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坚持住，民主、自由、平等的阳光会照耀我们的

内蒙古自治区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母语授课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元朝时期各“路”、“州”、“府”皆有蒙文学校，各级官吏之子女公费学习；在国子监开设蒙文和数学教育。元朝以后以私塾的形式蒙语授课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期，开明王爷贡桑诺尔布成立了“军政学校”、“女子学校”、“中等学校”，在沈阳又成立了“蒙旗师范学校”，郭道甫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蒙语授课教育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而她自身极其艰难地克服了波折与反复（有的是致命的，如文革的全面汉语授课），基本上是健康地发展起来了。到目前南蒙古的蒙语授课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培养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他们不仅为南蒙古的各方面的建设奉献着辛勤与智慧，而且很多学者在国际上的研究领域也走在前沿阵地。如：旭日干博士、王巴特尔博士、波．格日勒图博士、明安朝克图博士等，在此不一一例举。而这一有目共睹的成功体系赖以挺立的依托之核心乃是蒙古语言文字与蒙古文化。她的发展形态虽然是无形的，可人才是有形的，人才所奉献给社会的价值关怀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为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拓宽了道路。怎么样评价估算这个体系的存在价值？我们的社会惯用的急功近利的意识的话别说纵观她深层的意义，连鉴别一下她是否有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可能的。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教育企业化管理的提出、人才推向市场的举措，蒙语授课教育已经被挤到墙角，面临严峻的现状。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谈这一现状形成的根源。

一. 缺乏政策保障造成的冲击
首先看一组教育统计数字，据1999年的教育统计，当初南蒙古哲里木盟蒙古族在校生人数：
1. 小学——蒙语授课7.4万人，蒙生汉语授课14.25万人。
2. 初中——蒙语授课3.2万人，蒙生汉语授课6.16万人。
3. 高中——蒙语授课5860人，蒙生汉语授课1.08万人。

以上数据表明，我们有三个孩子的话两个已经告别了母语教育以及蒙古文化（教育的一大功能——传承文化）。那么，那些把子女送汉校的家长自己心甘情愿地让子女放弃母语及蒙古文化了吗？我看未必。这一代人，包括他们的长辈都是亲历了整个民族的繁荣与衰败都和母语教育的兴盛与受挫息息相关的历史与现实，未必为好恶而轻率地抛弃这重大的、与命运相关的使命。而我们生存空间对他们来说未免过分残酷了。

社会选择的无情，人才竞争的激烈如洪峰旋涡从四面八方咆哮冲击。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们怀着忧虑与不安面对这个不可抵挡的冲击时感到无靠可依，无桨可撑。这样极度无援无助的困境中最后做出了痛苦的选择：放弃民族生存可依的语言文字，择取了表层利益与暂时出路。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自由竞争，是公平的，合理的。可是我们不要抛开民族与自治，母语与外语来谈什么自由竞争以及公平与合理。一个民族群体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自治区里，而且还有主体民族之尊誉的前提下与移民竞争时竟没有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与文化来参与的权利。这就是目前我们的自由、平等、公平与合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每天都遇到的，躲避不开的严峻现实。一个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着自然法则“适者生存”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丢弃文化理想，失去整体人格与历史良知而导致了人文精神休克，人性与良心沦亡的社会。还枉谈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公平？

法治与文化道德仅仅是目标与理想，人治与强权才是维系稳定局面的组织架构体系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泾渭分明。看着强势者吞噬弱势者而不作为的政府无异于强食弱肉的动物世界中的虎狮也。诚然，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无疑是对少数民族的福音。可是众所周知，它是针对55个少数民族而定的一个笼统的大法，（待续）可操作性极小。而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有语言文字的，有语言无文字的，无语言文字的等等个体差异那么大，一个大法又如何解决更具体的问题？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20年来还没有出台过“自治法单行条例”，可见目前我们法治的程度还达不到法制的阶段。这种现象说穿了就是当局不作为导致了无法可依，有法不执，执法不严的混乱局面。无奈，各级领导不怕渎职，只恐民族分裂的帽子压下来。

因为民族问题上无人过问玩忽职守，而每时每刻戒备所谓的民族分裂。的确在民族地区谁人带上民族分裂的帽子他就别指望此生还见天日。其实什么叫民族分裂？这个概念值得研究。我不谈民族理论深刻的内涵，仅从表面上分析，或依斯大林对民族下的定义来考虑，把一个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体系、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分裂开来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分裂。而一个民族想摆脱另一个民族统治的动议无论在什么朝代，无论在什么体制中，只要公理尚存都是正义的，何以叫民族分裂？！

半个世纪以来，南蒙古的那么多蒙古人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被打成大民族主义的汉族！而且那些可怜的“民族分裂者”中绝大多数还不是想摆脱汉人的统治的，而仅仅是怯生生地想落实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自己民族做点实事的人，或者是为民族政策不落到实处而发几句牢骚的人。法和理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体制中讲政治也只是强权政治。就授课用语而言，从高校招生到毕业生就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的政府行为。比如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中蒙语授课学生考分达到重点大学录取线者应不拘一格地录取，现在这方面有些好转也是高校自主招生以后的事，有不少家长对此还没有认识；公务员录用考试中蒙授毕业生应该有权用蒙文打卷，而有关部门与录用汉生一样择优录用；企业招聘员工时在自治区范围内应该规定蒙古族有权用母语参加面试，并且指令性规定蒙语交流的员工必须达到一定比例。看起来这种提法好象是蒙古人要求特权、要求照顾，其实不然！

一个主体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区内要求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生存与发展，这是法律所保障的、天理所应允的人权之最基本的要求啊。况且南蒙古的蒙古族在半个世纪中何曾拥有过充分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还何敢奢望民主自由的权利。环境如此严峻，行政调控如此无力，甚至是零。而单靠民族热情与良知是很难保证其人文精神及文化价值观的延续。至此做为弱者自然与冷酷的现实让步妥协，痛苦地放弃了文化理想，无奈地接受了移民文化（在南蒙古汉文化无疑是移民文化）。不要误以为汉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而人们情愿去接受她。众所周知汉文化的同化与吞并性不让其他文化与之并存。而蒙古文化的包容性才是先进文化的特征。如果出于理性的、公道的心理的话应该承认汉文化以它的强势在挤民族文化，而不是以先进的内涵来取代民族文化。目前的状况是当局强加给蒙古人的，这里谈不上情不情愿。结果造成了我们2/3的孩子上汉校就读。如此下去，蒙语授课教育留住这1/3的孩子也是很难的。缺乏政策保障，缺乏自由平等是导致蒙语授课教育目前困境的直接原因。

二. 农牧民经济基础的崩溃造成的冲击
在内蒙古自治区黄沙连天的沙尘暴是新世纪的前奏曲或是序幕。这是人们对大草原进行无节制地掠夺的结果，应该受到的惩罚。决策部门慌了——如此下去吃苦的不仅仅是蒙古人；谋臣们乐了——又来了邀功请赏的机会。土地荒漠化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这是摆在政府与个人面前的严肃的命题。短短的几十年内南蒙古举世闻名的五大草原仅剩的呼伦贝尔草原也每年以140万亩的速度在沙化，锡林郭勒草原更是名存实亡，两个苏尼特的牧民已经成了生态难民；昔日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已经成了科尔沁沙地。面对如此恶劣的、不可回避的生态问卷，所谓的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度放牧造成的”、其中山羊更是罪魁祸首。于是山羊遭了灭顶之灾，接着把所有的牲畜都禁牧。呜呼！牧业文化几千年，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别说牧人的牛羊了，草原上的野生动物都比现在的牛羊多啊，可南蒙古不是一直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吗？

听老人们讲牧人数牛羊不是数头数个（那样是数不过来的），而是数群或看山沟满没满。据记载，此种景象还是20世纪上叶之事。而经过半个世纪的集体化、突击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违背发展规律、违背人性的折腾，随着移民的增多而草原上的牛羊还没有人口多了。这成不了群的三五头牛羊之蹄的破坏性竟致草原沙化到使大草原沦为沙地的地步？！可怜的牛羊自己不知为谁当“替罪羊”。人性泯灭到不敢自我拷问、躲避灵魂的自责，而把自身的劣迹栽赃到可怜的家畜身上让其受难。这真是亘古未有的、旷世罕见的笑话。人类进化了几千年而这群人反复上演幼稚可笑的闹剧以致伤天害理。他们依托体制的荒唐，权利的极端屡屡得逞。然而身为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者为什么不想一想此举仅仅掩人耳目对自己免责一时而对百姓生存是极大的嘲弄以致天怒人怨？不用细究，有一点理性思维的人不难了解南蒙古土地荒漠化加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 把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视为荒地，到处开垦耕作。试想一下，犁铧与羊蹄对植被的破坏哪个更严重？50年的时间把草原的绝大部分开垦完毕。

2. 50多年来的所谓的水利建设严重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系统。如西拉沐沦河流域中上游有大中型水库有83座，位居中上游的通辽地区范围内大中小型水库就有105座。从而导致了春秋时期以来都有记载的，目前中国第六条大河西拉沐沦已经断流干涸。也就是说，地上水脉被切断之后无水可蒸发造成了滴雨成金的干旱局面，降水量严重不足又导致地下水位日益下降，再加上为灌溉农田、工业用水等对地下水的无节制的挥霍。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推进了土地荒漠化的速度，以致沙尘暴肆虐无度。然而西拉沐沦上游的大型水利设施——红山水库每遇洪涝之年水库水位暴涨时大开下游的闸门，又为了保住下游的通辽市把水放进奈曼旗，使奈曼旗的百姓沦为难民背井离乡。而1998年大水过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西拉沐沦下游滴水未见。由此，哲里木盟奈曼旗达沁他拉镇西的占地500公顷的塔拉干湖（西湖）已经干涸龟裂 ；额吉纳之沙化达到什么程度谁都知道，但结论还是倒霉的山羊。生命三元素：光、气、水。维系额吉纳绿洲的生态命脉的是额吉纳河，这条内陆河从祁连山到居延海，一路灌溉张掖百万亩良田，下游滋润额吉纳几千年的绿洲。

80年代末在甘肃修建了大型水电站，把额吉河上游黑河截断，由此额吉纳绿洲的生命线也中断，导致了千年居延海以及苏泊淖尔1992年就已经干涸龟裂。如此之例在南蒙古何止仅此几例。江河溪流乃地球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也。这些大小河流自然流动才是正常循环，这是上古大禹治水时都知晓的道理啊。可是中共执政开始大言不惭地喊了几十年的“人定胜天”，如今谁胜谁负昭然若揭。而当局偏不承担决策失误的罪责和历史的责任，把罪过委推于不能言辞的家畜身上，以此愚弄百姓，逃脱其责，以此维持自身的统治。个人到此尚属可悲，而一个政党至此应该是引咎退出统治地位。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惯性。这种惯性中中国人未曾学会反观苦难而安之若素。只可怜的五畜皆成“囚犯”，叫“舍饲养畜”。内蒙古高原自来干旱少雨，土质干燥疏松。能灌溉的黑土地都被汉人占据，而土著蒙古人都被挤到沙沼盐碱地，十年九旱，平时无风三尺土的环境中年年广种薄收。干旱之年甚至颗粒不收。人的温饱问题都需要亟待解决，现在牛羊都没有了草场不说，啃食一些路边的草棵都不可能，被圈起来吃饲料，而饲料又何在？还不是从这满目创痍的土地要吗？这又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悖论！内蒙古的牛羊全面禁牧——南蒙古蒙古人的经济基础真正崩溃。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大多数蒙古人含泪把赖以维系生活的依托——牛羊用低价卖掉……

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的思想自由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南蒙古蒙古人半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目前连发展权也没有了——禁牧以前南蒙古民族中小学辍学率将近50%，禁牧以后更多的学龄儿童上不起学，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人们甚至面临生存问题。拿什么来解决温饱问题？自治区蒙古人的出路何在？自治权利何在？公理何在？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这是当局用滥了的口号。目前蒙古人的经济基础基本崩溃，意识还能怎么样？当局纵火后又隔岸观火。这不是叫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乞丐吗？如俗语中的“祸不单行”，2001年以来很多嘎查小学被撤并，在苏木集中办学。由此，孩子上学前班时开始必须住宿。内蒙古自治区于1983年提出的关于民族教育的“优先重点”地位和“两主一公”（住宿为主，助学金为主，公办为主）已经名存实亡。饱经政治运动之苦而未受到正规教育的人们惟恐子孙步他们的后尘而变卖家当把孩子送到城镇小学就读。可是城镇小学是为城镇居民子女而建，因此没有学生宿舍，没有保育员。并从学区外的学生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把子女无校可送的人们自己进城租房让孩子上学。这里义务教育法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经济来源怎么办？美好的愿望也许可以跨越物质与生命的界限。那么家长们勒腰带咬牙关能维持多长时间？变卖家当的钱能供学生几个学期？蒙古人在“小车不倒尽管推”，做为一种精神值得提倡。可这小车是在什么样的路上在推呀？山路崎岖，不知迎面又遇到何种艰辛……如此险恶的境况中蒙古人别说母语授课的教育，不管何种语言进行教育都是叫人担忧的。

更叫人啼笑借非的是2003年1月2日的“内蒙古日报”刊登了记者的报道，题目为“我区牧民人均收入为3300.00元”。副标题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仅仅是一例，要列的话随处可见。这种提法让人不得不想起大跃进时代的政治气氛。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可是蒙古人又处在尚未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渴望着自由、民主、平等与发展。“救救孩子”，这是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喊出来的。虽然救助的环境与理由不一样，可还是南蒙古人今天的心声。但愿致力于民主自由运动的先驱们能够听到这没有喊出来，但犹撕心裂肺的心理呼喊，而不是被蒙于党报等喉舌的宣传。

笔者坚信这样的困境不是永久的，沧海桑田不仅是自然规律，它更是社会规律。只要我们坚持住，坚持住……民主、自由、平等的阳光会照耀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