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蒙古学研究概括

蒙古民族在一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人类历史上谱写出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蒙古高原数千年不稳定局面，缔造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使蒙古民族成为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成为“马背文化”的典型代表，如果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城市文化的话，蒙古民族则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游牧文化（马背文化）的代表者，在人类历史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之，蒙古民族所走过的历史历程，她的政治制度及军事活动，经济、文化生活，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内容。蒙古民族的独特的经济、文化生活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地位使她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影响世界发展的典型民族。

上述种种原因，从18世纪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了专门研究蒙古的一门学科—蒙古学。蒙古学是专门研究蒙古的历史、语言文字、文学、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军事等的综合性学科。
沙俄、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国家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日本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蒙古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研究蒙古学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余个。

欧洲学者研究蒙古学侧重于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学。他们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史料：第一类是蒙古史专著：1、拉施特主编的《史集》（1310—1311年完成）。拉施特是蒙古伊儿汗国的御医，合赞汗时曾任宰相。1310年，合赞汗命令他主持撰写一部蒙古史，他按合赞汗的旨令组织蒙古孛罗丞相等人撰写蒙古史。除利用汗斡耳朵金柜里保存的《阿拉坦·贴布特儿》（金册）外，又进行调查访问。《史集》的史料是可信的。2、《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波斯人。1252年随其父亲撒希卜底万（窝阔台汗任命的呼罗珊地区财政部长），入朝觐见蒙哥汗。1252年5月至1253年9月居住在哈剌和林。

1259年任报达（今巴格达）总督，管理阿拉伯哈里发（黑衣大食国）管辖的地区。他撰写此书，始于1252年，1259年结束。志费尼的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搜集到的，其中包括社会上流传的传说。对成吉思汗的军事活动记载尤为详细。3、《伊儿汗史记》，作者瓦萨甫，波斯人。内容包括1257—1327年的蒙古史，是《世界征服者史》的续编。4、《突厥世系考》，作者阿卜尔嘎齐（1605—1664），系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是花剌子模汗。该书的前半部主要参考拉施特的《史集》，后半部根据世所难得的公文书牍而成，用土耳其文写。志费尼、拉施特、阿卜尔嘎齐的书，是西方蒙古学之三大源泉。第二类，是游记：主要有三个：1、普兰诺·迦尔宾的《蒙古史》。作者奉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之旨令出使蒙古，于1246年到达蒙古首都哈达剌和林。《蒙古史》是作者向罗马教皇汇报的有关蒙古的生活、政治、军事情报。2、卢不鲁克的《东游记》。作者奉法国国王之旨令，出使蒙古，1254年到达哈剌和林。他曾觐见蒙古的蒙哥汗，在蒙古住了一年多时间。回国后撰写该书。书中对蒙古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3、《马可波罗游记》。作者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儿子，1271年来到蒙古，在中国居住者17年。曾任元朝枢密院副史，代表元朝出使印度等国。回国后正遇威尼斯与热内亚之战，他被征兵入伍，在战场被热内亚所俘入狱。狱中口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由同一监号的人记录。第三类，是蒙古文史料。蒙古文史料，是东、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自18世纪末开始，欧洲学者开始搜集蒙古学的主要史料。1778—1790年，德国人芬雅施收集蒙古文抄本33部，1823年茨维克从卡尔梅克收集40部托忒文抄本。这103部蒙古文抄本，是德国人最早收藏的蒙古文抄本。18世纪后半叶开始，俄国人也开始收集、翻译蒙古文抄本。

1776年，帕拉斯德把《蒙古·卫拉特法典》译成俄文。日本学者收集、翻译、研究蒙古文史料，开始于本世纪初。那珂通世（1851—1908）是日本蒙古学的初创人。他从1901年开始《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1907年完成了翻译，1908年出版《蒙古秘史》的日译注释本《成吉思汗实录》。截止目前，蒙古的主要经典作品都被译成英、俄、法、德、日、匈牙利等多种文字。第四类，是调查材料。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外国组织旅行团、考古队、调查团和派遣传教士来蒙古地方进行实地检查，收集了大量的考古、历史、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的材料。最早到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是俄国。从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共进行33次实地考察。帕列瓦尔斯基的《蒙古和唐古特》（1875—1876年出版）、波斯德涅也夫的《蒙古和蒙古人》等书都是经实地考察写成的蒙古学巨著。田清波的《鄂尔多斯方言辞典》，是研究蒙古语的名著。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1851年出版）是当时蒙古情况的记录。

1921年蒙古国独立后，专门成立蒙古学研究机构，从事蒙古学研究。现在已经成为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蒙古学学者联合会总部设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蒙古国蒙古学的研究已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

外国研究蒙古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有那珂通世（日本）、达木丁苏荣（蒙古）、符拉基米尔佐夫（俄国）、利盖提（匈牙利）、海涅士（德国）、伯希和、多桑（法国）、霍渥尔斯（英国）等许许多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出版过《多桑蒙古史》、《蒙古社会制度史》等许许多多的名著。

中国研究蒙古学始于元代，而且是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开始的。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把蒙古语作为“国语”。因此，语言的规范化已成为迫切要求。1260年忽必烈旨令西藏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字。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用10年时间创制了蒙古方块字。1269年忽必烈颁布诏书，规定蒙古方块字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蒙古方块字的创制，是蒙古语言研究的结晶。但方块字书写不便，在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使用，未能取替原来使用的畏吾儿文。1305—1311年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以畏吾儿字母为基础编著《蒙文启蒙》一书，在、正确地揭示了蒙古语的特点、语法和拼写法，改进了一些畏吾儿字母的写法，增加了个别字目，确定的“回鹘式蒙古文”，为现代蒙古文的语法、读音、书写法奠定了基础。明朝为了与北元交往，把1368—1418年间的《蒙古秘史》音译为汉文，这是中国汉族学者研究蒙古语言规律、蒙古字的读音、书面语与口语的特点（差异）的结晶。汉译者为了准确表达蒙古语的发音，同时为词意与字意尽量达到接近，创制了许多古怪汉字。明初，火源洁编著第一部蒙、汉语对照词典《华夷译语》。自16世纪末藏传佛教的一支—黄教传入蒙古后，蒙古族学者在元代翻译的基础上，继续翻译藏文经卷。为了准确表达梵文、藏文名词，喀喇沁部学者阿尤喜·固什创制蒙古文阿里伽里字，使蒙古文能准确表达外来借词的读音。

16世纪末到17世纪70年代，是蒙古族学者研究蒙古史非常活跃的时期。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统治发生危机，已临灭亡。蒙古族学者站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正统观立场上研究蒙古的历史，他们利用蒙文史料记载、民间口头传说，以佛教的世界观为理论指导，撰写蒙古的历史，宣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正统观，论证其皇位的不可动摇性。这时期的主要历史著作有《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主编的《黄金史》、佚名作者的《大黄册》、善巴的《阿撒拉嘎齐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等。

清代是中国蒙古学的发展时期，康熙时蒙古族学者拉希等人于1708—1717年编著了蒙古文《二十一卷本辞典》，这是最早的一部蒙古语解释辞典。乾隆时期，乌珠穆沁的官布扎布、乌拉特的毕力棍达赉编著了《阿必忠乃》辞典，这是一部蒙、藏对照的蒙古文百科全书，对蒙古语名词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世纪，乌珠穆沁的丹津达格巴著有《斡黑吐日桂·因·玛尼》是根据搠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写成的蒙古语法专著。书中详细讲述了蒙文阳性、阴性、中性字目的拼写法及蒙文属格的使用方法。同一时期乌拉特的毕力棍达赉也著有《简明语法》一书。清代蒙古族学者编著的《三合便览》、《四体合壁文鉴》二部工具书是大型蒙、满、汉文及蒙、满、汉、藏对照辞典。

清代，蒙古族学者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在蒙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8世纪至19世纪末，蒙古族历史学家撰写了200余种蒙古史著作。其中主要的有官布扎布的《恒河之流》、达日玛·固什的《金轮千辐》、拉希彭苏克的《水晶数珠》、金巴道尔吉的《水晶鉴》、巴托尔·斡巴什·土门的《四卫剌特史》、青海和硕特部人松巴堪丰的《蒙古史》、喀尔喀噶尔丹的《宝贝数珠》等
1774年，巴林部人拉希彭苏克撰写的《水晶数珠》中首次采用史的批判，对汉籍中记载的有关蒙古史的不客观记载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见解。1725年官布扎布撰写的《恒河之流》，1739年达日玛固什撰写的《金轮千辐》，对北元时期形成的各部的源流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在清代，中国汉族学者研究元史学颇有成就。1、钱大昕（1728—1804）推许《蒙古秘史》和何秋涛（1824—1862）校勘《圣武亲征录》，被视为元史学之两大纪念。钱氏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十五卷本《蒙古秘史》并公布于众，使元史研究有了新的史料；何氏校勘元代蒙文史书的汉译本《圣武亲征录》，使更多的元史学家能够利用该书。2、利用外文史料补充汉文史料之不足。

中国元史学家，第一个接触外文史料的是洪钧（1839—1893）。他出使俄国期间，正值波斯拉施特《史集》和英国人霍渥尔斯的《蒙古史》英文版出版。他请人翻译，著《元史译文正补》，使中国人研究元史扩大了视野。3、修补《元史》。钱大昕是清代研究元史的第一代名人，他有志修改元史但未果。他在元史方面的著作有《补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拾遗》等。魏源（1794—1857）是清代研究元史的第二代名人，著有《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屠寄也是清代研究元史的名人之一。他认为《元史》并不能概括全部蒙古史，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的历史并没有包括。他立志撰写一部概括整个蒙古的蒙古史，著有《蒙兀儿史记》，补充了《元史》所没有的内容。柯劭忞（1850—1933）的《新元史》（共257卷）是清元史研究成果的大集成。他吸收了钱大昕、魏源、何秋涛、李文田、洪钧、屠寄的研究成果。1922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列入正史，并公开出版。4、考据《蒙古秘史》。清代有许多学者考注《蒙古秘史》，其中李文田（1834—1895）最为著名。他利用正史11种、宋代史料7种、金人著述1种、元代史料7种、明代史料10种、清代史料17种、元人碑碣文字11种，校注《蒙古秘史》，写出《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并于是898年发表。这是清代考据学术的一大成就。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研究蒙古各部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方位的专著。

民国成立后，中国的蒙古学研究仍延续清代的传统，侧重研究语言学及历史学。
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本世纪30年代成立了蒙藏语文研究会，有蒙古语文研究专刊（蒙汉文）。1917年喀喇沁的海山贝子在北京出版《五方元音》，1934年喀喇沁右旗蒙文书社油印发行乌云宣的《蒙文接字法》，40年代《增编简易蒙文文法》问世，1912年王文兵等人编著出版《蒙古大辞典》（蒙汉），1926年北京蒙文书社出版发行特莫格图的《蒙文分类词典》，1943年科尔沁和兴格的《蒙文指要》问世。这些作品是中国蒙古语文学家多年研究蒙古语的成果，对蒙古语文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史学研究方面，一方面继承了清代元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学者的史学方法。这个时间王国维的校注《蒙古史料四种》和冯承钧的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的蒙古史料的研究论著，为中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为中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比洪钧《元史译文正补》更丰富的史料。本世纪40年代阿拉坦敖其尔编著的《成吉思汗战书》（蒙文）问世。作者吸收西方的史学方法，利用蒙、汉文及外文史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成吉思汗一生的战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蒙古史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1940年左右在延安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蒙古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陈列馆、成吉思汗纪念堂等，有组织地研究蒙古问题。延安民族学院还开设蒙古语文课。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蒙古的历史和社会问题，编著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民族问题研究会编，探索了蒙古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民族关系，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的侵略压迫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该书是中国蒙古史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第一部蒙古史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从50年代开始全面开展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民族研究所，有研究蒙古语文、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蒙古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在内蒙古大学设有蒙古语文研究室、蒙古史研究室，配备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蒙古语文、历史研究。南京大学有以韩儒林教授为首，中央民族学院有以翁独健教授，西北民族大学有以再谢善为首研究蒙古史、蒙古语文的专职人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领导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包括蒙古族的五套丛书。60年代开始着手编写《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志》、《蒙古族自治地方概况》、《蒙古族语言简志》、《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套丛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组织地全面开展蒙古学研究的举措。但因1957年的左倾思想路线严重干扰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编写工作完全停止，而且材料被损坏。

50年代，先后出版了陶克涛编著的《内蒙古发展概述》和余元庵编著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两部蒙古史专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第一批蒙古史专著。在蒙古文学研究方面，内蒙古语文研究所深入到中国蒙古族聚居的农村牧区，收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并整理编印成册，作为内部参考资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蒙古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蒙古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除原有的民族研究所外，又设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其中蒙古族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1979年2月建立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设历史、语言、文学、牧区经济研究所和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室。青海、新疆等省区社会科学院也设有蒙古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亦有研究蒙古学的专职科研人员。高等院校是研究蒙古学的主要阵地之一。内蒙古大学设有蒙古学研究院，专门从事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内蒙古师范大学也设有蒙古语文、历史、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和蒙古族畜牧经济研究室。蒙古族科技史是该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所的主要内容之一。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元史研究颇有名望。高等院校又是培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的基地，近十年来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内蒙古自治区民委设有格斯尔办公室。

80年代以来，先后成立了有关蒙古学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全国性的学会有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蒙古语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江格尔研究会、元史学会等。内蒙古自治区有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团结、组织蒙古学研究人员，开展学术活动，为推动蒙古学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蒙古学究领域不断扩展。近十年来开辟了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宗教、蒙古文历史文献、科技、美术、文艺、体育、风俗习惯、音乐、蒙医史等新学科。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已经涵盖了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

在蒙古学研究中，资料收集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50年代初到60年代，内蒙古蒙古语文研究所有组织、有目的地深入到农村、特区搜集蒙古文资料。已故的莫日根巴特尔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收集到数千册蒙古文古籍，其中有的是孤本和珍本。现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全国蒙文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已成为蒙古学史料中心之一，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必要史料，为推动蒙古学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自80年代以来校注出版了《蒙古秘史》、《白史》、《元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纲》（蒙、汉文）、《罗·黄金史》、《蒙古·卫拉特法典》、《金轮千辐》、《水晶鉴》、《水晶数珠》、《蒙古孛儿只斤氏族谱》、《青史演义》、《江格尔》、《格斯尔》、《卫拉特史料集》、《呼和浩特市档案材料汇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即将出版的包文汉校勘的《藩部要略》等蒙、汉文史料。那木云、阿萨拉图等蒙古族学者翻译出版《蒙古游牧记》、《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余大钧等学者翻译出版拉施特《史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普兰诺·加尔宾的《蒙古史》（蒙汉文）、卢不鲁克《东游记》（蒙汉文）、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和田清波的《明代蒙古史论集》、兹拉特金的《准格尔汗国史》等（译成汉文或蒙文），对蒙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有蒙古学学术刊物近20种。

蒙古史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打破了侧重研究古代史或元史的传统，把研究范围扩展到近代和现代。内蒙古大学设有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出版了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等专著。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历史系都招收内蒙古近代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史学研究涉猎蒙古史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族源、社会性质、明和蒙古的关系、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历史人物评价、蒙古的历史地位、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近代以来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和“独立”、“自治”运动等等诸问题。金锋编辑出版的《蒙古史论文选辑》（1—5卷）、元史学会编的《元史论丛》、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辑的四次会议论文集，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学术水平。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蒙古族源》一文，对多年争论的蒙古族源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有益的见解。除专题研究外，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五套丛书的《蒙古族简史》已出版，翁独健先生主持了这一工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出版了三卷本《蒙古族通史》（蒙汉）。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继承了中国元史研究的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对元朝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李干的《元朝社会经济史稿》、李志安的《元代的分封制度研究》是元代史的专题研究专著。白翠琴的《瓦剌史》是研究明代卫拉特的专著。卫拉特史的研究近十年来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牵头，先后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马汝珩、马大正合著的《漂落异城的民族》，专门论述了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波·少布的《黑龙江蒙古研究》是研究黑龙江地区蒙古族历史、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专著。即将出版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古族卷》是概括蒙古学各领域的工具书。人物传方面有赛熙亚乐的《成吉思汗史记》等。

蒙古语的研究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研究范围包括蒙古语言发展史、蒙古语词汇、语法、方言、土语、文字、辞典、蒙古语族语言的关系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发表的专著有清格尔泰、包祥、却金扎布合著的《现代蒙古语》、清格尔泰的《现代蒙古语语法》、哈斯额尔敦、那仁巴图合著的《蒙古语基础》、诺尔金编著的《蒙古文原理》等。此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都有论文集出版。方言研究方面，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研究所已出版了21辑文集。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方面，照那斯图、道布等人，根据50年代社会调查的语言材料，发表了蒙古、达斡尔、土族、东乡、保安、裕固语简介。在文字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蒙古文字学》、《蒙古文字简史》等。

文学研究也在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范围包括文学史、著名作家、当代文学的评论、古代文学、诗歌、民间文学等。文学史有《蒙古文学简史》、《蒙古文学概况》、《蒙古文学史》。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那木吉拉舍旺的《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和希格陶克陶的《蒙古古代文学研究》等专著和文集。中国学者研究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方面做也了突出贡献，成绩显著。收集整理出版尹湛纳希作品的同时，对他的生平、作品、文学思想、文艺技巧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额尔敦陶克陶、那木吉拉舍旺等人有重大贡献。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其中仅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例，以巴岱为组长的，《江格尔》研究小组，收集全新疆范围的江格尔故事，出版了九卷九十四章的《江格尔》和二卷本六十章的《江格尔》。仁沁道尔吉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专著，代表中国学者研究江格尔的学术水平。《格斯尔》研究列入国家“六五”、“七五”计划。内蒙古民委格斯尔办公室收集整理出版了20余种书面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格斯尔”。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开始于80年代初。在中国来说，这是蒙古学领域里的新的研究课题。目前，研究机构及专职研究人员已初具规模。蒙和巴图同志最早带头研究蒙哲史，并组织蒙哲史研究会，促进了蒙哲史的研究工作。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哲史研究室出版五本《蒙古族哲学史资料选编》（蒙文）、两本《蒙哲史论文集》（汉文）。内蒙古师范大学政经系招收蒙哲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成果显著。格·孟和的《蒙古哲学研究》及其他同志的《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蒙古族哲学史》等，都是蒙哲史研究的新成果。
巴音图同志领导的蒙古族军事史的研究也是从80年代开始的。内蒙古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蒙古古代战争史》，编辑出版了三本《蒙古族军事研究论文集》。
蒙古族经济史是蒙古学研究领域里的新兴学科。高万宝扎布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十余 种学术论文集，专著和译著。内师大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团结、组织广大学者开展蒙古族经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方面陈献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全区性的经济史学学设有畜牧经济研究室。

蒙文文献学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有蒙文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蒙文历史文献。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留金锁的《13—17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和乔吉的《蒙文文献版本研究》专题论文，对蒙文历史文献的内容及版本学进行了探讨。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校注出版了十余种历史文献。除不同版本的校勘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的注释。已故的戈瓦、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等人及珠荣嘎、纳古单夫、乔吉等人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校注得到国际上的有关学者的注目。

法学研究，起步于50年代，见效于80年代，在中国最早研究蒙古法的是潘世宪先生，他著有《蒙古法制研究》一书（内部印发）。80年代以后奇格专门从事蒙古法的研究，发表很多专题论文。娜琳论述的《贡桑诺尔布创办蒙古新式学校的专题论文》，是肃清左的思想，正确评价蒙古族近代教育的有效尝试。由娜琳负责撰写的《蒙古族教育史》已列入自治区研究课题。
从事蒙古科技史研究的有李迪、吉格米德等人。他们为蒙古科技史的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吉格木德的《蒙医史》、巴拉吉尼玛的《蒙古族科学家》等是研究蒙古族科技史的专著。李迪主编的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集（1—7集），反映了中国研究蒙古科技史的学术水平。
此外，文化艺术、体育的研究也是蒙古学的新兴学科。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美术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尤其他对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美术的渊源关系方面深入研究，对蒙古族美术的渊源问题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中国蒙古学界与国际蒙古学界发生广泛接触，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50年代，只有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荣、孛·林沁、沙·纳楚克道尔吉、原苏联的德累科夫、匈牙利的哈拉道尔吉等少数学者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60年代以后与外界的接触基本断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蒙古学界与国际蒙古学界进行广泛接触。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国际上中国蒙古学研究的地位日益提高。有关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如国际蒙古学者联合会第五、六届会议、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外国语大学的清代历史文献国际学术讨论会、印度召开的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如中国蒙古史学会召开蒙古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大学召开两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格斯尔办公室召开格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蒙古学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蒙古学的发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

中国蒙古学的研究有久远的历史。前人在蒙古学研究特别是蒙古史和蒙古语文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今天的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因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的蒙古学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和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蒙古学研究有了新的起步。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80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发展迅速，除了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以外，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而且研究成果显著。

为了反映中国蒙古学研究状况，交流学术信息，推动中国蒙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弘扬蒙古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组织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文库的内容包括中国蒙古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化艺术、哲学及社会思想、科技史及文物考古、风俗习惯。其中许多课题是国内外很少有人研究的新课题。文库反映了近十年来中国蒙古学发展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学术水平，是一套集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