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
今年五月，内蒙古又出事了！
西乌旗一牧民莫日根因抗议运煤车穿过传统草场，被汉人李林东、卢向东驾驶的运煤卡车碾死，并将其躯体拖出一百五十余米远，肇事者逃离现场。目前两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
此事近日引起蒙族牧民、学生持续不断的抗议和示威，且声势不断扩大和蔓延，有海外媒体刊文称：「内蒙示威抗议活动升级，『蒙独』势力浮出水面」，也有媒体直指：「『蒙独』势力海外遥相呼应」。
对汉人来说，原本已经陷入了「藏独」、「疆独」困扰，如今又频添了一个「蒙独」新烦恼。有报导甚至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现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事务无小事，牧民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蒙汉冲突随时会引爆火药桶，一旦『藏独』、『疆独』和『蒙独』三股势力合流，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这突兀的事件，摆在了世人面前一连串的疑问：谁是浮出水面的「蒙独」势力，是哪些海外组织和人？「蒙独」势力是如何形成的？海外「蒙独」势力是否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关于这些疑问，笔者与居住在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有过一次畅谈，于是写下此文……
从《敕勒歌》说起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是一首鲜卑语的牧歌，蒙古族是由鲜卑族的一支发展而来，所以《敕勒歌》被蒙族视为是祖先留下的咏唱，在蓝天白云下，在绿茵茵的大草原上，代代传唱至今。
人们常说：诗中有物有情有声有画。对我来说，《敕勒歌》传递的是一幅美妙的三维画卷，在我的意识中流淌：天高云淡，广袤的大草原，与天穹相连；清馨的青草味儿，沁人肺腑；天际中幽幽回荡着声声牧歌；小伙子骑着枣红马，领引着簇簇羊群，是云游？还是放牧？
然而老席却不无伤感地说道：今日的内蒙古，蓝天白云不见了，茵茵大草原被吞噬了，我们是游牧民族，马背上的民族，马没了，羊没了，我们美丽的大草原，只能留在了《敕勒歌》里，成了历史的绝唱。
围绕着本次内蒙的抗议示威，老席分析道：从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蒙族牧民与汉人开矿方之间的冲突，深层原因其实是蒙族人的生存危机，以及蒙族的文化危机。达赖喇嘛说「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我们蒙古是游牧民族、草原民族。你把草原破坏了，剥夺了，我放牛、放羊放不成了，这不是在挖我们的根儿，刨我们的祖坟吗？
老席一再强调：牧民「已经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共产党不是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吗」？本次蒙族牧民、学生就是一次争取生存权的抗争，我们这些人不支持、不声援，谁又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与「蒙独」无关，外界不要刻意联想、挂钩！
根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报导：本次内蒙爆发的示威抗议，在古锡林浩特地区，已经有大约四十名大学生和牧民被逮捕。
这些是不是外界所指的「蒙独」势力海外遥相呼应？
席海明回忆道：恰好是三十年前，内蒙古也爆发了一次「学生运动」，规模空前，中共当局就扬言说：有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我是当年「学生运动」的总指挥，我们倒是期望有外国人介入，事实完全是「莫须有」。
被中共视为「蒙独」势力
老席在「八九民运」后流亡海外。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内蒙古大学生也走上街头。学生们慕名找到了当年的学运领袖席海明，结果他再次被当局关注，成了内蒙「八九学运」的幕后人，警察全天候地监视跟踪他，在这恶劣的环境下，老席选择了流亡海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席与他的蒙族同仁在美国正式注册组党，中文名称为：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蒙古文为：Ovor Mongoliin Ardiin Nam，简称 Ovor Ardiin Nam；英文名称为：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简称 IMPP。党的纲领是：坚持民主、和平的原则，结束中共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最终目标：实现内蒙古的独立。近期目标：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与中国的邦联式联邦。本党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进行斗争的同时，把捍卫和改善内蒙古的人权状况作为本党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内人党」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了「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自此，「内蒙古人民党」的火种在世界各地燃起，在许多国家均设有分支部。这些就是中共所指的「蒙独」分裂势力。在中共当局的记录中，「内人党」的主要骨干是由当年内蒙古大学的学生组成，是八十年代「蒙是主，汉是客」的民族分裂分子。显然老席成了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列入中共海外「蒙独」分裂分子的黑名单之首。
应该说「蒙独」势力早已进入中共当局视线，甚至还波及到老席的前妻陶丽。尽管陶丽女士与老席已经分居、离异，但她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歧视。陶丽女士多次回国，均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和驱赶。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陶丽第一次回国，看望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在海关被拒绝入境，陶女士欲闯关，遭到二十多个警察围堵。德国领事馆派官员赶来协助交涉，无果。警察将陶女士直接送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并将她绑在座位上。汉莎公司乘务员提出抗议，航空公司不能违背旅客本人的意愿。中国警方威胁，不将此人带走，此航班也不能启航。时值圣诞节前夕，考虑到飞机上德国旅客欲早日回家过节，陶丽女士最终妥协。
一九九九年七月，陶丽再次回国，仍然遭到拒绝入境，陶丽需要海关警察给个理由，警察告知是因为她的反政府行为，陶丽要求官方拿出她反政府行为的证据，警察的回答是：「证据就在你家里！」指的自然是席海明。
成吉思汗的后人
席海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是如何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呢？
席海明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蒙古名是：特木其乐吐，内蒙古奈曼旗人。
奈曼旗源于奈曼部，最早称「乃蛮」。「奈曼」蒙语意为「八」。十七世纪初，成吉思汗十九世孙额森伟征以奈曼为部号，后金时，奈曼部归顺，皇帝赐授额森伟征后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以郡王爵位，世袭罔替。从此共经十六任郡王，统治奈曼三百余年。席海明的外公额热博罗桑，就属于这一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善于骑射，彪悍威武，在禁卫军任职，被誉为东奈曼旗第一勇士。一九四七年，乌兰夫代表中共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大部分内蒙的旧贵族均参与新政权工作，额热博罗桑参与了奈曼旗自治政府的工作。同年。林彪的「四野」一支纵队进驻内蒙后，额热博罗桑被误杀。所以在朋友圈中，席海明常被朋友们戏称「王爷」。
席海明的父亲席文举，蒙名是毕勒昆达赖，毕业于当时日本人办的学院，早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初期，一度在内蒙古任旗长，后进入人民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担任记者。一九五九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在作协党组副书记任上，被与彭德怀反党集团挂钩，打成反党分子。六十年代初郭小川恢复工作，但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不久郭小川被派往内蒙、东北考察，需要一位了解内蒙的记者随行。席文举是当年人民日报唯一的蒙古族记者，便被指派与郭小川同行。也就在此次内蒙古一行的考察中，席文举被中共「蒙古王」乌兰夫相中，将他调回内蒙古，任内蒙古日报主编。
前些天，老席激动地告诉我：六月三日，呼和浩特市二中上百名中学生也走上了街头，这是我的母校。席海明毕业于呼和浩特市二中，当年这是一所内蒙古的干部子弟学校，乌兰夫的两个小女儿云丽珠、云秀梅也毕业于该校。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席海明考入内蒙大学历史系。大学时期，席海明倡议成立蒙族学生会，被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校长巴图阻止，后经校方批准，同意成立内蒙大学学生会民族工作部，席海明是首任部长。
一九八一年，中央有个二十八号文件，传达后却引发了为期七十余天的学生运动，席海明就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内人党」冤案群情激愤
蒙汉民族的矛盾由来已久，二十八号文件首先触及了一件历史冤案，即：「文革」初期的「内人党」大清洗。
「文革」初期，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被派往内蒙主政。藤是老红军，是中共军队的著名战将之一，从井冈山、延安，一路转战南北。滕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军长。中共建政后，滕曾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滕海清是军人，满脑子的敌情。他一到内蒙，就着手搞阶级斗争。不见明枪明刀的敌人，就从人群中挖敌人。按照滕海清说法：「『内人党』在一九四七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这就是藤认为的新形势下的敌人。
历史上确实有过「内人党」。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中共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期的「内人党」有过「内外蒙合并」的意图。一九四七年中共委派乌兰夫主持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内人党」到此停止活动。「内人党」中的一部分，跟随乌兰夫加入中共，历史上的「内人党」就此结束。
一九六八年起，在滕海清的领导下，内蒙古打响了清查「内人党」运动，又从老「内人党」扩大到新生代「内人党」。这雪球越滚越大，滕向康生请示。康生火上添油道：「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这下滕更来劲了，扬言：「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据中共自己统计，这场清查「内人党」运动，牵连诬陷迫害的人高达三十四点六万人，迫害致死的高达一点一六万人。可是民间统计的数据，远远超过数倍。在这场劫难中，席海明的祖父道日吉也被打成「内人党」，被迫害致死。
老席告诉我：内蒙古仅剩二百万蒙族人，汉人在内蒙古是蒙族人的九倍，几乎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蒙冤受迫害，这不是明摆着搞种族灭绝嘛！八十年代初期，内蒙古蒙族各界三番五次投书中央，及至万人联名，请求中央依法惩办滕海清等人。中央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在中央下达的二十八号文件中，还出现了「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各民族比较满意」等溢美之词。这是该年爆发内蒙古学生运动的第一根导火索。
中央二十八号文件
其时，周惠主政内蒙古。周是「三八」式老干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讲真话，被彭德怀冤案株连受到批判，事后被降职处理。「文革」中，周惠遭迫害，直到一九七七年平反，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九七八年十月，他调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年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周惠接到中央通知，赴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内蒙古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此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形成了讨论意见，即：《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并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以中央二十八号文件下发。文件精神是给内蒙古政府工作做了八条指示。其实质是「双为主」和「双照顾」，既要照顾主体二百万蒙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至于一些汉族自动移民内蒙古（官方称「盲流」），还得继续接纳安置。该文件的提法与一九八〇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大相径庭。
一九八〇年，胡耀邦深入藏区考察，看到文革后的西藏满目疮痍，震动很大，决定调整西藏政策。三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产生《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一九八〇年中央的三十一号文件。纪要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农牧区负担，其中包括大量撤回汉族干部，以及「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的指示。
蒙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在少数族裔得不到真正保护，造成了民族风俗、民族文化、牧区自然环境、民族经济等受到严重破坏的综合症，本质上就是民族自治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关于什么是民族自治？乌兰夫有过一段概述：「我们讲全面落实和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这一民族自治政策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执行。
中央二十八号文件，即刻引起蒙族学生、官员的反弹，旋即在内蒙古全境出现了中共执政后首度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抗议。
三十年前的内蒙学生运动
老席回忆道：当年九月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二十八号文件，汉族学生听了传达后，事不关己，无动于衷；但蒙族学生听了传达后，群情激愤，议论纷纷：「内蒙古的汉人已经是蒙人的九倍，文件说『盲流』不能堵，这不是鼓励向内蒙移民吗？」「为什么蒙古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来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周惠，哪个不是汉人！」等等。同时有人指出：在内蒙古，每建工矿企业，都由外地配备汉族职工。但周惠的汇报，把主要是汉族职工队伍的形成，说成是各民族职工队伍初步形成，来隐瞒民族问题；内蒙有高等院校十五所，但周惠却回避不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用蒙古语文为主授课的大学一所也没有；内蒙古不是蒙古民族自治，而是由汉族治理蒙古民族。二十八号文件直接触发了当年内蒙古的学生运动。
内蒙古大学成了呼市乃至全内蒙大专院校的旗帜，内蒙古大学学生会民族部部长、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席海明被推选为首席代表。
九月十日上午，内蒙古大学席海明等十人团到自治区党委请愿，请周惠去学校解释二十八号文件。九月十二日，各大院校蒙生两千余人聚集在新华广场，席海明、白燎原（蒙名忒木尔）等在集会上演讲，然后游行示威。九月十五日后，各大院校学生轮番来区党委，定要与周惠对话。其间秘书长宝音图多次出来，做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表示「周惠不见，我们就天天来」，于是就这样僵持下去。这场学生运动也得到了蒙族市民，以及一批蒙族干部的支持。
老席感慨地回忆道：我非常赞同谭嗣同的观点，「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杀头、入狱的思想准备。
要平息事态，必须有人出面，内蒙自治区党委把难题交给了内蒙古大学党委。遵照上级指示，内大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列席。会上，校方一再劝告学生，要按照正常管道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扩大事态，一意孤行。学生们则一再要求内蒙党委兑现诺言，否定「闹事说」。
学生运动就这样持续了七十余天，最终中央再次下发有关文件，总书记胡耀邦也讲了话：「不追究学生领袖责任」。对一些民愤强烈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作了补充规定，加以弥补，譬如：采取措施解决汉族的「盲流」问题、继续清理审查「内人党」的刽子手等，但是滕海清依然受到中央保护，谁也奈何不了此人。席海明领导的学运，选择了妥协、沉默，学生运动就此结束。
学生运动是结束了，尽管有胡耀邦「不追究学生领袖」的指示，但老席还是遭遇了中共当局的清算，校方要求他，必须承认错误才给以出路，分配工作。席海明的父亲是老干部，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上修理儿子，不承认错误不给回家，倔强的席去同学家借宿，警察就找同学家长谈话。很长一段时间，席海明只能与乞丐为伍，夜宿火车站，乞食为生。
老席骨子里就没有妥协过，他三十年来的足迹，足以让世人来评说！
也说「独派」分裂势力
「独」和「统」是一对矛盾，为什么一提「独」就感冒，一说「统」就欢呼？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同处地球村，分分合合是常事，更何况「独」也好，「统」也好，都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停留在嘴上的「独」和「统」，有什么法律依据和效应呢？又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在西方生活久了，实际上对民族矛盾中的「独立」一说，已经习以为常。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来说，个人、族群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观点只是思想范畴，而实现途径却需要纳入国家法律途径。所以不能歧视思想者，更不能为此圈划论定敌对势力。
各国都有闹「独立」的族群，日本的琉球群岛（原来的琉球国）；法国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印度的尼西亚亚齐省；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佛蒙特州等。少数民族闹独立，说明民族关系出现了裂痕，国家主体民族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少数民族的困难，弥补这种裂痕。譬如：日本政府是使用长期巨额补助，换取琉球群岛的人心，以积极措施赢得人心，换来了稳定共处的大环境。
中国出现「藏独」、「疆独」、「蒙独」，缘于民族自治政策长期不能真正落实，图有虚表，从而使得这些民族的政治、文化、民俗、民族经济、区域环境等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和破坏。就以内蒙古为例，大批的汉人涌入，蒙族的民风、民俗、文化、环境受到冲击，同时将汉族的经济发展模式，强加于蒙人民族经济之上，「农进牧退」，造成了「沙进人退」；甚至恣意开发矿产，开拓城市区域，造成大草原被蚕食、萎缩，使蒙人千百年传统的牧民经济遭到倾覆性破坏。所有这些，均与民族自治政策背道而驰，并带来了恶果。
停留在人们嘴上的「独立」说，应该理解为是情绪宣泄，实质是这些人对制度、政策中的弊病不满，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显然，要思考和解决这些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共政府应该引起自身反省。首先是中共的制度性缺陷，其次是长期政策执行的失误。对于民族自治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乌兰夫、十世班禅生前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但始终未能换来中共政权的重视。
以笔者看来，无论出现什么「独派」势力，问题的关键不在「独」，而在于制度，在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于真正的尊重民族自治，在于赢得少数族裔的民心。日本的琉球群岛，加拿大的魁北克等都没有「独」出去，可见制度是民族和谐的关键，是民族和谐的保障。
「二元主体」说
老席对我说：「独」是手段，是过程，是迫使中共政府纠正对内蒙古的错误政策，既然蒙汉民族在一个帐篷下生活，互利共存才是目标。所以内蒙古人民党最近提出新思维：「二元主体」理论，即：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
他提醒世人，不要刻意以「独」来说事，更不要妖魔化少数族裔维护生存权的权利和抗议示威。
有识之士提出警示：中共对付国内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公式化了：一是指责幕后有人操纵，二是渲染海外敌对势力渗透、参与，一旦控制不住局面，为采取镇压行动埋好伏笔。此次内蒙发生的示威抗议，有人刻意将此与「蒙独」紧密挂钩，是否同样是一种布局？
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
香港《前哨》杂志七月号 _(博讯记者：何心强)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1/09/2011092911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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