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学研究简史

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族及其同源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经济、法律、风俗习惯等的综合性学问。19世纪中叶蒙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蒙古学研究。国外，13世纪中叶，欧洲罗马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臣普兰·迦尔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不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所写的游记给欧洲带去了有关蒙古民族的最初信息。直到20世纪末，蒙古学在欧美以及亚洲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蒙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大量的学者从事蒙古学教学与研究。

蒙古学（ Mongolian Studies～Mongol Studies）是研究蒙古族及其同源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经济、法律、风俗习惯等的综合性学问。19世纪中叶以蒙古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蒙古学研究。

一、世界蒙古学研究的渊源及其发展
13世纪中叶，欧洲罗马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臣普兰·迦尔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不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所写的游记给欧洲带去了有关蒙古民族的最初信息。随着元朝的建立以及蒙古伊利汗国、金帐汗国以及察哈台汗国在波斯和中亚的建立，东西方交通被打开，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有关蒙古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波斯文、阿尔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和突厥文的大量资料与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马可·波罗行纪》、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瓦萨甫《伊尔汗史记》等。这个时期，蒙古汗廷开始用畏兀体蒙古文纂修国史《脱卜赤颜》。

在中国，1269年元朝忽必烈汗颁布国师八思巴所创方体字；1305-1311年间，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编写《心箍》一书，对畏兀体蒙古文作了改进；元朝组织力量纂修国史，蒙译大量的佛经和儒教文献。14世纪末，明朝翰林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等编写《华夷译语》等汉蒙词典，又用汉文音写和翻译了蒙古民族最早撰写的历史和文学巨著《元朝秘史》。自从16世纪末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族学者大量翻译藏文经卷，蒙译《大藏经》成功。在佛教经卷的翻译过程中蒙古喀喇沁部学者阿尤西固什还创造了阿里嘎礼文，以记写外来语。进入17世纪，随着耶苏会士在明、清两代的传教活动和俄罗斯向中亚、蒙古和远东地区的扩张，对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研究在欧洲应运而生。在这个阶段，耶苏会士们的著述和俄罗斯的许多外交官、旅行者搜集到大量的有关蒙古民族语言、习俗、历史以及地理方面的资料，奠定了西方蒙古学研究的资料基础。从18世纪末开始，俄罗斯组建皇家科学院，从欧洲招揽人才，开始了系统的蒙古学研究。

德国自然科学家皮特·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 1741-1811)应俄罗斯的邀请参加对蒙古地区的考察，于1776-1801年间在圣彼得堡用德文出版了两卷本的资料汇编《蒙古民族的信息》，书中汇集了他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地区所进行的考察中获得的丰富而稀有的蒙古学资料。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荷兰人雅·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 )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蒙古文《蒙古源流》和德文译本，1832年出版了首部《蒙古语语法》，1835年出版了《蒙古语、德语、俄语词典》。

喀赞大学教授奥·科瓦列夫斯基(Ossip Michajlowich Kovalevskij, 1801-1878)于1844年在喀赞出版了《蒙古语、俄语、法语辞典》。在布里亚特蒙古学者们的参与下，蒙古文学和历史著作的原本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开发。1836年阿·波波夫(A.Popov)于喀赞编纂出版《蒙古文学作品汇编》，1836年雅·施密特于圣彼得堡出版了《格萨尔传》，1858年格·贡布也夫(G.Gomboev)出版了《蒙古编年史——黄金史纲》等。德裔传教士耶里格(Johannes Jaerig, ？-1795)在俄罗斯不仅陪同帕拉斯在卡尔梅克地区进行考察活动，而且还从1779开始在伊尔库茨克和恰克图地区旅行，收集到了不少蒙古文手抄本。这些抄本中的一部分通过一位德裔沙俄军医冯·阿什寄达德国的哥廷根。其中的部分作品于1802年由贝尔格曼在里加发表，由此奠定了德国的蒙古学研究基础。

在这个时期，瑞典人亚伯拉罕·多桑(1779-1851)利用大量的波斯文、突厥文、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拉丁文资料于1824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了《上起成吉思汗下迄帖木儿伯克或曰跛者贴木儿的蒙古史》，中国学者冯承钧汉译该著时用《多桑蒙古史》书名。该书成为西方研究和利用汉文文字以外各种蒙古历史文献资料成果的集大成者。阿贝尔·雷缪萨(Abel Remusat, 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最早成立汉、蒙、满文学的研究机构，并在1822-1824年间率先刊布了伊利汗阿尔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力普四世的函件，并且对《蒙古源流》作了详尽的历史学注释，还利用汉文资料对蒙元时期的著名人物如速不台、耶律楚材、塔塔统阿等作了介绍。之后，英国历史学家霍渥尔斯(Henry H. Howorth, 1842-1923)用英文于1876-1927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的《蒙古历史》，汇集了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学者积累的基本成果。俄国的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A.Pozdneev, 1851-1920)曾任彼得堡大学蒙古语教授，对蒙古民间文学、宗教颇有研究。他作为俄罗斯地理学会的一位主要学者，对蒙古地区作过详尽的考察，著有《蒙古及蒙古人》。17世纪晚期，蒙古编年史得到了繁荣，蒙古族有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大量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主要有无名氏《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黄金史》、佚名作者《大黄史》、善巴《阿萨拉格齐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等。18世纪初，蒙古族学者拉西等编撰最早的蒙古文释义辞典《二十一卷本辞典》。官布扎布、毕力衮达赉编出蒙藏文对照百科全书《阿必忠乃》。

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1728-1804）运用考据学方法研究《元史》颇有成就，著有《补元史艺文志》、《补元史氏族表》、《元史拾遗》等。魏源（1794-1857）著有《元史新编》95卷。19世纪中期以后，有不少学者注重研究西北史地，促进了蒙古史的研究。其中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李文田（1834-1895）的《元秘史注》、《和林金石录》、《元史地名考》等是代表作。在这一时期，汉族学者注意到外文资料及其研究成果，洪钧（1839-1893）著有《元史译文正补》。

二、世界二十世纪的蒙古学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蒙古学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优秀蒙古学家。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克·巴德利(John F. Baddeley, 1854-1940)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了著作《俄国·蒙古·中国》，研究了17世纪至18世纪中亚和俄国、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公开了大量的俄国使者的报告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文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研究《蒙古秘史》，于1908年出版《蒙古秘史》的日译注释本《成吉思汗实录》，开创了日本国的蒙古学研究先河。

白鸟库吉建立《东洋文库》，奠定了日本蒙古学研究的资料基础，并开展了匈奴、突厥、室韦、乌古敌烈等北方民族史，卓有成效。法国著名蒙古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以他高超的语文学素养，解决了蒙古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卓著。代表作有《蒙古和教廷》、与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卡尔梅克史评注》等。德国的蒙古学家中海涅什(Erich Haenisch, 1880-1966)于1920年在柏林大学设立蒙古语专业，亲自担任教授。他以自己渊博的汉学、满学和蒙古学知识为蒙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用德文翻译和拉丁文音写了《蒙古秘史》，出版了德译本《蒙古源流》，还研究、释读和发表了普鲁士国家第四次吐鲁番探险所带来的蒙古文残页。俄苏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蒙古学家。如鲍培(Nicholas Poppe, 1897-1991)是一位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苏俄时期的蒙古学家。他是阿尔泰语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发表了大量的蒙古语言文字、蒙古族文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代表作有《喀尔喀口语语法》、《蒙古书面语语法》、《方块字》、《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等。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还有符拉基米尔佐夫(Boris Yakovlevich Vladimirtsov, 1884-1931)，其研究领域涉及到了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等。著有《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和《蒙古社会制度史》等，后者被誉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尽研究蒙古古代社会制度的名著。围绕阿尔泰语系理论的提出，欧洲有许多学者研究蒙古语言取得了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有芬兰的兰司铁(Gustav John Ramstedt, 1873-1950)的《卡尔梅克语辞典》、《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匈牙利的李盖提(Laios Ligeti, 1902-1987)的《伊斯坦布尔蒙古语词典》、《蒙古秘史研究》、《甘珠尔经蒙古语译本目录》等。在中国，围绕元代历史的研究，柯邵忞(1850-1933)著《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并续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作《译史补》；屠寄(1856-1921)著《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对《元史》作了补正。王国维(1877-1927)著有《蒙古史史料校注四种》，对蒙古史研究影响巨大。这个时期，有一批中国学者留学海外，师从伯希和等著名学者，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韩儒林(1903-1983)《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汗考》；翁独健(1906-1986)《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邵循正(1909-1972)《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蒙古的名称和渊源》；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是他们的代表作。冯承钧将大量的西方蒙古史研究成果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如《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以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丛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末，蒙古学在欧美以及亚洲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德国的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 1913- )在哥廷根，后来在波恩大学创立蒙古学专门教学科研机构“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拥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中亚研究》和学术专著系列《亚洲研究》，培养了一批蒙古学人才，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欧洲蒙古学研究中心，带动了整个欧美的蒙古学研究。海西希研究成果丰富，尤其在蒙古文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方面最著。著有两卷本《蒙古文学史》，《蒙古英雄史诗母题研究》、《蒙古族家庭和寺院历史编纂学》等。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有法兰克Herbert Franke, )、拉切捏夫斯基(Rachnevsky, )、夏嘉思(Klaus Sagaster,1933- )、魏弥贤(Michael Weiers, 1937- )、法亦特(Veronika Veit, 1944-)、菲策(Hans-DieterVietze)等。在英国，以伦敦大学东方学、非洲学学院教授鲍登(Cahrles Bawden, 1924- )为代表，在英国最早建立蒙古学课程，培养蒙古学专门人才。他英译《蒙古黄金史纲》，撰写《蒙古现代史》，并编纂了一部大型《蒙英辞典》。在法国，继承老一代蒙古学研究传统，以巴黎第三、第十大学为中心，大力开展蒙古学研究。阿玛雍(Robert Hamyon, 1939- )教授在此建立蒙古学研究中心，开展蒙古萨满教研究，出版了研究布里亚特和西伯利亚萨满教的巨著《灵魂之缘故》。奥宾教授(Francoise Aubin)以研究蒙古国现代社会、经济著名。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曾在鄂尔多斯蒙古地区传教多年，出版了《鄂尔多斯蒙古语词典》、《鄂尔多斯研究集》等，并且同美国哈佛大学蒙古学家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合作研究罗藏丹津《黄金史》和元代蒙古文碑，释读梵地冈档案中的伊利汗国诸汗致罗马教皇的信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不仅有国际阿尔泰研究中心，而且有西诺尔(Denis Sinor, 1916- )、克鲁格(John Richard Krueger,1927)、杭锦·贡布扎布、谢瑞思等著名学者从事蒙古学教学与研究。除此之外还有西华盛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伯林翰扬大学的一些学者从事蒙古学研究，著名的有施瓦茨、扎奇斯钦、保罗·海尔等。在斯堪得那维亚诸国，蒙古学研究早有传统。丹麦、瑞典、挪威等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藏有丰富的蒙古民族物质文化藏品，还有大量的蒙古文文献资料。芬兰的蒙古学主要在赫尔辛基大学进行研究。阿利托(Penti Aalto, 1917-1999)作为蓝司铁的学生，在阿尔泰语言学领域成果卓著，对蒙古历史、蒙古卡尔梅克方言有很深的研究。澳大利亚的罗依果教授，研究《蒙古秘史》和蒙古古代史成果卓著。在东欧国家，尤其在匈牙利，蒙古学研究力量雄厚，成果丰硕。卡拉(George Kara)、罗那·塔什(Rona Tash)等都是国际著名的学者。蒙古国大力开展蒙古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

蒙古语言学家Ш·罗布桑旺丹(1910-1981)编纂了《蒙古语语法》、《现代蒙古语》；蒙古文学家Ц·达木丁苏荣(1908-1986)汇编了《蒙古文学百篇荟萃》，用现代蒙古语编译了《蒙古秘史》；蒙古历史文化学家Б·仁亲(1905-1977)编纂了《蒙古语语法全书》，汇编了蒙古祭祀文化方面的大量资料；蒙古历史学家Ш·那楚克道尔基(1918-2001)著有《蒙古封建历史进程》、《喀尔喀史》、《成吉思汗传》、《满都海撤辰哈敦》；蒙古历史文献学家沙·比拉(1927- )著有《蒙古史学史》等。在蒙古国建立了世界蒙古学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至今已经举办了7次，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学的发展。日本国的蒙古史、蒙古语言研究相当活跃。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清(1890-1959)著《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利用汉文史料对明代蒙古历史作了详尽的研究，影响很大。东京外国语大学冈田英弘教授系统接受日本传统史学教育，并在美国留学，在清代蒙古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尤其善于利用清代满文档案进行研究，参加了《满文老档》的编译工作，著有《康熙皇帝的信件》、《察哈尔部的起源》等。日本学者善于应用汉文史料的同时注意利用蒙古文以及其他文字史料，细加考释，谨慎著述。森川哲雄、吉田顺一、中见立夫、二木博史等擅长应用蒙古文资料；杉山正明、松田孝一等擅长波斯文史料；山口瑞凤、若松宽、石滨裕美子等擅长藏文资料；柳泽明、加藤直人等擅长满文资料；若松宽等人长于俄文资料的利用。在蒙古语文研究方面日本学者起步较晚。其第一代蒙古语文学家服部四郎、野村正良、小林高四郎、鸳渊一、村山七郎等发表大量成果，奠定了日本蒙古语言学的基础。第二代蒙古语言学家有小泽重男、江实、田中克彦、中野美代子等学者，深入研究蒙古语文，成果显著。新的一代中有城生伯太郎、桥本胜、栗林均等优秀的学者。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设有蒙古语科，每年招收国内外学生加以培养。服部四郎的大量研究论文已收入《服部四郎论文集》；野村正良在蒙古语音研究方面著有《关于原始蒙古语元音系统研究》一书。小泽重男教授研究《蒙古秘史》语言成绩彰著，著有《蒙古秘史全释》六册。江实研究《蒙古源流》和《黄金史》，注意满蒙语言的比较研究。在蒙古文学研究方面莲见治雄著有《蒙古民间故事研究》《元朝秘史的口头文学研究》等。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蒙古学研究成果巨大，在蒙古文学、语言以及历史考古方面尤其突出。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历史语文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是蒙古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在莫斯科侧重于蒙古历史、经济、语文、文化的研究，列宁格勒侧重研究蒙古文献、语言学、民俗学和佛学，新西伯利亚侧重于考古、语文学，卡尔梅克则侧重于史诗学、民族学等的研究。苏联学者对蒙古文编年史研究深入，成果丰赡，如沙什季娜对《黄史》的译注，普尔布耶娃对《内济托音传》的研究等。蒙古史研究方面协同蒙古国学者编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著名蒙古史专家伊·亚·兹拉特金(I.Ya. Zlatkin, )的《准噶尔汗国史》影响深远。苏联考古学者参加了蒙古国许多重大考古发掘，积累和颁布了远古到蒙元时期的考古资料。蒙古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喀尔喀方言研究和蒙古书面语研究方面，蒙古文学研究方面最有特点的是对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的蒙古学研究发展迅速，在檀国大学、汉城大学设有蒙古学研究专门机构。

三、中国蒙古学研究概况
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大量的学者从事蒙古学教学与研究。南京大学以韩儒林教授为首，建立元史研究室，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在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察哈台汗国历史研究方面特点明显。代表性的著作有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等；中央民族大学以翁独健教授为首，开展蒙古史和语言文学研究，有贺喜格陶格陶的《阿勒坦汗研究》、达里扎布的《明代漠南蒙古研究》。南开大学以杨志玖教授为首研究元代社会及军事制度，杨志玖著有《元史三论》，李治安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研究元代白话，著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西北民族学院谢再善教授研究蒙古文历史文献，翻译出版《蒙古秘史》。做为蒙古学研究的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作出的贡献最大，成果最丰富。在古代蒙古语、近代蒙古语、现代蒙古语、古文字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等方面成果丰富。蒙古语言学家清格尔泰著有《现代蒙古语语法》、确精扎布著有《蒙古语语法研究》、陈乃雄等著有《契丹小字研究》、包祥著有《蒙古文字学》、集体成果《蒙汉词典》等。在古代蒙古史、近现代蒙古史以及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进展。蒙古历史学家亦邻真著有《蒙古秘史畏吾体复原》、周清澍等著有《内蒙古历史地理》，郝维民等著有《内蒙古革命史》。还在汉译波斯文蒙古史著作方面作出重大成绩，周建奇、余大钧汉译拉施特《史集》。蒙古文学研究方面有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集体编纂的《蒙古族文学史》等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新一代蒙古学学者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在蒙古族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军事理论、社会经济、科技、艺术、医学、法学等领域积极探索，不断进取，使中国的蒙古学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性的蒙古学研究团体如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蒙古语文研究会、中国蒙古文学研究会等积极组织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有力地推动了蒙古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召开了三次国际性蒙古学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了两次国际性的《蒙古秘史》研究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