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沙·毕拉(Sh.Bira) 过去10 年的国际蒙古学研究

10年前的1987年8月,第五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召开。来自32个国家的300余名学者与宾客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大会全体一致地通过建立拥用48名成员的执行委员会及11名成员的秘书处的国际蒙古学会这一历史性的决议时,人们完全可以说,该次大会开创了国际蒙古学研究的历史新纪元。著名蒙古学家O.拉铁摩尔被选为学会的首任主席;Ch.鲍登教授、清格尔泰教授、海西希教授、那楚克道尔吉教授、索伦泽夫教授、菲泽教授被选为副主席;我本人被选为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学会会章,规定学会为“一个在自愿基础上联合各国蒙古学家、蒙古学研究中心及学会的非政府的国际学术组织”,其目的在于“鼓励蒙古学研究,协助各蒙古学中心及学者的学术活动,增进世界各不同国家的学者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国际蒙古学学会的创立是世界性的蒙古学研究的发展及蒙古学学者间的广泛联系与合作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第一次国际蒙古语言与文学学术大会即其起点。那次会议为蒙古的学者打开了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狭小但却十分明亮的窗口,而且标志着这一历史性的努力将光明带进了蒙古科学界。

来自14个国家的40余名蒙古学学者彼此首次会面、相互交换其见解与思想。著名学者Ch.鲍登(英国)、翁独健(中国)、精松源一、小泽重男(日本)、潘提·阿尔托(芬兰)、尤·廖里赫、G.桑席耶夫(俄罗斯)、R.维拉(Raghu vira)、策·达木丁苏隆、S.鲁布桑旺丹及B.仁钦(蒙古)出席了大会。R.维拉教授在其论文中提议“让我们使全世界都了解伟大的蒙古文学”。他说:“对蒙古学学者来说,在蒙古国首都相聚的机会是十分重要的事件。从日本到加拿大,从乌兰乌德到德里广大区域里的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这里相聚相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丰富了他们的学识。”

自从首次国际大会以来,世界各国的蒙古学研究机构变得更为活跃,学者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扩大,学术会议也要求具有一种常设的性质。蒙古学也日益发展且变得更为全面,不仅包括语言文学,而且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如历史、文化与文明以及政治、经济、哲学与法律。

1970年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设立了国际蒙古学家大会的常设委员会。B.锡林迪布院士被选为主席;A.P.奥科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教授、L.李盖提教授、Sh.哈托里(Hattori)教授、O.拉铁摩尔教授被选为副主席;S.鲁布桑旺丹博士被选为秘书长。
所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学者、我们的导师。令人可喜的是该常设委员会为世界各国的蒙古学家的联系与合作的发展作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过去的10年中,国际蒙古学学会在继续其老一代所开创的事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总部设在乌兰巴托的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处一直在处理着学会的日常工作。

学会本身也在科学性与组织性两方面得到了加强,建立了与许多国家的蒙古学学者及机构间的紧密的联系并与其发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这些努力包括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组织。迄今,已有300余名学者与机构以个人及合作成员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蒙古学学会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与组织和国际蒙古学学会没有联系。令人高兴的是,拥有数百名成员的蒙古学研究机构,包括蒙古国蒙古学学会、日本蒙古学学会、美国蒙古协会、韩国蒙古学学会都已成为我们学会的积极的成员,并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与支持。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蒙古学学会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第三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设立了一个“蒙古与中亚”特别小组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蒙古学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亚文明的国际规划的参与。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蒙古国科学院与国际蒙古学学会秘书处的建议,决定纪念伟大的蒙古文学与历史巨著《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1991年8月,纪念《蒙古秘史》7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兰巴托举行,来自24个国家的115名学者出席并提交了许多有趣的论文。

1992年,学会在于乌兰巴托举行的“丝绸之路与游牧民族”国际研讨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次研讨会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规划框架之内。这次研讨会特别注意游牧文明的研究,并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古组建一个国际性的游牧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一建议的基础上,正式通过了在乌兰巴托建立一所国际性游牧民族研究机构的决定,该计划目前正在商讨中。最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一系列技术性会议上,讨论并采纳了由学会秘书处起草的该国际性机构的章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官员在与蒙古国政府联合签署的文件中,多次解释了他们对国际蒙古学研究的支持,在此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根据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F.梅耶(Mayor)与蒙古国总统P.奥其尔巴特(Ochirbat)签署的备忘录“蒙古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继续其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内的合作”。

最近几年,国际蒙古学学会或独立或与蒙古国及其他国家的科研组织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性质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国际青年蒙古学学者夏季培训班(1989)、纪念《蒙古秘史》75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90)、首届蒙古—韩国学者学术讨论会(1991)、两次蒙古—印度学者学术讨论会(1989、1991)、与贾瓦拉哈拉·尼赫鲁大学共同组织了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蒙古学大会(1995)、纪念哲布尊丹巴一世活佛诞辰36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学会还为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六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六届大会有来自20个国家的200余名学者出席,提交与讨论了188篇论文。我们很高兴地将该次大会的论文集分三卷奉献给大家,鉴于经费紧张,我们不得不在连续3期的《Monɡolica》杂志中出版。

在过去10年中,国际蒙古学学会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期刊,共连续出版了8期《Monɡolica》和19期《蒙古学通讯》。它们在国际蒙古学会会员中免费赠阅,并在订阅与交换的基础上寄送各科研组织。学会还与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出版了纪念《蒙古秘史》75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第二小组的论文、1989年举行的蒙古—印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传》。
学会还积极参与印度与蒙古学者的4部合著的准备工作,积极参与了学会副主席夏尔玛(sharma)教授在新德里用英文发表的著作,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为纪念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诞辰100周年印蒙学者出版的合著以及1995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论文集。

在学会秘书处的倡议下,学会决定出版“蒙古学佳著”特别丛书,以便向蒙古公众介绍世界蒙古学的最佳著作,首部著作即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名著《成吉思汗》的蒙文译本。

我们还一直参与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的写作规划,并组织蒙古学者撰写了与蒙古历史相关的章节。目前,六卷本的《中亚文明史》已有三卷出版发行,第四卷不久亦将面世。作为秘书处的主要工作,我还要提议两项长期规划,即《国际蒙古学书目》及《世界蒙古学名人录》。第一阶段,我们作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在不同国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已经制订出了从1946年至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的“书目”的词条。我们已收集了大批的资料,编辑工作仍需巨大的努力。我们计划分数卷出版“书目”。令人欣慰的是,已出版了该著作的第一卷,并将其奉献给大家。在该卷中,以提交时间为序收入了9个国家的蒙古学书目资料。我们也非常感谢各国协调人员为准时准备好资料而作出的努力。我还要感谢编辑本卷的H.施瓦尔茨(Schwartz)教授给我们提供的巨大帮助。在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还将出版“书目”的其它各卷。我们衷心希望与此项工作有关的各国协调人员一如继往地帮助我们加速完成该项工作。由于这是一个涉及许多国家和研究机构的巨大的规划,很显然,我们只有在你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才能够顺利地完成。“蒙古学名人录”规划尚在起步阶段,我们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开始该规划的完成工作。

国际蒙古学学会努力拓展其与蒙古学研究机构及各学者间的事务性的联系与合作,我们已接待了相当数量的来蒙古的蒙古学学者,并给他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学会秘书处愿为学会会员以及其他在蒙古从事学习与研究工作的蒙古学学者提供帮助。我们希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蒙古学组织及学者间的书籍与其它信息的交换工作,并扩大与他们的合作。我们已收集了3000余册图书,不久将会拥有一个蒙古学的专业性图书馆。我将非常感谢对我们未来的图书馆的图书捐赠。
秘书处每年都总结其工作,并制订其年度计划。我们将工作情况写出简短的报告呈交学会主席、副主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在《蒙古学通讯》上刊出以向会员们报告。

我想强调的是,过去10年蒙古学研究发展的结果不仅在科学与知识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相关国家的生活与行为中亦可感知到。尽管很久以前蒙古学研究就在东方学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它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如此的规模,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这样的关注。蒙古学著作不仅引起了学者与专家的关注,而且还引起了所有对蒙古感兴趣的人们,包括政治家、商人、记者、旅行家及普通人的关注,对蒙古学的需求亦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研究与探索,扩大其范围,提高研究水平,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出良好的环境。因而,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学者与科研组织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建立实际有效的机构与组织,这将使学者们与科研机构更为容易地获得帮助与支持。在1996年制订的蒙古国对外政策理念及蒙古国现政府于1996年正式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均给蒙古学以特别的支持。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建立了蒙古学中心,加尔各答亦建立了“亚洲协会”。在1996年英国与蒙古国的联合公报中指出“双方将寻求蒙古语教学与蒙古学研究在英国的发展”。

人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国家的蒙古学研究机构及中心的活动日益增加,组织了许多有关蒙古学的会议与讨论会。这些会议分别在呼和浩特(内蒙古)、乌鲁木齐(新疆)、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埃利斯塔(卡尔梅克)以及北京、莫斯科、日本、印度、韩国、英国、美国、法国举行。日本、俄罗斯、韩国以及美国等国际蒙古学学会会员组织的年会及临时会议不但对上述各国而且对世界蒙古学研究均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学会都有他们自己的蒙古学期刊。蒙古学学者在传播蒙古历史与文化知识方面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数量颇多的不同版本的著作得到出版发行。在德国、法国、美国及日本展示的精美的目录及展品册已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

为了未来蒙古学的发展与扩大,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天的蒙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加强我们对蒙古现在发生的变化与革新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解决蒙古市场经济的形成、民主的巩固等相关的尖锐的问题。作为私有化的结果,乡村地区的重新游牧化仍在继续,这一现象极为有趣,亦应予研究,同时应予研究的还有怎样更好地使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协调,这些问题已引起了不同专业的学者们的注意。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颇为自然地有意于在蒙古组建一所游牧文化的国际性研究中心。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曾写到,20世纪“游牧文化的最后钟声已敲响”,这些话对类似蒙古这样的国家来说,似乎是一个为时尚早的结论。对蒙古游牧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的而且还具有实践的意义。如果在你们的参与和支持下我们建立起了上面提到的中心,我坚信这将标志国际蒙古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我希望蒙古学学者与各国的蒙古学中心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彼此合作。我相信本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将对不断发展中的蒙古学的迫切问题的检查与研究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虽然目前我们正经历着经济与财政的困难,但在学会数百名成员的帮助与支持下,学会将能够巩固过去10年所取得的成果,为未来国际蒙古学的发展贡献其全部力量。

（原刊《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