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崔起镐(Choi kee ho)：韩国的蒙古学研究概述

韩国的蒙古学研究概述 〔韩〕崔起镐(Choi kee ho)

一、韩国与蒙古之关系
依据《高丽史》记载,公元995 年高丽国曾派10 名留学生到契丹学习蒙古语。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国与蒙古族间最早交流的史实,由此至1995 年,韩蒙间文化交流已愈千年之久。
高丽神宗时,铁木真率军征服了周边的诸多部族,且形成统一体,其势更强。1206 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 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此后,他率部征服了亚欧大陆的诸多国家,并建立了大蒙古帝国。

如此强悍的蒙古帝国也涉足高丽,蒙古使臣著古与被暗杀成为直接导火索,蒙古大将军撒礼塔于高宗十八年(1231) 进行了第一次入侵,由此开始,蒙古对高丽以多种形式产生过影响。至元朝灭亡的1368 年,约137 年间,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借用词,且蒙古中出现了“高丽样”,高丽中也有“蒙古风”,由此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多面性。另外,在高丽盛行“蒙学”,与汉学、清学、倭学并举为“四学”。高丽时“, 通门馆”“、吏学督监”起了译学作用。到了朝鲜朝时,在司译院将“四学”作为专门学科以培养译官。向这些学生传授汉语、蒙语、清语(女真语) 、倭语,即“院置汉蒙倭清四学俱各其有书”。

由前简述可见,韩国的蒙学研究可上溯到高丽时期,其历史源远流长。

二、古代蒙古学研究
从通文馆(1276 - 1392) 已传授、研究蒙语的情况看,蒙学在韩国已有700 余年的历史。当时的蒙学虽然难与现代蒙古学相提并论,但传授蒙语的历史相当久远。

后高句丽(901 - 918) 时,史台也传授了蒙语,但当时蒙学研究主要是由通文馆进行,通文馆后被改编成司译院。至朝鲜朝,司译院传授、研究的范围涉及“汉学、蒙学、倭学、清学”等领域。

《高丽史》载“已未二十年(1295) 春正壬申,元遣蒙古字教李忙古大来”即元朝派人到半岛传授蒙语,由此可见蒙语地位之一斑。但研究蒙古学的详情因无具体记载,故尚难断定。从《经国大典》、《通文馆志》上看,当时曾有众多的蒙语读本。韩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蒙古语教材,如《王可汗》、《高难》、《可屯》、《帖目真》、《吐高安》、《速八宝》、《何赤厚罗》、《巨里罗》、《伯谚波豆》、《御史箴》、《皇都大训》、《孔夫子》、《大漏院记》、《贞观政要》、《守成事鉴》、《章记》、《老乞大》、《新翻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老乞大》、《蒙语类解》、《蒙语鉴》、《方言类释》、《三学释语》等。据《通文馆志》载《, 老乞大》等书因战事频繁大多失传,流传且被使用的只有《守成事鉴》、《孔夫子》、《伯谚波豆》、《大漏院记》五种。肃宗十年(1684) 始,前面提到的五种书与《新翻老乞大》用于“背试”,但这些书现已失传,只有《蒙语老乞大》、《蒙语类解》、《捷解蒙语》等相传。
《李朝太祖实录》三年(1394) 条有司译院提调长寿关于管理司译院的言谈。历代君王也都曾谈及与蒙古的关系,由此可见,国家层面上相当重视对蒙古学的研究。据《经国大典》(1485年) ,被记入此典的蒙学官有45 位,在朝廷任职的蒙学官员最多时达35 位,朝鲜朝时培养的蒙学官达278 名。

从前述中可以看出,高丽朝至朝鲜朝的蒙学主要是因外交之需培养翻译人员,以及为改善双方关系而从事研究。

三、当今蒙古学研究
在古代,蒙古学研究以改善国家间的关系为目的,以学习语言为主。当代韩国的蒙古学研究则多以考察蒙古与韩国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以及为探讨蒙语与韩语的关系而进行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蒙古学在韩国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1990 年3 月26 日蒙古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由此引起了研究蒙古学的热潮。但就研究的成果而言,尚处在初创阶段。笔者于1990 年7 月第一次赴蒙之后,韩国的蒙古学学会与韩蒙学术研究协会迄今已9 次派人到蒙古国实地考察,写出了3 本研究报告书,出版了7 辑《蒙古学》学术杂志。

在此从语言学与历史学两个方面简述研究成果。需附带说明的是,蒙古学研究方面,参阅了郑堤文的《韩国的蒙古学研究史》(1990 年) 一文;历史学研究方面,参阅了李开石的《韩国对大蒙古帝国(元朝史) 研究动向与展望》(1995 年) 一文。

(1) 蒙古语学研究现在的蒙古学研究以蒙学三书,即《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以及《元朝秘史》(蒙古秘史) 、《黄金史》、《蒙文满洲实录》、《蒙古源流》等文献为中心。研究成果如下:

对《蒙语老乞大》的研究。共为八卷本的《蒙语老乞大》以对话体形式反映了现实,是蒙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文献。金芳汉在1956 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该书所用语言为现内蒙古地方的鄂尔多斯语。此外,对现保存在奎章阁的《蒙语老乞大》与东洋文库本同名书的刊行年代也有诸多的研究。金芳汉在(1962 年、1963 年、1966 年、1967 年) 的数篇论文中多次论述了该书的出版时间,认为是1766 年由李亿成修订刊发的。对此,李基文在1964 年、1967 年的研究论文中则认为,奎章阁版本与东洋文库版本均为1790 年所刊行。崔起镐在1985 年《〈蒙语老乞大〉之形态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一文中,否定了以往认为两种版本完全相同的观点,提出东洋文库版本是对奎章阁版本第六卷进行补充并于1790 年刊发的版本,而奎章阁版本则是李亿成于1766 年修定本,由此提出了新的观点。此外,李基文的《〈蒙语老乞大研究〉》(1964 年) 一文,还从形态学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捷解蒙语》、《蒙语类解》的研究。李基文于1964 年给《捷解蒙语》写了书评,金炯秀于1974 年发表了《〈捷解蒙语〉解题、音译〈捷解蒙语〉及同索引》,同年他还出版了《蒙学三书研究》(萤雪出版社) 。此外,李基文、郑光、宋基中、郑堤文等发表了多篇论文与书评。
对《元朝秘史》(蒙古秘史) 与《黄金史》的研究。金芳汉于1957 年发表的《〈元朝秘史〉蒙古语研究———试探其文法体》一文,分析了“夺格助词”的几个特征;金鲜基于1971 年用音标转写了《元朝秘史》,并译注了该书的第一卷;金芳汉于1976 年译注了德王府本《蒙文元朝秘史》。此外,韩国蒙古学会(南相根、朴元吉、赵午顺、李成奎、崔起镐等) 组织学者将《元朝秘史》以《蒙古秘史》为标题翻译、注释,现已出版了由崔起镐、南相根、朴元吉共同译注的《蒙古秘史译注1》。

金芳汉于1964 年指出了译注《黄金史》误处,并于1966 年、1971 年、1973 年整理蒙文大事记的历史背景,对其中一部分作了译注。金芳汉还于1972 年,第一次对《黄金史》中的蒙语进行了研究,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音韵、形态等方面的特征。

对《蒙文满州实录》、《蒙古源流》的研究。崔学根通过不断地研究《蒙文满洲实录》、《蒙古源流》等,分析了诸多蒙文语法资料。他在1975 年、1978 年、1981 年、1983 年、1986 年分别撰写了多篇相关论著。宋基中则又通过写书评,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研究。

当代对蒙古语的研究以文献为中心取得了一点成绩,但由于研究人员所限,研究的范围也较狡窄。学者们主要是从音声学、音韵学、形态论、比较语言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金芳汉先生曾在60 年代发表了《关于蒙古语monguor 方言之语头子音群的考察》(1960年) 和《关于蒙古语方言之语头子音群的考察》(1969 年) ,在这些论文中研究了语头子音群的重音问题,之后他又发表了《关于monguor 方言s 系语头子音群》(1971 年) 和《蒙古语音韵史中的几个问题》(1973 年) ,侧重研究了蒙古语的音韵。金石得还将韩国语与蒙古语作了比较研究《, 探索15 世纪国语与蒙古语母音和谐的共同性》(1976 年) ;金柱元提出的博士论文《满—通古斯语之母音和谐研究》(1989 年) ,简明地整理了蒙古语的母音和谐,并以“舌根后缩”的概念说明了蒙古语母音和谐的问题。

成白仁于1984 年探讨了达斡尔语的母音体系,发表了《蒙古语、达斡尔语音韵体系研究》;金芳汉于1957 年发表的《关于蒙古语i 的用法———以所谓accusativus actoris 为中心》一文,认为《元朝秘史》、《捷解蒙语》、《蒙语老乞大》中i 的用法,在书面语中是见不到的主语表示法,与韩国语主格词“ei”是同样的来源。

崔起镐于1985 年就《蒙语老乞大》中的接尾词、助词与韩国语作了比较研究;郑堤文于1986 年撰文考察了蒙古语中的语法结构;白时亿早在1959 年整理了《蒙语老乞大》中的助动词;李基文在《考察鹰名的起源》(1966 年) 、《关于蒙文十二字头》(1969 年) 、《韩国语与阿尔泰诸语的比较研究》(1975 年) 、《对词语借用的考察》(1978 年) 、《蒙古语借用语研究》(1985 年)等文中,考察了蒙古语的音韵、形态、借用语等问题,特别对借用语作了较多的研究;金炯秀所著《韩国语与蒙古语接尾词比较研究》(1981 年,萤雪出版社) ,较全面地考察了韩语与蒙古语间的关系;闵贤九1968 年发表的《高丽史中的蒙语》一文,介绍了高丽时代借用蒙语称呼的官职名称等;宋基中于1985 年发表的《关于蒙古民族国家的民族志及言语调查研究地图》,清晰地介绍了蒙古民族的语言地图;崔起镐编著的《蒙古语语法与会话》(1992 年) ,已成蒙语教材。

此外,李成奎发表了《蒙古文字的变迁与影响关系之考察》(1993 年) 及对《蒙学三书》的语言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崔起镐通过《韩国语之体系研究》(1992 年) ,否定了韩国语的“阿尔泰语系说”和“非阿尔泰语系说”,提出了“东北亚语族说”的主张。

在蒙古民谣方面,朴相圭撰写了诸多的论文与论著,如论文《蒙古民谣概要与性格研究》(1982 年) 、《韩、蒙古的爱情民谣》(1982 年) ;论著《蒙古民谣研究》(1983 年,开文社) 等,此外,他还介绍了蒙古族的民俗与文学。

现在,在韩国有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十分活跃,其中有在蒙古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和在韩国获学位者,他们的学位论文得到较高的评价,如李成奎的《蒙学三书之蒙古语语法研究》(1998 年) 等。

(2) 蒙元史的研究动向
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历史简称为“蒙元史”。在韩国,有关蒙元史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高丽末至朝鲜朝初期,如《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王朝实录》等史书与《益斋乱嵩》、《圆鉴录》等文集,此外还存于《朴通事》、《老乞大》、《龙飞御天歌》、《东文选》、《东国兵鉴》等书中。

在韩国可称为蒙元史开拓者的高炳益先生,于1949 年发表《元代社会与伊斯兰教》一文,由此开启了蒙元史研究之先河。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元代的法制》(1953 年) 、《历代征东行省之研究》(1961 年) 等论文,为蒙元史研究打下了基础。金相基、金贵达等也发表了《李益斋在元生涯研究》、《蒙古地方省政要点》等论文。

1965 年11 月20 日成立了东洋史学会,1966 年学会杂志《东洋史学研究》发刊,蒙元史研究有了自己的园地。期间,高炳益发表了《蒙古、高丽兄弟盟约的性格》(1969 年) ;金钟源发表了《元代蒙古国子监与太学》(1969 年) 一文。

进入70 年代,可称为“蒙元史研究第二代”的研究人员加盟,他们的研究十分活跃,如周采赫的《元朝宫人社会身份研究》、南相根的《元朝千户制与宿卫镇戎军制度》等。自这一时期人们从多角度开始研究蒙元史,如陈海钟《丽元贸易性格》、郑宰仁《元代朱子学》、吴正爱《关于元代高丽奴隶》、高炳益《高丽与元的关系》等。

80 年代之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涉及蒙元史,如孙贤顺的硕士学位论文《末子相续惯行》(1983 年) 、李开石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元代儒人户计的史论性考察》(1982 年) 、朴元吉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大蒙古帝国成立的研究》(1993 年) 等。

1990 年12 月14 日成立了“韩国蒙古学学会”,崔起镐、南相根、朴元吉、赵午顺、李成奎等人相互协作,共同研究。在到蒙古作“田野作业”后,撰写出了研究报告及相关论文。学会会刊《蒙古学》仍在出版发行。

（原刊《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