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0日星期六

反革命县海晏蒙古人、藏人移民血泪 / 铁穆耳

洛布丹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青海省海晏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六百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

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腰椎骨脱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欧智布的回忆: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十多头到二十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帐房,有的只带着半片帐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一九八二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妇女了。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乃志布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上面说,要镇压一千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啦,其实海晏哪有叛乱啊?就我们所知,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个男人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劳改农场多的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

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帐篷往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气候不适应和绝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二十一万头牲口走,上级只统计路上死的牲口有二万多头,说是国家的财产,人死了多少没有谁统计,人没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啊!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晕。到了天峻、苏勒托莱,隆冬时节,气候寒冷,帐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帐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没有锅碗,找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够吃啊,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啊,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来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

一九八○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几十年来批斗、挨打过来了,我们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三千元打发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三千元。一辈子啊!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穆智勒的回忆:我是贝子家(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马,一匹是青马,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他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贝子家(宗贝子旗)的王爷,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也被抓走了。我的父亲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我的父亲刚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们就被赶离家园,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

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三四十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三四百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就走。路上没有帐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则热恩块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莱,又从托莱到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说不完。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去挖煤,那时我才十六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开荒种地。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走了。一路上碰到个帐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家。

才宝的回忆: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一九五八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所有的书、本子、纸全部拿走了。他们让我母亲签字,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了海晏县,从海晏又被赶到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尔盖,我们又被第二次没收,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在哈尔盖草原赶了十五年的马车。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十八斤青稞,两斤白面。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啊,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两碗青稞拌着吃。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

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母亲是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不识字,道理懂得多。就这么忍着,到一九七五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抓走时才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监狱里熬了十七八年。一九八○年父亲被平反,恢复了工作,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想起那几十年来我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罗布藏仙巴的回忆: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点的全被抓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两个舅舅也被抓走,说他们造反叛乱。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啊!”二十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剩几个,只留下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阴历九月,上面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帐篷前,帐篷就扎在那里,就那么都被扔走了。干部们拿着枪跟在我们后面,像押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帐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

夏天我们主要是拾腾格里吃,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啊!一九六一年我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成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马上要死了。我们把他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但已经是严重残废。唉!那时候的事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现在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前排站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一百元的安置费。本来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十五万元建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聂步腾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事后群众对平叛事件很有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去调查海晏叛乱,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就去了解当初常委们判案子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二十五岁嘛是三十五岁。”主管领导说:“好,判二十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七十岁了。”主管领导就说:“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等等,全是这样的罪名。

有个叫六六(音)的副书记,我问他们说:“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九六一年开始部分复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一九五八年的这个事情……”我一句话没说完,他就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叛乱呀,全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叛乱。为啥要把抓剩下的妇孺老人迁那么远(六百公里外)呢?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刚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营盘上的情况怎样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帐房和财产呢?一座座帐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帐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哄抢那些帐房、蒙古包里的东西。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一万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迁走一万多人,最后剩下七千多人。搬迁的群众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当时西北局得到消息,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邓云(译音),从甘肃的镜铁山到了托莱牧场。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
腿嚎啕大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没住县政府招待所。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我们去托莱调查,进了一座帐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叫。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病了,平常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这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就犯病。
【黑五类回忆第十三期】(2011/09/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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