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县海晏蒙古人、藏人移民血泪 / 铁穆耳

洛布丹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青海省海晏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六百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

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腰椎骨脱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欧智布的回忆：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十多头到二十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帐房，有的只带着半片帐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一九八二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妇女了。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乃志布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上面说，要镇压一千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啦，其实海晏哪有叛乱啊？就我们所知，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个男人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劳改农场多的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

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帐篷往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气候不适应和绝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二十一万头牲口走，上级只统计路上死的牲口有二万多头，说是国家的财产，人死了多少没有谁统计，人没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啊！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晕。到了天峻、苏勒托莱，隆冬时节，气候寒冷，帐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帐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没有锅碗，找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够吃啊，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啊，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来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

一九八○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几十年来批斗、挨打过来了，我们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三千元打发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三千元。一辈子啊！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穆智勒的回忆：我是贝子家（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马，一匹是青马，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他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贝子家（宗贝子旗）的王爷，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也被抓走了。我的父亲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我的父亲刚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们就被赶离家园，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

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三四十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三四百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就走。路上没有帐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则热恩块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莱，又从托莱到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说不完。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去挖煤，那时我才十六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开荒种地。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走了。一路上碰到个帐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家。

才宝的回忆：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一九五八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所有的书、本子、纸全部拿走了。他们让我母亲签字，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了海晏县，从海晏又被赶到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尔盖，我们又被第二次没收，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在哈尔盖草原赶了十五年的马车。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十八斤青稞，两斤白面。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啊，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两碗青稞拌着吃。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

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母亲是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不识字，道理懂得多。就这么忍着，到一九七五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抓走时才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监狱里熬了十七八年。一九八○年父亲被平反，恢复了工作，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想起那几十年来我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罗布藏仙巴的回忆：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点的全被抓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两个舅舅也被抓走，说他们造反叛乱。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啊！”二十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剩几个，只留下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阴历九月，上面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帐篷前，帐篷就扎在那里，就那么都被扔走了。干部们拿着枪跟在我们后面，像押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帐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

夏天我们主要是拾腾格里吃，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啊！一九六一年我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成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马上要死了。我们把他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但已经是严重残废。唉！那时候的事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现在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前排站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一百元的安置费。本来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十五万元建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聂步腾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事后群众对平叛事件很有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去调查海晏叛乱，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就去了解当初常委们判案子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二十五岁嘛是三十五岁。”主管领导说：“好，判二十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七十岁了。”主管领导就说：“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等等，全是这样的罪名。

有个叫六六（音）的副书记，我问他们说：“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九六一年开始部分复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一九五八年的这个事情……”我一句话没说完，他就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叛乱呀，全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叛乱。为啥要把抓剩下的妇孺老人迁那么远（六百公里外）呢？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刚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营盘上的情况怎样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帐房和财产呢？一座座帐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帐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哄抢那些帐房、蒙古包里的东西。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一万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迁走一万多人，最后剩下七千多人。搬迁的群众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当时西北局得到消息，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邓云（译音），从甘肃的镜铁山到了托莱牧场。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
腿嚎啕大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没住县政府招待所。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我们去托莱调查，进了一座帐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叫。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病了，平常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这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就犯病。
【黑五类回忆第十三期】（2011/09/08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