唱片被随即妥善地放到了两个纸箱里，垫稳压实，然后飞快地送到了唐宝力吉高的“雅宅”。唐兄只是个有钱的大买家，鉴赏这些东西是否货真价实还要靠我们这些“知识杂家”们，唐宝力吉高的聚会盖源于此。

现在，这些老唱片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沉重厚实，有些老唱片的光泽还没有退尽。这些老唱片中的华尔兹舞曲不少，苏联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在满洲里的山岗上》，《阿穆尔河的波涛》，都同俄罗斯帝国的远东开拓有关，也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舞曲。此外，还有旋律缓慢悠扬的《波兰园舞曲》，《乌克兰园舞曲》，以及激情奔放的《匈牙利园舞曲》，只是都是苏联人演奏的，和李斯特、和波兰、匈牙利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十几张中国出的老版唱片大都是吱吱啊啊的京剧，马连良的“借东风”、“失空斩”，梅兰芳的“宇宙锋”，我听说过，但从没有亲耳听过，当然也听不懂，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也同我一样，也听不懂，也不喜欢，只是摆出一副知道的样子，滥竽充数而已。那些少数五十年代出版的老歌曲，我似曾相识的只有一首，就是“鄂伦春舞曲”，其余的一概再无所闻。

当然，我对唐兄化大价钱买这些文化古籍并不太以为然，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音乐资料室里，在文化部音协的音乐资料馆里，只要花点钱都可以收集到这些看似珍贵的音乐资料，可使每个人的爱好有不同，俗话说：有钱难买我乐意。只要看见唐兄和乌女士满脸幸福的红光，就知道他们的心里是十分满足的，我又何必去泼凉水呢。

在这些唱片中，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那十来张印着蒙文的唱片。我想欣赏一下成吉思汗子孙们过去流行的都是哪些音乐和歌曲。首当其冲的还是那曲《达纳巴拉》，我听过东蒙的《达纳巴拉》，也听过锡盟的《达纳巴拉》，还有德德马和许多青年歌手唱过的《达纳巴拉》，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有的韵味她们都没有能唱出来，她们唱得太乐观，太欢快了，这本应该是一首充满思念哀怨的叙事诗。 还有曾经号称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舞”的蒙古族舞蹈“挤奶圆舞曲”，记得作者好像是中国舞蹈界的前辈，至今还健康在世的贾作光老师，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舞曲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看家本领，屡屡拿出来演出待客，贾老师也不曾去索要什么“版权”、“稿费”，也许，与这个舞曲本来就是蒙古族的传统舞曲，贾先生改动太少有关。

有一张毫不起眼的唱片，我看不懂它上面的蒙文字，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刚放了一会，我被它那熟悉的曲调吸引住了，这是一个纤细清晰的女声，歌声悠扬婉转，如歌如泣，曲调无疑是胡松华那首响遍全国的《赞歌》，不过它的曲调处理要平缓朴实的多，没有《赞歌》里增加的那些华而不实的拐弯和过门。中国的女歌手高亢激昂的不少，像这种清晰委婉的唱法却不多。唱这首歌曲的人不管是住在外蒙还是住在内蒙，即使活着，也是老奶奶一级的历史人物了。但她的歌声却震撼了六十年后我的灵魂，她给我带来的精神享受使我终生难忘。 唐兄发现我感兴趣，对我翻译歌里的内容，同那首《达纳巴拉》一样，这也是一首年轻女子怀念去远方打仗的情人，也是一段简单的曲调，然后翻来覆去的唱许多的歌词，所不同的是，自从胡松华的那首《赞歌》唱红之后，这首《赞歌》的来源曲调就被彻底封杀，以免让人发现：原来那首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歌》，是来自蒙族的一首委婉的情歌。

的喜好各不相同，我不能强迫人们不喜欢《赞歌》而喜欢这首原版蒙歌，但我个人就是喜欢原版蒙歌里的朴实无华，简洁大方，没有后来继承者那些油腔滑调的马屁语言。人们可以没有毛泽东，也可以没有共产党，却不能没有爱情，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生存、繁衍的主题和主旋律。每一个人都最终不过是过客烟云，瞬息即灭，毛泽东到底不能“万岁”，黯然故去，“李鬼”出了名，就要封杀“李逵”，为的就是不能戳穿《赞歌》的画皮。为了一个曾经有着无上权势的人而埋没糟蹋一支好的歌曲，由此连累《赞歌》的原型曲调还被封存在大漠之中，蒙古族人从此失去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民歌，真令人悲哀，也真使人感慨万分。 我与唐宝力吉高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我们家有一支蒙族亲戚，也姓唐，也是呼伦贝尔的蒙古族人，而且就住在北京。

我的姥姥，原籍吉林省榆树县，正牌叶赫纳拉氏族的成员，是那种从没有随东征的满族大军进到中原大地，而始终遗留在封关的黑土地上繁衍发展的土著满族人。后来因为连年战乱，“满洲国”时期，迁居到吉林市里，但土地大都在距吉林市不远的舒兰县境内。我曾在我母亲的一张红皮的军队转业证上看到，上面记载着：出身大地主，地有万亩，房有千间，都在吉林，土改时地、房都分给了农民。

我姥姥的妹妹，全家只有一个唯一的女儿，是他们家族中最漂亮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蒙古族一家傻大黑粗姓唐的青年人，真正实现了“满蒙亲善”。那时的蒙古族人，唯一的最好出路就是从军。这位唐姓青年以他的精明，善于理财，为当时蒙疆国防军司令蒙古族人李守信做经济副官，主管资财方面的事务。只是好景不长，很快日本人战败投降，李守信也成为战犯被苏联军队羁押起来，这位老“唐兄”携家逃往当时的北平，在海甸镇买房居住，在城里靠近前门的闹市区，距东珠市口十字路口几步之遥的东南角上攀下了一个店铺，专做糖果饼干这一类的食品生意。 1949年北平解放后，解放军进城，通过东北老家人的来信通报，老“唐兄”夫妇二人才算同我母亲牵上了线，北京城里从此有了一家可靠的亲戚。

这是一座两层楼房的格局，一进大门的店堂大约有一百二十平米的空间，店堂里的一个角落有一道楼梯直通二楼，一楼用于做生意，二楼用来住人。一直到解放后，老“唐兄”前后共生了5个孩子，却没有随他们母亲的漂亮白净，一个个都是浓眉大眼，皮肤黝黑，脸上、手臂上、浓密的寒毛极重，但也都赛着绝顶的聪明，两个大点的孩子在文革前就都考上了大学。

再后来，北京市的工商企业一律都实行了强制性的“公私合营”，在珠市口大街上合并成了一个大型的食品商店，老“唐兄”作为资方代理人，被发配到天桥菜市场担任采购一类的事情，原来位于珠市口十字路口的那个食品店的位置，被“公家”收去，办了一家非常有名的“东方红小吃店”，小吃店二楼和海淀镇的房子有幸保留，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初，中国大赦伪满洲国的战犯，李守信获得自由，同其他被释放战犯在一起集中北京，监视居住。老“唐兄”蒙古人的脾气一根筋，不顾家人和亲戚们的劝阻，不怕嫌疑，不弃旧主，买了不少的东西食品，专程到战犯们居住的小院里去慰问，看看有十五六年没有见过面的老上司。

很快，老“唐兄”自己也大祸临头了。1966年文革刚一开始，被海甸镇街道的积极分子举报，海甸镇距红卫兵最猖獗的“八一”学校近在咫尺，老“唐兄”在“八一”学校红卫兵第一轮的抄家行动中就被活活打死，那时他还好像远不足五十岁。他的太太，我们一直称她为“姨”，也被毒打得很惨，命虽然保住了，结果年纪轻轻就半身不遂，原来年轻漂亮的脸上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头发也全都白了。

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两家的交往开始增多，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对共产党、对文化革命、对红卫兵杀父之仇、辱母之恨的刻苦铭心，但他们都非常的聪明，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轻易不表现出来，但他们有时候又很幼稚，文革中后期，每当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比如说，又揪出了个大叛徒什么的，他们都要高兴得跑里跑外，一连兴奋上许多天。每当到这个时候，我也十分的奇怪，这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只讲一件事，恢复高考后，老“唐兄”那个最小的孩子也是极其聪明的才子，当年十七八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然后攻研究生，留校教书，许多在八九十年代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大学生们，有许多人也许会听过小唐老师讲的数学课。他那明显的蒙古族人的体貌特征会使你一眼就认出他来。

好了，这就是“唐兄”和老“唐兄”的故事，平淡也令人心酸，我讲完了，你今后可千万要记着善待咱们的蒙古族兄弟哟。

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血管里都流着相同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