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立于1935年1月5日的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简称蒙文会），是新疆蒙古各旗唯一的群众性文化团体。蒙文总会及下属各分会在蒙古族民众中积极兴办教育，努力提高本民族素质。抗战期间，蒙文会开展抗日捐款捐物活动和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和文化艺术活动，积极支持前线的抗战。蒙文会对新疆的民族文化教育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一直未见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蒙文会组织结构和经费主要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
关键词：民国 新疆 蒙文会 组织和经费 作用
Xinjiang Mengo Cultural Prompting Association is an People’s cultural organization. It is built on 5,Jaunary 1935. Xinjiang Mengo Cultural Prompting Association and every branch association motivated education and prompted their level. During anti-Japan war, it motivated devoting money and things and propagandizing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rt activation. It helped anti-Japan war. It playe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ffect about Art and Education. But nobody researches i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its form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of its mone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Xinjing; Xinjiang Mengo Cultural Prompting Associ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of its money; Effect.
一、蒙文会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1933年4月12日，迪化（乌鲁木齐）发生了推翻金树仁统治的政变，盛世才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掌握了新疆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盛世才积极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靠拢，并提出“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调整了政府官员，委任一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省政府任职。1934年，盛世才向在留日时期“开源留日同学会”的同学发出邀请信，请他们来新疆协助执政。同年6月，何语竹（何耿光）、郎道衡等当时号称十大博士陆续来到迪化，在他们的发起和倡议下， 1934年8月1日，盛世才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这一群众性政治团体，其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之自由发展，用民族固有文化创设平民学校，发展一切文化工作，如办理印刷事业，出版书籍、报刊及各种杂志事项”。[1](P.35)在反帝会的领导下，新疆各民族族成立了文化促进会。1935年1月5日，经蒙古族中的进步人士发起，在蒙古族、锡伯族、索伦族（今达斡尔族和满族联合组成）中，成立新疆蒙古文化促进总会（简称蒙文会）。
蒙文总会刚成立时，称蒙古勒文化促进会，其“刊制满、汉、蒙三种文字关防一颗，名曰蒙古勒文化促进会，亦于成立日启用”。[2]1938年，新疆蒙古勒文化促进会调整为新疆蒙古族文化促进总会（蒙文总会）和新疆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1938年底，全疆的各文化促进会的印章有了统一的标准，蒙文总会根据新疆教育厅 “颁发各族文化会总分会标准图记（印章）样式” 的通令，给各分会下发了图记。1939年，蒙文总会有乌苏三苏木、四苏木，焉耆南部落、和硕特旗，塔城、额敏十苏木，阿山、乌梁海、北山、和什托落盖等七处分会、及迪化总会，遵照“教育厅颁发尺寸大小样式，刻汉蒙两种文字的图记八颗，分发给各分会”，[3]迪化蒙文总会1939年1月15日使用图记。
蒙文会是20世纪30—40年代新疆蒙古各旗“唯一的群众性文化团体”，其宗旨是“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服务”。[4](P.76)盛世才对包括蒙文会在内的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官方性质作了如下解释：“新政府之所以帮助各民族成立文化促进会以发展各民族的固有文化，就是要消灭民族间的隔阂和民族文化界限，使其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5]（P.41）所以，蒙文会是在省政府的领导下的具有官办性质文化团体，同时又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群众文化团体。蒙文会存在15年，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发掘本民族固有文化。各区县蒙文会在总会的指导下，兴办当地本民族的会立小学，1936年，蒙文总会除总会外有3个县分会，蒙文会设立的小学校，除迪化的蒙哈学校外，在城外有11所，全省蒙族青年在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总共有1229人。以后办学规模逐渐扩大，至1939年达到高潮，全疆蒙古族各部都有自己的会立学校。为办好会立小学，蒙文会组织人员编译蒙文小学课本。蒙文会在提高本族牧民的文化素质方面做了许多努力，1942年一次就成立了以提高牧民文化素质和畜牧兽医技术为宗旨的7所牧民业余学校，有学生２４７名。抗战期间，蒙文会开展捐款捐物活动，积极支持前线的抗战，该会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和文化艺术活动。蒙文总会向区县分会部署抗日宣传、募捐等活动，转发蒙文宣传材料及书刊，组织出墙报、张贴标语，讲演等活动。总会所属蒙哈师范学校师生，曾自编自演过抗日内容的话剧、舞蹈等文艺节目，并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歌舞、器乐演奏、弹唱等文艺活动，以新的风貌在抗战和建设新疆中发挥了作用，蒙文会活动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1942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盛世才背叛“六大政策”，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并投靠国民党政府。1943年1月国民党省党部成立后，各文化促进会由新疆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及省党部社会科和教育厅派员指导，蒙文会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文化促进会进行了改组，和其他文化促进会合并到新疆民主同盟。
二、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组织结构
蒙古文化促进总会成立后，其会址有多次变化。经考证，总会本打算将“老东门内上帝庙地址”[6]作为会址，向新疆省政府请示，但是新疆省政府认为“上帝庙另有用处”,[7]于是蒙文会另觅地点作为会址。最后，蒙古文化促进总会将会址定在“汉王公所”，这是 “焉耆满汉王在迪化修建的行宫”，[8]这样蒙文会这一群众组织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以前曾隶属于蒙文总会的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成立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1943年1月，该会之委员长穆精阿和南关（今乌鲁木齐文物商店）蒙族文化促进总会接洽，暂借办公房屋数间，作为临时办公地点。[4](P.77)蒙文总会是在反帝会的倡导下成立的群众文化组织。它的活动必然也在上级有关部门指导下进行。它成立后，在反帝总会指导下开展文教活动；1938年改由教育厅领导；1939年文化协会成立后，改由该会领导，1941年文化协会撤消，文化会又归反帝会，会立学校教育归教育厅领导。[4](P.77)
蒙文会刚成立时设“分会七处”，[10]1938年改选后仍有“分会七处，计昭苏、乌苏承化寺、巩哈、精河、温泉、孚远、特克斯等七处”。[10]1940年，蒙文会规模有所扩大，它在迪化设总会，在焉耆、伊犁、塔城、阿勒泰专区设4个区
会。[4](P.77) 蒙文总会及各分会组织机构比较严密，组织健全，各级负责人都由选举产生，并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改选。
蒙文总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并在三个委员会的基础上，推选出常务委员会。每届常委大都在13人左右，由正副委员长、秘书长等人组成。三委和常委成员一般三年改选一次，办法是由全省蒙古族所在区、县的部落系统选派。总会下属办公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和其它一些业务科室。蒙文总会首任委员长是西里克（是归土尔扈特南部落“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汗王协理，代盟长，后被盛世才投入监狱病故）；第二任的夏律瓦（系归土尔扈特北部落——今和布克赛尔县——的进步活佛，1940年参加全疆蒙哈柯代表大会期间，病故于乌鲁木齐）；吕乐甫为第三任委员长（系伊犁专区所属蒙古各部落大喇嘛，1948年病故于伊犁）；第四任是尔德尼（系土尔扈特南部落代盟长）。[4](P.77)从总会的几任会长的人选可以看出，蒙文总会的领导人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或宗教领袖。总会的会长采取不定期的选举产生。
蒙文会各分会的选举由各部落首领召集牧民开会进行选举。1937年9月1日，旧土尔扈特北部落文化促进分会成立，召集牧民开会，“推举执行委员19人、监察委员3人，公推尔扎泰为委员长，孟柯布伦邹、那生为副委员长”。[11]焉耆和硕旗蒙文分会1938年改选后，设立委员长（会长）1人，副委员长1人，常务委员7人，检查委员6人，执行委员32人，他们分别是“委员长陶立太、副委员长阿拉西差汗克文；常务委员：加布、当巴等8人；检查委员：来来、陆孜等6人；执行委员：米平、才仁杰、吾前尔等32人”。[12]北山和什托落盖蒙古文化促进分会公推“尔载泰、邹那笙、等10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推尔载泰为委员长，邹那笙为副委员长，贾步兴为秘书，崔立同、吐不东、阿拉不珠、巴图扎楞、当布藏根为监察委员会委员，互推崔立同为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吐不东为副委员长，金比宗固禄、桑本腾、宗固鲁巴吉为基金委员会委员，以金比为主任，又拉帕、桑木腾二委员固因病请假，议决照准。所遗执委一席，由巴力登补充，委员一席，由金比利补充”。[13]
蒙文会各分会的改选均按照章程进行。1942年乌苏蒙文会由分会游牧头目人及民众等于1941年经众推选金巴为委员长，又推选文干班毕业学员乌且加布为副委员长，连同本分会执监各委员长及各股股长均在此大会共同改选，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宣传股股长、副股长各1人，干事3人，文化股股长1人，干事2人，基金委员会主任1人，委员8人，组织股股长、副股长各1人，干事1人，委员3人，监察委员会推选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各1人，秘书1人，委员4人。[14]1942年博乐蒙族文化促进分会进行了改选，改选后，设立执行委员会，内部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秘书1人，委员8人，组织股、宣传股、文化股各设股长、干事各1人，监察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2人，基金会设主任和干事各1人。[15]1943年各族文化促进总会改选预选，“依照规定方式开会进行推选计当选入50名，嗣以各员声望素孚者推选决议，共票选式计30名。呈报新疆省政府，本次推选的候选人，多为各区县分会原来的会长，这些人，有政府官员，如尔德尼当时为建设厅副厅长，还有王公贵族，如满汗王福晋乌静彬，北部落亲王乔加甫”，[16]此外，各县、区长人数也较多。1943年7月，焉耆蒙文会召开改组会议，前任委员长巴拉登大喇嘛被选为主任委员，桑格吉、茶汉、洪固乐、洽格德、巴德目、米才、吴振声、查汉、阿拉、红古尔、贾木生为委员。[17]
蒙古文化促进总会和各分会从成立之日起，其最高领导人称为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民党统治新疆后称为理事长或主任委员。蒙古文化促进总会设执行委员会计、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秘书长1人，委员连以上共17人。监察委员会会计、委员长各1人、副委员长1人、秘书长1人，委员以上共9人。基金委员会会有委员3人。各分会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秘书1人，委员8人，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宣传股、文化股，各设股长、干事各1人，分会还设监察会和基金会。这样，蒙古文化促进会从总会到下属的各分会建立了明确的组织机构，为领导蒙古族民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蒙文会的经费来源
蒙文总会和各区县分会的经费靠蒙古各部落和族内热心公益的人捐款而来。总会活动经费主要向全疆蒙古各部落捐得来的。总会成立后，各部落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捐出一大批牲畜，作总会基金。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原焉耆专区）和和靖、和硕牧区及伊、塔、阿三区蒙古族聚居各县牧区均有总会基金畜群”。[4](P.77)蒙文总会在经费不足时向新疆省政府呈请公家捐助款，省政府“捐助银100万两”，[18]财政厅复核明确后通知发款。
为积极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蒙古民众自动捐助蒙族文化总会“办公费及学校基金羊只，羊只阿山区、塔城区、焉耆区游牧交完已经三四年。伊犁区游牧察哈尔左右翼认捐羊1 000只，精河游牧认捐200只，四苏木认捐200只，苏木认捐300只，十苏木认捐400只”。[19]1939年，蒙文总会收到群众热心自愿捐“省票银5335万两，大元宝3个”。[10]孚远蒙文分会已故罗堪布在生前“27年间自动慨捐巨款省票230万两，并领导各牧民捐助基金，”他去世时留下遗言，将“金子重1两，又大元宝500，共重221两，骆驼两只，马20匹，牛10头，羊350只又羊羔子150只，共计大小羊500”，[20] 捐助给蒙文会。蒙古亲王察克德尔车林热心公益，“自动将自己话匣及随带戏片16张，又将山海风景图1封、中国生产图4幅、杂色地图共计10幅，情愿捐给蒙文分会永久备用”。[21]福晋杨金因深知新政府文化政策留下遗嘱，两次捐助“母羊50只，以作发展文化巩固基金之用”。[22]乌苏大喇嘛加木粗“两次捐助分会羊100只作为基金”。[23]
为帮助总会总会建修俱乐部，又捐助“大元宝5锭，羊50只”，[24]“木根尕喇嘛加木粗等热心文化自愿捐资充实文化会基金”，[25]蒙文总会副委员长路都扎普自动捐助“大母羊500只，小羊羔500只，作蒙文会建修俱乐部基金，”蒙文总会还对其进行了嘉奖，并颁给“银质奖章一枚，及督办兼主席相片一张”。[26]
1944年，蒙文总会面临资金困难，蒙文总会基金总会主任路宗扎木苏，自动提请“自三月一日起不支薪资，并捐给牛只50头作为该会基金”，[27]省政府传令对路宗札木苏进行嘉奖。
1945年，蒙文会委员“职工等家产多在伊犁及各县放牧，年末哈匪扰乱，伊区交通闭塞，所有各委职员每月所得家中接济均被断绝援助。因职会既无生产收入，基金极感薄弱，所有在温泉与乌苏八音沟以及焉耆等游牧牧放会产基金羊及牛马均遭匪劫一空。若予各委职员以经济补助，诚属难能。当此百物价飞涨之时，委职员均以月薪难以糊口，纷纷请求救济。职会因系民众法团经费向为自筹。”但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无力救济，蒙文会“利用文先戏院演戏三星期，以便筹募基金。因应纳征收惟处一切捐税为数甚巨，每日售票所得，除完纳一切捐税外，余数尚不足应付戏院花费”。[28]
在这种情况下，蒙文会认为“筹募资金，自为公益性质”，请求政府免纳公益税。省政府同意，但是“娱乐捐及印花税仍应照章征收”。[29]
1945年7月16日，乌苏县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嘛呢亲王“自捐新币50万元” [30]作蒙文总会基金。
蒙古文化促进会从总会到各地分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各部落的捐款和王公贵族的个人捐助，省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补助，但是补助很少，基本上是蒙古民众自筹资金维持这一组织的正常运转。1944年后，蒙文会就越来越面临着资金的困难，这严重影响到它的各项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教育需要不断的投入，才能维持，所以，从这以后，蒙文会的活动日益减少，规模随之逐渐缩小，它所办的学校逐渐转归教育厅领导。
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唤起蒙古族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蒙古族的政治觉悟，保存和弘扬蒙古族的文化传统，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进步作用。开展了许多有益于民族进步、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工作，蒙文会开展的教育活动、新闻传播活动和文化艺术活动，发展了蒙古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宣传了政府的政策，推动了新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发掘和保存了新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宣传了抗日的思想和主张，提高了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下，使“新疆之能永久保障为中华民国领土，各文化会贡献最多”。[31]包括蒙古族文化促进会在内的新疆各民族促进会，通过一系列促进民族进步和民族团结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筑起一道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固的思想防线，蒙古文化促进会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A].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
[2]西里克为报蒙文会成立日期及启用关防日期及该会组织大纲事致李溶的呈.（1935年1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3]鸿爪.蒙文会颁发分会图记及蒙文拼音法[N].新疆日报，1939，1，25，（3）．
[4][蒙古族]巴·贾瓦.新疆蒙族文化促进会的点滴回忆》[N]，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编.新疆文化史料[第3辑][M].内部发行，1990.
[5]王寿成.关于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N].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编.新疆文化史料（第1辑）[M].1990年（内部发行）.
[6]西里克为请将上帝庙拨给蒙文总会喇嘛昭地址事致李溶的呈（1935年1月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7]省政府就拨给上帝庙作为喇嘛昭事给蒙文总会的指令（1935年2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8]刘德贺.新疆各族文化促进会叙[N].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9].锡索满文化会办公地点暂设蒙文会内[N].新疆日报，1943，1，5(3).
[10]蒙文总会1938年至1939年工作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1]赵剑峰为转报旧土尔扈特北部落蒙文分会成立日期及办学校事致李溶的呈（1937年11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2]焉耆和硕旗蒙文分会改选委员名单（1938年1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3]沈雁冰等为转报和什托落盖蒙文分会改选名单事致盛世才的呈．（1940年7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4]王宝乾为报乌苏四苏木蒙文分会改选名单事致盛世才的呈（1942年1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5]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为转报博乐蒙文分会改选委员姓名表事致盛世才的呈（1942年12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6]程东白为转报蒙文总会该改选名单事给省政府的呈（1943年3月31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为转报博乐蒙文分会改选委员姓名表事致盛世才的呈（1942年12月17日）．
[17]八区蒙文会奉令改组［Ｎ］．新疆日报，1943，7，30，（3）．
[18]省政府就蒙文总会呈请发给公家捐助款事给西里克的指令及给盛世才的咨、给财政厅的训令（1935年1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19]姚雄为吕乐普恳请为三年前民众自动捐助蒙文总会羊只发照赴迪化事致省主席李溶的呈（1939年8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0]沈雀冰等为报罗堪布生时及故去后为孚远蒙文分会捐助大量财物因以发展文化教育事给盛世才的呈（1940年5月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1]沈雁冰等为报察克德尔车林为自动为蒙文会孚远分会捐赠话匣、戏片等物品事致盛世才的呈（1940年6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2]王宝乾报加木依照福晋杨金遗嘱前后两次捐助蒙文分会羊只事给盛世才的呈（1942年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3]省政府就加木粗两次捐助蒙文分会羊只事给反帝会的指令（1942年1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4]王宝乾为转报加木粗等为蒙文总会捐助钱物以作建修俱乐部之用事给盛世才的呈（1942年1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5]省政府就木根尕、加木粗等捐资充实文化会基金事给反帝总会的指令（1942年2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6]吐鲁番县政府就嘉奖路都扎普自动捐助羊只作蒙文会建修俱乐部基金事给该县回文会的训令（1942年8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7]蒙文会基金主任路过扎木苏热心文化受奖——3月份起不支薪捐牛50头[N]．新疆日报，1944，3，28，（3）．
[28]吕乐甫为蒙文总会利用戏院演戏募集基金请免捐税一事致吴忠信的呈（1945年8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29]省政府就拟演戏筹募基金请免税事给蒙文总会的指令（1945年8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30]省政府就表彰嘛呢捐资蒙文会基金事给教育厅的指令（1945年8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档案．
[31]各文化会对国家的贡献[N]．新疆日报，1943，2，20，（3）．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匈奴大帝阿提拉
阿提拉（Attila，406年—453年），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最伟大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打击。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夏隆之战被停止了向西进军。然而后来他却攻向意大利，并于公元452年把当时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攻陷，赶走了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消失，使他在欧洲历史中更富传奇性。在西欧，他被视为残暴及抢夺的象征，但同时相对地亦有历史记载形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尤见于古北欧的萨迦文献记载中。 背景及始源
过去匈人曾被一些学者认定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游牧民族“匈奴”，但现代学术界对此有很大争议，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匈奴的后代。根据秦汉时等文献记载，当时匈奴活跃于中国东北及中亚地区。其战斗力和机动性非常高，使他们在军事上经常占有优势，尤其在与一些高度文明的民族作战时。后来匈奴于东汉时期屡被打败后，匈奴的一分支北匈奴开始西迁。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于公元350年左右进入了欧洲的匈人。
阿提拉大约生于公元406年，对于他的童年目前所知甚少，只有假设说他于童年时已是一名良好的战士及领袖，但未有足够证据支持。
在公元418年，年仅12岁的阿提拉，被作为议和条约中的人质之一送到罗马宫廷（时值荷诺里皇帝在位，西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同时，匈人亦获得了埃提乌斯（后来指挥罗马军队，成功抵抗阿提拉进一步西进的将军）作为人质交换。在罗马的时候，阿提拉在宫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亦从那里学习到罗马人的传统和习俗，还有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希望藉此使他能把罗马文化在回到匈人领地时传扬开去，以增加罗马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力。而匈人则希望透过人质交换，能使他们获取更多罗马内部的情报。
阿提拉逗留在罗马时，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失败了。于是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罗马内部结构上，并专注研究罗马的内政及外交政策。有时，他甚至会透过暗中观察外交官们举行的外交会议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阿提拉于当时学习的一切对后来他对匈人的统治，以至于他对罗马的征服战役都有极大的帮助。 分治时代
公元432年，匈人各部落在鲁嘉（Ruga）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公元434年鲁嘉死后，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Bleda）便继承了他而统治著匈人。436年，阿提拉无情地谋杀了他的胞兄，独自君临帝国。之后他们的势 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4e83cb62748364fce6113a7d.jpg
力快速扩展，并开始与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相讨归还几个在拜占庭帝国庇护下的叛教部族。于翌年，阿提拉和布来达于马古斯（Margus，现波扎雷瓦茨，塞尔维亚境内城市）会见了拜占庭帝国的代表团，在谈判后并达成一个十分成功的条约:拜占庭承诺归还叛教部族（这些部族曾经恊助拜占庭对抗汪达尔人），并把以往每年对匈人的350罗马镑（约114.5千克黄金）纳贡增加两倍，开放更多与市予匈人商人互市，并为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8个金币的赎金。在签署条约后，匈人为著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帝国，便在拜占庭的边强撤向内陆地区。而狄奥多西二世便藉此机会，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沿多瑙河建立防御工事，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
在接下来的五年，匈人未有再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进攻，而是转而向波斯帝国进攻。但是，当他们在亚美尼亚遭到波斯还击打败后，阿提拉便放弃征服波斯。公元440年，匈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到拜占庭帝国，并屡次侵扰多瑙河北岸的商人市。阿提拉指责拜占庭人未履行他们的条约，更声称马古斯的主教亵渎了在多瑙河北岸的匈人皇家坟墓，要胁要再次进攻拜占庭。阿提拉率领匈人横渡了多瑙河，把伊利里亚地区（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和色雷斯地区彻底摧毁，其中还包括了省会费米拉孔。匈人一直攻打到马古斯，在此当匈人正与拜占庭人相讨交出主教的条件时，该名主教出逃并放弃了此城。
狄奥多西二世在汪达尔人的领袖盖塞里克占领迦太基以及萨珊王朝皇帝伊斯特格德二世入侵亚美尼亚后，决定撤除多瑙河沿岸的防御工事，使得阿提拉更容易进攻巴尔干半岛。公元441年，匈人铁骑先后攻陷了马古斯，费米拉孔（Viminacium），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及塞尔曼（Sirmium）等城市，直至翌年狄奥多西二世从北非调回他的军队，以及发行新金币支付军费，才暂时遏止了阿提拉的攻势。在此之后，他认为已有足够力量对抗阿提拉，便拒绝了匈人的要求。
在要求被拒后，阿提拉于公元443年再沿多瑙河沿岸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侵占了军事重镇Ratiara，及围攻了Naissu（Nis，尼斯，今塞尔维亚境内城市）。在此两战中，匈人首次使用了攻城槌及攻城车等重形装备。然后匈人军队再度横扫巴尔干半岛，沿著Nishava河攻陷了谢尔迪卡（今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菲立普波里斯（今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今土耳其境内城市）等大城市，最后攻至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匈人虽然消灭了城外的罗马守军，但由于欠缺攻城器具，所以面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只能围困该城。
在长期围困后，狄奥多西二世投降，命皇室使节亚纳多留斯与阿提拉相议和平条约。最终狄奥多西二世与阿提拉达成协议，签订一条更严厉的条约:拜占庭同意赔偿6，000罗马镑（约1963千克黄金）作为早前毁约的惩罚，而每年纳贡增加三倍至2，100罗马镑（约687千克黄金），至于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的赎金亦增至12个金币。这些条款虽然为拜占庭帝国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但亦暂时满足了匈人的欲望，使他们再次撤向内陆地区。根据约尔丹尼斯（Nishava）及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记载，约于公元445年，即匈人撤向内陆地区后不久，布莱达便被阿提拉杀害。在杀害布来达后，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匈人的君主，并再度将矛头指向拜占庭帝国。 独裁时代
一连串的人为和自然灾害在阿提拉率领匈人撤走便接连降临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e）上的大暴动，于公元445年至447年发生的严重瘟疫和饥荒，还有差少许令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彻底摧毁的大地震。于是在公元447年，巩固了自己作为匈人唯一领袖地位的阿提拉便伺机而入，由默西亚（Moesia）行省入侵。于Vit河沿岸，一个哥德骑兵指挥官Arnegisclus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行抵抗但却被阿提拉打败。但罗马军队的损失仍不大，于是阿提拉便绕过了一些主要的军事重镇，横越巴尔干半岛直趋塞莫皮莱獈口（今希腊境内）。但当匈人军队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后，面对著迅速重建后的新城墙却显得束手无策。阿提拉于是提出恢复“和平”的条件：“拜占庭人需继续履行纳贡的责任，以及把多瑙河以南5日骑程内的防御工事全部撤除”。 此后协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约三年。 进军西方
公元450年，阿提拉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欧，并向西罗马帝国表示愿意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图卢兹的强大西哥特王国。在此之前阿提拉与西罗马帝国，尤其与当时已成为大公的埃提乌斯（幼时被作为人质交换至匈人帝国，与阿提拉交情深厚）维持著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当时，匈人军队对巴斯克人和哥德人的节节胜利，使阿提拉在西欧已获得“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的称号。而汪达尔王成塞瑞克（Geiseric），在惧怕西哥特人的阴影下，对西欧其他各族的外交努力亦对提升阿提拉在西欧的影响力产生帮助。
但是在罗马，当时的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与他的姊姊霍诺利亚（Honoria），就阿提拉提出的建议却持相反意见。霍诺利亚为了逃避与一名宫廷官员的婚约，竟于当年春季主动向阿提拉求婚。阿提拉在考虑过后，接受了她的提议，但却同时提出要以帝国的一半管治权作为嫁妆。瓦伦丁尼安三世得知后，断言拒绝了提议并以“提婚不合法”为由回复了阿提拉，并在摄政太后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的建议下把霍诺利亚流放。但阿提拉却没有被说服，并派遣了使者到拉文纳要求进一步的解释，准备一旦无法获得满意的答覆便挥军攻打西罗马帝国。
同年，在东部拜占庭帝国，执政长达42年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因堕马而丧生，继承其位的马尔西安（Marcian） 停止了向匈人的纳贡，因为在经过长年累月被匈人和其他蛮族蹂躏后，作为支撑帝国经济命脉的巴尔干半岛已经无甚可剩了。同时间在阿提拉辖下统治的法兰克人王国，在国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冲突，长子及次子分别向阿提拉与埃提乌斯求援。著名历史学家J.B. Bury认为，阿提拉介入此举的最终目的，可能是为了把他的帝国跨越高卢扩展至大西洋海岸。
在派遣到拉文纳使者得不到答复，以及加上法兰克人的求援后，阿提拉决定集结一支庞大军队攻向高卢。他从阿兰人，萨克森人，东哥德人，勃艮第人，赫鲁利人等服从匈人统治的民族中抽调军队，加上自己领导的匈人骑兵，组成一支混合军队攻打西罗马帝国于高卢的领地。公元451年，当阿提拉率领大军抵达罗马帝国比利时行省时，根据约尔丹尼斯的记载已达50万（虽然含有夸大成份）。于4月7日他攻陷了门次城（Metz） ，同时间罗马主将埃提乌斯正于凯尔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中抽调军队。
当阿提拉进一步西进后，元老院议员阿维都斯（Avitus）便受命说服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使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盟，也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与匈人决战。这支军队抢先在阿提拉之前赶到了奥尔良地区[2]，以阻止匈人军队继续前进。终于埃提乌斯于约现今法国的夏隆-香槟泉市（Chalons-en-Champagne）追上了阿提拉的军队，双方爆发了著名的夏隆之战。 惨烈的战役最后以罗马和西哥特联军胜利结束，但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在此战中战死，而埃提乌斯因为不能有效控制联军，而被逼将之解散。阿提拉在此战之后，离开了高卢并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 侵入意大利及骤逝
在公元452年，当阿提拉重新向西罗马帝国要求对霍诺利亚的婚姻时，匈人的军队同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侵入了罗马帝国的核心—意大利本土。他的军队摧毁了许多城市，并且把意大利东北的军事重镇亚基利（Aquileia）彻底摧毁，使之永久地从地图上消失。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被吓怕，从拉文纳逃到旧都罗马，只剩下埃提乌斯留在北部死守，但所提供的支援却很少。最后匈人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停止了攻势，阿提拉并接见了由教皇利奥一世，元老院首席议员阿维努斯（Aviennus）及禁卫军统领特里杰久斯（Trigetius）等当时罗马帝国内身份最显赫的人所领导的议和使节团。在一轮相议后，阿提拉决定接受议和条款并撒走，但他也同时警告如果罗马帝国违反对霍诺利亚的婚约时，他会再次入侵罗马。
对于阿提拉突然撒走的原因，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可信的原因指出，阿提拉的军队当时可能受到军粮短缺或瘟疫困扰，或者被拜占庭帝国军队越过多瑙河侵扰后方所逼。而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阿提拉害怕会重蹈公元410年，西哥特王亚拉里克一世入侵罗马城后不久暴毙的覆辙。这个由预言家阿基坦所发出的预言，经过画家拉斐尔的画笔与阿加第的凿子美化后，在右图形成了一幅由圣彼得和圣保罗保护著教皇，警告蛮族不得入侵“永恒之城”罗马的画像。
无论如何，阿提拉率领著匈人军队离开了意大利，越过多瑙河回到了自己的皇宫。同时他亦筹划著再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恢复中断了3年的纳贡。就于此时，他却在公元453年初突然逝世。对此，最常见的解释出自普利斯库斯的著作，当中记载道阿提拉在他新婚迎娶一个哥德或勃艮第裔的少女伊笛可（Hildico）的婚宴后，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血液倒流引致窒息而死。这血管破裂可能是由于阿提拉饮酒过多而引起。一个曾经狂言“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的征服者，就是这样怪异和反高潮地逝去了。
他的侍从和战士在发现他的死讯后，以剪下自己一撮头发，和以剑在脸上刺伤口来哀悼他。约尔丹尼斯也这样地记载当时的情况:“最伟大的战士是不应以女性的哀号和泪水，而是以战士的鲜血来哀悼的”。在葬礼上，匈人骑士们排著队形，围绕著存放阿提拉遗体的大型丝绸天幕转圈，向这位他们最伟大的领袖唱著丧歌。仪式完结后，匈人们便依照传统，在阿提拉下葬的坟前饮酒作乐。 他的遗体分别被放在三个由金，银，铁所制成的棺木中，连同战利品，和那些负责发挖坟墓后被杀的俘虏一起埋葬。 在他死后，他的故事被演化作不同的传奇。在《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长篇史诗）中的Etzel和《佛尔颂萨迦》（冰岛史诗）中Atli都是由阿提拉的生平所演化的人物。
关于阿提拉逝世的传说和故事， 还有另一个版本。约在阿提拉死后八十年，一名罗马的编年史家（Count Marcellinus）的著作中这样地记载著: “Attila rex Hunnorum Europae orbator provinciae noctu mulieris manu cultroque confoditur.” （阿提拉， 匈人的皇帝和欧罗巴的毁灭者，被他的妻子用刀杀害。）在尼白龙根之歌和佛尔颂萨迦中都描述"Atli"是被其妻Gudrun杀害。但多数学者都不接受这个解释，而选择了相信在阿提拉时代生活的普利斯库斯的记载。近年，却有新的论据出现反驳普利斯库斯的记载。根据详细的文献学分析， Babcock提出了由普利斯库斯的著作中记载的自然死亡论， 是由受到当时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政治压力的传教士篡改的，所以对可信性存疑。
阿提拉死后，他的指定继承人艾拉克（Ellak）、丹克玆克（Dengizich）以及艾内克（Ernakh）就帝国继承权互相攻伐，使匈人帝国四分五裂，如约尔丹尼斯所记载—“就好像那些好战的国王与他们的人民，应该被他们像家庭财产般摊分。” 于是在后来，在格庇德的国王艾达里克王领导下的反匈人联盟，在尼达欧之战（Battle of Nedao）击败了匈人，杀死了艾拉克，使匈人帝国完全瓦解并开始从欧洲历史中淡出。
在中世纪的各国文化中，统治者经常会吹嘘自己的祖先是某名最强大的征服者。 阿提拉，作为一个从亚洲来临的蛮族征服者，在此原因下他的事迹被传奇化地保存下来，同时他的血脉也一直流传下来。其中保加利亚的沙皇是当时被视为最可信为阿提拉后代的君主。现时，一些家族系谱专家正试图重新排列阿提拉家族的图谱。当中有一些专家尝试把阿提拉的血脉图谱连接至查理曼大帝，但至今仍未能成功。 外貌，特征
关于阿提拉的外貌，特征和性格，主要的资料都出自普利斯库斯的《出使匈奴王廷记》，此书是于他在公元448年与拜占庭廷臣 马古西斯（Maximin）领导的使节团出使匈人帝国时所著的。在当中记载了匈人在草原上撘建的营帐有如大城市的规模，以及以木墙屏障的防御设施等情况。而在书中他用以下方的文字描述了阿提拉的外貌:“身材矮小，胸膛广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而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形长等不太均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特征之一。”
阿提拉的外形与亚洲东部黄种人的特征颇为相似，甚至与鞑靼人的特征如出一辙。他亦有着与中亚突厥语族相似的特征，所以他的确保有了典型亚洲东部的外貌特点，而没有欧洲人的外形特征。
阿提拉在西方历史上通常有“上帝之鞭”之名，而他的名字也成为了残暴和野蛮的同义词。这也许也与他的外貌和特征有关连。在平常的描述中，那些草原上的新征服者，如成吉思汗，帖木尔等，都被视为残暴，好杀戮和好战的化身。但在现实中，他的性格的也许是更加复杂的。阿提拉时代的匈奴文化，有一段时间与罗马文明有很大的交流，主要是透过日耳曼比利时行省的边境传入。而当公元448年使节团出使匈人时，普利斯库斯也能够辨认匈人间常用的两种主要语言—匈奴语和哥德语，也有些匈人懂得拉丁语及希腊语。普利斯库斯也曾与一个拜占庭俘虏会面，而他显然已经适应了匈人的生活模式，更不想回国。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在记载匈人谦卑和朴素的性格更是毫不含糊的表示倾慕。
有关阿提拉的名字来源，应该是在哥特语中 “小父亲”（前缀"atta" “父亲” 加上后缀"-la"） 演变而来的。这也可能是从阿尔泰语系而来 （"Atatürk and Alma-Ata"，今日于阿尔泰语作"Almaty"，应该由前缀"atta" “父亲”加上"il"“土地”而组成）。"Atil"在阿尔泰语中，也是今日伏尔加河的名称，所以也有以此河命名的可能。
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消失，使他在欧洲历史中更富传奇性。在西欧，他被视为残暴及抢夺的象征，但同时相对地亦有历史记载形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尤见于古北欧的萨迦文献记载中。 背景及始源
过去匈人曾被一些学者认定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游牧民族“匈奴”，但现代学术界对此有很大争议，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匈奴的后代。根据秦汉时等文献记载，当时匈奴活跃于中国东北及中亚地区。其战斗力和机动性非常高，使他们在军事上经常占有优势，尤其在与一些高度文明的民族作战时。后来匈奴于东汉时期屡被打败后，匈奴的一分支北匈奴开始西迁。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于公元350年左右进入了欧洲的匈人。
阿提拉大约生于公元406年，对于他的童年目前所知甚少，只有假设说他于童年时已是一名良好的战士及领袖，但未有足够证据支持。
在公元418年，年仅12岁的阿提拉，被作为议和条约中的人质之一送到罗马宫廷（时值荷诺里皇帝在位，西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同时，匈人亦获得了埃提乌斯（后来指挥罗马军队，成功抵抗阿提拉进一步西进的将军）作为人质交换。在罗马的时候，阿提拉在宫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亦从那里学习到罗马人的传统和习俗，还有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希望藉此使他能把罗马文化在回到匈人领地时传扬开去，以增加罗马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力。而匈人则希望透过人质交换，能使他们获取更多罗马内部的情报。
阿提拉逗留在罗马时，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失败了。于是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罗马内部结构上，并专注研究罗马的内政及外交政策。有时，他甚至会透过暗中观察外交官们举行的外交会议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阿提拉于当时学习的一切对后来他对匈人的统治，以至于他对罗马的征服战役都有极大的帮助。 分治时代
公元432年，匈人各部落在鲁嘉（Ruga）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公元434年鲁嘉死后，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Bleda）便继承了他而统治著匈人。436年，阿提拉无情地谋杀了他的胞兄，独自君临帝国。之后他们的势 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4e83cb62748364fce6113a7d.jpg
力快速扩展，并开始与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相讨归还几个在拜占庭帝国庇护下的叛教部族。于翌年，阿提拉和布来达于马古斯（Margus，现波扎雷瓦茨，塞尔维亚境内城市）会见了拜占庭帝国的代表团，在谈判后并达成一个十分成功的条约:拜占庭承诺归还叛教部族（这些部族曾经恊助拜占庭对抗汪达尔人），并把以往每年对匈人的350罗马镑（约114.5千克黄金）纳贡增加两倍，开放更多与市予匈人商人互市，并为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8个金币的赎金。在签署条约后，匈人为著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帝国，便在拜占庭的边强撤向内陆地区。而狄奥多西二世便藉此机会，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沿多瑙河建立防御工事，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
在接下来的五年，匈人未有再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进攻，而是转而向波斯帝国进攻。但是，当他们在亚美尼亚遭到波斯还击打败后，阿提拉便放弃征服波斯。公元440年，匈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到拜占庭帝国，并屡次侵扰多瑙河北岸的商人市。阿提拉指责拜占庭人未履行他们的条约，更声称马古斯的主教亵渎了在多瑙河北岸的匈人皇家坟墓，要胁要再次进攻拜占庭。阿提拉率领匈人横渡了多瑙河，把伊利里亚地区（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和色雷斯地区彻底摧毁，其中还包括了省会费米拉孔。匈人一直攻打到马古斯，在此当匈人正与拜占庭人相讨交出主教的条件时，该名主教出逃并放弃了此城。
狄奥多西二世在汪达尔人的领袖盖塞里克占领迦太基以及萨珊王朝皇帝伊斯特格德二世入侵亚美尼亚后，决定撤除多瑙河沿岸的防御工事，使得阿提拉更容易进攻巴尔干半岛。公元441年，匈人铁骑先后攻陷了马古斯，费米拉孔（Viminacium），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及塞尔曼（Sirmium）等城市，直至翌年狄奥多西二世从北非调回他的军队，以及发行新金币支付军费，才暂时遏止了阿提拉的攻势。在此之后，他认为已有足够力量对抗阿提拉，便拒绝了匈人的要求。
在要求被拒后，阿提拉于公元443年再沿多瑙河沿岸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侵占了军事重镇Ratiara，及围攻了Naissu（Nis，尼斯，今塞尔维亚境内城市）。在此两战中，匈人首次使用了攻城槌及攻城车等重形装备。然后匈人军队再度横扫巴尔干半岛，沿著Nishava河攻陷了谢尔迪卡（今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菲立普波里斯（今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今土耳其境内城市）等大城市，最后攻至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匈人虽然消灭了城外的罗马守军，但由于欠缺攻城器具，所以面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只能围困该城。
在长期围困后，狄奥多西二世投降，命皇室使节亚纳多留斯与阿提拉相议和平条约。最终狄奥多西二世与阿提拉达成协议，签订一条更严厉的条约:拜占庭同意赔偿6，000罗马镑（约1963千克黄金）作为早前毁约的惩罚，而每年纳贡增加三倍至2，100罗马镑（约687千克黄金），至于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的赎金亦增至12个金币。这些条款虽然为拜占庭帝国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但亦暂时满足了匈人的欲望，使他们再次撤向内陆地区。根据约尔丹尼斯（Nishava）及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记载，约于公元445年，即匈人撤向内陆地区后不久，布莱达便被阿提拉杀害。在杀害布来达后，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匈人的君主，并再度将矛头指向拜占庭帝国。 独裁时代
一连串的人为和自然灾害在阿提拉率领匈人撤走便接连降临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e）上的大暴动，于公元445年至447年发生的严重瘟疫和饥荒，还有差少许令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彻底摧毁的大地震。于是在公元447年，巩固了自己作为匈人唯一领袖地位的阿提拉便伺机而入，由默西亚（Moesia）行省入侵。于Vit河沿岸，一个哥德骑兵指挥官Arnegisclus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行抵抗但却被阿提拉打败。但罗马军队的损失仍不大，于是阿提拉便绕过了一些主要的军事重镇，横越巴尔干半岛直趋塞莫皮莱獈口（今希腊境内）。但当匈人军队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后，面对著迅速重建后的新城墙却显得束手无策。阿提拉于是提出恢复“和平”的条件：“拜占庭人需继续履行纳贡的责任，以及把多瑙河以南5日骑程内的防御工事全部撤除”。 此后协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约三年。 进军西方
公元450年，阿提拉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欧，并向西罗马帝国表示愿意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图卢兹的强大西哥特王国。在此之前阿提拉与西罗马帝国，尤其与当时已成为大公的埃提乌斯（幼时被作为人质交换至匈人帝国，与阿提拉交情深厚）维持著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当时，匈人军队对巴斯克人和哥德人的节节胜利，使阿提拉在西欧已获得“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的称号。而汪达尔王成塞瑞克（Geiseric），在惧怕西哥特人的阴影下，对西欧其他各族的外交努力亦对提升阿提拉在西欧的影响力产生帮助。
但是在罗马，当时的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与他的姊姊霍诺利亚（Honoria），就阿提拉提出的建议却持相反意见。霍诺利亚为了逃避与一名宫廷官员的婚约，竟于当年春季主动向阿提拉求婚。阿提拉在考虑过后，接受了她的提议，但却同时提出要以帝国的一半管治权作为嫁妆。瓦伦丁尼安三世得知后，断言拒绝了提议并以“提婚不合法”为由回复了阿提拉，并在摄政太后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的建议下把霍诺利亚流放。但阿提拉却没有被说服，并派遣了使者到拉文纳要求进一步的解释，准备一旦无法获得满意的答覆便挥军攻打西罗马帝国。
同年，在东部拜占庭帝国，执政长达42年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因堕马而丧生，继承其位的马尔西安（Marcian） 停止了向匈人的纳贡，因为在经过长年累月被匈人和其他蛮族蹂躏后，作为支撑帝国经济命脉的巴尔干半岛已经无甚可剩了。同时间在阿提拉辖下统治的法兰克人王国，在国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冲突，长子及次子分别向阿提拉与埃提乌斯求援。著名历史学家J.B. Bury认为，阿提拉介入此举的最终目的，可能是为了把他的帝国跨越高卢扩展至大西洋海岸。
在派遣到拉文纳使者得不到答复，以及加上法兰克人的求援后，阿提拉决定集结一支庞大军队攻向高卢。他从阿兰人，萨克森人，东哥德人，勃艮第人，赫鲁利人等服从匈人统治的民族中抽调军队，加上自己领导的匈人骑兵，组成一支混合军队攻打西罗马帝国于高卢的领地。公元451年，当阿提拉率领大军抵达罗马帝国比利时行省时，根据约尔丹尼斯的记载已达50万（虽然含有夸大成份）。于4月7日他攻陷了门次城（Metz） ，同时间罗马主将埃提乌斯正于凯尔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中抽调军队。
当阿提拉进一步西进后，元老院议员阿维都斯（Avitus）便受命说服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使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盟，也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与匈人决战。这支军队抢先在阿提拉之前赶到了奥尔良地区[2]，以阻止匈人军队继续前进。终于埃提乌斯于约现今法国的夏隆-香槟泉市（Chalons-en-Champagne）追上了阿提拉的军队，双方爆发了著名的夏隆之战。 惨烈的战役最后以罗马和西哥特联军胜利结束，但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在此战中战死，而埃提乌斯因为不能有效控制联军，而被逼将之解散。阿提拉在此战之后，离开了高卢并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 侵入意大利及骤逝
在公元452年，当阿提拉重新向西罗马帝国要求对霍诺利亚的婚姻时，匈人的军队同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侵入了罗马帝国的核心—意大利本土。他的军队摧毁了许多城市，并且把意大利东北的军事重镇亚基利（Aquileia）彻底摧毁，使之永久地从地图上消失。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被吓怕，从拉文纳逃到旧都罗马，只剩下埃提乌斯留在北部死守，但所提供的支援却很少。最后匈人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停止了攻势，阿提拉并接见了由教皇利奥一世，元老院首席议员阿维努斯（Aviennus）及禁卫军统领特里杰久斯（Trigetius）等当时罗马帝国内身份最显赫的人所领导的议和使节团。在一轮相议后，阿提拉决定接受议和条款并撒走，但他也同时警告如果罗马帝国违反对霍诺利亚的婚约时，他会再次入侵罗马。
对于阿提拉突然撒走的原因，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可信的原因指出，阿提拉的军队当时可能受到军粮短缺或瘟疫困扰，或者被拜占庭帝国军队越过多瑙河侵扰后方所逼。而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阿提拉害怕会重蹈公元410年，西哥特王亚拉里克一世入侵罗马城后不久暴毙的覆辙。这个由预言家阿基坦所发出的预言，经过画家拉斐尔的画笔与阿加第的凿子美化后，在右图形成了一幅由圣彼得和圣保罗保护著教皇，警告蛮族不得入侵“永恒之城”罗马的画像。
无论如何，阿提拉率领著匈人军队离开了意大利，越过多瑙河回到了自己的皇宫。同时他亦筹划著再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恢复中断了3年的纳贡。就于此时，他却在公元453年初突然逝世。对此，最常见的解释出自普利斯库斯的著作，当中记载道阿提拉在他新婚迎娶一个哥德或勃艮第裔的少女伊笛可（Hildico）的婚宴后，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血液倒流引致窒息而死。这血管破裂可能是由于阿提拉饮酒过多而引起。一个曾经狂言“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的征服者，就是这样怪异和反高潮地逝去了。
他的侍从和战士在发现他的死讯后，以剪下自己一撮头发，和以剑在脸上刺伤口来哀悼他。约尔丹尼斯也这样地记载当时的情况:“最伟大的战士是不应以女性的哀号和泪水，而是以战士的鲜血来哀悼的”。在葬礼上，匈人骑士们排著队形，围绕著存放阿提拉遗体的大型丝绸天幕转圈，向这位他们最伟大的领袖唱著丧歌。仪式完结后，匈人们便依照传统，在阿提拉下葬的坟前饮酒作乐。 他的遗体分别被放在三个由金，银，铁所制成的棺木中，连同战利品，和那些负责发挖坟墓后被杀的俘虏一起埋葬。 在他死后，他的故事被演化作不同的传奇。在《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长篇史诗）中的Etzel和《佛尔颂萨迦》（冰岛史诗）中Atli都是由阿提拉的生平所演化的人物。
关于阿提拉逝世的传说和故事， 还有另一个版本。约在阿提拉死后八十年，一名罗马的编年史家（Count Marcellinus）的著作中这样地记载著: “Attila rex Hunnorum Europae orbator provinciae noctu mulieris manu cultroque confoditur.” （阿提拉， 匈人的皇帝和欧罗巴的毁灭者，被他的妻子用刀杀害。）在尼白龙根之歌和佛尔颂萨迦中都描述"Atli"是被其妻Gudrun杀害。但多数学者都不接受这个解释，而选择了相信在阿提拉时代生活的普利斯库斯的记载。近年，却有新的论据出现反驳普利斯库斯的记载。根据详细的文献学分析， Babcock提出了由普利斯库斯的著作中记载的自然死亡论， 是由受到当时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政治压力的传教士篡改的，所以对可信性存疑。
阿提拉死后，他的指定继承人艾拉克（Ellak）、丹克玆克（Dengizich）以及艾内克（Ernakh）就帝国继承权互相攻伐，使匈人帝国四分五裂，如约尔丹尼斯所记载—“就好像那些好战的国王与他们的人民，应该被他们像家庭财产般摊分。” 于是在后来，在格庇德的国王艾达里克王领导下的反匈人联盟，在尼达欧之战（Battle of Nedao）击败了匈人，杀死了艾拉克，使匈人帝国完全瓦解并开始从欧洲历史中淡出。
在中世纪的各国文化中，统治者经常会吹嘘自己的祖先是某名最强大的征服者。 阿提拉，作为一个从亚洲来临的蛮族征服者，在此原因下他的事迹被传奇化地保存下来，同时他的血脉也一直流传下来。其中保加利亚的沙皇是当时被视为最可信为阿提拉后代的君主。现时，一些家族系谱专家正试图重新排列阿提拉家族的图谱。当中有一些专家尝试把阿提拉的血脉图谱连接至查理曼大帝，但至今仍未能成功。 外貌，特征
关于阿提拉的外貌，特征和性格，主要的资料都出自普利斯库斯的《出使匈奴王廷记》，此书是于他在公元448年与拜占庭廷臣 马古西斯（Maximin）领导的使节团出使匈人帝国时所著的。在当中记载了匈人在草原上撘建的营帐有如大城市的规模，以及以木墙屏障的防御设施等情况。而在书中他用以下方的文字描述了阿提拉的外貌:“身材矮小，胸膛广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而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形长等不太均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特征之一。”
阿提拉的外形与亚洲东部黄种人的特征颇为相似，甚至与鞑靼人的特征如出一辙。他亦有着与中亚突厥语族相似的特征，所以他的确保有了典型亚洲东部的外貌特点，而没有欧洲人的外形特征。
阿提拉在西方历史上通常有“上帝之鞭”之名，而他的名字也成为了残暴和野蛮的同义词。这也许也与他的外貌和特征有关连。在平常的描述中，那些草原上的新征服者，如成吉思汗，帖木尔等，都被视为残暴，好杀戮和好战的化身。但在现实中，他的性格的也许是更加复杂的。阿提拉时代的匈奴文化，有一段时间与罗马文明有很大的交流，主要是透过日耳曼比利时行省的边境传入。而当公元448年使节团出使匈人时，普利斯库斯也能够辨认匈人间常用的两种主要语言—匈奴语和哥德语，也有些匈人懂得拉丁语及希腊语。普利斯库斯也曾与一个拜占庭俘虏会面，而他显然已经适应了匈人的生活模式，更不想回国。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在记载匈人谦卑和朴素的性格更是毫不含糊的表示倾慕。
有关阿提拉的名字来源，应该是在哥特语中 “小父亲”（前缀"atta" “父亲” 加上后缀"-la"） 演变而来的。这也可能是从阿尔泰语系而来 （"Atatürk and Alma-Ata"，今日于阿尔泰语作"Almaty"，应该由前缀"atta" “父亲”加上"il"“土地”而组成）。"Atil"在阿尔泰语中，也是今日伏尔加河的名称，所以也有以此河命名的可能。
20世纪初期“大蒙古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历史探究
“大蒙古国”临时政府之成立 〔日〕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
翻译吴秀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白玉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续)
当时的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中华民国大总统,建议派奈曼王到外蒙古,做说服蒙古人的工作,并使之与谢苗诺夫派对抗rv 。这可能是由于他已听到了奈曼王担任蒙古国临时政府大臣的消息,为消除这种传言,反而向大总统推荐了奈曼王。
至于锡林迪布把国防大臣当作“耐登王”,显然是“奈曼王”之误。从呼伦贝尔选出来的成德和巴嘎巴迪,分别担任过呼伦贝尔政厅的左厅厅长和右厅厅长。成德(1875 - 1932 年) ,达斡尔人。他曾与胜福一起领导了1912 年的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并加入了大库伦政府,任外务次官,获“公”爵位。乌居龙藏对于成德作了如下描述:“大总统级的胜福,因年老多病,不能处理政务,故由左厅厅长成德代为执政。他(中略) 和胜福都会写支那文和满洲·蒙古文,也通其语言,并是个能够流利地和日本人、俄国人直接进行谈判的具有聪明头脑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发挥达斡尔人才能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札姆察朗诺(1881 - 1942 年) 无须多作说明。他是布里亚特出身的学者、政治家,自1911 年以来,住在大库伦,一边在外务省工作,一边进行启蒙活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
回到布里亚特,领导了自治运动。
上述内阁成员中,呼伦贝尔的成德公和布里亚特的札姆察朗诺都曾参与外蒙古大库伦政府之事,首先应引起重视。
在此我想提一下,在《恰克图协定》之后,代表外蒙古缔结有关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电信协定的4 名代表中,就有“财务次官成德公”、“外务省译官札姆察朗诺”二人。
据此我认为赤塔大会有意图地选了以上外蒙古方面容易接纳的人。另外也应看到,被任命的3 名大臣中,成德公和奈曼王同札姆察朗诺一样,最终都未就任。
总之,赤塔大会参加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临时政府只好在4 个部的大臣全部空缺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四、泛蒙古主义的各种表现
在斯别兰斯基的论文中,收录了“大蒙古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报全文。该电文叙述了如下诸事: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支那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佛教) 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 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等等。
“蒙古国元年4 月25 日”内齐托音和另外4 个人联名写的致日本政府的公文的内容为通告向东京派遣代表,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大蒙古国”等。其中所叙述的蒙古独立之根据和上述致巴黎和会的公文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致日本政府的公文中有以下内容,即“蒙古虽分为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布里亚特诸族,但都居住在亚细亚中部,其王公等在各自的地方遵循其旧例实行自治。”“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及布里亚特各部蒙古人等一体协同建立新的蒙古国”。这里应注意两处都涉及到了新疆的阿尔泰地区。这意味着新蒙古国领土也包括卫拉特蒙古人所居住的西蒙古,它和前一节里所引用的赤塔大会决议第一项是相一致的。
1919 年4 月在赤塔发行的杂志《蒙古—布里亚特的意志》第1 号上,以subudi (桑皮伦的笔名?) 的名义发表的《完全独立的蒙古国》这一篇论文,也记载着和上述两个公文类似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该论文是面向蒙古人(布里亚特人) 写的。这一点,在其解释构成大蒙古国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强调联邦制等部分里有所表现。
对外已强调了蒙古人居住地区的一体性和共同性,那么在面向蒙古人的文章中,言及实际中的地区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
该论文的第一特点是对中国持有略微乐观的看法。其文指出:“世界上正在确立着公正秩序的今天,如果中国停止象往日一样压迫蒙古的行为,而帮助蒙古建国,加深其友好关系的话,对于正在复兴中的蒙古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其重大的恩惠了,而且也能够奠定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种看法和内齐托音以个人名义致巴黎和会的电文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内齐·托音电文表明,如果蒙古的问题在社会上得不到解决的话,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应提出独立,并且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的意志。
显然,内齐·托音和布里亚特人(Subudi) 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离开中国统治下的内蒙古而进行独立运动的内齐·托音和住在外蒙古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人之立场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所持态度的差异。
这里想谈一下曾经领导过布里亚特和蒙古自治运动、独立运动的仁钦诺对于“大蒙古国”所持的态度。正如下面所引用的那样,他是把蒙古作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中立国(“中亚的瑞士”) 来看待的。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希望全西伯利亚接受国际关系和国际纠纷产生的种种偶发因素之影响,或者不希望全西伯利亚遭受汉人的殖民和征服世界的话,俄罗斯就应该拥护作为缓冲国的蒙古之独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已独立的中立国蒙古,即未来的中亚之瑞士置于国际保护伞之下,那么以往的那些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争夺的因素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对蒙古所持的野心也就被消除了。”
仁钦诺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他在致桑皮伦的信(1918 年) 中,以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旧执行部方针的形式,叙述了有关蒙古人新国家建设方面的两个草案。
一个是合并南北蒙古、西蒙古和布里亚特,创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sy该草案已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要移居在喀尔喀,或由于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交换而迁到外贝加尔边境等情况。
另一个草案是,当南北蒙古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要创建两个国家。其中在南部创建的国家(和内蒙古大致一体) 要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另一个在北部建立的“中亚国”则与中国、西伯利亚相毗邻。
仁钦诺认为,要想在“战略和政治的意图上符合日本的利益”,那么在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所设想的“中亚国”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落后的蒙古人”,而是“最文明的布里亚特人。”
在上述两个草案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在布里亚特国民议会成立以前的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接近于“大蒙古国”方案的设想;第二,为了避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的杂居,该草案已经考虑到了布里亚特的移居问题;第三,在新的国家里已经重视起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
札姆察朗诺对于把蒙古当作瑞士一样的中立国这一设想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1 年革命后就设想建立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及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立国”,即蒙古。并进而产生了建立蒙古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的联邦的愿望。
仁钦诺早在1918 年、1919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缓冲国和中立国的方案,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当时,札姆察朗诺正担任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议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两人会单独形成各自的思想,而不互相影响。
仁钦诺在赤塔发行的《蒙古—布里亚特意志》杂志《发刊词》中,大书特书了俄罗斯二月革命中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解放的事情,并提出了蒙古人必须齐心协力,为争取人民权利而斗争的三条理由:第一,在蒙古正在进行着以建立完全独立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第二,俄罗斯的反动势力正在准备破坏布里亚特人的自治;第三,中国正准备废除外蒙古的自治。
在第一点中“革命”(qubisqal) 这一用语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仁钦诺的整个思想时,经常会看到将大蒙古国的建立定为“革命”这一现象。第二点并非特意针对谢苗诺夫的,但这一观点却在对谢苗诺夫批判中有着微妙的表达。第三点是和外蒙古应该成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这一想法紧密联系的。另外,该问题虽在本稿中没有提起,但它和“大蒙古国”运动后半部分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以布里亚特的仁钦诺为代表的“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思想,以内蒙古的内齐·托音为代表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以及以福兴阿和凌升为代表的“复辟运动支持者”立场,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在“左派泛蒙古主义者”方面,以俄罗斯二月革命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改革和蒙古的统一是互不矛盾的。而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思想和社会改革无缘,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从中国独立出来。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蒙古人,基本上承认其王公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右派泛蒙古主义者”。
总之,1919 年的“大蒙古国”运动,包括了如上所述的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这是导致该运动脆弱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语
“大蒙古国”运动虽然没能够充分地展开就夭折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拒绝加入大蒙古国政府的外蒙古,于1919 年11 月失去自治,纳入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以全蒙古的独立作为其目的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其结果却促使了外蒙古独立的提前废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予以讨论。
作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历来被认为的日本政策的变化和外蒙古的拒绝参加以外,也不能忽略作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民族主义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别的地区不同,已进入大蒙古国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则在布尔什维克派布里亚特人的主导下,进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建设活动,并再次提出了与外蒙古统一的问题。
仁钦诺在大蒙古国彻底失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外蒙古的声援活动。他胜利地领导了1921 年的革命,1925 年作为全军评议会议长到达了乌兰巴托。他在蒙古掌权之后也幻想着蒙古的统一,且特别重视内蒙古人的解放。
布尔什维克在外贝加尔确立政权之后,桑皮伦和汪比伦就移居到了蒙古。特别是桑皮伦,他曾担任经济省的参事官等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为蒙古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内蒙古来参加“大蒙古国”运动的三个领导者,都在运动中丧命。福兴阿之死,标志着“第三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而内齐·托音和诺仁丕勒之死,则宣告了“大蒙古国运动”的结束。
内齐·托音等人的斗争,虽然没有给内蒙古人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但这场运动给此后的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札奇斯钦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影响了20 世纪30 、40 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德穆楚克栋鲁普,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呼伦贝尔在外蒙古自治被取消之后不久,其所谓“特别区域”的法律上的地位也被撤消,而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其后,由于“满洲国”的成立,凌升担任了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在内的兴安北省省长。总之,凌升时期“复辟运动”以所谓的“满洲国”的形式暂时实现了,但他本人最后却被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军所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其后不久,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再次开始了与外蒙古统一的活动。但,由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
翻译吴秀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白玉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续)
当时的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中华民国大总统,建议派奈曼王到外蒙古,做说服蒙古人的工作,并使之与谢苗诺夫派对抗rv 。这可能是由于他已听到了奈曼王担任蒙古国临时政府大臣的消息,为消除这种传言,反而向大总统推荐了奈曼王。
至于锡林迪布把国防大臣当作“耐登王”,显然是“奈曼王”之误。从呼伦贝尔选出来的成德和巴嘎巴迪,分别担任过呼伦贝尔政厅的左厅厅长和右厅厅长。成德(1875 - 1932 年) ,达斡尔人。他曾与胜福一起领导了1912 年的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并加入了大库伦政府,任外务次官,获“公”爵位。乌居龙藏对于成德作了如下描述:“大总统级的胜福,因年老多病,不能处理政务,故由左厅厅长成德代为执政。他(中略) 和胜福都会写支那文和满洲·蒙古文,也通其语言,并是个能够流利地和日本人、俄国人直接进行谈判的具有聪明头脑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发挥达斡尔人才能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札姆察朗诺(1881 - 1942 年) 无须多作说明。他是布里亚特出身的学者、政治家,自1911 年以来,住在大库伦,一边在外务省工作,一边进行启蒙活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
回到布里亚特,领导了自治运动。
上述内阁成员中,呼伦贝尔的成德公和布里亚特的札姆察朗诺都曾参与外蒙古大库伦政府之事,首先应引起重视。
在此我想提一下,在《恰克图协定》之后,代表外蒙古缔结有关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电信协定的4 名代表中,就有“财务次官成德公”、“外务省译官札姆察朗诺”二人。
据此我认为赤塔大会有意图地选了以上外蒙古方面容易接纳的人。另外也应看到,被任命的3 名大臣中,成德公和奈曼王同札姆察朗诺一样,最终都未就任。
总之,赤塔大会参加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临时政府只好在4 个部的大臣全部空缺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四、泛蒙古主义的各种表现
在斯别兰斯基的论文中,收录了“大蒙古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报全文。该电文叙述了如下诸事: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支那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佛教) 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 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等等。
“蒙古国元年4 月25 日”内齐托音和另外4 个人联名写的致日本政府的公文的内容为通告向东京派遣代表,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大蒙古国”等。其中所叙述的蒙古独立之根据和上述致巴黎和会的公文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致日本政府的公文中有以下内容,即“蒙古虽分为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布里亚特诸族,但都居住在亚细亚中部,其王公等在各自的地方遵循其旧例实行自治。”“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及布里亚特各部蒙古人等一体协同建立新的蒙古国”。这里应注意两处都涉及到了新疆的阿尔泰地区。这意味着新蒙古国领土也包括卫拉特蒙古人所居住的西蒙古,它和前一节里所引用的赤塔大会决议第一项是相一致的。
1919 年4 月在赤塔发行的杂志《蒙古—布里亚特的意志》第1 号上,以subudi (桑皮伦的笔名?) 的名义发表的《完全独立的蒙古国》这一篇论文,也记载着和上述两个公文类似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该论文是面向蒙古人(布里亚特人) 写的。这一点,在其解释构成大蒙古国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强调联邦制等部分里有所表现。
对外已强调了蒙古人居住地区的一体性和共同性,那么在面向蒙古人的文章中,言及实际中的地区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
该论文的第一特点是对中国持有略微乐观的看法。其文指出:“世界上正在确立着公正秩序的今天,如果中国停止象往日一样压迫蒙古的行为,而帮助蒙古建国,加深其友好关系的话,对于正在复兴中的蒙古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其重大的恩惠了,而且也能够奠定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种看法和内齐托音以个人名义致巴黎和会的电文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内齐·托音电文表明,如果蒙古的问题在社会上得不到解决的话,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应提出独立,并且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的意志。
显然,内齐·托音和布里亚特人(Subudi) 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离开中国统治下的内蒙古而进行独立运动的内齐·托音和住在外蒙古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人之立场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所持态度的差异。
这里想谈一下曾经领导过布里亚特和蒙古自治运动、独立运动的仁钦诺对于“大蒙古国”所持的态度。正如下面所引用的那样,他是把蒙古作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中立国(“中亚的瑞士”) 来看待的。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希望全西伯利亚接受国际关系和国际纠纷产生的种种偶发因素之影响,或者不希望全西伯利亚遭受汉人的殖民和征服世界的话,俄罗斯就应该拥护作为缓冲国的蒙古之独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已独立的中立国蒙古,即未来的中亚之瑞士置于国际保护伞之下,那么以往的那些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争夺的因素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对蒙古所持的野心也就被消除了。”
仁钦诺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他在致桑皮伦的信(1918 年) 中,以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旧执行部方针的形式,叙述了有关蒙古人新国家建设方面的两个草案。
一个是合并南北蒙古、西蒙古和布里亚特,创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sy该草案已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要移居在喀尔喀,或由于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交换而迁到外贝加尔边境等情况。
另一个草案是,当南北蒙古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要创建两个国家。其中在南部创建的国家(和内蒙古大致一体) 要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另一个在北部建立的“中亚国”则与中国、西伯利亚相毗邻。
仁钦诺认为,要想在“战略和政治的意图上符合日本的利益”,那么在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所设想的“中亚国”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落后的蒙古人”,而是“最文明的布里亚特人。”
在上述两个草案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在布里亚特国民议会成立以前的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接近于“大蒙古国”方案的设想;第二,为了避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的杂居,该草案已经考虑到了布里亚特的移居问题;第三,在新的国家里已经重视起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
札姆察朗诺对于把蒙古当作瑞士一样的中立国这一设想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1 年革命后就设想建立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及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立国”,即蒙古。并进而产生了建立蒙古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的联邦的愿望。
仁钦诺早在1918 年、1919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缓冲国和中立国的方案,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当时,札姆察朗诺正担任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议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两人会单独形成各自的思想,而不互相影响。
仁钦诺在赤塔发行的《蒙古—布里亚特意志》杂志《发刊词》中,大书特书了俄罗斯二月革命中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解放的事情,并提出了蒙古人必须齐心协力,为争取人民权利而斗争的三条理由:第一,在蒙古正在进行着以建立完全独立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第二,俄罗斯的反动势力正在准备破坏布里亚特人的自治;第三,中国正准备废除外蒙古的自治。
在第一点中“革命”(qubisqal) 这一用语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仁钦诺的整个思想时,经常会看到将大蒙古国的建立定为“革命”这一现象。第二点并非特意针对谢苗诺夫的,但这一观点却在对谢苗诺夫批判中有着微妙的表达。第三点是和外蒙古应该成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这一想法紧密联系的。另外,该问题虽在本稿中没有提起,但它和“大蒙古国”运动后半部分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以布里亚特的仁钦诺为代表的“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思想,以内蒙古的内齐·托音为代表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以及以福兴阿和凌升为代表的“复辟运动支持者”立场,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在“左派泛蒙古主义者”方面,以俄罗斯二月革命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改革和蒙古的统一是互不矛盾的。而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思想和社会改革无缘,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从中国独立出来。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蒙古人,基本上承认其王公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右派泛蒙古主义者”。
总之,1919 年的“大蒙古国”运动,包括了如上所述的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这是导致该运动脆弱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语
“大蒙古国”运动虽然没能够充分地展开就夭折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拒绝加入大蒙古国政府的外蒙古,于1919 年11 月失去自治,纳入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以全蒙古的独立作为其目的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其结果却促使了外蒙古独立的提前废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予以讨论。
作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历来被认为的日本政策的变化和外蒙古的拒绝参加以外,也不能忽略作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民族主义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别的地区不同,已进入大蒙古国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则在布尔什维克派布里亚特人的主导下,进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建设活动,并再次提出了与外蒙古统一的问题。
仁钦诺在大蒙古国彻底失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外蒙古的声援活动。他胜利地领导了1921 年的革命,1925 年作为全军评议会议长到达了乌兰巴托。他在蒙古掌权之后也幻想着蒙古的统一,且特别重视内蒙古人的解放。
布尔什维克在外贝加尔确立政权之后,桑皮伦和汪比伦就移居到了蒙古。特别是桑皮伦,他曾担任经济省的参事官等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为蒙古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内蒙古来参加“大蒙古国”运动的三个领导者,都在运动中丧命。福兴阿之死,标志着“第三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而内齐·托音和诺仁丕勒之死,则宣告了“大蒙古国运动”的结束。
内齐·托音等人的斗争,虽然没有给内蒙古人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但这场运动给此后的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札奇斯钦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影响了20 世纪30 、40 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德穆楚克栋鲁普,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呼伦贝尔在外蒙古自治被取消之后不久,其所谓“特别区域”的法律上的地位也被撤消,而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其后,由于“满洲国”的成立,凌升担任了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在内的兴安北省省长。总之,凌升时期“复辟运动”以所谓的“满洲国”的形式暂时实现了,但他本人最后却被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军所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其后不久,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再次开始了与外蒙古统一的活动。但,由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
成德公和他的“红房子”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一些“红房子”，在2007年被中共呼伦贝尔市委陆续拆掉了，随后就地新建了住宅楼。这个事件引出了世界上首次将《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还原成现代蒙古文字的官员、学者成德公的一处“红房子”院落，于今年年初被海拉尔区政府命名为“成德公故居”，并被确定为重点保护文物。
成德公（1875年——1932年），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差岗苏木莫哈尔图屯人，是1732年清朝派往呼伦贝尔地区3000名“索伦布军队”的笔帖式第八代范察布的后裔。
1911年，呼伦贝尔地方当局拟将海拉尔河流域的牧场辟为荒地行将开垦后，时任笔帖式和佐领身份的成德受厄鲁特总管胜福等人委托，带领牧民代表前往呼伦直隶厅交涉。遭拒后，成德参加了呼伦贝尔第一次“独立”运动，恢复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1913年，成德因参加“多伦淖尔战役”立战功而受重用。1915年，他作为呼伦贝尔的代表，驻“外蒙古国”库伦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在蒙古国期间，他开始研究《元朝秘史》，将1908年叶德辉版本观古堂12卷、282节木刻本汉字转写的《元朝秘史》，还原、翻译成了现代蒙古文，成为世界上首次将叶德辉版本的《元朝秘史》还原成蒙古文的学者。
1917年夏，成德回到呼伦贝尔，任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1918年，他主持成立了呼伦贝尔蒙旗官钱局，这对稳定当时的币值和组织牧区信贷、活跃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打击奸商对牧民的盘剥、保护牧民利益，1919年、1922年，成德先后组建了蒙旗皮毛公司、蒙旗合作社，并设立支店，统一收购牧民手中的畜产品，发往哈尔滨、天津等地，为牧民换回生活生产用品。此外，他积极支持布里亚特蒙古族由境外迁入呼伦贝尔，说服副都统署将锡尼河一带草场划给他们，从而为促进呼伦贝尔畜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1920年，呼伦贝尔地区恢复自治后，成德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顾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顾问。期间，他将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小学改为公立，划出大片土地归学校所有，并请来若干老师，增设了汉语、俄语课程等。
当年，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的成德等人曾联名给黑龙江省长公署和北京政府打电报，请求撤销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和《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约》。由于成德是“首先提议撤销呼伦贝尔特区”之人，经国民政府蒙藏院批准，他被封为了镇国公。次年，成德邀请俄罗斯工程师，在海拉尔皮毛公司前院建了一套带有正房、东西两侧厢房及大门、二门的大院，其正房面积为245平方米。
“红房子”建成后，成德公与儿子额尔登泰分别居住在外屋的东西屋，其孙子们也都出生在那里。1950年,房子卖了后，先后有几个机关进驻，产权已不属于他们了。
成德公建造的“红房子”，外表像洋式房子，但是室内间壁、中洋结合，既保留了达斡尔式的外屋、内屋间壁的格式特点——门窗高大，铺着涂油漆的木地板，外屋内屋各有大客厅，间壁分别各有住人小间，屋里有炕，且又有荷兰式暖炉，墙壁涂有各种颜色的油漆，门框、窗框上挂着漂亮的厚布门帘、窗帘，客厅悬挂多头挂灯，摆放着欧式立柜、大长桌，炕头放着达斡尔式炕琴（储藏衣被的柜子）和大红柜，其住房格式也很有研究价值。
成德公的孙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阿尔达扎布每次去海拉尔都要到老房子那里看看。几年前，因拓宽马路，“红房子”的东厢房和正房的正中间东侧被全部拆掉了，就剩下了西厢房。这些老房子一旦被全部毁掉，就不可能再生了。
1998年和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卡罗林娜到阿尔达扎布家考察成德公的事迹时，就对“红房子”很感兴趣。2000年，韩国江原大学教授周采赫也曾专程参观了“红房子”,认为名人居住过的房屋应当作历史文物保护起来。
没有文物，就感觉不出一个城市文化历史的厚重，成德公在海拉尔的“红房子”古迹如果得到有效保护，这对弘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不仅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还要保护好蕴藏其中的历史，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传承下去。
为纪念成德公在外蒙古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及所对蒙古历史作出的贡献，2006年10月18日，蒙古国还特意将乌兰巴托市的东京街道至巴彦朱日和区第三居委会辖区第二临床医院北面的街道正式命名为了“成德公街道”。
《内蒙古日报》
成德公（1875年——1932年），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差岗苏木莫哈尔图屯人，是1732年清朝派往呼伦贝尔地区3000名“索伦布军队”的笔帖式第八代范察布的后裔。
1911年，呼伦贝尔地方当局拟将海拉尔河流域的牧场辟为荒地行将开垦后，时任笔帖式和佐领身份的成德受厄鲁特总管胜福等人委托，带领牧民代表前往呼伦直隶厅交涉。遭拒后，成德参加了呼伦贝尔第一次“独立”运动，恢复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1913年，成德因参加“多伦淖尔战役”立战功而受重用。1915年，他作为呼伦贝尔的代表，驻“外蒙古国”库伦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在蒙古国期间，他开始研究《元朝秘史》，将1908年叶德辉版本观古堂12卷、282节木刻本汉字转写的《元朝秘史》，还原、翻译成了现代蒙古文，成为世界上首次将叶德辉版本的《元朝秘史》还原成蒙古文的学者。
1917年夏，成德回到呼伦贝尔，任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1918年，他主持成立了呼伦贝尔蒙旗官钱局，这对稳定当时的币值和组织牧区信贷、活跃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打击奸商对牧民的盘剥、保护牧民利益，1919年、1922年，成德先后组建了蒙旗皮毛公司、蒙旗合作社，并设立支店，统一收购牧民手中的畜产品，发往哈尔滨、天津等地，为牧民换回生活生产用品。此外，他积极支持布里亚特蒙古族由境外迁入呼伦贝尔，说服副都统署将锡尼河一带草场划给他们，从而为促进呼伦贝尔畜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1920年，呼伦贝尔地区恢复自治后，成德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顾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顾问。期间，他将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小学改为公立，划出大片土地归学校所有，并请来若干老师，增设了汉语、俄语课程等。
当年，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左厅厅长的成德等人曾联名给黑龙江省长公署和北京政府打电报，请求撤销呼伦贝尔“特别区域”和《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约》。由于成德是“首先提议撤销呼伦贝尔特区”之人，经国民政府蒙藏院批准，他被封为了镇国公。次年，成德邀请俄罗斯工程师，在海拉尔皮毛公司前院建了一套带有正房、东西两侧厢房及大门、二门的大院，其正房面积为245平方米。
“红房子”建成后，成德公与儿子额尔登泰分别居住在外屋的东西屋，其孙子们也都出生在那里。1950年,房子卖了后，先后有几个机关进驻，产权已不属于他们了。
成德公建造的“红房子”，外表像洋式房子，但是室内间壁、中洋结合，既保留了达斡尔式的外屋、内屋间壁的格式特点——门窗高大，铺着涂油漆的木地板，外屋内屋各有大客厅，间壁分别各有住人小间，屋里有炕，且又有荷兰式暖炉，墙壁涂有各种颜色的油漆，门框、窗框上挂着漂亮的厚布门帘、窗帘，客厅悬挂多头挂灯，摆放着欧式立柜、大长桌，炕头放着达斡尔式炕琴（储藏衣被的柜子）和大红柜，其住房格式也很有研究价值。
成德公的孙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阿尔达扎布每次去海拉尔都要到老房子那里看看。几年前，因拓宽马路，“红房子”的东厢房和正房的正中间东侧被全部拆掉了，就剩下了西厢房。这些老房子一旦被全部毁掉，就不可能再生了。
1998年和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卡罗林娜到阿尔达扎布家考察成德公的事迹时，就对“红房子”很感兴趣。2000年，韩国江原大学教授周采赫也曾专程参观了“红房子”,认为名人居住过的房屋应当作历史文物保护起来。
没有文物，就感觉不出一个城市文化历史的厚重，成德公在海拉尔的“红房子”古迹如果得到有效保护，这对弘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不仅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还要保护好蕴藏其中的历史，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传承下去。
为纪念成德公在外蒙古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及所对蒙古历史作出的贡献，2006年10月18日，蒙古国还特意将乌兰巴托市的东京街道至巴彦朱日和区第三居委会辖区第二临床医院北面的街道正式命名为了“成德公街道”。
《内蒙古日报》
破译《蒙古秘史》的蒙古人祖孙三代
《蒙古秘史》是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名著，是研究蒙古族古代历史、社会制度、哲学政治思想以及古代蒙古语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据研究，《蒙古秘史》一书原来是用畏兀体蒙古文写成的，然而原蒙文本早已散失，流传至今的是明代四夷馆为满足蒙文教学之需而用汉字音写的《元朝秘史》各种版本。这种汉文音写本主要有3种，即收入永乐大典的十五卷本、十二卷本（亦称顾广圻本）和叶德辉本（亦称观古堂本）。《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史乃至研究蒙古学的必读之书。
学者们依据汉文“总译”对《蒙古秘史》进行研究。19世纪中叶以后《蒙古秘史》传播到蒙古以外地区，引起了世界蒙古学者的极大兴趣。国外学者除根据汉译本进行研究外，为了恢复其蒙文原貌，进行了许多音写《蒙古秘史》的工作。比较著名的有上世纪30年代海涅士的拉丁音写本、40年代柯津的音写本、白鸟库吉的拉丁音写本、伯希和拉丁音写本和李盖提的拉丁音写本等。但是作为用古代蒙古文字写成的著作，其蒙古文还原工作直到1917年才由达斡尔族学者成德完成。
成德（1875—1932年），因在中华民国时期被授于“镇国公”爵，所以一般称成德公，达斡尔蒙古人，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人，清朝末年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笔贴式兼索伦左翼正白旗佐领。1915年成德到大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结识了苏联蒙古学家扎木查拉诺，并从他手中得到叶德辉本《蒙古秘史》，开始对这部书进行研究并用蒙文进行还原。在当时外蒙古的学术文化环境中，对《蒙古秘史》进行还原工作，成德公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成德公自幼勤奋好学，通晓满、蒙古、汉、达斡尔语言，精通汉、蒙古、满三种文字，完全具备了用蒙古文音写《蒙古秘史》的条件。成德公于1917年在大库伦完成《蒙古秘史》蒙古文还原本后，将原稿交与扎木查拉诺，希望他带回苏联予以出版。不幸的是扎氏回到苏联后，受到政治冲击，身陷囹圄，此书的出版事宜也随之搁浅。其后这部手稿一直收藏于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蒙古著名学者达木丁苏荣曾阅读并研究成德公蒙文还原本的一个抄本，并在其1947年用蒙古文翻译出版的《蒙古秘史》序言中对此进了评价。达木丁苏荣写道：“关于《秘史》，世界学者，尤其是苏联学者多作努力研究、翻译、印行，但是适合蒙古人民大众的阅读本，至今没有出版。不但这样，而且也没有能拿得出的蒙古文本，仅有一本成德公译的原稿，现藏于科学委员会。”由此可见，达木丁苏荣先生在翻译出版《蒙古秘史》时，是参考了成德公译稿的。因此，学者们认为成德公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对于后人的蒙古文还原和翻译《蒙古秘史》工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经过了80年的漫长岁月，成德公之女罕达苏荣于1997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影印出版了成德公《蒙古秘史》蒙文还原本，使这部《秘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在今天看来，成德公的蒙古文还原本尚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作为第一部用蒙古文还原的完整著作，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成德公之子额尔登泰（1908—1981年）先生早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蒙古乌兰巴托市党校学习，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蒙古秘史”，是著名的《蒙古秘史》研究专家。
额尔登泰先生研究《蒙古秘史》，是从版本校勘着手的。《蒙古秘史》成书于明洪武年间，而明版《蒙古秘史》早已散失，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是在不同时代、不同人员相互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因此，现存各种版本的《蒙古秘史》，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讹。有感于此，额尔登泰先生认为，在“蒙古秘史”研究中首先应整理出一部“错讹较少或没有错讹的《蒙古秘史》”。额尔登泰先生与乌云达赉先生合作，从1962年开始了对《蒙古秘史》的校勘工作。他们从各种版本中选取错讹较少的《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钱本和叶本为参考，采用本校和对校的方法，对于《蒙古秘史》所存在错字、脱落、颠倒、衍文、错断等进行了彻底的较勘。这就是现今成为《蒙古秘史》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蒙古秘史校勘本》。此书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蒙古学界的普遍好评，在《蒙古秘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额尔登泰先生对《蒙古秘史》研究作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蒙古秘史》词汇的考释。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阿萨拉图所著《蒙古秘史词汇注释》是“蒙古秘史”研究乃至蒙古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额尔登泰先生发挥其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优势，对于《蒙古秘史》中的古语、疑难词进行了考释。在词汇的考释上除利用中外多种语言的著作、词典、论文外，利用了达斡尔语、满语、鄂温克语、突厥语以及蒙兀尔、布利亚特等方言资料，对于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古语、疑难词，作出了言之有据、合理精当的解释，从而为“秘史学”研究的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额尔登泰先生对《蒙古秘史》古词汇的研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人难以企及的。这不是恭维之词，暂且不论额尔登泰先生的家学渊源，就其掌握的语言种类，以及对民族语言、方言土语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额尔登泰先生除了对《蒙古秘史》进行研究，还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其中《满语中的<蒙古秘史>词汇》、《海涅士<蒙古秘史词典>正误》等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他生前还进行了《蒙古秘史》蒙古文还原和注释工作，留下了大量的手稿，而先生这些未竟之业，最后由其子阿尔达扎布先生完成。
额尔登泰之子阿尔达扎布先生，也是著名的《蒙古秘史》研究专家。阿尔达扎布生于1936年，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阿尔达扎布子承父业，在《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他父亲逝世5年后，于1986年出版了他们两代人研究的重要成果《<蒙古秘史>还原注释》一书。本书的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国内外蒙古学学者研究《蒙古秘史》的情况及主要成果；第二部分是《蒙古秘史》的蒙古文还原及注释。由于这部书既是额尔登泰先生多年研究《蒙古秘史》的结晶，又是阿尔达扎布先生运用近年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予以充实、提高的成果，是迄今为止《蒙古秘史》各种还原本中注释最为详细的一个版本。除本书外，阿尔达扎布先生还同斯琴高娃合作，于1991年用蒙古文翻译出版了《<蒙古秘史>词汇选释》，此书出版后受到《蒙古秘史》研究者特别是蒙古国学术界的普遍欢迎。阿尔达扎布还撰写了有关《蒙古秘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蒙古秘史>中与达斡尔语相同的词》、《关于成德公蒙文还原翻译<元朝秘史>》、《成德公还原<元朝秘史>读后感》等。阿尔达扎布还注释出版了蒙古史重要史籍《宝贝念珠》，同纳古单夫合作校注出版了清代蒙古史书《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均为治蒙古史者必读之书。
在学术界，后人继承家学，致力于学术事业，形成家学渊源的不乏其人，但三代人研究同一部书并且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不多。成德公一家三代研究《蒙古秘史》，并取得如此成就，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文化现象。
《蒙古秘史》被视为照耀蒙古民族历史的不熄“神灯”。在内蒙古自治区，有达斡尔蒙古人学者祖孙三代为了破译《蒙古秘史》而皓首穷经，将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世代薪火相传，一点一滴地复活着800年前成吉思汗和蒙古勇士们用马蹄写就的传奇。
近日，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达斡尔蒙古人学者阿尔达扎布的家，听这位74岁的老人讲述一个家族通过破译蒙古密码，穿越迷茫的历史，再现成吉思汗所创造的惊天伟业。
《蒙古秘史》被世人称作“一部绝世奇书”，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成书于公元13世纪，原本是一部用畏吾体蒙古文写成的编年体蒙古历史文献，现仅存明四夷馆本，是用汉字语音拼写的《元朝秘史》的各种抄本，被称为像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
阿尔达扎布的祖父成德公曾做过呼伦贝尔副都统府左厅正座，后被封为镇国公。1915年，成德公从俄国学者札木查拉诺那里接触到叶德辉版本的《蒙古秘史》，精通满、蒙、汉等文字的成德公为之痴迷，并于1917年8月完成了对《蒙古秘史》的蒙古文翻译，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蒙古文还原《蒙古秘史》的著作。
阿尔达扎布介绍，当年札木查拉诺带着他祖父还原的秘史原稿回到刚刚成立的苏联，书没出版，人就被关进监狱。所幸的是，秘史原稿被送到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并得以保存。
上世纪60年代后，研究《蒙古秘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成德公的次子、阿尔达扎布的父亲额尔登泰于1961年调入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把一生奉献给了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工作。
阿尔达扎布说，他父亲从校勘各种版本的《蒙古秘史》着手，搜集、整理、研究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和抄本，在此基础上，与同事乌云达赉、阿萨拉图等人合著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等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些著作成为秘史研究者及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研究者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父亲去世后，阿尔达扎布接过父亲留下的大量资料，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史研究当中。他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精通达斡尔、蒙古、汉、满、俄、拉丁文等语言文字，这为他参考和研究大量中外文辞书、著作和资料提供了便利。
1986年，阿尔达扎布以父亲和自己的名字出版了1044页的蒙古文版《〈蒙古秘史〉还原注释》，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内蒙古历史学者研究秘史的情况。
2005年，已经退休的阿尔达扎布出版了《新译集注〈蒙古秘史〉》，由正文汉译、注释、原文校勘等几部分组成，此书首次严格按照汉字语音把《〈蒙古秘史〉校勘本》的原文转写成拉丁文，并为秘史作注1160多条。这些新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祖孙三代达斡尔蒙古人学者，怎么会对《蒙古秘史》如此痴迷，并在晦暗幽深、充满荆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阿尔达扎布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达斡尔蒙古人与蒙古族同为东胡后裔，在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一部分人走出额尔古纳原始森林，来到蒙古高原开始了游牧生活，发展成为蒙古族；而留在黑龙江上游原始森林中的这部分人发展成为达斡尔蒙古人。几百年来，变化较少的达斡尔蒙古人语言成为研究者们破译《蒙古秘史》的一把金钥匙。
成德公是世界上首位用蒙文还原《蒙古秘史》之人，其儿子额尔登泰首次校勘了汉文版《蒙古秘史》，其孙子阿尔达扎布则将《蒙古秘史》还原为现代蒙古文、翻译为现代汉语、转写为拉丁文。《蒙古秘史》被人们喻为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源头的一盏神灯。神灯固然光辉璀璨，但她更需深怀执著信念之人为其穷尽毕生心血。来自我区的达斡尔族学者世家的三代人为此付出近百年的努力，为神灯注入了缕缕光亮。
传承祖业的阿尔达扎布将《蒙古秘史》还原为现代蒙古文、翻译为现代汉语、转写为拉丁文“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料能够印制成书，没被带到棺材里，这也了却了我一桩很大的心愿。”2月2日，研究《蒙古秘史》的我区达斡尔族学者世家的第三代传人———阿尔达扎布道出的话语，表达了一位殚精竭虑探求知识的学者最为朴素的情怀。
阿尔达扎布1936年10月出生于海拉尔市，1960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通晓达斡尔、蒙古、汉、满、俄及拉丁文等语言文字。2005年9月22日，阿尔达扎布出版了《新译集注＜蒙古秘史＞》，这是他研究《蒙古秘史》以来发表的第6部著作。
在阿尔达扎布出版《新译集注＜蒙古秘史＞》之前，国内外已有4个版本的《蒙古秘史》汉译本著作了，但大部分是按照明代《元朝秘史》的总译译成汉文的。
为给广大研究蒙古学及《蒙古秘史》学的学者提供一本可作参考资料的汉译文集，5年间，阿尔达扎布以父亲额尔登泰与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为底本，将《蒙古秘史》译成了便于人们阅读且保持着《蒙古秘史》原有语言风格的汉文。
阿尔达扎布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全书共有1100多条词，书中有本卷提要、本节提要，每一节中都有明代总译，并附上了《＜蒙古秘史＞校勘本》原文。为提高译著的科学准确性，阿尔达扎布采用《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逐词逐句地校对了录入电脑的原文。同时，他还利用日本服部四郎所著《＜蒙古秘史＞中转写蒙古语的汉字之研究》书中的对照表，将汉字转写为拉丁文，又把蒙古族人名、部族名、地名的索引用词条表现了出来，还在每一词条的词首用汉字标了音，附了旁译及蒙文。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出版后，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很多学者慕名收藏了此书。
父亲走后，阿尔达扎布循着祖父与父亲的足迹，参考了104种历史文献，终于将《＜蒙古秘史＞还原注释》
面世阿尔达扎布祖孙三代与《蒙古秘史》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1980年，我作为父亲的助手踏上了《蒙古秘史》研究之路，那时，我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帮父亲抄写一些《蒙古秘史》研究手稿。可正当我从海拉尔一中调回内蒙古社科院工作时，父亲却于1981年1月9日去世了。父亲走了，毕竟我还得研究《蒙古秘史》。父亲当时只留给我两本书，这正好能指导我入门《蒙古秘史》。”循着祖父与父亲的足迹，阿尔达扎布开始用蒙文还原注释《蒙古秘史》。在注释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难题，为提高阅读能力，阿尔达扎布参考了104种历史文献。1986年，《＜蒙古秘史＞还原注释》终于面世。
日本早稻田大学吉田顺一教授评价说：“《＜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和《＜蒙古秘史＞词汇选释》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充分注意到蒙古语各地方言，并以此来探索《蒙古秘史》词汇的各种含义，这对深入理解《蒙古秘史》的各种文献资料、蒙古语方言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达斡尔语是一种古老的民族语言，但文献里却没有多少相关的资料、烙印。阿尔达扎布在《蒙古秘史》中找到2000多条鲜活的达斡尔语词汇，遂写成《＜蒙古秘史＞中的达斡尔语词汇》一书。阿尔达扎布断定：达斡尔族的历史和语言与《蒙古秘史》撰写的13世纪是同在的。
阿尔达扎布的祖父成德公是世界上首位将《蒙古秘史》还原为蒙古文的学者
阿尔达扎布的祖父成德公1875年出生于呼伦贝尔盟，曾任海拉尔副都统公署左厅厅长等职，是达斡尔早期的民族教育家和实业家。1915年，俄国学者札木查拉诺有志出版一系列文化名著，潜心钻研《蒙古秘史》的成德公便将叶德辉版本的《蒙古秘史》还原为了蒙古文交给札木查拉诺，时值1917年8月。
为了出版成德公还原的《蒙古秘史》，札木查拉诺将书稿带回俄国，不料还没来得及出版，札木查拉诺便被囚禁。所幸的是，成德公的书稿随同札木查拉诺的书籍一同被送到了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图书馆，得以保存了下来，成德公成为世界上首位将《蒙古秘史》还原为蒙古文的学者。
1989年，阿尔达扎布应邀到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时，亲眼看到祖父手稿，写出了介绍手稿内容的文章。1997年，成德公的女儿牗蒙古国学者罕达苏荣牘把这份书稿拿出来影印后，把它命名为《成德公与＜蒙古秘史＞》在蒙古国出版了。
阿尔达扎布的父亲额尔登泰首次校勘汉文版《蒙古秘史》中几千条词的错讹，并研究出呼伦贝尔地区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
19世纪中叶，《蒙古秘史》就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们的关注，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为赶超外国学者，阿尔达扎布的父亲额尔登泰开始校勘《蒙古秘史》。额尔登泰统计：钱大昕、叶德辉、顾广圻的版本分别有3200、1230、1200多条词的错讹。1980年，额尔登泰与乌云达赉首次将顾广圻、叶德辉、钱大昕3人的汉字标音《蒙古秘史》校勘为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该校勘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额尔登泰还从《蒙古秘史》中选出1018条古代难解词汇，利用古突厥语、达斡尔口语作了比较注释，编著了《＜蒙古秘史＞词汇选释》。1978年，积劳成疾的额尔登泰病重住院，但病床上的他没有放弃继续研究《蒙古秘史》。临终之前，额尔登泰完成了《呼伦贝尔境内有关蒙古历史地理名称考证》等多篇研究论文。
回忆起父亲病榻上孜孜不倦研究写作的情形，阿尔达扎布忧伤中透着一丝欣慰：“父亲根据《蒙古秘史》，研究出呼伦贝尔地区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并详细介绍了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生的《蒙古秘史》中的历史事件，使人们对呼伦贝尔地区、对《蒙古秘史》产生了深刻认识。
在阿尔达扎布局促的书屋内，到处是厚厚的书籍资料，他写作的案头摆放着一盏自制的简陋台灯，这盏台灯陪伴阿尔达扎布熬过无数个漫漫长夜，它的点点光亮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着主人的坎坷艰辛。
相关链接：《蒙古秘史》是撰写于13世纪的一部记述古代蒙古民族及成吉思汗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文献，这部深藏于元代皇宫的“秘籍”直到元朝灭亡才被发现，而且只有用汉语注释的明朝版本流传于世。
一名少女的家信和一个民族的命运
巴雅古特 2010年07月28日
——总理周恩来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内蒙古“文革”的？
一、一位少女
1968年8月，年仅16岁的北京知青周秉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了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合高勒公社纳仁布拉格大队（Abaga qosigu, Yehe-Goul sumu, Naran-Bulag barigada）安家落户。她是北京西单南第33中学毕业生。与她一同下来的北京中学生竟有300多名男女。
周秉健出生于1952年。她是周恩来亲弟周恩庆(?，“文革”时他已被捕坐牢”)的女儿。周恩来夫妇膝下没有子女，幸有这一个可爱的侄女周秉健，周恩来很喜欢她，把她叫做“小六”。周秉健叫邓颖超为“七妈”，因为周恩来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七，但不知何故，她叫周恩来只呼“伯伯”，就不叫“七伯伯”了。
她，一个生长在北京高干家庭的“小公主”，小小年纪就来到内蒙古牧区。而当地的自然气候酷烈，生活方式不同，语言文字不通。这种环境，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能否适应当地生活？对这位“小公主”来说，这还是一个大挑战。
然而她终于适应了蒙古高原的生活环境，并初步学会了蒙古语，和当地蒙古牧民打在了一起，就比较长期地住了下来。说实在，她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了不起的。
周秉健后来上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文，和蒙古男子结了婚，还取了个很“铁”的蒙古语名字，叫作“特木尔其其格”（Temur-Ceceg），意为“铁英”。“铁英”几乎成了铁木真后裔的蒙古人了。当然，这是后话。
二、一封家信
至1968年7月，几乎与周秉健来到内蒙古的同一个时间，内蒙古“文革”掀起了挖“内人党”的风暴，狂风刮遍了草原，“叛徒”挖到了牧民家。阿巴嘎旗蒙古牧民当然也没有幸免于难。在周秉健周围，到处都是“黑帮”、“叛国集团”和“民族分裂分子”。
平时，蒙古牧民是心地善良的，这一点周秉健还能看得出来。但是这样坦率至诚的蒙古人，为什么一下子都成了“反动分子”了呢？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周秉健，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她每隔半个月写一封家信给“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她在信中直述她的所见所闻和她周围所发生的挖“内人党”惨状。
大约到了“文革”末期，人们就传说，周恩来总理正是从周秉健的这封家信中，才了解到内蒙古挖“内人党”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于是他下文件制止了内蒙古的这场杀人运动。
这种内情，外人绝对不知道，其中有关消息，还是由周秉健本人透露出来的。自从周秉兼写信之后大约过了十来年，那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周秉健在一次和她“七妈”邓颖超的一段闲谈中才了解到，自己在十年前无意中写的一封封信，在为结束蒙古人的灾难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她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了。
随之，周秉健也成了蒙古族家喻户晓的救难“女神”，她成了全体蒙古人所感激的对象。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家信，“内人党”不知挖到何时，不知死了多少人才是了呢！
然而，周秉健本人还非常谦虚，并不以“救星”自居。她说：信是她写了，但是她不是自觉地和有意识地反映问题，总理是看了信件之后，自己分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真的下来了一个中共中央1969年24号文件（俗称“5.22”指示），它制止了挖肃。这件事对蒙古人来说，总算是值得庆幸的。
三、一个民族的命运
问题是，当年蒙古人在挖“内人党”问题上也不是没有反映过。相反，蒙古人的投诉信，犹如象雪片似的飞往北京，很多蒙古族干部也亲自出马到北京找有关部门上访。然而，整个一个蒙古民族的喊冤声，对中国来说，还不如一个高官家出身的、尚未成年的少女在无意中写就的一封家信那样有说服力吗？
当然，事情背后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看了一封家信，就可以作出一个决定的。但至少从形式上看，一位少女的家信可以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存在，在绝对独裁的“红汉王朝”体制下，也并不全是神话。
幸亏当年周秉健女士的家信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如果不是这样，而万一她是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强而“爱国主义”觉悟高的人，她给总理报告说“蒙古人都是叛徒”，那么诺大的一个蒙古民族在当年的运动中都被杀光了吧？
挖“内人党”是内蒙古“文革”最大的事件，当年不少“朝廷大人”肯定也都是耳闻过的。然而，做为总理的周恩来，竟至于从子女的家信中才能够了解到内蒙古的下情，这一事实的本身，或者这一传闻的本身，意味着一个什么呢？
也许，在控制着上十亿人口的“红汉王朝”独裁者们的眼里，所谓的“少数民族”是全被屠杀了也无所谓的对象，只不过是他们的“侄儿侄女们”因为与“少数民族”有了些瓜葛，便替他们“向朝廷苦苦求情”，红朝大人们这才感到亲情难却，这才对蒙古民族发下了“恩赦之令”的吧？
目前在内蒙古，上级政府对蒙古牧民长期实行“禁牧”政策，对牧民草场下的地下资源则采取“圈地”策略，加之干旱连年肆虐，草原赤地千里，蒙古牧民已经被逼到家计难维、纷纷破产的地步。象当年“内人党”案那样的全体民族的灭顶之灾难，在这个民族之头上又一次地降临了。
可惜，现在“北京知青”们不会再来内蒙古了，即使来也象周秉健那样的高官子女也绝不会来到牧民中间，内蒙古人再也攀不上“皇亲国戚”了，他们的发自生存本能的呐喊之声，再也没有人传达，更是没有人聆听了！
但也不用悲观，人不听，天听，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呼唤，而倾听互换的救难女神不再是“公主”……。
[本题注]关于周秉健家信的参考文献：
（1）S. Sereb:“Amidural-un jam-iyar — Jeu yerunghei sayid-un aci uvhin Jeu Bing jiyan-u uvile ajilaga-yi temdeglegsen-ni”, 《S. Sereb-un nayiragulul-un songgumal》, Undusuten-u heblel-un horiy-a, Begejing, 1988, pp.76-89. （舍力布：“在生活的道路上——记周总理侄女周秉健事迹”，见《舍力布散文选》，民族出版社，1988年，北京。）
（2）图们：“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见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pp.233-234。
（3）凤凰网转告：“周恩来至亲女儿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见下附文（有删节）。
【附录】周恩来至亲侄女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
2008年07月21日 16:11凤凰网专稿
邓颖超不愿让周恩来带侄女上天安门
解说：内人党冤案导致了内蒙古36万4千多人受牵连，其中1万6千多人被整死，8万多人被批斗致残。
十多年后，周秉建才从邓颖超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周恩来确实是根据侄女来信，得知了内蒙的情况，然后敦促中央派人调查此事，制止了冤案继续。（中略）
通过侄女家信周恩来制止“内人党冤案”
解说：周秉建初到牧区，正赶上内蒙古自治区，搞与所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有关的，内人党的冤案。（中略）
1968年2月，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搞得整个自治区人心惶惶。
周秉建：我们插队这个地方的牧区，你看我们是三十多户，当时给我们介绍情况，介绍政治情况，我们这个队只有三户是好人家是红色的，其他都是黑色的，都是乌兰夫黑线的人物，都是他们的，乌兰夫黑线的这样的人家，当时你说我幼稚吧，真是不成熟，现在小孩一说可能都明白，到老乡家就说，他们家是黑线人物，我说黑线在哪儿，到处找黑线。
周秉建：就没往政治上想，当时这个运动搞得非常厉害，我刚才讲的写家信，当然是自然的了，除了生产生活以外，你肯定还要谈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运动是怎么怎么搞的，是如何如何进行的，给伯伯七妈写信的时候就讲，我们大队有多少多少三十几户人家，然后只有三户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家，都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然后怎么着，就觉得好像也不太明白，当然伯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是这么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内蒙在搞冤案。
鲁豫：等于他从你的信里面，知道内蒙很多真实的情况？
周秉建：对，后来中央做了调查了解，然后又召开会议，最后中央下了一个，“5。22”（5月22日）决定，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要停止扩大化这个运动。
鲁豫：你当时一个小孩，你什么都不懂，在无意之间，间接帮了制止了一场运动？
周秉建：对，对。所以当时人们都传，说牧区有个插队女知青给总理写信，反映牧区的情况，反映内人党情况，所以内蒙古，尤其是蒙族老百姓，不管是干部还是老百姓，都觉得还事儿好像功劳是我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事，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虽然我写信，但是我没有说，专题汇报等等，这没有。
鲁豫：但是最后结果是好的。（附文完）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bygt/b56.htm
——总理周恩来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内蒙古“文革”的？
一、一位少女
1968年8月，年仅16岁的北京知青周秉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了内蒙古阿巴嘎旗伊合高勒公社纳仁布拉格大队（Abaga qosigu, Yehe-Goul sumu, Naran-Bulag barigada）安家落户。她是北京西单南第33中学毕业生。与她一同下来的北京中学生竟有300多名男女。
周秉健出生于1952年。她是周恩来亲弟周恩庆(?，“文革”时他已被捕坐牢”)的女儿。周恩来夫妇膝下没有子女，幸有这一个可爱的侄女周秉健，周恩来很喜欢她，把她叫做“小六”。周秉健叫邓颖超为“七妈”，因为周恩来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七，但不知何故，她叫周恩来只呼“伯伯”，就不叫“七伯伯”了。
她，一个生长在北京高干家庭的“小公主”，小小年纪就来到内蒙古牧区。而当地的自然气候酷烈，生活方式不同，语言文字不通。这种环境，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能否适应当地生活？对这位“小公主”来说，这还是一个大挑战。
然而她终于适应了蒙古高原的生活环境，并初步学会了蒙古语，和当地蒙古牧民打在了一起，就比较长期地住了下来。说实在，她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了不起的。
周秉健后来上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文，和蒙古男子结了婚，还取了个很“铁”的蒙古语名字，叫作“特木尔其其格”（Temur-Ceceg），意为“铁英”。“铁英”几乎成了铁木真后裔的蒙古人了。当然，这是后话。
二、一封家信
至1968年7月，几乎与周秉健来到内蒙古的同一个时间，内蒙古“文革”掀起了挖“内人党”的风暴，狂风刮遍了草原，“叛徒”挖到了牧民家。阿巴嘎旗蒙古牧民当然也没有幸免于难。在周秉健周围，到处都是“黑帮”、“叛国集团”和“民族分裂分子”。
平时，蒙古牧民是心地善良的，这一点周秉健还能看得出来。但是这样坦率至诚的蒙古人，为什么一下子都成了“反动分子”了呢？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周秉健，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她每隔半个月写一封家信给“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她在信中直述她的所见所闻和她周围所发生的挖“内人党”惨状。
大约到了“文革”末期，人们就传说，周恩来总理正是从周秉健的这封家信中，才了解到内蒙古挖“内人党”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于是他下文件制止了内蒙古的这场杀人运动。
这种内情，外人绝对不知道，其中有关消息，还是由周秉健本人透露出来的。自从周秉兼写信之后大约过了十来年，那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周秉健在一次和她“七妈”邓颖超的一段闲谈中才了解到，自己在十年前无意中写的一封封信，在为结束蒙古人的灾难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她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了。
随之，周秉健也成了蒙古族家喻户晓的救难“女神”，她成了全体蒙古人所感激的对象。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家信，“内人党”不知挖到何时，不知死了多少人才是了呢！
然而，周秉健本人还非常谦虚，并不以“救星”自居。她说：信是她写了，但是她不是自觉地和有意识地反映问题，总理是看了信件之后，自己分析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真的下来了一个中共中央1969年24号文件（俗称“5.22”指示），它制止了挖肃。这件事对蒙古人来说，总算是值得庆幸的。
三、一个民族的命运
问题是，当年蒙古人在挖“内人党”问题上也不是没有反映过。相反，蒙古人的投诉信，犹如象雪片似的飞往北京，很多蒙古族干部也亲自出马到北京找有关部门上访。然而，整个一个蒙古民族的喊冤声，对中国来说，还不如一个高官家出身的、尚未成年的少女在无意中写就的一封家信那样有说服力吗？
当然，事情背后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看了一封家信，就可以作出一个决定的。但至少从形式上看，一位少女的家信可以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种事情的发生和存在，在绝对独裁的“红汉王朝”体制下，也并不全是神话。
幸亏当年周秉健女士的家信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如果不是这样，而万一她是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强而“爱国主义”觉悟高的人，她给总理报告说“蒙古人都是叛徒”，那么诺大的一个蒙古民族在当年的运动中都被杀光了吧？
挖“内人党”是内蒙古“文革”最大的事件，当年不少“朝廷大人”肯定也都是耳闻过的。然而，做为总理的周恩来，竟至于从子女的家信中才能够了解到内蒙古的下情，这一事实的本身，或者这一传闻的本身，意味着一个什么呢？
也许，在控制着上十亿人口的“红汉王朝”独裁者们的眼里，所谓的“少数民族”是全被屠杀了也无所谓的对象，只不过是他们的“侄儿侄女们”因为与“少数民族”有了些瓜葛，便替他们“向朝廷苦苦求情”，红朝大人们这才感到亲情难却，这才对蒙古民族发下了“恩赦之令”的吧？
目前在内蒙古，上级政府对蒙古牧民长期实行“禁牧”政策，对牧民草场下的地下资源则采取“圈地”策略，加之干旱连年肆虐，草原赤地千里，蒙古牧民已经被逼到家计难维、纷纷破产的地步。象当年“内人党”案那样的全体民族的灭顶之灾难，在这个民族之头上又一次地降临了。
可惜，现在“北京知青”们不会再来内蒙古了，即使来也象周秉健那样的高官子女也绝不会来到牧民中间，内蒙古人再也攀不上“皇亲国戚”了，他们的发自生存本能的呐喊之声，再也没有人传达，更是没有人聆听了！
但也不用悲观，人不听，天听，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呼唤，而倾听互换的救难女神不再是“公主”……。
[本题注]关于周秉健家信的参考文献：
（1）S. Sereb:“Amidural-un jam-iyar — Jeu yerunghei sayid-un aci uvhin Jeu Bing jiyan-u uvile ajilaga-yi temdeglegsen-ni”, 《S. Sereb-un nayiragulul-un songgumal》, Undusuten-u heblel-un horiy-a, Begejing, 1988, pp.76-89. （舍力布：“在生活的道路上——记周总理侄女周秉健事迹”，见《舍力布散文选》，民族出版社，1988年，北京。）
（2）图们：“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见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pp.233-234。
（3）凤凰网转告：“周恩来至亲女儿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见下附文（有删节）。
【附录】周恩来至亲侄女周秉建：远离动荡下乡内蒙
2008年07月21日 16:11凤凰网专稿
邓颖超不愿让周恩来带侄女上天安门
解说：内人党冤案导致了内蒙古36万4千多人受牵连，其中1万6千多人被整死，8万多人被批斗致残。
十多年后，周秉建才从邓颖超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周恩来确实是根据侄女来信，得知了内蒙的情况，然后敦促中央派人调查此事，制止了冤案继续。（中略）
通过侄女家信周恩来制止“内人党冤案”
解说：周秉建初到牧区，正赶上内蒙古自治区，搞与所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有关的，内人党的冤案。（中略）
1968年2月，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搞得整个自治区人心惶惶。
周秉建：我们插队这个地方的牧区，你看我们是三十多户，当时给我们介绍情况，介绍政治情况，我们这个队只有三户是好人家是红色的，其他都是黑色的，都是乌兰夫黑线的人物，都是他们的，乌兰夫黑线的这样的人家，当时你说我幼稚吧，真是不成熟，现在小孩一说可能都明白，到老乡家就说，他们家是黑线人物，我说黑线在哪儿，到处找黑线。
周秉建：就没往政治上想，当时这个运动搞得非常厉害，我刚才讲的写家信，当然是自然的了，除了生产生活以外，你肯定还要谈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运动是怎么怎么搞的，是如何如何进行的，给伯伯七妈写信的时候就讲，我们大队有多少多少三十几户人家，然后只有三户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家，都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然后怎么着，就觉得好像也不太明白，当然伯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是这么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内蒙在搞冤案。
鲁豫：等于他从你的信里面，知道内蒙很多真实的情况？
周秉建：对，后来中央做了调查了解，然后又召开会议，最后中央下了一个，“5。22”（5月22日）决定，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要停止扩大化这个运动。
鲁豫：你当时一个小孩，你什么都不懂，在无意之间，间接帮了制止了一场运动？
周秉建：对，对。所以当时人们都传，说牧区有个插队女知青给总理写信，反映牧区的情况，反映内人党情况，所以内蒙古，尤其是蒙族老百姓，不管是干部还是老百姓，都觉得还事儿好像功劳是我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事，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虽然我写信，但是我没有说，专题汇报等等，这没有。
鲁豫：但是最后结果是好的。（附文完）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bygt/b56.htm
“热烈响应温总理号召，找回我们有尊严的生活！”
巴雅古特 2010年02月28日
一
在这个虎年伊始的新春佳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严肃地发出了“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的号召。这可是晴天霹雳，可谓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终于替人民发表了“人民尊严宣言”。
笔者认为，温总理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人民尊严”，是有所缘由和有所指向的。
因为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普遍地都被剥夺了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而已经长达60多年之久了。试问，在这个“党拎刀”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谁还能说他自己过得还很有尊严了呢？
我们不用提毛时代。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人们饿肚子饿得直到饿死了为止。肚皮里总是没有内容的人，当然说不上什么尊严不尊严的了。
就拿今天说。“鸡的皮”当然比以前厚些了，所以一部分人的肚皮问题真的不成其为问题了（但很多人还是有问题的），这是可庆可贺的事。
然而，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地皮问题。这真是，肚皮恶运刚去影，地皮恶魔就来光顾人们了，而且它来得非常迅猛。
目前的地皮问题，在城乡两方都有出现。城市的“拆迁”，抢占着市民们的窝巢；农村牧区的“生态移民”，以巧立名目的各种方式，剥夺着耕地、草场和农牧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而这些都是在“党拎刀”下，依靠其制度设置的不合理和不监管而实现的。
时到如今，平民百姓们连他们最后赖以栖身的巴掌大的着巢空间都被剥夺了。失去家园的他们的结局呢？看来不是要“蜗居”，就是要“桥居”（桥下过夜）了。不过这样“定居”的定局就是生活的尊严不会有了。
二
那么，目前有很多党官，或与他们的权力挂了钩的富豪们，不是已经先富起来了吗？当然，他们遵照“邓大人”的教导，不但先富而“安居乐业”了，连“淫居乐夜”也解决了：他们连豪华别墅带漂亮二奶都一并购置了几套、几房。这样的人总会过得有尊严了吧？
当然，从居住方面而言，他们确实比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好得多了。
但是，温总理也知道，这些官员们的豪华住宅和好多二奶都和贪污腐败有关，富豪们的财产来的也都不是那么干净。因此他们也在经常怕，怕哪一天站错了权贵队伍，或错踩了倒霉之门而内部被“双规”、或法外被“公诉”。所以他们严重地陷入了不安全感之中，连睡乡行梦都要被恶魇缠着心窝。怪不得贪官们自己也很委屈地说：“我这是容易吗，我！”他们的这种活不轻松的昏沉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心里总是有鬼影，他们过得再豪华、再不差钱，也离那种有尊严的阳光生活还是有些差距。
再说，贪官们都是离不开行贿受贿的“贿族”一家。行贿上贡者，在他顶头和上头的主子面前，都要俯首帖耳而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这还不够，还得要言不由衷地去忸怩作态、迎奉拍马，最后闹得自己心里留下阴影一大堆。时间长了，说不定还会得了人格分裂症呢。这样屈膝爬行而低三下四的生活状态中，哪里有人的尊严？
那么受贿者呢？他们是否只管吃贡就高枕无忧了呢？也许在上贡者面前，他们是八面威风，堂堂大主。但问题是，每个吃贡者，同时也兼是潜在的上贡者。他们先行受贿吃贡，再行上贡贿赂，吃下喂上，以保权力和地位。对于局长来说，县长确实是国王陛下了。但是在省长门口，县长还不是个小狗狗？省长呢？在省委书记面前还不是要低头称臣吗？如此这般，环环相扣，最后谁还能有尊严可讲？
就说堂堂的温总理，他有时候不得已还要哭鼻子呢。俗话说，男儿轻易不弹泪。堂堂一个共和国总理，还不如一个一介之男儿吗？尊严在哪里？
总之，在中国，从总理到小民，个个都没有尊严。直到今日，中国人的尊严生活，丝毫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面临了空前的危机。
查其所有根源，没有一个是不与“党拎刀”的权利剥夺和社会操控无关。
三
其实，在“党拎刀”的恩威下，贪官污吏也是受害者。试想当他们不小心被捕而锒铛入狱的时候，就连最后做人的尊严都丧失了。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是，不会把犯人当人对待的。如果不幸判了死刑，说不定还会活摘器官而身尸受辱，连死人的遗体尊严也保不住了。
于是，温总理对尊严问题有了深入的亲身体验和有着深刻的特殊的感受，所以今天把它作为一个“人民尊严宣言”，正式提出来了。
温总理是亲民之行年年举，体会民情每不误的人。所以他早就洞察了全国不分上下，都没有尊严的严重情况。所以他终于呼唤了“人民的尊严”。
笔者认为，温总理这次的“尊严宣言”讲话，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他是以“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身份，向人民发出呼吁，并鼓励人民从“党拎刀”手中夺回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权利。
这也是人民总理将要讨伐“党拎刀”的动员令和宣战书。
对温家宝总理的“人民尊严”指示，不管那是是否在说真心话，还是在演戏，我们都有理由作这样的读取和这样的理解。
因为他的发言，毕竟和“党拎刀”常说的什么维护‘设贿吻酊’之类的话是不相同的。
温总理历来反对人们说假话，并他自己也总不说假话，而经常说一些令人拭目以待的传世佳话。他这次的“尊严宣言”，也说出了人们一直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心里话。
于今适逢虎年始，总理非常及时地发出了“人民尊严”重要讲话。这真是如虎振山，唤醒了人们要夺回被“党拎刀”剥夺了的尊严权利的维权意识。可见温总理也不是永远那样“温文尔雅”，如果遇上虎年什么的，偶尔也会发出如虎山啸的时代强音。
但愿温总理虎年“宣言”，不致告终于虎头蛇尾。
我作为人民之一员，最后还是要呼喊一下：“热烈响应温总理号召，找回我们有尊严的生活！”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bygt/b55.htm
一
在这个虎年伊始的新春佳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严肃地发出了“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的号召。这可是晴天霹雳，可谓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终于替人民发表了“人民尊严宣言”。
笔者认为，温总理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人民尊严”，是有所缘由和有所指向的。
因为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普遍地都被剥夺了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而已经长达60多年之久了。试问，在这个“党拎刀”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谁还能说他自己过得还很有尊严了呢？
我们不用提毛时代。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人们饿肚子饿得直到饿死了为止。肚皮里总是没有内容的人，当然说不上什么尊严不尊严的了。
就拿今天说。“鸡的皮”当然比以前厚些了，所以一部分人的肚皮问题真的不成其为问题了（但很多人还是有问题的），这是可庆可贺的事。
然而，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地皮问题。这真是，肚皮恶运刚去影，地皮恶魔就来光顾人们了，而且它来得非常迅猛。
目前的地皮问题，在城乡两方都有出现。城市的“拆迁”，抢占着市民们的窝巢；农村牧区的“生态移民”，以巧立名目的各种方式，剥夺着耕地、草场和农牧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而这些都是在“党拎刀”下，依靠其制度设置的不合理和不监管而实现的。
时到如今，平民百姓们连他们最后赖以栖身的巴掌大的着巢空间都被剥夺了。失去家园的他们的结局呢？看来不是要“蜗居”，就是要“桥居”（桥下过夜）了。不过这样“定居”的定局就是生活的尊严不会有了。
二
那么，目前有很多党官，或与他们的权力挂了钩的富豪们，不是已经先富起来了吗？当然，他们遵照“邓大人”的教导，不但先富而“安居乐业”了，连“淫居乐夜”也解决了：他们连豪华别墅带漂亮二奶都一并购置了几套、几房。这样的人总会过得有尊严了吧？
当然，从居住方面而言，他们确实比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好得多了。
但是，温总理也知道，这些官员们的豪华住宅和好多二奶都和贪污腐败有关，富豪们的财产来的也都不是那么干净。因此他们也在经常怕，怕哪一天站错了权贵队伍，或错踩了倒霉之门而内部被“双规”、或法外被“公诉”。所以他们严重地陷入了不安全感之中，连睡乡行梦都要被恶魇缠着心窝。怪不得贪官们自己也很委屈地说：“我这是容易吗，我！”他们的这种活不轻松的昏沉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心里总是有鬼影，他们过得再豪华、再不差钱，也离那种有尊严的阳光生活还是有些差距。
再说，贪官们都是离不开行贿受贿的“贿族”一家。行贿上贡者，在他顶头和上头的主子面前，都要俯首帖耳而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这还不够，还得要言不由衷地去忸怩作态、迎奉拍马，最后闹得自己心里留下阴影一大堆。时间长了，说不定还会得了人格分裂症呢。这样屈膝爬行而低三下四的生活状态中，哪里有人的尊严？
那么受贿者呢？他们是否只管吃贡就高枕无忧了呢？也许在上贡者面前，他们是八面威风，堂堂大主。但问题是，每个吃贡者，同时也兼是潜在的上贡者。他们先行受贿吃贡，再行上贡贿赂，吃下喂上，以保权力和地位。对于局长来说，县长确实是国王陛下了。但是在省长门口，县长还不是个小狗狗？省长呢？在省委书记面前还不是要低头称臣吗？如此这般，环环相扣，最后谁还能有尊严可讲？
就说堂堂的温总理，他有时候不得已还要哭鼻子呢。俗话说，男儿轻易不弹泪。堂堂一个共和国总理，还不如一个一介之男儿吗？尊严在哪里？
总之，在中国，从总理到小民，个个都没有尊严。直到今日，中国人的尊严生活，丝毫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面临了空前的危机。
查其所有根源，没有一个是不与“党拎刀”的权利剥夺和社会操控无关。
三
其实，在“党拎刀”的恩威下，贪官污吏也是受害者。试想当他们不小心被捕而锒铛入狱的时候，就连最后做人的尊严都丧失了。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是，不会把犯人当人对待的。如果不幸判了死刑，说不定还会活摘器官而身尸受辱，连死人的遗体尊严也保不住了。
于是，温总理对尊严问题有了深入的亲身体验和有着深刻的特殊的感受，所以今天把它作为一个“人民尊严宣言”，正式提出来了。
温总理是亲民之行年年举，体会民情每不误的人。所以他早就洞察了全国不分上下，都没有尊严的严重情况。所以他终于呼唤了“人民的尊严”。
笔者认为，温总理这次的“尊严宣言”讲话，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他是以“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身份，向人民发出呼吁，并鼓励人民从“党拎刀”手中夺回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权利。
这也是人民总理将要讨伐“党拎刀”的动员令和宣战书。
对温家宝总理的“人民尊严”指示，不管那是是否在说真心话，还是在演戏，我们都有理由作这样的读取和这样的理解。
因为他的发言，毕竟和“党拎刀”常说的什么维护‘设贿吻酊’之类的话是不相同的。
温总理历来反对人们说假话，并他自己也总不说假话，而经常说一些令人拭目以待的传世佳话。他这次的“尊严宣言”，也说出了人们一直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心里话。
于今适逢虎年始，总理非常及时地发出了“人民尊严”重要讲话。这真是如虎振山，唤醒了人们要夺回被“党拎刀”剥夺了的尊严权利的维权意识。可见温总理也不是永远那样“温文尔雅”，如果遇上虎年什么的，偶尔也会发出如虎山啸的时代强音。
但愿温总理虎年“宣言”，不致告终于虎头蛇尾。
我作为人民之一员，最后还是要呼喊一下：“热烈响应温总理号召，找回我们有尊严的生活！”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bygt/b55.htm
2010年7月27日星期二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转变
作者：[美]莫里斯·罗萨比
加拿大《太平洋事务》杂志2009年第82卷第2期刊载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题为《蒙古：一个共产党的变形》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崩溃后其发展和转型历程，以及其在新政治体制下的执政得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成立于1924年的共产主义政党，除了从1996年到2000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它一直掌握着政权。20世纪9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重要的支持者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破坏它在蒙古的地位。虽然它的政治和经济方向发生了改变，但并没有从政治舞台消失。这一改变完全偏离了早前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被称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使命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得它继续存在了下来。然而，这些彻底的变化没有带来更加稳定公正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实际上，收入不平等日益拉大，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政治制度虽没有经济体制那样动荡不定，但也出现了社会动乱。政府虽远离了共产主义的独裁和镇压，但也因权力滥用尤其是日益严重的腐败而受到批评。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一般而言，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及其领导，但也有与苏联存在着分歧并抵制苏联要求的情形。此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组织方面也类似于苏联共产党，具有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精英领导阶层，而且与苏联共产党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控制着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同样，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使所有权和政府支持的特定行业发生急剧变化的经济政策。20世纪50年代，它成功地推广了集体化，把牧民变为工人。它也想通过促进工业化来改变对畜牧业的依赖。利用蒙古丰富的铜、钼储量创办采矿业，利用充足的家畜供应发展了加工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转化为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利益。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重点对社会部门进行投资。它为牧民子女提供寄宿学校，增加学校和教师的数量，为学生提供食物、课本和校服。当然，它所规定的课程包括大量的马列主义宣传和思想，但这一努力消灭了大量文盲，并培育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医疗卫生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预算中也占有重大比例，藉此消除了许多传染病和寄生病，为边远地区的牧民提供了基本护理，降低了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寿命。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文化政策则鼓励与苏联融合。俄国人帮助建立了第一所蒙古大学，最优秀的蒙古学生常常到苏联的大学和研究院进行研究生学习。俄语是学校里讲授的第二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苏联的压力下，蒙古人民革命党用西里尔字母表取代了维吾尔文作为蒙古语的书写体。
显然，蒙古人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尤其是在1964年之后。1950年到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凭借其与中国的关系，与苏联处于一种非常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随后在1950年中蒙外交关系的恢复，意味着蒙古人民革命党拥有一个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相抗衡的力量。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迫使蒙古在它的这两个邻居之间作出选择。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决定与苏联结盟，断绝与中国的关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的决裂，导致了几乎对苏联和东欧的完全依赖，仅仅同古巴和北朝鲜保持着有限的联系。
无论如何，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它的领导层偶尔也会抵制，不去执行某些具体指令，但是，差不多七十年来，只要苏联颁布了政策，它就很快地加以采用。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呼吁公开性和新思维之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显然感到震惊。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保证逐步撤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苏联军队。之后，蒙古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变化步骤也加快了。政府启动了与内蒙古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随后又开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它宣称有限地支持私人企业家和更多的民主、政府责任以及更多的新闻自由。1987年1月，美国和蒙古同意相互给予外交承认。
蒙古人民革命党更大的开放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集团的瓦解，为改革派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提供了舞台。1989年12月，一个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中一些有着精英阶层的背景，开始在乌兰巴托的自由广场示威。在3个月的时间中，示威者的数量不断增加，非暴力的示威蔓延到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并在乌兰巴托红色广场的绝食中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多党制、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和相对软弱的领导层，加上人民对绝食者日益增加的支持，迫使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3月作出重大让步，允许创建竞争性的政党，并同意在7月进行多党选举。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大决定
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保守派随后立即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正是这两个重大决定塑造了自那以后的蒙古，并确保了这个政党的继续存在。它的第一个决定是，精选一些所谓的改革派到党的高层，即通过吸收更年轻的一代，使权力保持在他们自己手里。保守派似乎认为，把一些年轻的领袖提升到权力位置，会化解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批评。
第二个决定涉及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变化。蒙古的所有贸易、投资和援助几乎都与苏联以及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苏联垮台的附带效应严重地破坏了蒙古的经济，它需要更多样化的经济伙伴以寻求援助。它求助国际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机构，比如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在过去的19年中，来自这些机构的常驻代表和顾问，以及由这些机构所支持的私人承包商，涌入这个国家。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分解了计划经济，促进了蒙古向纯粹的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一项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政策，导致了畜群的私有化和国企的关闭以及伴随而来的失业。
不过，保守派在1990年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变化，很快就破坏了它的统治。它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必然要摧毁计划经济。这种向市场经济的陡然转变，由于缺乏适当的法治训练、稳固的银行制度、契约精神、政府官员对公共责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严格区分，以及防止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严厉规则，导致了大量的腐败。1992年当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试图限制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步伐，保持社会安全网的特色。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的一些权威人士却凭借他们的职位获利，因此，腐败的增加抵消了他们在维持稳定上的努力，并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当然，保守派还得面对要求小政府、平衡预算和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国际机构的限制，保守派的四年统治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混乱。失 业、贫困和犯罪增加；许多产业倒闭了，包括那些蒙古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银行贷款利率高得吓人，而且有些银行只借贷给朋友、官员或其他特殊客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从未达到乐观的预期。许多蒙古人把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
此外，保守派的第二个决定在选举中反过来纠缠着它。由于寻求西方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它也为国外激进的非政府组织在蒙古运作提供了机会。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怀着慈善的目的，但也有一些显然具有政治目的。尤其是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它们企图培养新的领导人，并帮助创办了培养绝大多数反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的学院，同时，国际共和学会还为这些团体提供研究性旅行和研讨会的经费。当然，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培训课程有价值，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具体的政治党派谋划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略战术时越界了。它们为反蒙古人民革命党团体发展草根组织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它们扶植了民主联盟。人民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失望，加上国外对民主联盟的强硬支持，导致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选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力量获得了议会中的50个席位，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只得到了25个席位。
丧失政权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身见证了这个政党的显著变化。那时，保守派在大部分民众那里声名狼藉，国际金融机构对它也毫无好感。甚至在选举之前，一些年轻党员就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需要在方向上有所改变才能继续存在。199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不到35％的民众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应对自1990年以来肆虐蒙古的失业、贫穷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的最好政党。一些认识到这些倾向的党员利用日益削弱的保守派，获得领导位置，他们中一些人至少在西方接受过部分教育。比如，党的新书记恩赫巴雅尔曾在英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他的继任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书记和总理s，巴雅尔，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与保守派不同，他们与西方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寻求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因此，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领导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议程。就像他们支持提倡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政策一样，他们也开始接受来自国外机构的支持。
许多蒙古人认为民主联盟在1996年到2000年的表现令人失望。内部冲突、个人野心和腐败导致联盟瓦解，四年中有三任总理和政府垮台。这种不稳定与对纯粹市场议程的坚持，使得经济增长有限，畜牧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无法提出有效的扶贫计划，卫生保健、教育和福利恶化。1999年至2002年的三个严冬，暴露了牧群私有化和政府对畜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缺乏所带来的危险，三年间，牲畜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银行丑闻和夜总会贿案导致3名议会议员入狱，进一步为民主联盟的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重新执政的新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拥有良好的机会，这要归功于这场混乱，归功于政府处理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显然无能。新一代年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赞同某些国有企业和最重要的银行的私有化。他们似乎不在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显著变化。
2000年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经济政策也不同于共产主义政党的传统政策。它的领袖依靠采矿业和国外直接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宣称私有部门的增长是解决失业的出路。这显然严重偏离了计划经济的模式。结果表明，失业并没有缩减，贫困率也没有下降。同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执政的2000年至2004年间，腐败也没有减轻。
面对人们对始于1994年的扶贫攻坚计划的失败以及其他社会状况的批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部门项目。更多一些资金被分配到教育、卫生保健和福利项目。蒙古人民革命党稍微增加了退休金和工资，接受公寓建设的国外援助，并且保证改善大量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采用市场议程，强调经济增长和依靠私人部门是失业和其他社会部门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蒙古人民革命党，从而使它制定的政策更加倾向于市场经济。
政治上的狂奔
持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转变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信心的丧失。2000年，它获得了76个议员席位中的72个，2004年只获得其中的36个席位。祖国民主联盟获得35个席位。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左派，然而这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其他政党的差异主要在于个性，而不在于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把市场政策当作蒙古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就达成协议，组成政府。这两个政党分享了四年统治期，首先任总理的是祖国民主联盟的成员，后两年任总理的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这一不寻常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计划的效果。首要的问题与祖国民主联盟有关。联盟的祖国部分，实际上是富有矿主B，额尔德诺巴特的机构，后者不时利用党来获取他自己的利益。他在一年之内就与联盟中的伙伴闹翻，断绝了与民主党的联盟。这一破裂留下了一个少数派政党的总理，他根本无法抵挡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诡计。因此，2006年1月，还有半年多任期的总理T，额勒贝格道尔吉失去多数支持，被迫辞职。这是政治体系失序的另一个迹象。
随即主要由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家组成的新政府并没有减少这样的担心。新总理恩赫包勒德曾担任乌兰巴托市长，他当政期间，展开了首都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经营，过程相当混乱。2007年2月，贸工部部长因受到非法批准采矿许可和把政府建设计划透露给他自己公司的指控而被迫辞职。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导的议会也一再忽视了以下要求：敦促议会成员公开他们的纳税表、积极反腐以及要求政党公开它们的资金来源。因此，据调查，55％的人民对议会缺乏信心，68％的人民对国家机构缺乏信心，71％的人民对政治党派缺乏信心，以及77％的人民对司法缺乏信心。这样，恩赫包勒德总理被迫于2007年10月辞职，政党领袖巴雅尔成了总理。
2008年6月末7月初的动荡是这一政治不稳定的顶峰。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但是民主党指责这次选举存在着大量的欺诈行为，要求重新计票和作出更改。异议分子支持的示威者聚集在乌兰巴托市中心，他们点燃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楼，损坏了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剧场、一座银行、交响乐大厅，还毁坏了现代艺术馆的4000幅画。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五个示威者死亡。示威者和政府相互指责，认为对方要为暴行负责。夏末，民主党接受了这些结果，政府稳定了下来，领导层中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士。
同时，公众依然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腐败感到不安。透明国际 证实了这一点。2004年，蒙古的腐败指数在146个国家中名列第85位，但是到2006年，蒙古滑落到第99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透明国际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一个研究者宣称，只有42％的收入上报了政府。这项报告没有提及的是，十多年来，正是国际金融机构促进了这种违法反常现象和最小政府，从而限制了国家应对腐败的成效。
蒙古人民革命党最后制定了反腐法，但人们对执行部门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无疑，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从只关注社会福利、教育、政府服务和限制腐败的威权政党，转变为一个信奉最小政府并充斥着商人党员的政党。它的共产主义使命几乎已经剥蚀殆尽，尽管它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左派。
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没有积极打击的腐败问题，是它信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它采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观念，一再依靠私营部门的增长来应对贫困，接受商业发展的捐款和贷款，吸引外资和使政府最小化，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之前的政策。这种涓滴方式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新口号，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缩减政府开支、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灵活性相对应。蒙古人民革命党认可了国家私有化委员会推动的持续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绝不会赞成的政策。
蒙古人民革命党与经济管理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组织和个人批评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对社会福利的忽视。一个关于畜牧经济的研究结论说，“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政府花在引入牲畜挑选和饲养的新技术设备、进口高产的优良品种和幼畜以及饲料生产或其他活动上的资源，相对而言非常少”。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另一项研究调查得出的结果如下：超过40％的被调查者没有纳税；30％的被调查者用现金、20％的被调查者用礼物贿赂过政府官员；大约20％的被调查者曾走私；80％的被调查者认为腐败在蒙古是普遍现象。研究者发现，“监管问题和对不遵从者的处罚不严，是许多违法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被调查者也承认这一点”。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未尽力去根除这些非法行为，更不要说去关注与这些混乱的私人企业相关的卫生安全问题了，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原则。
批评者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转型的一个迹象就是，收人不均的增长以及党在缩减这些差距上努力的缺乏。尽管在矿产开采和出口的推动下，GDP一直到2008年中都在增长，但基尼系数也一直在上升。亚洲开发银行甚至也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矿产所带来的利益没有得到广泛分配”。绝大多数蒙古人并未从矿产财富中获利，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乎未曾采取行动来确保更为平等地分享财富。批评者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紧缩政策和有限政府支出的强调，使得社会问题恶化。他们声称政府和援助组织需要关注失业、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确实没有偏离纯粹的市场政策，这是政党意识形态转变的另一个迹象。
无论如何，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矿业前景和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了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在1991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发生关系之前，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对苏联集团之外的国外经济发展几乎毫无关注。如今，它们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和对普遍解除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强调，造成了艰难的景况。羊绒、黄金和铜的价格下跌，使得人们淡忘了对采矿的关注。国外投资大幅度缩减，至少有一家银行破产，而其他银行不再提供贷款。结果，一些采矿和建设方案被搁置起来，导致停工甚至更加严重的失业以及贫困的飙升。这些缩减导致了不利的贸易平衡，削弱了蒙古的交易率，由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对此给出的回应很老套：平衡预算、缩减政府支出，即减少在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和教育上的花费。这一建议正好与奥巴马当局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反应相反。
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蒙古社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面临大量几乎从未着手处理的问题和弊端。比如，2007年3月29日的一篇报刊文章标题是“流落街头的儿童仍未受关注”，文章指出，17年来，数以千计的贫苦儿童或受虐儿童生活在乌兰巴托的街头，对于这一显然可以解决的问题，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没有做出多少努力去处理。
蒙古人历来敬畏的自然环境，应该是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只为自然环境部门提供极少的预算。自然环境部门完全没有人力物力和富有技术的专家去执行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教育公众保护环境。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市场导向机制”的依赖，并没有阻止环境恶化和对土地、水和空气资源的不当使用。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严重的辍学率之后宣称要改善这一状况，但是，教育制度继续在恶化。两位令人尊敬的学院派人物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辍学数据是歪曲的或伪造的。他们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教育改革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彻底减少对于教育的政府支出”而不是为了改善教育状况。随后，蒙古国立大学的一份调查表明，乌兰巴托有数千儿童劳工过着苛刻的生活，在农村，大约有3万名儿童为其他家庭做工。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没有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援助。
其中许多问题源自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向一个推行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政党的转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主义瓦解之后继续存在，但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它采用了纯粹的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休克疗法。 总而言之，蒙古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重新组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未能加以解决。腐败和管理无序使得它在处理贫困、失业以及相关问题上相对无效，但它对市场经济和最小政府的全身心投入也遭遇阻碍。确实，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已经从一个一党制专制政体转变成一个多党制国家。选举公平公正，违反人权的现象极少。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脱离它的共产主义过去时，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市场原教旨主义、减少干预和有限政府，导致了高失业率和贫困率、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社会福利网的断裂、卫生保健和教育的衰落、环境的恶化以及经济上对一些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日益增强的依赖。蒙古人民革命党不再是压制性的政党，但它的经济政策及其破坏性的结果，对民主形成了潜在威胁。
加拿大《太平洋事务》杂志2009年第82卷第2期刊载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题为《蒙古：一个共产党的变形》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崩溃后其发展和转型历程，以及其在新政治体制下的执政得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成立于1924年的共产主义政党，除了从1996年到2000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它一直掌握着政权。20世纪9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重要的支持者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破坏它在蒙古的地位。虽然它的政治和经济方向发生了改变，但并没有从政治舞台消失。这一改变完全偏离了早前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被称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使命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得它继续存在了下来。然而，这些彻底的变化没有带来更加稳定公正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实际上，收入不平等日益拉大，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政治制度虽没有经济体制那样动荡不定，但也出现了社会动乱。政府虽远离了共产主义的独裁和镇压，但也因权力滥用尤其是日益严重的腐败而受到批评。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一般而言，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及其领导，但也有与苏联存在着分歧并抵制苏联要求的情形。此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组织方面也类似于苏联共产党，具有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精英领导阶层，而且与苏联共产党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控制着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同样，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使所有权和政府支持的特定行业发生急剧变化的经济政策。20世纪50年代，它成功地推广了集体化，把牧民变为工人。它也想通过促进工业化来改变对畜牧业的依赖。利用蒙古丰富的铜、钼储量创办采矿业，利用充足的家畜供应发展了加工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转化为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利益。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重点对社会部门进行投资。它为牧民子女提供寄宿学校，增加学校和教师的数量，为学生提供食物、课本和校服。当然，它所规定的课程包括大量的马列主义宣传和思想，但这一努力消灭了大量文盲，并培育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医疗卫生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预算中也占有重大比例，藉此消除了许多传染病和寄生病，为边远地区的牧民提供了基本护理，降低了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寿命。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文化政策则鼓励与苏联融合。俄国人帮助建立了第一所蒙古大学，最优秀的蒙古学生常常到苏联的大学和研究院进行研究生学习。俄语是学校里讲授的第二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苏联的压力下，蒙古人民革命党用西里尔字母表取代了维吾尔文作为蒙古语的书写体。
显然，蒙古人在与苏联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尤其是在1964年之后。1950年到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凭借其与中国的关系，与苏联处于一种非常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随后在1950年中蒙外交关系的恢复，意味着蒙古人民革命党拥有一个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相抗衡的力量。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迫使蒙古在它的这两个邻居之间作出选择。196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决定与苏联结盟，断绝与中国的关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的决裂，导致了几乎对苏联和东欧的完全依赖，仅仅同古巴和北朝鲜保持着有限的联系。
无论如何，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苏联路线。它的领导层偶尔也会抵制，不去执行某些具体指令，但是，差不多七十年来，只要苏联颁布了政策，它就很快地加以采用。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呼吁公开性和新思维之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显然感到震惊。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保证逐步撤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苏联军队。之后，蒙古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变化步骤也加快了。政府启动了与内蒙古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随后又开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它宣称有限地支持私人企业家和更多的民主、政府责任以及更多的新闻自由。1987年1月，美国和蒙古同意相互给予外交承认。
蒙古人民革命党更大的开放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集团的瓦解，为改革派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提供了舞台。1989年12月，一个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中一些有着精英阶层的背景，开始在乌兰巴托的自由广场示威。在3个月的时间中，示威者的数量不断增加，非暴力的示威蔓延到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并在乌兰巴托红色广场的绝食中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多党制、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和相对软弱的领导层，加上人民对绝食者日益增加的支持，迫使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3月作出重大让步，允许创建竞争性的政党，并同意在7月进行多党选举。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重大决定
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保守派随后立即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正是这两个重大决定塑造了自那以后的蒙古，并确保了这个政党的继续存在。它的第一个决定是，精选一些所谓的改革派到党的高层，即通过吸收更年轻的一代，使权力保持在他们自己手里。保守派似乎认为，把一些年轻的领袖提升到权力位置，会化解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批评。
第二个决定涉及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变化。蒙古的所有贸易、投资和援助几乎都与苏联以及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苏联垮台的附带效应严重地破坏了蒙古的经济，它需要更多样化的经济伙伴以寻求援助。它求助国际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机构，比如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在过去的19年中，来自这些机构的常驻代表和顾问，以及由这些机构所支持的私人承包商，涌入这个国家。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分解了计划经济，促进了蒙古向纯粹的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一项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政策，导致了畜群的私有化和国企的关闭以及伴随而来的失业。
不过，保守派在1990年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变化，很快就破坏了它的统治。它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必然要摧毁计划经济。这种向市场经济的陡然转变，由于缺乏适当的法治训练、稳固的银行制度、契约精神、政府官员对公共责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严格区分，以及防止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严厉规则，导致了大量的腐败。1992年当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试图限制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步伐，保持社会安全网的特色。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的一些权威人士却凭借他们的职位获利，因此，腐败的增加抵消了他们在维持稳定上的努力，并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当然，保守派还得面对要求小政府、平衡预算和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国际机构的限制，保守派的四年统治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混乱。失 业、贫困和犯罪增加；许多产业倒闭了，包括那些蒙古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银行贷款利率高得吓人，而且有些银行只借贷给朋友、官员或其他特殊客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从未达到乐观的预期。许多蒙古人把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守派。
此外，保守派的第二个决定在选举中反过来纠缠着它。由于寻求西方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它也为国外激进的非政府组织在蒙古运作提供了机会。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怀着慈善的目的，但也有一些显然具有政治目的。尤其是阿登纳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它们企图培养新的领导人，并帮助创办了培养绝大多数反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的学院，同时，国际共和学会还为这些团体提供研究性旅行和研讨会的经费。当然，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培训课程有价值，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具体的政治党派谋划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略战术时越界了。它们为反蒙古人民革命党团体发展草根组织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它们扶植了民主联盟。人民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失望，加上国外对民主联盟的强硬支持，导致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选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反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力量获得了议会中的50个席位，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只得到了25个席位。
丧失政权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身见证了这个政党的显著变化。那时，保守派在大部分民众那里声名狼藉，国际金融机构对它也毫无好感。甚至在选举之前，一些年轻党员就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需要在方向上有所改变才能继续存在。199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不到35％的民众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应对自1990年以来肆虐蒙古的失业、贫穷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的最好政党。一些认识到这些倾向的党员利用日益削弱的保守派，获得领导位置，他们中一些人至少在西方接受过部分教育。比如，党的新书记恩赫巴雅尔曾在英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他的继任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书记和总理s，巴雅尔，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与保守派不同，他们与西方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寻求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因此，越来越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领导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议程。就像他们支持提倡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政策一样，他们也开始接受来自国外机构的支持。
许多蒙古人认为民主联盟在1996年到2000年的表现令人失望。内部冲突、个人野心和腐败导致联盟瓦解，四年中有三任总理和政府垮台。这种不稳定与对纯粹市场议程的坚持，使得经济增长有限，畜牧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无法提出有效的扶贫计划，卫生保健、教育和福利恶化。1999年至2002年的三个严冬，暴露了牧群私有化和政府对畜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缺乏所带来的危险，三年间，牲畜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银行丑闻和夜总会贿案导致3名议会议员入狱，进一步为民主联盟的任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重新执政的新蒙古人民革命党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拥有良好的机会，这要归功于这场混乱，归功于政府处理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显然无能。新一代年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赞同某些国有企业和最重要的银行的私有化。他们似乎不在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显著变化。
2000年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经济政策也不同于共产主义政党的传统政策。它的领袖依靠采矿业和国外直接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宣称私有部门的增长是解决失业的出路。这显然严重偏离了计划经济的模式。结果表明，失业并没有缩减，贫困率也没有下降。同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执政的2000年至2004年间，腐败也没有减轻。
面对人们对始于1994年的扶贫攻坚计划的失败以及其他社会状况的批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部门项目。更多一些资金被分配到教育、卫生保健和福利项目。蒙古人民革命党稍微增加了退休金和工资，接受公寓建设的国外援助，并且保证改善大量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采用市场议程，强调经济增长和依靠私人部门是失业和其他社会部门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蒙古人民革命党，从而使它制定的政策更加倾向于市场经济。
政治上的狂奔
持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转变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信心的丧失。2000年，它获得了76个议员席位中的72个，2004年只获得其中的36个席位。祖国民主联盟获得35个席位。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左派，然而这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其他政党的差异主要在于个性，而不在于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把市场政策当作蒙古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就达成协议，组成政府。这两个政党分享了四年统治期，首先任总理的是祖国民主联盟的成员，后两年任总理的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这一不寻常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计划的效果。首要的问题与祖国民主联盟有关。联盟的祖国部分，实际上是富有矿主B，额尔德诺巴特的机构，后者不时利用党来获取他自己的利益。他在一年之内就与联盟中的伙伴闹翻，断绝了与民主党的联盟。这一破裂留下了一个少数派政党的总理，他根本无法抵挡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诡计。因此，2006年1月，还有半年多任期的总理T，额勒贝格道尔吉失去多数支持，被迫辞职。这是政治体系失序的另一个迹象。
随即主要由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家组成的新政府并没有减少这样的担心。新总理恩赫包勒德曾担任乌兰巴托市长，他当政期间，展开了首都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经营，过程相当混乱。2007年2月，贸工部部长因受到非法批准采矿许可和把政府建设计划透露给他自己公司的指控而被迫辞职。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导的议会也一再忽视了以下要求：敦促议会成员公开他们的纳税表、积极反腐以及要求政党公开它们的资金来源。因此，据调查，55％的人民对议会缺乏信心，68％的人民对国家机构缺乏信心，71％的人民对政治党派缺乏信心，以及77％的人民对司法缺乏信心。这样，恩赫包勒德总理被迫于2007年10月辞职，政党领袖巴雅尔成了总理。
2008年6月末7月初的动荡是这一政治不稳定的顶峰。蒙古人民革命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但是民主党指责这次选举存在着大量的欺诈行为，要求重新计票和作出更改。异议分子支持的示威者聚集在乌兰巴托市中心，他们点燃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楼，损坏了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剧场、一座银行、交响乐大厅，还毁坏了现代艺术馆的4000幅画。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五个示威者死亡。示威者和政府相互指责，认为对方要为暴行负责。夏末，民主党接受了这些结果，政府稳定了下来，领导层中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士。
同时，公众依然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腐败感到不安。透明国际 证实了这一点。2004年，蒙古的腐败指数在146个国家中名列第85位，但是到2006年，蒙古滑落到第99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透明国际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一个研究者宣称，只有42％的收入上报了政府。这项报告没有提及的是，十多年来，正是国际金融机构促进了这种违法反常现象和最小政府，从而限制了国家应对腐败的成效。
蒙古人民革命党最后制定了反腐法，但人们对执行部门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无疑，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从只关注社会福利、教育、政府服务和限制腐败的威权政党，转变为一个信奉最小政府并充斥着商人党员的政党。它的共产主义使命几乎已经剥蚀殆尽，尽管它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左派。
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没有积极打击的腐败问题，是它信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它采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观念，一再依靠私营部门的增长来应对贫困，接受商业发展的捐款和贷款，吸引外资和使政府最小化，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之前的政策。这种涓滴方式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新口号，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缩减政府开支、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灵活性相对应。蒙古人民革命党认可了国家私有化委员会推动的持续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绝不会赞成的政策。
蒙古人民革命党与经济管理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组织和个人批评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对社会福利的忽视。一个关于畜牧经济的研究结论说，“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政府花在引入牲畜挑选和饲养的新技术设备、进口高产的优良品种和幼畜以及饲料生产或其他活动上的资源，相对而言非常少”。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另一项研究调查得出的结果如下：超过40％的被调查者没有纳税；30％的被调查者用现金、20％的被调查者用礼物贿赂过政府官员；大约20％的被调查者曾走私；80％的被调查者认为腐败在蒙古是普遍现象。研究者发现，“监管问题和对不遵从者的处罚不严，是许多违法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被调查者也承认这一点”。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未尽力去根除这些非法行为，更不要说去关注与这些混乱的私人企业相关的卫生安全问题了，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原则。
批评者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转型的一个迹象就是，收人不均的增长以及党在缩减这些差距上努力的缺乏。尽管在矿产开采和出口的推动下，GDP一直到2008年中都在增长，但基尼系数也一直在上升。亚洲开发银行甚至也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矿产所带来的利益没有得到广泛分配”。绝大多数蒙古人并未从矿产财富中获利，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乎未曾采取行动来确保更为平等地分享财富。批评者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紧缩政策和有限政府支出的强调，使得社会问题恶化。他们声称政府和援助组织需要关注失业、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策确实没有偏离纯粹的市场政策，这是政党意识形态转变的另一个迹象。
无论如何，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矿业前景和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了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在1991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发生关系之前，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对苏联集团之外的国外经济发展几乎毫无关注。如今，它们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和对普遍解除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强调，造成了艰难的景况。羊绒、黄金和铜的价格下跌，使得人们淡忘了对采矿的关注。国外投资大幅度缩减，至少有一家银行破产，而其他银行不再提供贷款。结果，一些采矿和建设方案被搁置起来，导致停工甚至更加严重的失业以及贫困的飙升。这些缩减导致了不利的贸易平衡，削弱了蒙古的交易率，由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对此给出的回应很老套：平衡预算、缩减政府支出，即减少在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和教育上的花费。这一建议正好与奥巴马当局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反应相反。
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蒙古社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面临大量几乎从未着手处理的问题和弊端。比如，2007年3月29日的一篇报刊文章标题是“流落街头的儿童仍未受关注”，文章指出，17年来，数以千计的贫苦儿童或受虐儿童生活在乌兰巴托的街头，对于这一显然可以解决的问题，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没有做出多少努力去处理。
蒙古人历来敬畏的自然环境，应该是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只为自然环境部门提供极少的预算。自然环境部门完全没有人力物力和富有技术的专家去执行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教育公众保护环境。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市场导向机制”的依赖，并没有阻止环境恶化和对土地、水和空气资源的不当使用。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严重的辍学率之后宣称要改善这一状况，但是，教育制度继续在恶化。两位令人尊敬的学院派人物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辍学数据是歪曲的或伪造的。他们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教育改革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彻底减少对于教育的政府支出”而不是为了改善教育状况。随后，蒙古国立大学的一份调查表明，乌兰巴托有数千儿童劳工过着苛刻的生活，在农村，大约有3万名儿童为其他家庭做工。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没有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援助。
其中许多问题源自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向一个推行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政党的转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主义瓦解之后继续存在，但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它采用了纯粹的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休克疗法。 总而言之，蒙古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重新组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未能加以解决。腐败和管理无序使得它在处理贫困、失业以及相关问题上相对无效，但它对市场经济和最小政府的全身心投入也遭遇阻碍。确实，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已经从一个一党制专制政体转变成一个多党制国家。选举公平公正，违反人权的现象极少。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脱离它的共产主义过去时，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市场原教旨主义、减少干预和有限政府，导致了高失业率和贫困率、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社会福利网的断裂、卫生保健和教育的衰落、环境的恶化以及经济上对一些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日益增强的依赖。蒙古人民革命党不再是压制性的政党，但它的经济政策及其破坏性的结果，对民主形成了潜在威胁。
内蒙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内蒙古神秘的历史，缺失的文字记载和民族的消亡又给这片土地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这个地域广袤，人员稀少的塞外大地一直是中原人需要探秘的地方，这里有着匈奴人、胡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等的辉煌历史，创造过辽、金、元等伟大的历史，在那个以冷兵器为作战武器的时代，这里的人们首先改良了作战用的工具-----马，单骑作战和快速反应，加之骁勇作战风格，一度成为了打遍欧亚、逐鹿中原的霸主，但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世界列强的崛起，是这片土地和在这里的人们又一次回到了神秘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内蒙古迎来了春天，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能源资源奠定了她在新中国中的重要位置，钢铁、煤炭、木材、稀土等等新中国建设所需的原料在这里都有大量的储备，它们的开发和利用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国家也很穷，加之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这个地区又成为战略要地，一直在悄无声息的发展着。
前苏联解体了，那剑拔弩张的时代也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快，我们内蒙古也快速的发展起来，我们的风能、电能、太阳能，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羊绒、土特产等等，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全是抢手货，内蒙古经济在快速腾飞，内蒙古人富了！
内蒙古汉人富了，内蒙古地区也富了，富得有点突然，富的内蒙古人有点不知所措，原来太穷，没有经历逐步创业和成长的过程，一下子富了，所以富得非常茫然，可是我们真正看看我们内蒙古的富裕，我想大家会清晰的看到一条清晰的裂痕，内蒙古是一个狭长的地区，东西分布很长，所谓富就是那些有资源和工业的地区，绝大部分的农牧林区依然很贫穷，这些贫穷的地区很少有人看得见，媒体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大力宣传的都是光鲜部分，而那些贫穷的地区根本就没有被重视。
我们能听见的是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但是那阿拉善、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通辽、兴安盟等等都是默默无闻的，可是我们能听见的也仅仅是我们的煤炭，我们电等基础产业，唯一能叫的响的就是我们奶业、羊绒、和火锅，在北京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我们内蒙古在外地人眼里就是中东，是一个很富有但是很没有素质的地区，原来内蒙古人的好评，都化成了暴富之后的内蒙古人盲目消费的笑话，实感无奈！
当今的内蒙古蒙古人呢？就连去蒙古国旅游的心都没有，还谈什么奉献。内蒙古正走在融合同化的最前线，未来的内蒙古不会有纯正的蒙古人了。如果现在不去帮扶蒙古国，蒙古国还能挣扎多久？只靠朝青龙和白鹏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内蒙古迎来了春天，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能源资源奠定了她在新中国中的重要位置，钢铁、煤炭、木材、稀土等等新中国建设所需的原料在这里都有大量的储备，它们的开发和利用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国家也很穷，加之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这个地区又成为战略要地，一直在悄无声息的发展着。
前苏联解体了，那剑拔弩张的时代也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快，我们内蒙古也快速的发展起来，我们的风能、电能、太阳能，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羊绒、土特产等等，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全是抢手货，内蒙古经济在快速腾飞，内蒙古人富了！
内蒙古汉人富了，内蒙古地区也富了，富得有点突然，富的内蒙古人有点不知所措，原来太穷，没有经历逐步创业和成长的过程，一下子富了，所以富得非常茫然，可是我们真正看看我们内蒙古的富裕，我想大家会清晰的看到一条清晰的裂痕，内蒙古是一个狭长的地区，东西分布很长，所谓富就是那些有资源和工业的地区，绝大部分的农牧林区依然很贫穷，这些贫穷的地区很少有人看得见，媒体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大力宣传的都是光鲜部分，而那些贫穷的地区根本就没有被重视。
我们能听见的是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但是那阿拉善、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通辽、兴安盟等等都是默默无闻的，可是我们能听见的也仅仅是我们的煤炭，我们电等基础产业，唯一能叫的响的就是我们奶业、羊绒、和火锅，在北京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我们内蒙古在外地人眼里就是中东，是一个很富有但是很没有素质的地区，原来内蒙古人的好评，都化成了暴富之后的内蒙古人盲目消费的笑话，实感无奈！
当今的内蒙古蒙古人呢？就连去蒙古国旅游的心都没有，还谈什么奉献。内蒙古正走在融合同化的最前线，未来的内蒙古不会有纯正的蒙古人了。如果现在不去帮扶蒙古国，蒙古国还能挣扎多久？只靠朝青龙和白鹏是不行的。
汉人去蒙古骗钱，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蒙古偏远地区帮助当地建学校 修水坝 完善基础设施
蒙古经济部门的官员手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农业研究报告，都是些农业发达国家提供的。但真正实施的极少。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蒙古偏远地区帮助当地建学校 修水坝 完善基础设施 派出志愿人员提供技术帮助。受到当地官员及民众的欢迎。如果你是一个蒙古的地方官员 面对几个不同国家的合作发展愿望 你会怎么选择？说俗了是先交朋友 后做生意 因为蒙古每个人都是自己土地的主人 总统答应也白搭。
中国人在蒙古购买几十万亩地务农，不过几年，大半个蒙古土地都会被汉人占为己有，你将来还会听到各种版本的这种故事，与蒙古地方官员签订合作意向真不难，递上红包即可。
蒙古国的制度还不完善，经济行为中的猫腻不少。另外，蒙古国的农业区划作的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说，仅靠商业行为来完成农业目标，有很大的市场和生态风险。但是“红包制度”可以解决一切潜在风险。
中国人却是善于浑水摸鱼的，只要有空可钻，潜规则是很受中国商人欢迎的。除非是蒙古国也搞俄罗斯的那种强硬。
现在外国人在蒙古工作每人每年要缴纳1200美元的管理费。为了逃避缴费很多人做黑工，黑工不受法律保护，连工地的院墙都不敢出，出去会被罚款或遣送回国。在那天寒地冻的地方种地没有大型机械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面粉比蒙古国内的还要便宜，这就使我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千里迢迢从中国运进来的面粉居然还要比本地产品更便宜？这不得不使我担心起蒙古国的农业问题，长此下去以后可能要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一种紧迫感迫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忧虑，写下了以上的文章。作为一种设想，在未实施阶段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在这里我做的只是更多的提出问题要大家来共同讨论！所以这样一件事没有说一定是我做，相反我很希望有这样实力条件的蒙古人去做。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人去做，冬天蒙古的一根黄光也不至于卖到7块钱！
蒙古农业说真的比中国的先进的多。机械化达到80%以上。而中国呢，一个人能看管的农场里有100个人干古老农活。蒙古今年的计划里就有土豆和面粉100%自供。今年虽然9月份下雪了但蒙古那边土豆白菜还是多的没人要，卖不出去了。小麦是减产了许多。农业不稳定主要就在天气不稳定引起的。还有中国小麦的品种不好，没有蒙古面粉那么好吃。我是亲身体验的。
我不希望更多的汉人去蒙古骗钱，破坏环境。中国的肉食，面粉确实不入蒙古的。别的不说就是在北京，买一斤肥肉炒菜，肉都粘锅。那还叫肉啊？那面粉，大米，一点都不好吃。那菜，汉人自己都说吃一分炒菜等于喝一杯农药。搞农业蒙古人也会。人家也不需要太多，够吃就行了。本身蒙古气候条件不太适合搞农业。
在内蒙联系一家需要人手会蒙语的蔬菜公司或菜农,再到蒙古国(比如在二连的蒙古国蔬菜进口商)找愿意学习种菜的人,报酬什么的由双方自己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经验,人家自己就出师了.如果蒙古人需要在中国采购大棚支架,薄膜,蔬菜种子,你可以帮他们联系了,毕竟你的汉语好多了.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钱,只需要跑跑腿,打打电话.如果能翻译一些蔬菜种植的中文书籍就更好
。这样的产业链，可以说早已形成了，只是没有显现出一定的规模来，只要市场需求在，经营服务就有，而且是超饱和的，只是政治因素的阻碍影响是长期的，不见得是坏事。
中国人在蒙古购买几十万亩地务农，不过几年，大半个蒙古土地都会被汉人占为己有，你将来还会听到各种版本的这种故事，与蒙古地方官员签订合作意向真不难，递上红包即可。
蒙古国的制度还不完善，经济行为中的猫腻不少。另外，蒙古国的农业区划作的怎么样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说，仅靠商业行为来完成农业目标，有很大的市场和生态风险。但是“红包制度”可以解决一切潜在风险。
中国人却是善于浑水摸鱼的，只要有空可钻，潜规则是很受中国商人欢迎的。除非是蒙古国也搞俄罗斯的那种强硬。
现在外国人在蒙古工作每人每年要缴纳1200美元的管理费。为了逃避缴费很多人做黑工，黑工不受法律保护，连工地的院墙都不敢出，出去会被罚款或遣送回国。在那天寒地冻的地方种地没有大型机械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面粉比蒙古国内的还要便宜，这就使我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千里迢迢从中国运进来的面粉居然还要比本地产品更便宜？这不得不使我担心起蒙古国的农业问题，长此下去以后可能要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一种紧迫感迫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忧虑，写下了以上的文章。作为一种设想，在未实施阶段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在这里我做的只是更多的提出问题要大家来共同讨论！所以这样一件事没有说一定是我做，相反我很希望有这样实力条件的蒙古人去做。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人去做，冬天蒙古的一根黄光也不至于卖到7块钱！
蒙古农业说真的比中国的先进的多。机械化达到80%以上。而中国呢，一个人能看管的农场里有100个人干古老农活。蒙古今年的计划里就有土豆和面粉100%自供。今年虽然9月份下雪了但蒙古那边土豆白菜还是多的没人要，卖不出去了。小麦是减产了许多。农业不稳定主要就在天气不稳定引起的。还有中国小麦的品种不好，没有蒙古面粉那么好吃。我是亲身体验的。
我不希望更多的汉人去蒙古骗钱，破坏环境。中国的肉食，面粉确实不入蒙古的。别的不说就是在北京，买一斤肥肉炒菜，肉都粘锅。那还叫肉啊？那面粉，大米，一点都不好吃。那菜，汉人自己都说吃一分炒菜等于喝一杯农药。搞农业蒙古人也会。人家也不需要太多，够吃就行了。本身蒙古气候条件不太适合搞农业。
在内蒙联系一家需要人手会蒙语的蔬菜公司或菜农,再到蒙古国(比如在二连的蒙古国蔬菜进口商)找愿意学习种菜的人,报酬什么的由双方自己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经验,人家自己就出师了.如果蒙古人需要在中国采购大棚支架,薄膜,蔬菜种子,你可以帮他们联系了,毕竟你的汉语好多了.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钱,只需要跑跑腿,打打电话.如果能翻译一些蔬菜种植的中文书籍就更好
。这样的产业链，可以说早已形成了，只是没有显现出一定的规模来，只要市场需求在，经营服务就有，而且是超饱和的，只是政治因素的阻碍影响是长期的，不见得是坏事。
菏泽汉人在购买蒙古国领土
蒙古国因粮食紧缺提出了第三次开荒计划，他觉察到这是一次天大的商机！他“闯关东”到蒙古；哈拉哈苏木46万亩土地“寻租”，一年的承包费高达500余万元，且面临8国企业的竞争，他以实力和诚信排众夺标；“21世纪，谁掌握了土地和矿产谁就是赢家！”，他不是独裁主义者，但这样的信条却成为他的导航……3年过后，蒙古国的46万亩沃土和蒙古人为他带来了每年3亿元的收益，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蒙古粮食大王”！
他是山东省（菏泽）贾氏伟业农牧开发公司董事长贾新生。
蒙古“粮荒”带来商机！
“蒙古大约260万人口，这个过惯了游牧生活的民族，农业种植非常落后，其粮食供应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当然，其中潜藏了一旦国际粮食市场的大门紧闭，势必造成社会动荡的危机。就在去年3月份，危机爆发了！蒙古每公斤面粉的价格升至8元，许多无力购买的平民百姓开始上街游行，一度造成动乱……时至今日，蒙古‘一颗’大蒜的市场价仍高达3元。”
2005年，当时还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从事农产品贸易的贾新生，接触到蒙古东方省哈拉哈苏木（苏木意解县）的县长傲图·根巴特尔，并意外获得了让他决意到蒙古投资的信息：蒙古决定实行第三次开荒计划以解决“粮荒”，并规定小麦收购价格在保护价（2.72元/公斤）的基础上，一吨以上每公斤增加0.4元的“总统奖”。而位于蒙古东部的哈拉哈苏木，有大约4000平方公里闲置且肥沃的“黑土地”，常年2000度的有效积温，450--500毫升的年降雨量，125天左右的无霜期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自然保障。
通过与傲图·根巴特尔进一步接触，贾新生了解到，哈拉哈苏木为促进农业发展，准备开发一块前苏联时期的面积约46万亩的军用农场，其土质是全蒙古最好的，并有军用农场时期的铁路线穿梭其中，交通便利。加之当地的煤碳仅为30元/吨，经济用电0.4元/度，更加坚定了贾新生“出国种地”的信心。
八国争夺中独得46万亩标地
肥沃的土地，诱人的优惠政策，以及丰厚的市场回报，哈拉哈苏木4000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引发了各国投资商的“竞租热潮”。贾新生想要租赁的46万亩标地更是引来了日本、印度等八个国家的众多企业竞争。
贾新生还通过他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的贸易关系，走后门，进行“输血”递上红包，还为哈拉哈苏木的牧民进行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哈拉哈苏木县长傲图·根巴特尔评价贾新生说：“我们和贾总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贾新生“力排”八国强势企业，独自拿到了46万亩标地的租赁合同。合同规定了，租赁期限60年；每年每亩土地租赁费用12元……
因为不满贾新生独吞这一肥肉，日本等国的企业甚至把哈拉哈苏木的县长告到了蒙古东方省议院，质问“为何把46万亩土地全都给了一个中国人？”。随后，谁递上去的红包多，谁就是当然的赢家。
“扩军”：不会只做“粮食大王”
“在蒙古种地，初垦土地只要把大片肥草烧掉（放荒）作肥料，再进行播种，直至收获不需要水肥。当然，其小麦产量只有亩产200公斤，但胜在地多且绿色无污染。”正是以这各方式，贾新生的46万亩土地，若种植小麦，除去每年552万元的租赁费和麦种费，不进行任何粮食深加工的年收益就达到了2.6亿元蒙古人血汗钱。
而贾新生并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买卖。3年中，贾新生贪得无厌，在蒙古又承包了60万亩草场（可牧养30万只羊）；在东方省乔巴山市征地160亩，建造肉食品加工厂；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建立了安置进出口活体畜牧的大型隔离区。一条集畜牧产品生产、加工、出口的产业链逐渐形成。
“哈拉哈苏木还有两个投资点很有诱惑。因为当地的畜牧业深加工落后，大量牲畜骨头无法利用；另外，当地居民不习惯吃鱼，大量淡水鱼几乎不花钱。也就是说，如果在哈拉哈苏木种植大豆，并利用骨粉加工饲料，成本是非常低的，能赚大钱。”贾新生说。
目前，到蒙古进行农业投资的热潮正悄然升温。除了贾新生之外，“金龙鱼”也在蒙古租赁了几十万亩土地，用以种植大豆、菜子等食用油料作物。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中国农业不仅“走了出去”，以农业殖民，经济殖民的形式侵犯和占领、一点点的蚕食着蒙古国领土。
他是山东省（菏泽）贾氏伟业农牧开发公司董事长贾新生。
蒙古“粮荒”带来商机！
“蒙古大约260万人口，这个过惯了游牧生活的民族，农业种植非常落后，其粮食供应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当然，其中潜藏了一旦国际粮食市场的大门紧闭，势必造成社会动荡的危机。就在去年3月份，危机爆发了！蒙古每公斤面粉的价格升至8元，许多无力购买的平民百姓开始上街游行，一度造成动乱……时至今日，蒙古‘一颗’大蒜的市场价仍高达3元。”
2005年，当时还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从事农产品贸易的贾新生，接触到蒙古东方省哈拉哈苏木（苏木意解县）的县长傲图·根巴特尔，并意外获得了让他决意到蒙古投资的信息：蒙古决定实行第三次开荒计划以解决“粮荒”，并规定小麦收购价格在保护价（2.72元/公斤）的基础上，一吨以上每公斤增加0.4元的“总统奖”。而位于蒙古东部的哈拉哈苏木，有大约4000平方公里闲置且肥沃的“黑土地”，常年2000度的有效积温，450--500毫升的年降雨量，125天左右的无霜期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自然保障。
通过与傲图·根巴特尔进一步接触，贾新生了解到，哈拉哈苏木为促进农业发展，准备开发一块前苏联时期的面积约46万亩的军用农场，其土质是全蒙古最好的，并有军用农场时期的铁路线穿梭其中，交通便利。加之当地的煤碳仅为30元/吨，经济用电0.4元/度，更加坚定了贾新生“出国种地”的信心。
八国争夺中独得46万亩标地
肥沃的土地，诱人的优惠政策，以及丰厚的市场回报，哈拉哈苏木4000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引发了各国投资商的“竞租热潮”。贾新生想要租赁的46万亩标地更是引来了日本、印度等八个国家的众多企业竞争。
贾新生还通过他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的贸易关系，走后门，进行“输血”递上红包，还为哈拉哈苏木的牧民进行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哈拉哈苏木县长傲图·根巴特尔评价贾新生说：“我们和贾总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贾新生“力排”八国强势企业，独自拿到了46万亩标地的租赁合同。合同规定了，租赁期限60年；每年每亩土地租赁费用12元……
因为不满贾新生独吞这一肥肉，日本等国的企业甚至把哈拉哈苏木的县长告到了蒙古东方省议院，质问“为何把46万亩土地全都给了一个中国人？”。随后，谁递上去的红包多，谁就是当然的赢家。
“扩军”：不会只做“粮食大王”
“在蒙古种地，初垦土地只要把大片肥草烧掉（放荒）作肥料，再进行播种，直至收获不需要水肥。当然，其小麦产量只有亩产200公斤，但胜在地多且绿色无污染。”正是以这各方式，贾新生的46万亩土地，若种植小麦，除去每年552万元的租赁费和麦种费，不进行任何粮食深加工的年收益就达到了2.6亿元蒙古人血汗钱。
而贾新生并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买卖。3年中，贾新生贪得无厌，在蒙古又承包了60万亩草场（可牧养30万只羊）；在东方省乔巴山市征地160亩，建造肉食品加工厂；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建立了安置进出口活体畜牧的大型隔离区。一条集畜牧产品生产、加工、出口的产业链逐渐形成。
“哈拉哈苏木还有两个投资点很有诱惑。因为当地的畜牧业深加工落后，大量牲畜骨头无法利用；另外，当地居民不习惯吃鱼，大量淡水鱼几乎不花钱。也就是说，如果在哈拉哈苏木种植大豆，并利用骨粉加工饲料，成本是非常低的，能赚大钱。”贾新生说。
目前，到蒙古进行农业投资的热潮正悄然升温。除了贾新生之外，“金龙鱼”也在蒙古租赁了几十万亩土地，用以种植大豆、菜子等食用油料作物。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中国农业不仅“走了出去”，以农业殖民，经济殖民的形式侵犯和占领、一点点的蚕食着蒙古国领土。
关于蒙古国的商业想法
我们多次讨论过蒙古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大体的框架呢，都是差不多的，首先就是完成工业化，其次就是保护民族经济，最后自然是培养一批民族企业甚至走向全球！
但是，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很难做成功。不过我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国家想要积累财富说得简单点无非就是“开源节流”既然在“开源”这方面不能很快有所起色，那么我就在想如何在“节流”这一块做文章。于是，我仔细分析了这几年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具体见下表）。且不说“汽油”“药品”“汽车”这些科技产品蒙古国一时不能生产。但就连大豆，大米，小麦，面粉，植物油，砂糖 这些农产品而言，6个月的进口额就达到了4910.65万美元！这还不算“新鲜蔬菜”的进口额度！（3个月就达到9000万美元），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这可是国民的财富啊。如果这些产品都能由蒙古国自己生产，那这些钱留在国内的话就将产生更大的作用！
那么假设，如果现在蒙古国农业发展较落后的情况下可否从内蒙古地区“引进”蒙古族的“种粮能手”“大棚能手”呢？（同时给这些人颁发Henanhujaa 所说的“绿卡”）在自己赚钱的同时，降低蒙古国的蔬菜价格以及通货膨胀！但是，这总归是一种设想，如果付诸实践的话，还面临很多问题，这就不得不引进第三方————农业科技公司。至此由农业科技公司代表农民和政府谈判，引进农民种植农作物，同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统一管理销售，农民获得政府便宜的土地供应与其他支持，作为交换条件，农民与政府签订“价格协议”保证市场上“低价农产品的供应”，最终解决农产品的“自给问题”和“季节性蔬菜的问题（指运用大棚技术）”。所以关于这个方案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农业科技公司，他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关键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个“第三方”就没有这个方案的成功，这个“第三方”必须具有超强的游说能力与执行能力。
蒙古国中部地区有些规模不大的农业产区 从内蒙引进蒙族农民 给他提供生产，生活区域，最大问题是尊重当地生活风俗。外蒙人认为中国农民习惯低头盯着土地 想着怎样开垦种植 对自己种植地以外的从不思考。这是蒙古最担心恐惧的。很多蒙古人已经从俄罗斯远东边疆区农业看到这种结果。所以宁可少吃些土豆也不愿让外人来开垦。关键问题是双方缺乏理解沟通。
但是，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很难做成功。不过我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国家想要积累财富说得简单点无非就是“开源节流”既然在“开源”这方面不能很快有所起色，那么我就在想如何在“节流”这一块做文章。于是，我仔细分析了这几年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具体见下表）。且不说“汽油”“药品”“汽车”这些科技产品蒙古国一时不能生产。但就连大豆，大米，小麦，面粉，植物油，砂糖 这些农产品而言，6个月的进口额就达到了4910.65万美元！这还不算“新鲜蔬菜”的进口额度！（3个月就达到9000万美元），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这可是国民的财富啊。如果这些产品都能由蒙古国自己生产，那这些钱留在国内的话就将产生更大的作用！
那么假设，如果现在蒙古国农业发展较落后的情况下可否从内蒙古地区“引进”蒙古族的“种粮能手”“大棚能手”呢？（同时给这些人颁发Henanhujaa 所说的“绿卡”）在自己赚钱的同时，降低蒙古国的蔬菜价格以及通货膨胀！但是，这总归是一种设想，如果付诸实践的话，还面临很多问题，这就不得不引进第三方————农业科技公司。至此由农业科技公司代表农民和政府谈判，引进农民种植农作物，同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统一管理销售，农民获得政府便宜的土地供应与其他支持，作为交换条件，农民与政府签订“价格协议”保证市场上“低价农产品的供应”，最终解决农产品的“自给问题”和“季节性蔬菜的问题（指运用大棚技术）”。所以关于这个方案我觉得重点在于这个农业科技公司，他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关键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个“第三方”就没有这个方案的成功，这个“第三方”必须具有超强的游说能力与执行能力。
蒙古国中部地区有些规模不大的农业产区 从内蒙引进蒙族农民 给他提供生产，生活区域，最大问题是尊重当地生活风俗。外蒙人认为中国农民习惯低头盯着土地 想着怎样开垦种植 对自己种植地以外的从不思考。这是蒙古最担心恐惧的。很多蒙古人已经从俄罗斯远东边疆区农业看到这种结果。所以宁可少吃些土豆也不愿让外人来开垦。关键问题是双方缺乏理解沟通。
失去信仰的蒙古人
我们的信仰在哪？我们该信仰什么？信仰能团结一个民族。是否我们该回到历史去，追寻自己的信仰，佛教是蒙古人的信仰吗？它对我们有帮助了吗？
我们是否应该去审视一下自己，一个信仰可以制约一个人的各种恶习，一种制约道德的一种意识，道德在信仰的支配下，然而历史中的蒙古人最早信仰的长生天洒满教，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人重视了呢？萨满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是蒙古人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一种信仰。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因为蒙古人热爱自然，也许每年的春节大家不用去庙里听喇嘛念经，用在这上面的时间可以花在研究自己的信仰，一个我们在忽视的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
我们是否应该去审视一下自己，一个信仰可以制约一个人的各种恶习，一种制约道德的一种意识，道德在信仰的支配下，然而历史中的蒙古人最早信仰的长生天洒满教，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人重视了呢？萨满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是蒙古人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一种信仰。蒙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因为蒙古人热爱自然，也许每年的春节大家不用去庙里听喇嘛念经，用在这上面的时间可以花在研究自己的信仰，一个我们在忽视的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
蒙古人神圣的朝拜与祭祖
全体蒙古人因该前往蒙古国 BURHAN KHALDEN， 圣祖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去朝拜！这里是蒙古人最神圣的地方，BURHAN KHALDEN 圣山。就像阿拉伯人每年去麦加一样！这里是蒙古人团结，凝聚力的象征，蒙古人的复兴与发展的象征。
100年前祭祀成吉思汗的场景，当年完全是全民性的，而且是流动的蒙古包。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白马。100年前虽然简陋，但却充满生气，体现了民俗来自民间的活力。现在虽然修起巍峨的大殿，但却缺少的民俗的意义。
由于100年里战乱，文化革命的干扰，使得流传在蒙古民族民间的成吉思汗祭祀有了一些断档。大家聚会酒喝的多了，那达慕的内容少了。
请问，100年前和现在的成吉思汗祭祀，作为一种民俗，那一种更好？怎么能结合两种方式的好处，创造出新的样式？
尽管蒙古民族是草原上诸多游牧民族的集合，但是在过去几乎都把成吉思汗看作是自己的祖先，是这个民族的凝聚者。在各种祭祀乞求幸福的对象中主要是-----长生天，佛爷，成吉思汗。
不知道这儿有没有达尔扈特，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这样自发的场面，但时间却不是在一年一度的淖尔大祭，这个时间被推倒了Qagan sar in sine in negen，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不知道是谁说的有一个很中国式的传说导致了这一现象。据说谁能在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给圣主叩拜，并聆听达尔扈特祭文Ejen sang的话就可以在未来的一年好运不断。
一开始挣着去的只是少部分的周边官僚，为了自己官运亨通吧，但后来可能是轿车普及率高了，从官僚和商人演变为只要有条件的都去叩拜，而时间本来应该是日出时分，但因为大家都在抢，所以时间提前到了凌晨零点。所以每年除夕夜在霍洛镇会出现由四面八方赶来祭拜的车队，弄得扎萨克盆地整晚灯火通明。
近百年的战乱运动，已将这个民族的精英打击迫害，所剩无几，能够带领我们走进民族的精神家园的，恰恰是这些人，孕育出一些民族优秀人才，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环境，能够背诵成吉思汗历史的，不缺，要想知道蒙古人的精神力量的来源，太缺失了。
犹太人
获诺贝尔奖者中每年几乎都会有犹太人，那个只有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获得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18％。犹太民族涌现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罗依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家之外，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的每个领域里，在那些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犹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摩根财团，美联储的拥有者，欧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银行系统，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从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逻辑关系看两种文化的结构。
人的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标志着人走出动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关注并服从、依赖于现实生活，那么越是缺乏改变它的能力；越是拥有自己内心的关怀，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越能主动的改变现实。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个层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态里生存，吃喝玩乐，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文化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能与普通动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级动物出生时离开父母不能独立生存，而人几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后需要一个学习与成人阶段，在社会中重新获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们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本能的满足和优势地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识层面的直接体现。韦伯说，功利主义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识，关键是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来约束和升华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们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生存，还有他人生存，在群体生活里对自己有所约束，照顾别人或者群体的利益，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让，遵守共同的规范，正其义不而谋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损失，却能够提升群体的生存能力，达成人际间的和谐、互利与友爱，从而让个人的生存融入群体的生存中。
理性：人们从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寻求普遍的真理，并以为独立的价值，不管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不顾社会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维也意味着以这种普遍原则和理论规范人的行动，以带来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传统缺乏这种独立的理性精神。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复杂的世界和多变的命运面前，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孤独、恐惧，便倾向于放弃或否定个体的欲望、意志、理智，而敬畏伟大的力量，崇尚神圣的理想，关怀终极的世界，把小我无条件地寄托于无限的目标上，让个体在精神上升华为最高的存在，克服时间空间上的有限性，以获得慰藉。信仰是心灵离本能与现实最远的一种追求。
信仰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过于突出，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是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短视。
西方文化立足于犹太式的信仰主义，表层是源于希腊人的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叶和果实；近代启蒙之后，从信仰主义的彼岸出发，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契约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无条件地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的自律原则，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经济学家看到，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韦伯却揭示，它是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这种建构主义文化的逻辑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摩根财团，美联储的拥有者，欧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银行系统，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从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逻辑关系看两种文化的结构。
人的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标志着人走出动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关注并服从、依赖于现实生活，那么越是缺乏改变它的能力；越是拥有自己内心的关怀，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越能主动的改变现实。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个层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态里生存，吃喝玩乐，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文化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能与普通动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级动物出生时离开父母不能独立生存，而人几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后需要一个学习与成人阶段，在社会中重新获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们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本能的满足和优势地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识层面的直接体现。韦伯说，功利主义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识，关键是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来约束和升华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们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生存，还有他人生存，在群体生活里对自己有所约束，照顾别人或者群体的利益，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让，遵守共同的规范，正其义不而谋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损失，却能够提升群体的生存能力，达成人际间的和谐、互利与友爱，从而让个人的生存融入群体的生存中。
理性：人们从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寻求普遍的真理，并以为独立的价值，不管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不顾社会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维也意味着以这种普遍原则和理论规范人的行动，以带来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传统缺乏这种独立的理性精神。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复杂的世界和多变的命运面前，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孤独、恐惧，便倾向于放弃或否定个体的欲望、意志、理智，而敬畏伟大的力量，崇尚神圣的理想，关怀终极的世界，把小我无条件地寄托于无限的目标上，让个体在精神上升华为最高的存在，克服时间空间上的有限性，以获得慰藉。信仰是心灵离本能与现实最远的一种追求。
信仰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过于突出，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是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短视。
西方文化立足于犹太式的信仰主义，表层是源于希腊人的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叶和果实；近代启蒙之后，从信仰主义的彼岸出发，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契约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无条件地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的自律原则，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经济学家看到，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韦伯却揭示，它是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这种建构主义文化的逻辑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向蒙古国移民
蒙古国人少这个已经受某些人的关注。蒙古国不是光光HALAHA蒙古人的事。而是这个国家意义更大，是在整个蒙古文化的复兴起着重要作用。这片热土是好比一个航母 他承载着很多东西。这个航母的魂目前还是“蒙古”。
不过有一个俗语叫“登堂入室”的危机挑战仍然很严峻。搞不好这个魂变成X 或Y都有可能。钱权这两个东西往往都是互相直接影响的东西。在满清时代有不少蒙古王爷割地卖地的历史。不过庆幸的事蒙古王爷还是蒙古人。HOOJA 是什么意思，蒙古国独立的时候让外国人回家。所以也就产生了："hooja"="huijia"。但没有回家的现在干什么呢？ 往蒙古从布里亚特从图瓦从阿富汗从印度从维拉特从南蒙古聚集各方人才意义重大！有钱有实力可以创一个基金专帮助各地学子来此学习和生根发展大展宏图！！往蒙古移民也是伟大事业！！
为了让下一代有个纯蒙古语环境，不受和谐的影响,如果举家移民蒙古，有什么前途？蒙古国有相应政策支持国内蒙古族定居蒙古国吗？如同以色列人，蒙古国是否有同样的异像来欢迎自己的同族同宗。
内蒙古的蒙古人如果都移民出去了,结果确实如某些人所愿了,最怕是留下来的不再是蒙古人了.
其实如果只考虑个人，移民是不错的选择蒙古国没有必要有什么政策支持,自己要是有能力,在哪里都能站住脚的。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和思考，蒙古人更应该讨论。移民是世界问题，见仁见智，有很多主权国家出于各种考虑以法律来推动符合国家利益的移民。蒙古国是一蒙古民族为主的主权国家，也有一定的外国公民入籍蒙古国的法律规定。由于各种历史政治原因，相信蒙古国对这一问题会比较慎重，哪个主权国家又不是这样的呢？但同时，也相信蒙古国必然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有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考虑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对于蒙古国而言，这需要一些时间。哈萨克斯坦犭虫立后是欢迎其国外的哈萨克人去哈国的，目的很明确。
现阶段中国的蒙古族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好。无论从那种角度讲，学习新蒙古语文还是最基本的第一步....而客观理智的换位思考有助于对这个问题以及对蒙古国人的理解。
投资移民，婚姻移民，政治避难移民，就这几种，大家哪个都可以随意选择的。移民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必担心内蒙古的蒙古人没了，都留在这里，到最后也有可能没有了。过去几万热爱蒙古的蒙古人对两边的蒙古人只有益处。
的确需要时间，虽说是同一个民族，在隔阂的几十年里，各自变化都很大，尤其是思想观念差别上，估计过不了几年，蒙古也会制定吸引人才的新移民法。放开你的眼界，扩展你的思维...蒙古人移民蒙古国照样也可以热爱自己的家乡。蒙古人的往来真正地多了，才能逐步消除这些隔阂（这些隔阂不是我们蒙古人造成的）。
年轻一代积极的准备，才有希望。否则，永远两难——因为没有思考、没有准备。我记得为人早就说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一定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技术移民、文化艺术移民、劳务移民等等...。但怎么移，蒙古人也要会说蒙古语、会写基里尔蒙文。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TOFEL、IELS这类的蒙古国蒙古语言水平考试。
有相当多蒙古人的家乡已经不像你自己的家乡那样了。如果你的家乡美丽富饶、人人都讲蒙古语、唱长调、不愁吃不愁穿.....又有尊严的话，你的确可以质问别人。现在没有大张旗鼓的政策，但是有入籍法律。前途问题，见仁见智，究竟不是美国，决定在于自己的心和力。
只有一部分激进的人排斥内蒙古人罢了。我认识的蒙古国的都很友好。此前提是你必须是真诚的，而且对蒙古充满了爱。别见了面聊天，不到半分钟就谈什么蒙古经济不如中国的狗屁话。 类似的还有“我们中国”，记住你和蒙古国朋友想如同兄弟，就不能在思维和行为上“我们中国”，而是回归真意“我们蒙古”！！！
真诚交往的前提是 认同蒙古国的游牧文化，至少要理解，否则只会说蒙古语，却带着农耕文化的思维是没法让蒙古国公民对你有好感的，而且必然被“一部分激进的”蒙古国公民所排斥。
内蒙古移民寓言：内蒙古是前车之鉴。北国同意实施南国人向北移民之日，就是北国灭亡（或名存实亡）之时。会说蒙古话的人将是马前卒或第五纵队。
现在已经步入全球化了，蒙古国也没有那么狭隘的眼光，非要参照内蒙古的发展，可参照的国家地区有很多的，历史又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才的合理流动也不见得就成了第五纵队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傻，全球化，在离开德国之前，我的老朋友AF和他的女朋友Claudia开车带我去参观马奇诺防线, 他们知道我是个二战迷.离开德国国境进入法国时, 没有边防检查,没有军队,连一个类似中国的收费站那样的小岗亭和拦路杆都也没有,就是在高速公路边上有两张旗帜,一个德国的国旗,另一个则是法国的国旗,仅此而已...但是,五分钟之内,路边的商店招牌却由德语变成了法语.在法国,我仍然还能够使用自己在德国开办的银行卡,仅仅是同别人交谈不能再使用德语,而是必须使用英语,盖因自己不会法语.
蒙古国人口是个大问题。按照现在的状态，还不如大量引进内蒙牧民。有个朋友的几家亲戚打算从呼盟移到东方省。1945年道尔吉王率乌珠穆沁左翼旗6个苏木牧民到蒙古国，在边界另一侧 被审查两年，最后分成三部分安插到三个苏木驻牧至今。当年当事人的回忆、过程跌宕起伏甚至屈辱，近年已有出版。
但在中国官方资料（如文史资料）中我还未查到有关记载。
今非昔比，移民绝非小事，一定要先了解两国相关法律，依法行事，慎之又慎。 其实，呼伦贝尔的巴尔虎人400年前的故乡是在贝加尔湖东岸，主要是在今天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但是现在那里完全没有了游牧环境和蒙古语境，几乎完全是不同的文化了。 尽管有诸多违法案例和各种压力，但牧民基本还能在呼伦贝尔草原生活，当然还需要大家的帮助，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接触过的，曾经去过蒙古国的美国，日本，韩国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蒙古国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贫乏。。可是，我认识的曾经在蒙古国留学，工作过的内蒙古蒙古族同胞和一些汉人对蒙古国的印象非常的反面。。很令人费解。。我听他们说这些反面的话语时，心中陡然明白为什么蒙古国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狭隘的人，会说这些人是胡家了。
美国，日本，韩国人有钱，走马观花，所以去蒙古处处遇到微笑，，可是内蒙的同胞大部分是翻译或务工人员，而且很少受到过现代商业和国际礼仪训练，在日常的辛劳中看到的阴暗面多一些，受委屈多一些。其实商业译员需要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包括职业道德。内蒙古的蒙语授课大专院校应该设立这方面的专业学科，例如对蒙古国商务专业。
即“为什么从德国进入法国时，国界线基本等于不存在了？”这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讲就是“欧洲自古以来就是基督教文化圈”。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才令我恍然大悟，欧洲语言的区别仅仅是“欧罗巴语系下方言的区别”现在的欧洲像什么呢？就像古代中国五代十国一样，论民族论语言都不同，但文化就是相通的。再加上现代技术的发达，政府没有必要那样防着你从一国到另一国，不是没有防只是看不见了。但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欧洲这样“文化相通经济水平却又接近”的地区。在于亚洲，这种情况——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的蒙古族和汉人去过蒙古后对于蒙古的认识全是反面的呢？这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问题是，一部分内蒙人，就是那些根本看不上蒙古国的那些人，从内心深处受汉文化影响太深了。这些人包括汉人在内，从内心底就是受“好大喜功”文化影响的，一味的求大一味的求规模。这一次参观世博会就能充分感受到——其实，世博会真的没什么东西，为什么中国馆那么火？就是因为中国馆不仅规模大而且有内容。而别的馆基本都是空架子，但是规模做到了很大，充分地满足了汉人的YY的心理，想深刻了解一下这样的文化的人，可以看一下央视纪录片《大明宫》。
1，视点不同
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看问题比较客观，与农耕、工业、商业文明迥然不同游牧文明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奇迹与神话。在蒙古他们可以感受到随物质发达而淡逝的精神淳朴世界。内蒙古蒙古人基本认为游牧是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他们与刚开始填饱胃口的中国时代俱进，认为物质胜过一切。
2，心态不同
欧美日本韩国的游客不对蒙古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如实地接受映在他们眼中的蒙古。大多数内蒙古的蒙古人在他们生存的环境里属非主流群体，认同饥饿倾向较强。不被认同、特别是不被同族认同如蒙奇辱无法接受。
我接触那几个人都是在蒙古国最起码住了3年以上的人。。不是什么走马观花的游客。我记得10年前有个在乌兰巴托做了3年志愿者的一个姑娘对我说起在那里的情况是，满口都是对蒙古国的赞美和对蒙古人的喜爱。。她说：蒙古国虽然物质贫乏与邻国不能相比。。可是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与蒙古人交往时，不需要想着会被骗。。说得挺狠。。不过可以理解她在北京生活时，买东西的时候受骗受到的委屈。
尽管同根同源、但事实上近百年的分断使大家的语言、生活及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就像很难想象有蒙古国的同胞用汉语汉文来参与这里的讨论一样。
说到底，这样一部分人到了乌兰巴托就要开始拿心理那个“大”去和蒙古的“小”去比（发展到现在就是一种GDP崇拜）。而欧美人，日本人可能认为蒙古更自然更纯朴一些，也许他们根本不在意乌兰巴托有多少楼，有多少汽车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所以，同样的问题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最后我谈一谈对于移民蒙古的看法。我始终坚持认为，蒙古之中心之根本在于蒙古国，观察历史可以看出来，整个“大蒙古”的兴衰是伴随着这个“中心蒙古”的兴衰而兴衰的。所以，无论以前现在以后，蒙古民族复兴的希望还是在蒙古国——这个自古以来的蒙古中心。一个蒙古一个内蒙是什么关系呢？是相生相伴，兴衰相伴，唇亡齿寒的关系。以后的道路，必定是蒙古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延伸，从而内蒙古也有了来自蒙古国的企业，内蒙古人在“蒙资”企业内工作，这对于内蒙人来说是最好的出路！而今天内蒙人移民是不是坏事呢？对于民族大业来说不是坏事。因为今天一部分人的“北上”是为了十几年后的“南下”。当然这里要求这一部分北上的人时刻保持民族大义，绝不能做有悖于蒙古国的任何事！但是这终究是一个很多人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一个大事业。实现起来的确是很难很难！
蒙古的国民对他们的部分腐败官员都深恶痛绝，去那里的内蒙人也是一样的心情，有问题就应该自省。可那些洋人只是虚伪的，不痛不痒的说几句好话并不能代表什么。蒙古既然采用了民主选举制，那么总统和议员都是民选的，要是深恶痛绝，可以不投票弃权，但是每次都能达到80%的投票率，难道蒙古选民偏爱贪官吗？
古一定可以成为类似欧洲瑞士一样的富裕国家，那么内蒙人在这个“蒙古国快速发展的洪流”当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我想应当是“加速”的作用 ！ 这一点 很多内蒙人没有意识到 另外也确实有很多蒙古国人不愿意接受。同时还得保证去蒙古国发展的内蒙人能够保持一种民族的气节，不干伤天害理的事 。不过这都是理论上很行得通，实际上非常难的，要不然人们就不会有“梦想照进现实”之类的感慨了！
不管怎么说移民要从蒙古复兴为主.两种移民：
1.技术移民 .针对于有些在中国上汉校 考上大学的蒙古人 在掌握了科技后 就可以回蒙古国 为自己的民族做贡献 自己学蒙语 在回到蒙古国后无论怎么样待遇 为了民族的未来 为了下一代不在受和谐的影响 总比被................
2.牧民移民 .（蒙古国的人口是个问题）增加人口
国边境开放都已经快三十年了，有多少中国的蒙古人移民到蒙古国呢？说实话，去蒙古并不困难，可去的人有多少呢？现实的国境线，确实存在，可跨越并不难， 但心里的国境线，最难跨越......
移民是大事，当事人都要谨慎行事是对的。尤其蒙古还不具备接受大量移民的条件。目前中共体制下，鼓吹蒙中淡化国界，不过是抢占蒙古资源的忽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烟雾弹。所以，对于权力和资本的承载体来说，国界基本上都是从来不怎么存在的。
不过有一个俗语叫“登堂入室”的危机挑战仍然很严峻。搞不好这个魂变成X 或Y都有可能。钱权这两个东西往往都是互相直接影响的东西。在满清时代有不少蒙古王爷割地卖地的历史。不过庆幸的事蒙古王爷还是蒙古人。HOOJA 是什么意思，蒙古国独立的时候让外国人回家。所以也就产生了："hooja"="huijia"。但没有回家的现在干什么呢？ 往蒙古从布里亚特从图瓦从阿富汗从印度从维拉特从南蒙古聚集各方人才意义重大！有钱有实力可以创一个基金专帮助各地学子来此学习和生根发展大展宏图！！往蒙古移民也是伟大事业！！
为了让下一代有个纯蒙古语环境，不受和谐的影响,如果举家移民蒙古，有什么前途？蒙古国有相应政策支持国内蒙古族定居蒙古国吗？如同以色列人，蒙古国是否有同样的异像来欢迎自己的同族同宗。
内蒙古的蒙古人如果都移民出去了,结果确实如某些人所愿了,最怕是留下来的不再是蒙古人了.
其实如果只考虑个人，移民是不错的选择蒙古国没有必要有什么政策支持,自己要是有能力,在哪里都能站住脚的。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和思考，蒙古人更应该讨论。移民是世界问题，见仁见智，有很多主权国家出于各种考虑以法律来推动符合国家利益的移民。蒙古国是一蒙古民族为主的主权国家，也有一定的外国公民入籍蒙古国的法律规定。由于各种历史政治原因，相信蒙古国对这一问题会比较慎重，哪个主权国家又不是这样的呢？但同时，也相信蒙古国必然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有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考虑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对于蒙古国而言，这需要一些时间。哈萨克斯坦犭虫立后是欢迎其国外的哈萨克人去哈国的，目的很明确。
现阶段中国的蒙古族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好。无论从那种角度讲，学习新蒙古语文还是最基本的第一步....而客观理智的换位思考有助于对这个问题以及对蒙古国人的理解。
投资移民，婚姻移民，政治避难移民，就这几种，大家哪个都可以随意选择的。移民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必担心内蒙古的蒙古人没了，都留在这里，到最后也有可能没有了。过去几万热爱蒙古的蒙古人对两边的蒙古人只有益处。
的确需要时间，虽说是同一个民族，在隔阂的几十年里，各自变化都很大，尤其是思想观念差别上，估计过不了几年，蒙古也会制定吸引人才的新移民法。放开你的眼界，扩展你的思维...蒙古人移民蒙古国照样也可以热爱自己的家乡。蒙古人的往来真正地多了，才能逐步消除这些隔阂（这些隔阂不是我们蒙古人造成的）。
年轻一代积极的准备，才有希望。否则，永远两难——因为没有思考、没有准备。我记得为人早就说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一定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技术移民、文化艺术移民、劳务移民等等...。但怎么移，蒙古人也要会说蒙古语、会写基里尔蒙文。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TOFEL、IELS这类的蒙古国蒙古语言水平考试。
有相当多蒙古人的家乡已经不像你自己的家乡那样了。如果你的家乡美丽富饶、人人都讲蒙古语、唱长调、不愁吃不愁穿.....又有尊严的话，你的确可以质问别人。现在没有大张旗鼓的政策，但是有入籍法律。前途问题，见仁见智，究竟不是美国，决定在于自己的心和力。
只有一部分激进的人排斥内蒙古人罢了。我认识的蒙古国的都很友好。此前提是你必须是真诚的，而且对蒙古充满了爱。别见了面聊天，不到半分钟就谈什么蒙古经济不如中国的狗屁话。 类似的还有“我们中国”，记住你和蒙古国朋友想如同兄弟，就不能在思维和行为上“我们中国”，而是回归真意“我们蒙古”！！！
真诚交往的前提是 认同蒙古国的游牧文化，至少要理解，否则只会说蒙古语，却带着农耕文化的思维是没法让蒙古国公民对你有好感的，而且必然被“一部分激进的”蒙古国公民所排斥。
内蒙古移民寓言：内蒙古是前车之鉴。北国同意实施南国人向北移民之日，就是北国灭亡（或名存实亡）之时。会说蒙古话的人将是马前卒或第五纵队。
现在已经步入全球化了，蒙古国也没有那么狭隘的眼光，非要参照内蒙古的发展，可参照的国家地区有很多的，历史又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才的合理流动也不见得就成了第五纵队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傻，全球化，在离开德国之前，我的老朋友AF和他的女朋友Claudia开车带我去参观马奇诺防线, 他们知道我是个二战迷.离开德国国境进入法国时, 没有边防检查,没有军队,连一个类似中国的收费站那样的小岗亭和拦路杆都也没有,就是在高速公路边上有两张旗帜,一个德国的国旗,另一个则是法国的国旗,仅此而已...但是,五分钟之内,路边的商店招牌却由德语变成了法语.在法国,我仍然还能够使用自己在德国开办的银行卡,仅仅是同别人交谈不能再使用德语,而是必须使用英语,盖因自己不会法语.
蒙古国人口是个大问题。按照现在的状态，还不如大量引进内蒙牧民。有个朋友的几家亲戚打算从呼盟移到东方省。1945年道尔吉王率乌珠穆沁左翼旗6个苏木牧民到蒙古国，在边界另一侧 被审查两年，最后分成三部分安插到三个苏木驻牧至今。当年当事人的回忆、过程跌宕起伏甚至屈辱，近年已有出版。
但在中国官方资料（如文史资料）中我还未查到有关记载。
今非昔比，移民绝非小事，一定要先了解两国相关法律，依法行事，慎之又慎。 其实，呼伦贝尔的巴尔虎人400年前的故乡是在贝加尔湖东岸，主要是在今天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但是现在那里完全没有了游牧环境和蒙古语境，几乎完全是不同的文化了。 尽管有诸多违法案例和各种压力，但牧民基本还能在呼伦贝尔草原生活，当然还需要大家的帮助，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接触过的，曾经去过蒙古国的美国，日本，韩国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蒙古国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贫乏。。可是，我认识的曾经在蒙古国留学，工作过的内蒙古蒙古族同胞和一些汉人对蒙古国的印象非常的反面。。很令人费解。。我听他们说这些反面的话语时，心中陡然明白为什么蒙古国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狭隘的人，会说这些人是胡家了。
美国，日本，韩国人有钱，走马观花，所以去蒙古处处遇到微笑，，可是内蒙的同胞大部分是翻译或务工人员，而且很少受到过现代商业和国际礼仪训练，在日常的辛劳中看到的阴暗面多一些，受委屈多一些。其实商业译员需要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包括职业道德。内蒙古的蒙语授课大专院校应该设立这方面的专业学科，例如对蒙古国商务专业。
即“为什么从德国进入法国时，国界线基本等于不存在了？”这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讲就是“欧洲自古以来就是基督教文化圈”。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才令我恍然大悟，欧洲语言的区别仅仅是“欧罗巴语系下方言的区别”现在的欧洲像什么呢？就像古代中国五代十国一样，论民族论语言都不同，但文化就是相通的。再加上现代技术的发达，政府没有必要那样防着你从一国到另一国，不是没有防只是看不见了。但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欧洲这样“文化相通经济水平却又接近”的地区。在于亚洲，这种情况——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的蒙古族和汉人去过蒙古后对于蒙古的认识全是反面的呢？这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问题是，一部分内蒙人，就是那些根本看不上蒙古国的那些人，从内心深处受汉文化影响太深了。这些人包括汉人在内，从内心底就是受“好大喜功”文化影响的，一味的求大一味的求规模。这一次参观世博会就能充分感受到——其实，世博会真的没什么东西，为什么中国馆那么火？就是因为中国馆不仅规模大而且有内容。而别的馆基本都是空架子，但是规模做到了很大，充分地满足了汉人的YY的心理，想深刻了解一下这样的文化的人，可以看一下央视纪录片《大明宫》。
1，视点不同
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看问题比较客观，与农耕、工业、商业文明迥然不同游牧文明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奇迹与神话。在蒙古他们可以感受到随物质发达而淡逝的精神淳朴世界。内蒙古蒙古人基本认为游牧是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他们与刚开始填饱胃口的中国时代俱进，认为物质胜过一切。
2，心态不同
欧美日本韩国的游客不对蒙古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如实地接受映在他们眼中的蒙古。大多数内蒙古的蒙古人在他们生存的环境里属非主流群体，认同饥饿倾向较强。不被认同、特别是不被同族认同如蒙奇辱无法接受。
我接触那几个人都是在蒙古国最起码住了3年以上的人。。不是什么走马观花的游客。我记得10年前有个在乌兰巴托做了3年志愿者的一个姑娘对我说起在那里的情况是，满口都是对蒙古国的赞美和对蒙古人的喜爱。。她说：蒙古国虽然物质贫乏与邻国不能相比。。可是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与蒙古人交往时，不需要想着会被骗。。说得挺狠。。不过可以理解她在北京生活时，买东西的时候受骗受到的委屈。
尽管同根同源、但事实上近百年的分断使大家的语言、生活及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就像很难想象有蒙古国的同胞用汉语汉文来参与这里的讨论一样。
说到底，这样一部分人到了乌兰巴托就要开始拿心理那个“大”去和蒙古的“小”去比（发展到现在就是一种GDP崇拜）。而欧美人，日本人可能认为蒙古更自然更纯朴一些，也许他们根本不在意乌兰巴托有多少楼，有多少汽车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所以，同样的问题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最后我谈一谈对于移民蒙古的看法。我始终坚持认为，蒙古之中心之根本在于蒙古国，观察历史可以看出来，整个“大蒙古”的兴衰是伴随着这个“中心蒙古”的兴衰而兴衰的。所以，无论以前现在以后，蒙古民族复兴的希望还是在蒙古国——这个自古以来的蒙古中心。一个蒙古一个内蒙是什么关系呢？是相生相伴，兴衰相伴，唇亡齿寒的关系。以后的道路，必定是蒙古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延伸，从而内蒙古也有了来自蒙古国的企业，内蒙古人在“蒙资”企业内工作，这对于内蒙人来说是最好的出路！而今天内蒙人移民是不是坏事呢？对于民族大业来说不是坏事。因为今天一部分人的“北上”是为了十几年后的“南下”。当然这里要求这一部分北上的人时刻保持民族大义，绝不能做有悖于蒙古国的任何事！但是这终究是一个很多人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一个大事业。实现起来的确是很难很难！
蒙古的国民对他们的部分腐败官员都深恶痛绝，去那里的内蒙人也是一样的心情，有问题就应该自省。可那些洋人只是虚伪的，不痛不痒的说几句好话并不能代表什么。蒙古既然采用了民主选举制，那么总统和议员都是民选的，要是深恶痛绝，可以不投票弃权，但是每次都能达到80%的投票率，难道蒙古选民偏爱贪官吗？
古一定可以成为类似欧洲瑞士一样的富裕国家，那么内蒙人在这个“蒙古国快速发展的洪流”当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我想应当是“加速”的作用 ！ 这一点 很多内蒙人没有意识到 另外也确实有很多蒙古国人不愿意接受。同时还得保证去蒙古国发展的内蒙人能够保持一种民族的气节，不干伤天害理的事 。不过这都是理论上很行得通，实际上非常难的，要不然人们就不会有“梦想照进现实”之类的感慨了！
不管怎么说移民要从蒙古复兴为主.两种移民：
1.技术移民 .针对于有些在中国上汉校 考上大学的蒙古人 在掌握了科技后 就可以回蒙古国 为自己的民族做贡献 自己学蒙语 在回到蒙古国后无论怎么样待遇 为了民族的未来 为了下一代不在受和谐的影响 总比被................
2.牧民移民 .（蒙古国的人口是个问题）增加人口
国边境开放都已经快三十年了，有多少中国的蒙古人移民到蒙古国呢？说实话，去蒙古并不困难，可去的人有多少呢？现实的国境线，确实存在，可跨越并不难， 但心里的国境线，最难跨越......
移民是大事，当事人都要谨慎行事是对的。尤其蒙古还不具备接受大量移民的条件。目前中共体制下，鼓吹蒙中淡化国界，不过是抢占蒙古资源的忽悠，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烟雾弹。所以，对于权力和资本的承载体来说，国界基本上都是从来不怎么存在的。
目前蒙古人面面观
1.怨天尤人，失望、失落、成为解放后至今三代人的个性。莫名的无助、恐惧、迷茫，都将是1949后蒙古人最为典型的表现。失去了当年的勇猛，失去了当年的健壮的身体，失去了当年的豪爽，失去了当年的团结。
2.群体方向的迷失，把自己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另一个民族的身上，是可笑、又可耻。也是无知和贪婪的表现。
3.混乱的思想。不找事情的根本问题所在。
4.大伙都向钱看。很多人的思想里只有向钱看，可是这个民族还是很穷。真正有钱的蒙古人还是很少。大多只是混口饭吃。面对我们的民族男的会说“哎，这些事儿呀，跟我们没关系，生活，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女的会说“看你那德行吧，只有生活的好有了钱别人才看得起你，你才有脸为蒙古人说话”。
5.变态的逻辑思维。把好好的宝贵的土地卖给别人，自己跑来城市受苦。
蒙古人好象没啥特别团结的时候,自古就比较喜欢互相斗来斗去的.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也不团结嘛.所以.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国家的想法还不少.确实是可笑又可耻.现在有人觉得蒙古的希望在宗教上.非常地反对这一点.
我们愿意离开生我们养我们的草原吗？我们是被逼的···
以前我们那么热爱我们的草原，但自从我们的父母辈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后，我们蒙古人的土地观念在渐渐地消失着。他们总是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怎么可能有草原，有牛羊啊···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这个蒙古草原上的“土著居民”！！！
我给个蒙文班上课，他们连苏和巴特是谁都不知道，没有知识，就没有眼光，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啊！
做实事上，每年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啥讨论，啥交流，啥灌水都是应该继续的，但是得做一些实事，否则，确实是在“空转”。事实上我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利，对自己做主的权利。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也应该为此而作为目标奋斗才对。如果没有以上的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是，继续被人陷害，继续被人掠夺，严重的时候被人屠杀！脑袋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它控制着整个身体，可是你的脑袋被别人控制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废物！说的不是你想说的话，做的不是你想做的事，甚至变得糊里糊涂，胡言乱语，生不如死！想保护草原？一个人破坏你们十几个人都来不及保护，何况是成千上万的人以掠夺为根本目的的破坏！愚蠢蒙古人！
大家要是都有了民族意识~在加上自我向前的思维~从现在做起也不迟！别明天明天着死无葬身之地....只要每个人能够坚强地站起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在自己熟悉的行当或感兴趣的行业发奋努力，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的。我想，老实说蒙古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人，他自己正是有些问题，而不是蒙古人不行。
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大约3000多个民族。那些国家、那些民族也都一样，都有自己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是人类社会。只不过我们不怎么了解罢了。正如家庭，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就是人类社会。不错，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和不足是明智的，从自己做起不断改掉这些毛病更是聪明的。
蒙古人（族）不团结，这句话说出来简单，但要是仔细思考一下，正是蒙古族的不团结也许才塑造和造就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如果蒙古族要是团结的话成吉思汗也就不能称其为成吉思汗了。复杂的环境才能练就人品、人性、人格、才干、谋略、胆识等等，草原上的蒙古马跑得快、有耐力，那是也许正是因为草原上的狼强悍，数量多而导致的呢。蒙古人的想象力那么丰富、那么心灵手巧也是艰难的生活环境赋予的，可先在就不如以往了，啥都是现成的。所以内蒙古的蒙古人，应当觉醒了。要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劣性，向祖先学习，多磨练自己的身心和意志，而不是怨天尤人。态度决定一切——米卢。你想赢就一定能赢了，多想、多谋、多付出、耐着性子坚持下去，我想，我们一定行。关键只有靠自己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我们绝不能放弃奋斗！
2.群体方向的迷失，把自己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另一个民族的身上，是可笑、又可耻。也是无知和贪婪的表现。
3.混乱的思想。不找事情的根本问题所在。
4.大伙都向钱看。很多人的思想里只有向钱看，可是这个民族还是很穷。真正有钱的蒙古人还是很少。大多只是混口饭吃。面对我们的民族男的会说“哎，这些事儿呀，跟我们没关系，生活，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女的会说“看你那德行吧，只有生活的好有了钱别人才看得起你，你才有脸为蒙古人说话”。
5.变态的逻辑思维。把好好的宝贵的土地卖给别人，自己跑来城市受苦。
蒙古人好象没啥特别团结的时候,自古就比较喜欢互相斗来斗去的.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也不团结嘛.所以.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国家的想法还不少.确实是可笑又可耻.现在有人觉得蒙古的希望在宗教上.非常地反对这一点.
我们愿意离开生我们养我们的草原吗？我们是被逼的···
以前我们那么热爱我们的草原，但自从我们的父母辈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后，我们蒙古人的土地观念在渐渐地消失着。他们总是说没有共产党，我们怎么可能有草原，有牛羊啊···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这个蒙古草原上的“土著居民”！！！
我给个蒙文班上课，他们连苏和巴特是谁都不知道，没有知识，就没有眼光，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啊！
做实事上，每年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啥讨论，啥交流，啥灌水都是应该继续的，但是得做一些实事，否则，确实是在“空转”。事实上我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利，对自己做主的权利。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也应该为此而作为目标奋斗才对。如果没有以上的东西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是，继续被人陷害，继续被人掠夺，严重的时候被人屠杀！脑袋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它控制着整个身体，可是你的脑袋被别人控制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废物！说的不是你想说的话，做的不是你想做的事，甚至变得糊里糊涂，胡言乱语，生不如死！想保护草原？一个人破坏你们十几个人都来不及保护，何况是成千上万的人以掠夺为根本目的的破坏！愚蠢蒙古人！
大家要是都有了民族意识~在加上自我向前的思维~从现在做起也不迟！别明天明天着死无葬身之地....只要每个人能够坚强地站起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在自己熟悉的行当或感兴趣的行业发奋努力，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的。我想，老实说蒙古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人，他自己正是有些问题，而不是蒙古人不行。
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大约3000多个民族。那些国家、那些民族也都一样，都有自己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是人类社会。只不过我们不怎么了解罢了。正如家庭，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就是人类社会。不错，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和不足是明智的，从自己做起不断改掉这些毛病更是聪明的。
蒙古人（族）不团结，这句话说出来简单，但要是仔细思考一下，正是蒙古族的不团结也许才塑造和造就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如果蒙古族要是团结的话成吉思汗也就不能称其为成吉思汗了。复杂的环境才能练就人品、人性、人格、才干、谋略、胆识等等，草原上的蒙古马跑得快、有耐力，那是也许正是因为草原上的狼强悍，数量多而导致的呢。蒙古人的想象力那么丰富、那么心灵手巧也是艰难的生活环境赋予的，可先在就不如以往了，啥都是现成的。所以内蒙古的蒙古人，应当觉醒了。要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劣性，向祖先学习，多磨练自己的身心和意志，而不是怨天尤人。态度决定一切——米卢。你想赢就一定能赢了，多想、多谋、多付出、耐着性子坚持下去，我想，我们一定行。关键只有靠自己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我们绝不能放弃奋斗！
建立蒙古人社区
以前一些人提出：在城市建立单纯的蒙古人的社区，即能解决语言环境的问题，还能增强民族内的团结！呼市有回民区，为什么没有蒙古人的社区！别的民族的人，来我们的地盘能弄个社区！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地盘，弄一个蒙古社区呢！
居住分散，买房时怎么知道那里的蒙古人多呢？还有，单位分房便宜，以单位为单元居住，就避免不了蒙汉杂居了。蒙古人聚居是很多蒙古人的梦想，分散被同化比较快。
像乌兰巴托一样，允许很多人住蒙古包的话，蒙古人就很容易聚到一起了。另外，蒙古民俗文化的衰落也是原因。看看内蒙古大街上扭秧歌的，唱二人台的到处听到，但是，蒙古民族的文艺形式却只能在舞台上上演，好像没有民间爱好者。
这是大家一直酝酿的计划和想法。“单纯蒙古族社区”因为那是在现在中国环境里是办不到的！这个计划的好处很多。一旦成功那对我们蒙古民族是很有利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民族的团结都有一定的帮助。有兴趣的可以大家探讨一下！现在蒙古人聚集的地方就是酒吧了。
其实，建立蒙古人社区的一个关键之一是蒙古语环境的建立。这个就是从物业服务到街道管理都要进行语言环境的维护，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环境了。不管这个环境里是什么民族的人，蒙古民族风貌的保持是相对容易和自然的事情了。其实蒙古酒吧和餐厅，基本达到了这样的环境，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已经不错了。
可是我们一直这样想着也不行啊···我认为：这些都是文革后给蒙古人带来的后遗症···我们被吓破了胆子，什么事情都看那些人脸色！
后来的蒙古人都是被吓大的！生下来就给大脑输进很多污染的东西！因为信仰，他们居住在一个社区。他们被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就是共同的信仰。而我们现在具备了什么？ 信仰？文字语言保护完善？
蒙古包网盟的负责人苏德蒙古勒就建立过UC蒙古人虚拟社区，结果咋样？还不是网站被关闭，社区聊天室被关闭，连人都给抓起来了！
居住分散，买房时怎么知道那里的蒙古人多呢？还有，单位分房便宜，以单位为单元居住，就避免不了蒙汉杂居了。蒙古人聚居是很多蒙古人的梦想，分散被同化比较快。
像乌兰巴托一样，允许很多人住蒙古包的话，蒙古人就很容易聚到一起了。另外，蒙古民俗文化的衰落也是原因。看看内蒙古大街上扭秧歌的，唱二人台的到处听到，但是，蒙古民族的文艺形式却只能在舞台上上演，好像没有民间爱好者。
这是大家一直酝酿的计划和想法。“单纯蒙古族社区”因为那是在现在中国环境里是办不到的！这个计划的好处很多。一旦成功那对我们蒙古民族是很有利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民族的团结都有一定的帮助。有兴趣的可以大家探讨一下！现在蒙古人聚集的地方就是酒吧了。
其实，建立蒙古人社区的一个关键之一是蒙古语环境的建立。这个就是从物业服务到街道管理都要进行语言环境的维护，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环境了。不管这个环境里是什么民族的人，蒙古民族风貌的保持是相对容易和自然的事情了。其实蒙古酒吧和餐厅，基本达到了这样的环境，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已经不错了。
可是我们一直这样想着也不行啊···我认为：这些都是文革后给蒙古人带来的后遗症···我们被吓破了胆子，什么事情都看那些人脸色！
后来的蒙古人都是被吓大的！生下来就给大脑输进很多污染的东西！因为信仰，他们居住在一个社区。他们被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就是共同的信仰。而我们现在具备了什么？ 信仰？文字语言保护完善？
蒙古包网盟的负责人苏德蒙古勒就建立过UC蒙古人虚拟社区，结果咋样？还不是网站被关闭，社区聊天室被关闭，连人都给抓起来了！
蒙古第二次西征战记：12万人消灭60万欧洲联军
核心提示：这是1242年，历时长达6年的蒙古二次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仅仅花费2个月的时间里，12万蒙古军队战胜并消灭了总数达60万的欧洲军队。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成吉思汗
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们挟着死亡，把雷电掷向各个民族、每个地方。——蒙古古代民歌
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说，向您鞠躬，拔都汗陛下…不…沙皇陛下，是上帝，他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42年条目
帝国大汗窝阔台颁布诏书：”我听说那里的人刚强，一怒而持械而起，所以派你们去打他们。我与哥哥商量着，哥哥赞同了，如今派各家的长子去那里。长子出征，其势大呵！” 这就是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大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窝阔台大汗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也儿的石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西、乌拉尔河以东之地为蒙古的征服地区，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土。但是，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斡罗斯等还未平定。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勒台，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斯等未服诸国。居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惧怕蒙古军，已先遣使纳款，蒙古军至，准备投降。惟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抗战。斡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各自为政，不听大公号令，德、意、奥诸国卷入十字军东征。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拔都西征序曲——俄罗斯
八年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长子拔都、次子察合台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各统本王室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分遣长子从征，以拔都为统帅，速不台副之，共15万大军，自各地出发，秋季抵伏尔加河东岸集中。诸王商定后，各率本部兵前进。速不台率先锋军取不里阿耳(今俄罗斯维亚特卡一波利亚纳东)。是年冬，蒙哥进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出没于密林，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次年春，速不台自不里阿耳境移师南下，增援蒙哥。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吉思海(今里海)岛屿，俘八赤蛮处死。于是，宽田吉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部震服。九年(1237年)夏、秋，在伏尔加河以东休养士马，决定征讨斡罗斯(今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基洛夫州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以西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十二月，拔都等诸王率军渡过伏尔加河，攻克烈也赞(一作“也烈赞”，今莫斯科东南亚赞州里亚赞城)、科罗木纳(今莫斯科东南科洛姆纳城)诸城。次年二月，围攻斡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今俄罗斯莫斯科东北)。大公阔儿吉弃城逃跑，至昔迪河(今伏尔加河上游)畔等待基辅公国援军。蒙古军围攻五日，并强迫斡罗斯人参加攻城战，城破。拔都分军数路攻取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10余城。三月，拔都派一军突然袭击昔迪河畔之大公军营，全歼其兵，大公战死。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古都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诺夫哥德州诺夫哥罗德城)挺进，至城20里，忽改道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蒙哥、贵由镇压阿速叛部，拔都经略伏尔加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
十年，蒙哥、贵由攻取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是年秋，西征军中主帅拔都和窝阔台大汗长子贵由发生激烈争执，蒙哥站在拔都一边，拜答儿站在贵由一边，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窝阔台大汗获知后，令贵由和蒙哥东归蒙古草原，留下其五子合丹统领窝括台系蒙古军团。十一年，拔都遣军渡过顿河，复入斡罗斯南部抄掠。斡罗斯王公们忙于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对敌，使蒙古军攻取别列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石机。是年秋，拔都亲率大军进抵乞瓦城(今乌克兰基辅城)，诸路军云集。拔都下令四周架炮，昼夜不息，猛烈攻击。十一月十九日，方才攻克(参见乞瓦之战)。攻取乞瓦城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境内其他城市。加里奇公丹尼勒逃往马札儿。斡罗斯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
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军队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检阅部队，这时候部队就要把自己的装备晒出来，如果其中有遗漏残缺，那么就要受到处罚，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状态，经常是保持完好的。
十字军时代欧洲各王国军团编制。反观欧洲军队，不用说军略、战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就连这些细节的军备、侦察、补充等等，也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
欧洲的陆军，主力是重骑兵部队。重骑兵一般是各级封建领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配合必然是不行的，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每年有各级领主组织的下属骑士的比武大会训练单兵格斗能力并选拔优秀，但是这样的职业军队，其战场上的适合能力，却反而不如蒙古军队的平时民战时兵的非职业军队。陆军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步兵，但是欧洲的步兵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农奴，不但训练低下，而且很多人负担不起武器的费用，在作战时只能拿着根木棍就上战场。虽然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与中东阿拉伯的作战，使欧洲人明白到步骑协同要比单独使用骑兵优越很多，但是出于欧洲的传统背景，专业的步兵职业军人还是没能发展起来，职业军人们--各级封建领主大小骑士，都更愿意骑着马而不是靠双腿跑步。只有在北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才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职业步兵。因为雇佣兵没那么多钱去买马。至于海军，蒙古入侵时的欧洲海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阿拉贡王国和阿拉伯人有点点海军在小打小闹，欧洲军队的兴起，还要等蒙古人撤走后再过200年。
说到重骑兵，中重骑兵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兵种。欧洲人是笨了些，但是不能用欧洲人的笨来当作标准。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在分析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什么轻骑兵使用弓箭是重骑兵的克星时就想笑。重骑兵无非就是重装铠甲，欧洲人笨到骑兵不会用弓箭，可谁规定重装骑兵就不能使用弓箭？看到某些网上文章大言不惭地把骑兵分成配备弓箭的轻骑兵和不配备弓箭的重骑兵来对比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不禁想问，重骑兵配备弓箭难道要上军事法庭？难道要处死刑？谁规定重骑兵不能使用轻骑兵所使用的弓箭？相等距离下互相对射，是轻骑兵伤得重些还是重骑兵？如果重骑兵这么没用，还会在历史上出现么。欧洲的骑士们笨，但是别拿笨后果来当结论嘛。好了说回我们的主题。
欧洲军队使用的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字弓，一种是长弓。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曾经流行过。而长弓却是当时刚发明的，其射程可以远达360多米，是十字弓的两倍。在他出现之后，便迅速取代十字弓。不过长弓的真正成名，要等蒙古撤兵的几十年后，才开始在英国装备起来。欧洲军队的其他武器跟罗马军团和中世纪早期并没有不同，战斧，长矛，骑士枪，盾牌，长剑。新增加的是欧洲戟，欧洲戟是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个斧头，使长矛既可以刺，也可以砍，加大步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当时注重步兵的，只有被北意大利城市雇佣的瑞士戟兵。防具补充一下，欧洲步兵没有防具，装备不起，而骑兵多数是用锁子甲，锁子甲重而防护能力并不特别好，因此也有部分贵族在外面再裹片甲，里面再衬皮甲，一个装备绝对完善的骑兵，可以满身插满箭而不受伤，不过，他也别想骑马冲锋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里盔甲的这些成就，使得原先作为军人标准装备的盾牌，开始慢慢退化和退出战场，盾牌的面积开始缩小，步兵的大方盾变成了小圆盾，而骑兵更是干脆变成了带花纹的三角盾，并且完全成为了一种装饰品而不是防具。盾徽、家徽、纹章学、贵族制度，也就相应的建立或成熟起来了。
中世纪欧洲的战略，除了拜占庭帝国之外，全部可以忽略。拜占庭上承罗马希腊，中间又根据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修改，从军事理论到军事著作，一直到兵力动员、战区划分、作战时机、作战方式等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相比之下，中西欧就毫无战略可言了，不但没有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没有任何军事著作的出现，甚至连如何协同作战的模式都没有。西欧的骑士制度决定了这些骑士平时是不可能在一起训练的，因此他们只会单打独挑，只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临时集结起来一起去打仗，完全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欧洲中世纪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军略的东西，就是制定了他们的动员集结方法，如何保障后方军队的人员的征集，兵力的集结，往前线的机动，当然也就要求边境要有一定的要塞地域，能够应付别人的入侵，给后方集结兵力取得时间，这点是因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军事思想的不同于我们东方的地方。在当时的生产力规模下，这套方式完全是没有什么大作用，但是放到拿破仑时代之后，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确实是国家动员的标准了。
欧洲的另一个特色--城堡，也造成了欧洲军队在蒙古军队前面的失败。欧洲的城堡通常并不大，然而十分坚固，耸立到现在而不倒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欧洲的军队是作战时临时征召，一般时间不能超过几个星期，因为会有农忙时间，而且每个领主也得回去自己封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而雇佣兵的花费非常大。这样就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们打仗时，除非有极大的耐心和财力人力，已及坚决的决心去攻占某座城堡，否则便只能在围攻一段时间之后撤军。因此，欧洲的领主们在面临外敌时更喜欢先待在城堡里来消耗敌人，等敌人不得不退兵时才发起攻击，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欧洲的大小战争不少，真正的野战却很少，而蒙古人恰恰是野战的高手。蒙古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以及决心来围困一座城堡直到它被攻破或投降，欧洲人出战不能取胜，困守也最终在物资耗尽后归于失败，在蒙古人面前是处处受制。
速不台的东欧攻略
蒙古西征军攻克俄罗斯后，在钦察草原休整。速不台遣其子兀良合台率领蒙古与归降俄罗斯签军混编而成的斥侯军团先行攻打波兰边境城堡，以侦察东欧各王国情况。然后又派出大量间谍混杂在西逃匈牙利的钦察部落中，侦察中欧各王国情况。在了解了西方的局势之后，速不台决定对欧洲发动攻击，要对中东欧发动攻击，首要的敌人必然就是匈牙利王国，速不台也就得围绕匈牙利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当然，作战是需要有借口的，蒙古的这个借口就是，当蒙古在征服南俄罗斯草原的时候，有个半游牧的民族4万帐在他们族长忽摊汗的带领下逃难到匈牙利寻求避难，这种庇护蒙古敌人的行为，正是蒙古从东往西一直的借口。说到这个逃难民族，由于文明并不高，并混杂有蒙古间谍。移入匈牙利之后与当地居民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而主动接纳他们的贝拉四世，也因此被国内的大贵族们埋怨，后来蒙古一入侵，那些大贵族就乘机要贝拉四世屠杀这个民族，贝拉四世被迫杀了他们的族长忽摊汗，于是这些游牧民就此散去，不但让匈牙利少了一批可以利用的游牧骑兵，也让匈牙利从此与这批人结下深仇，在往后的时间里将不停骚扰袭击匈牙利。
匈牙利当时与波兰等国家有联姻，而且同为欧洲国家，跟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有一定的外交来往，一旦处于危机情况，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求援，而波兰、西里西亚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速不台明白，他不能只以匈牙利为目标，他必须同时展开兵力对波兰进行打击，以解除他向匈牙利进军时侧翼的威胁。
速不台制定的作战计划是：
为达成击溃波兰匈牙利，不让该两处军队会合成联军，并以主力对付匈牙利，需要分兵北、中、南三路同时攻击波兰和匈牙利等，然后约定时间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与匈牙利主力决战。因此，以一部分兵力提前几天出发，攻略波兰、西里西亚，根据敌情决定彻底毁灭或是进行重大打击防止这些国家从北面对匈牙利的援助，如果可以，适当试探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的虚实，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南下到布达佩斯与主力会合。以另一部兵力为南路，沿喀尔巴阡山南下至多瑙河，一面摧毁匈牙利东南地区，一方面对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两国造成兵力威胁，使他们不敢从南面对匈牙利进行援助，同时准备如果拜占庭帝国出兵援救匈牙利时，在多瑙河附近牵制拜保塞联军（如果拜占庭参战，那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无疑也会参战），再等主力决定下步的计划，如果拜占庭帝国没有或者来不及出兵，则在规定时间溯多瑙河而上，与主力会师于布达佩斯城下。主力直接攻破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直趋匈牙利中心地带，牵制匈牙利主力，等南北两军到齐后决战。
西征大军在留下部分兵力镇守和清剿俄罗斯地区之后，还有大约12万人可以用来对付欧洲，这12万人被速不台分成四支大军。因为原先成吉思汗四子四个派系，本来出征时就是四支大军，速不台这样的分配并不会造成兵力的分割和将领间的矛盾。
北路以拜答儿为主将，速不台派其子兀良合台辅佐，带3个万人队进攻波兰。南路以合丹为主将，也是带3个万人队出发。中路的6个万人队分成两支平行推进的部队，名义上以拔都为主帅事实上以速不台为主将，互相策应前进。也就是说，北路以察哈台系为主，南路以窝阔台系为主，中路是术赤系和拖雷系，速不台本身就属于拖雷系的，是原拖雷手下的将领。
1241年1月，蒙古的部分前锋，对波兰进行武装侦察，摧毁了卢布林地区，并趁维斯杜拉河（华沙就在河西，苏军44年7月攻至河东，45年1月越河攻占华沙）冰冻，踏冰越河哨探至波兰当时的首都克拉科夫城12公里远的地方，大掠财物之后退回蒙古军大营。一时间欧洲震动，各国都开始准备作战。于是，在1241年3月初，拜答儿的北路军率先出发北上，随后南路军也出发南下，主力也随后出动，蒙古二次西征的第三战局正式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三路大军的进攻，是互相呼应，互相联系的，比如说北边的拜答儿，他的目的是策应和保护主力，是有极其明确的战略意图的，而反观欧洲军队，仍然是简单的集结--作战模式，不同的部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关联，甚至连战役级别的关联也没有，一场战斗便是一场战役。欧洲军队即使有几万人，也不过是战场上执行一种单一的战术目的的战术单位，等于现代军事理论下的营级，只不过这个营特别多乌合之众罢了。最好的也不过是在某场战斗中体现出来一点战役的模样，升级为师级单位而已。而蒙古军队，拜答儿的军队，完全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有机部分，既与其他战略方向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又有足够的犭虫立的作战的策划和执行，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绝对是一个战略单位，称为拜答儿方面军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以时间为轴来描述，而分开用三个战略方面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北线。拜答儿带了军队进入波兰，同样的，为了保护他的右翼，防止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波兰的援助，他分出一小部分人作为他的右翼，向立陶宛地区推进，如前面我们所说，立陶宛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家，东普鲁士刚刚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这些地方唯一能够阻止蒙古人的，就只有条顿骑士团，不过条顿骑士团的主力已经应邀南下波兰，留在这里的残余部队无法形成抵抗力量，于是这支北翼的北翼的小分队，就轻松地摧毁了立陶宛地区，并横穿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所到之处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进入波兰北部的波美拉尼亚，由于当时该片地区仍然比较落后，居民很多还是较原始的部落制度，连基督教都还没有接受，因此史料的缺乏使我们今天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支小分队的具体情况，不过反正因为这支小分队沿波罗的海的行动，使得拜答儿在整个波兰战役中无须担心他自己的侧后方。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我们要回头来说说波兰，因为前面那天说得比较急，才一小段就介绍过去了。波兰的内乱起于蒙古入侵之前的102年前，当时波兰的国王勃烈斯拉夫三世死前将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波兰从此进入内战，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国王的曾孙辈在内战了，其中，勃烈斯拉夫四世被尊为波兰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的统治区域只有首都克拉科夫和附近波兰东南的地方而已，他的堂叔康拉德，控制了波兰王国下的东北边两个公国，一个堂兄控制了波兰王国西边的两个公国，另一个堂叔亨利，则控制了中间，并且因为成为西里西亚大公，被称为西里西亚的亨利二世。
拜达儿从东边开始入侵，康拉德便集聚兵力去迎战，一触即溃，无力再战，后来，康拉德领土的另一半遭到拜达儿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那支小分队的顺道骚扰，成为废墟，被完全摧毁。拜达儿继续向克拉科夫前进，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集结起直属他的兵力，以及领地里的民兵，在克拉科夫城外迎战，但是勃烈斯拉夫本人没有自信能够抵挡蒙古人，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果然，1241年3月18日，两军相遇于西特拉夫，波兰军全军覆没，前线将领全部战死，勃烈斯拉夫即刻带了家眷仓皇逃跑，波兰贵族随之作鸟兽散，纷纷逃往匈牙利方向或日尔曼。1241年3月23日，在击破微弱的抵抗之后，蒙古攻占了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并于24日放火焚城，全军继续向西挺进。
蒙古军队继续前进，直指波兰王国西部，西部两公国的领主，勃烈斯拉夫的堂哥米切斯拉夫不敢迎战，弃城逃往西里西亚，依附亨利二世。于是拜答儿的军队便顺着奥得河（奥得河距现代德国首都柏林60公里，1945年4月，苏军于此强渡奥得河发动柏林战役）前进，来到西里西亚。
当蒙古军队穿过波兰的时候，惊慌弥漫波兰乡间，慌恐之极的难民纷纷西逃。由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占、摧毁、焚烧，恐怖的感觉被渲染，并被无限扩大。到4月初，拜答儿到达西里西亚的时候，在他前面的欧洲人都以为他的军队有20多万人。许多大小领主根本连远远地望下蒙古人都不敢，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逃。这时候唯一敢跟蒙古人对战的，也只有中欧的正规职业军人出于骑士的荣誉感和军人的责任感了。而且，随着蒙古的前进，他们也开始在西里西亚一线集结起来，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他不愿让蒙古人进入德国腹地的话，西里西亚就是他最后的防线。所以，他派出了初期匆忙集结起来的兵力，以及听从皇帝指挥的条顿骑士团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抵抗直到他在后方集结更多的兵力去跟蒙古人决战。同时，波希米亚军队也北上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于是，波日波联军（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就来到了蒙古军队的前面。然而，北线战略上的主导权完全在蒙古人手里，欧洲的联军是不能随他们意愿来选择时间选择地点作战的。
于是，正当联军快要集结起来的时候，拜答儿率先进攻联军的集结地，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此时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率领的5万波希米亚军队还在离战场还有两天路程的南方正在赶来。欧洲人的缺乏战略联系再次展现出来，亨利二世没有与波希米亚军联系，连两天也等不了，仓促出城迎战，于是原先计划的波日波联军少了一个主力，变成了德波联军。
德波联军的数量，向来众说不一，以最少的数据来说，是三万的野战兵力，以不夸张的最多的数据来说，是大约七万的兵力，但是不论哪种数据，都不会比蒙古军少。少了一支部队，并不意味着指挥上的统一性能更好些，相反，已经集结起来的部队五花八门，什么旗号都有，彼此之间毫无配合，不能混编，于是不得不分成五个主要成分来分别指挥。所以德波联军这点并不算多的兵力，还分成了五个军。再在战场上布成三个批次的阵势，更加削弱了原本就很弱的兵力。
德波联军的这五个部分是：第一阵一个军，以日尔曼步兵和波兰西部的志愿矿工两部分混编而成，由波兰西部的领主莫利维亚侯爵的儿子，也叫勃烈斯拉夫（与波兰国王同名）的指挥打前锋。前锋全部是步兵，因为亨利二世事实上并不敢直接与蒙古人决战，他意图以步兵做试探性的攻击，并消耗蒙古人的部分实力。第二阵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由克拉科夫逃来的将领速里斯拉夫指挥的大波兰志愿军以及同样从克拉科夫逃来的波兰军民，另一支是米切斯拉夫公爵带领了逃亡来西里西亚的西波兰军民。亨利二世试图用第二阵这两支部队，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主力投入战斗，或者支援第一阵的日尔曼步兵扩大战果。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亨利二世仍然没有意图直接投入他自己的兵力，换言之，他希望在保留实力的同时，让波兰人去送死，如果波兰军队与蒙古军队两败俱伤，那么亨利二世就可以乘机东进吞并整个波兰了。第三阵是亨利二世留下的预备队，不过也是德波联军真正的主力部队，这一阵的两支军队，稍微靠前的是由条顿骑士团团长亲自率领的条顿骑士团，稍微靠后的是亨利二世亲自率领的西里西亚部队。这些里面就不少是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了。
公元1241年4月9日早上，亨利二世率领这五支部队，于里格尼茨城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之后，出城迎战，两军布阵于离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上，这就是后来闻名于西方历史的被称为里格尼茨歼灭战的蒙古二次西征第三战局北线的代表战。
交战的地方是平原地带，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先出动去进攻蒙古前锋，蒙古前锋假装不敌撤退，于是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就追击，这一支部队主要是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临时混编，军纪不强，一看蒙古人后退，就乱哄哄地向前追击，一下子就给引诱到远离后面主力的地方。蒙古军队把德波联军第一军诱离主力后，便回身接战，箭如雨下，后面的德波联军见第一阵追击地太远了，第二阵的两支部队出于大家同为波兰人的感情，便也脱离阵型在后面跟上来想要救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德波联军第一军的这些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都是步兵，速度既慢，人数密集，而装备又差，很多人连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不要说盔甲，就连衣服都不多，许多矿工是袒露半个上半身投入战斗的，于是在蒙古人的箭雨攻击之下，包括主将勃烈斯拉夫在内全军覆没，而这时候德波联军的第二阵才赶到。
于是蒙古人趁势再击后两阵，后两阵的波兰军民也多数是步兵，跟第一军的部队一样，也在蒙古人的箭雨下伤亡惨重，进退失措，于是亨利二世只能派出他最后的两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去试图救援，于是整个里格尼茨之战中的德波联军等于是分批投入战斗给蒙古集中兵力围歼。等条顿骑士团和西里西亚军队赶到，德波联军的第二阵也已经全军覆没了。况且条顿骑士团的布阵还是比西里西亚军队更靠前一点，也就更先一点投入战斗，并且更先一点被蒙古人击溃。于是蒙古人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最后的西里西亚军队。
在蒙古人的箭雨和骑兵冲锋打击下，西里西亚军队全军覆没，亨利二世在身边骑士们的拼死掩护下，带着仅剩的四骑人马冲出重围，但是蒙古人随后追杀，亨利二世最终被刺杀于马下。至此，德波联军真正的全军覆没。蒙古人随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把每个被杀的德波联军士兵的一只耳朵割下来，结果这些耳朵装满了满满的九只大麻袋，蒙古人并且把亨利二世的头颅砍下来，刺在枪尖上，徇示给周边各城的欧洲人看，欧洲人纷纷弃城而逃，里格尼茨城的西里西亚军民，也焚城退往城中心的坚固要塞防守。据说亨利二世的一只脚有六个脚趾，所以后来欧洲人才从战场上认出亨利那具无头尸体来，当然这是蒙古人退兵后的事了。
里格尼茨之战后欧洲整个今天的德国以东只剩下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里格尼茨在柏林的东南距离约220公里，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东北约160公里。德国以东的唯一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就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的五万波希米亚军队，但是文西斯劳斯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不敢跟蒙古人作战，仓皇撤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试图与那里集结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能如何呢？他们日尔曼人的前锋部队，也已经在里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了，连条顿骑士团的主力也全躺里格尼茨郊外那土地上了。神圣罗马帝国保土都要怨兵力不足，根本无法主动去挑战蒙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已经退守内城城堡的里格尼茨城，而是对西里西亚周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破坏，并且在修养几天后退入波兰地区，对原先进军途中没有给予足够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再次进行毁灭性破坏。于是后来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17、18、19世纪欧洲最自大那时候的一些欧洲人，都以为里格尼茨战役中蒙古人也受到重大损失，所以才不得不退走。但是20世纪之后的多数欧洲学者，已经自己更正了这种看法，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蒙古人在损失惨重之后会不报复的，假如蒙古人真的在里格尼茨城下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蒙古人起码要把里格尼茨城完全的夷为平地，把那附近的所有人全部杀光才合理，断不会轻易就放过这些敌人，而且更主要的是，拜答儿已经完成了速不台交给他的北线的战略目的，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出发之前三军约好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然后与匈牙利军队决战，而这时候的里格尼茨之战结束后，拜答儿的军队已经到了维也纳的北边300多公里的地方，论经度的话，里格尼茨还在维也纳的西边一点，而维也纳是在布达佩斯的西边200多公里，也就是说，拜答儿要回去跟主力会师，还要反而往东退回来200多公里才行，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西进呢？何况在这一个月里，整个中东欧的北部，已经给他完全摧毁了，这整个地区在文西斯劳斯带波希米亚军撤入德国后，再没有任何一支能够跟蒙古军队作战的部队，更不用说出击去威胁速不台大军的侧翼了。所以拜答儿召回他派往波兰北部的那支小分遣队之后，便在四月底起程南下了。
不过虽然拜答儿进军神速，但是事实上进军神速的不只他一个人，南路的合丹比他快一天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而中路的速不台与匈牙利大军的决战，也不过比里格尼茨之战慢了一天多而已。所以事实上蒙古军队的南北两路军，只是完成了战略上掩护侧翼的目的，而都没有完成赶回来与主力会师的计划。不过对于速不台的蒙古军队来说，那已经足够了。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把速不台的中军留到最后，还是先按照地域把拜答儿的北路讲完。1241年4月底，拜答儿离开波兰开始南下，这时候匈牙利军队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于是拜答儿就可以不用急着去跟速不台会师，他只需要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前回到速不台的大本营即可。于是他就顺路到波兰南边的摩拉维亚去观光。摩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克，当时属于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已经逃到德国境内了，波希米亚各地的戍军只保留最少，不可能出动，摩拉维亚本来是块欧洲国家争来抢去的肉，所以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在有必要的时候也是牺牲品，波希米亚只留给摩拉维亚地区五千的兵力防守，这五千人根本就不敢出战，于是拜答儿大军就驻扎在摩拉维亚地区，把摩拉维亚地区彻底地变成一片废墟，两个月之后，1241年6月27日，才全军进入匈牙利，与速不台军队会合。
南路的合丹军没打什么大仗，可以相对忽略。一个有代表性的战斗就是合丹军攻击鲁丹城的战斗。蒙古人先来到城下，城里的士兵出城迎战，蒙古人假装败退，于是匈牙利士兵就回去庆祝，结果蒙古人趁匈牙利人正在庆祝，杀了个回马枪，轻易就冲进城里进行屠杀。就是这样，合丹的军队经过三场相对比较大些的战斗之后，到1241年的4月8号，完全控制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那一带。之后，合丹南下直到多瑙河北岸，然后沿着多瑙河溯河而上，经过被称为巴尔干半岛大门的铁门要塞（铁门处于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山脉到这里被河流切断，河流岸边的小山路上就是铁门，其地势非常险要）进入匈牙利平原，这个过程中，原本担心从南翼援助匈牙利的保加利亚等军队还没来得及行动，而拜占庭此时的形势并不乐观，所以整个战局里，南翼没有一支部队威胁到蒙古人，合丹不但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也可以更快地去跟速不台会合，只不过速不台已经战胜贝拉了。
速不台对匈牙利的攻击，是从3月初开始的，只稍慢于拜答儿进攻波兰。速不台与拔都的大约6万军队分成基本平行前进的两支同时进攻喀尔巴阡山的隘口，马上就突破了匈牙利军队的国境边防，那是在1241年3月12日的事。
匈牙利的快马飞奔向离喀尔巴阡山各隘口距离为300多至400多公里远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急报边境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而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把他们优越的蒙古骑兵的机动能力充分的表现出来。
布达佩斯原本是两座城，至今，位于多瑙河以东的部分仍然叫佩斯，多瑙河以西的部分叫布达，两部分合起来才叫布达佩斯，无论是布达还是佩斯，都是匈牙利国内的大城市，到了近代，随着河上桥梁通道的增多，这两座城市就合并成一座城市了。在蒙古人时代，布达与佩斯还是有区别的，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而佩斯有贝拉四世的行宫等设施。300多公里的路程，当匈牙利的快马跑到匈牙利首都报上蒙古入侵的消息，而后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在布达召集他的将领们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蒙古军队，这个会还才刚在讨论之中的时候，贝拉四世就接到报告说，蒙古前锋已经到了河东佩斯城城下，这时才不过是1241年的3月15日。蒙古人虽然到了河东，但是贝拉四世并不慌张，因为宽阔的多瑙河足够阻挡蒙古人过河，而且他认为，河东佩斯城的坚固程度，也足够抵挡蒙古人很长一段时间，何况蒙古人也并不急着攻城。
于是贝拉四世不象北路的亨利二世那样匆忙出城迎战，而是聚集他的兵力，他派出使者，用当时欧洲示警的最高级别--带血宝剑，向整个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西部国土各大小诸侯召集兵力，至于东部国土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带，蒙古军队南路的合丹正在蹂躏那里，是不可能派出兵力来到布达佩斯的。虽然大小领主之间，以及贝拉四世与各领主之间都有各种矛盾，但是整体来说，当时的匈牙利王国还是非常集权统一的。所以两周之内，布达佩斯城里便已经聚集了超过十万的匈牙利军队。在这两周时间里，蒙古人与匈牙利人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首先是当蒙古大军驻扎在离佩斯城半日的路程距离之外后，哨骑就经常哨探到佩斯城下，有时前锋也来到城下诱引匈牙利兵出战。但是贝拉四世知道自己的首要目的是等各地的军队聚集起来，所以坚决不出战。再蒙古人的再三挑逗之下，虽然匈牙利将领们都坚决要求出战，但是贝拉四世还是没有答应。但是到了蒙古挑逗的第四天，大主教（中世纪的大主教也是大领主，如果土地受封于诸侯的话，那么也是诸侯的封臣）玉果麟忍耐不住，带了少数的重骑兵出战，蒙古人当然还是诈败撤退，把追兵引到沼泽地里（由此可知蒙古军队的情报工作要比匈牙利好很多，才刚到几天的蒙古人，已经知道哪里有什么地形可以利用，而匈牙利人连自己首都旁边的地形都不清楚），重骑兵在沼泽地里完全无法发挥，反而容易陷入泥泞里，于是造成大乱，蒙古诱敌军队趁机回头用弓箭射杀在泥地里无法移动的匈牙利士兵，好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非常忠诚的，拼死当玉果麟大主教的肉盾，掩护他逃跑，结果这只出城迎战的小部队，包括大主教在内，只有四个人活着回到佩斯城。
大主教逃回城里，城里的匈牙利军民一片恐慌，因为如此少的生还率，在过往的历史中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大主教也犯了一个错误，或许是他误会了，或许是他有意趁机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我们前面说过蒙古入侵的借口就是那部分逃难来的钦察人，而且后来这些人的首领给匈牙利杀了，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大主教宣布，他在军中看见蒙古军队里有很多钦察人，于是几乎所有匈牙利人都要求贝拉四世处置钦察人，最后贝拉四世迫于压力，杀了他们的汗。导致钦察人逃离匈牙利，让匈牙利一下子少了四万可征召的游牧骑兵还给自己惹下一个往后为了报仇会经常骚扰侵掠匈牙利的敌人。 就这样，布达佩斯在一面聚集兵力一面人心混乱中过了2个星期，到了1241年的4月初，贝拉四世除了守备的兵力，还聚集起了十万的野战兵力，他一面派人把自己的家小和国库里值钱的东西送到接近奥地利的边境地区，以防备万一失败，另一面也把军队整合起来到多瑙河东，出佩斯城准备与蒙古大军决战。
匈牙利大军的出动，对蒙古大军造成极大的压力，在佩斯城下交战，地势对蒙古的有利并不太大，双方打的极有可能是消耗战，这是蒙古人最害怕的。于是速不台和拔都主动向东后撤，但是保持与匈牙利军队一定的距离，以便寻找战机抓住匈牙利军队的薄弱点加以打击。这样，双方在彼此寻找对方弱点，创造己方有利因素的对峙下，经过几天的向东行军后就来到了蒂萨河。
后来被作为战场的地方，在布达佩斯东北160公里远，是蒂萨河的一段河段的两边，河上有一条大的石桥，当匈牙利军队来到河西岸的时候，蒙古军队已经在河东岸选定了大营，那里离河大约有8公里远，三面被水环绕，不会被突袭，而且周围多沼泽地，不适合重骑兵的机动，营地周围又有许多树木，能够很好地隐蔽蒙古军队的动向。并且，蒙古军队派出一只小部队驻扎在河上的石桥上，扼守住交通，由此看来，速不台有意于此展开他的决战。
贝拉四世率领的匈牙利军队达到河西后，就向守桥的蒙古小部队发起进攻，击败了这部分蒙古军队，夺得了桥梁的控制权，由于不能向蒙古大军发动冲锋，贝拉四世就决定在河边扎营，为了控制住桥梁，他把主力留在河西，在河东以部分兵力建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另外以一千精兵驻扎在桥上专门来守护桥。对于匈牙利人来说，河宽而且深，蒙古人渡河的唯一可能，就是从桥上过河，所以重点的注意力都在桥上。
当然，为了防止万一，贝拉四世下令用车辆围成圈加强营寨的物质防备，但是匈牙利人就无可避免地因为以为蒙古人只能从桥上这么过来而在思想上麻痹大意造成防御上的松懈。这时候是公元1241年4月10日傍晚。速不台已经制定了发动总攻的计划，首先的一步，就是要让拔都带兵直接突袭石桥，从匈牙利人手里抢到石桥的控制权，同时，速不台的军队于河流南边偷偷渡过河，并迂回攻击匈牙利军队的侧后。然后两路夹击匈牙利军队。但是在开战之前，蒙古军队中的一个俄罗斯俘虏偷跑出去，把蒙古人的夺桥计划告诉了匈牙利军队。虽然知道有俘虏逃脱向匈牙利军队报信，速不台却不慌张，因为蒙古军队与匈牙利军队本来就是在对峙，战术的突然性可以实现，战略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战略上匈牙利军队防备遭到进攻，是时时刻刻防备着的，蒙古军队的进攻日期泄不泄密根本就无关紧要。而战术上的突然性，由于匈牙利人坚信蒙古军队只能从石桥上过河，因此只要蒙古军队能够从这点上达成突然性，就能形成战术上的突袭。何况，一个小俘虏最多知道蒙古要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知道蒙古进攻的详细的计划的。更主要的是，速不台是老谋深算的统帅，他只决定要在原来的计划上做一点小小就修改，就反而能够利用这次俘虏泄密事件了。
同时，速不台为了增加胜算，把当时蒙古大军中的器械都准备好，把蒙古西征中的一切优秀战术都准备上，对于速不台来说，他只是在准备一场有绝对把握的胜仗，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战争将永载欧洲历史典籍里。速不台带领蒙古军队悄悄地从石桥南边的河东岸渡过蒂萨河来到河西，与此同时，拔都率领剩下的蒙古军队也做好了对匈牙利军队在河东的桥头堡的进攻准备，在此之前，一支蒙古的先锋部队根据速不台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悄悄地向桥头摸过去。
逃脱的俄罗斯俘虏向匈牙利军队的报信，使匈牙利军队紧张准备起来，大主教玉果麟（又是他）和贝拉四世的弟弟戈罗门带了军队四周巡视桥头，于是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发现了这支试图偷袭石桥的蒙古军队，于是就激战起来，并理所当然的击退了这支蒙古军队。于是匈牙利大军认为，蒙古今晚的偷袭行动已经完全失败，在检查和补充了前线哨兵之后，匈牙利大军就回营睡觉了。这时候是半夜三四点最冷的时候。他们茫然不知蒙古大军正准备着真正的进攻。
等匈牙利大军入睡了，拔都的大军于黎明之前，突然向河东的匈牙利军队发动进攻，其进攻的猛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匈牙利人仓促应战时，他们发现向他们飞来不只是箭，还有火、石头和炮。这是欧洲有记载的第一次火药应用于战场上，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门加农炮，虽然它射出的是石弹，严格来说应该称为（石包）而不是炮，但是匈牙利人何尝见过这样的事物？除了炮之外，蒙古人也利用抛石器投掷鞭炮，毕竟那时候的蒙古人，炮也不多，威慑力也不大，而从天而降散入人群的鞭炮，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极具威慑力、非常让人产生恐慌的工具，就更不用说在800多年前了。骑兵控制不住他们的马、步兵组不成队列，一盘散沙的河东匈牙利人被迅速的击溃，疯狂从石桥逃往西岸，蒙古军队顺势一冲，石桥也就到了蒙古人的手里。而这时候，河西岸匈牙利大营里的军队，才刚刚列好阵势，准备抵御蒙古的强袭。
所有的匈牙利人都以为强袭石桥渡河而来的蒙古军队才是主力，所以把正面对向了东边，准备与拔都的军队交战。这时候，速不台的军队动了。速不台已经在凌晨渡过寒冷的蒂萨河，此时突然出现在匈牙利大军的侧后方并发动了进攻，而当匈牙利人仓促把阵势转过来准备对付速不台时，拔都也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杀过石桥到了河西。蒙古军队原本的作战计划，就没有规定哪路是主力哪路是牵制，而是两路都是主力，哪路都可攻可守。
匈牙利军队溃散不成阵型，纷纷逃回营帐，于是贝拉四世等也只好指挥部队退入营帐。6万蒙古军队就这样包围了超过10万的匈牙利军队。这个时候大概还只是上午7点。
匈牙利人试图利用营盘来死守击退蒙古人，然而蒙古人早有准备，炮、火、鞭炮，纷纷扔进匈牙利营盘里去。戈罗门和玉果麟坐不住了，他们带了一些部队试图冲破重围，但是他们的行动没能瞒过蒙古人，蒙古人趁他们离开营盘，一阵急攻之下，又把他们击退回去。但是蒙古人明显没有尽力，而是给匈牙利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要再加把劲，他们就可以突出重围。于是戈罗门和玉果麟再次带兵，并且加上了匈牙利军队中来援助的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的重骑兵们，一起再次杀出营盘试图突围。这次，早有准备的蒙古人将他们诱离营盘并包围起来。戈罗门和玉果麟浑身带伤，终于杀回包围圈中的匈牙利营盘里躲起来，而随他们出战的圣殿骑士团，就全部睡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罗门和玉果麟的失败，加上圣殿骑士团的全军覆没，使营盘里的匈牙利士兵更加双腿发抖，不敢出战。
这也早在速不台的计划之中，于是蒙古人又把抛石器里的石头鞭炮等，换上了燃烧的草捆和一些特制的草球草团。这些球团是特制的，里面含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会产生浓烟的狼粪等等，他们产生的浓烟不但带有烟幕弹的性质，还带有毒气，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匈牙利军队处于烟火的四面环绕之下，受到烟呛的人基本就散失了战斗力流泪咳嗽不止，因此匈牙利军队只能挤成一团尽量往无烟少烟的地方挤。而蒙古军队的攻击，完全就象现代的兵力突击，一阵炮火石头砸过去之后，紧接着就是部队趁着这个缺口的冲锋，而当匈牙利军队集结起来补住这个缺口，并且为了防范进攻加派人手之后，伴随着一阵箭雨，蒙古军队便又退去，而这时候后方超远程的攻击又开始了。匈牙利军队在烈火浓烟中如无头苍蝇般越来越混乱，无组织地试图靠乱冲乱杀来突围，突然，意外发生了，西边的一小群匈牙利军队竟然真的突围出去了。
大喜过望的贝拉四世，想当然的认为，风吹着浓烟对谁都不利，因此处于下风位置的蒙古兵必然给自己的浓烟遮住视线，甚至可能自己在自己制造的浓烟中咳嗽，那么顺着风势突围，不但匈牙利军队受烟害最少，而且最容易突围，因为拦阻他们突围的蒙古军队必然是正面对着浓烟。于是他指挥部队从这个缺口突围出去，起初他还想留下一支部队抵挡进攻的蒙古人，让部队的撤退比较有队形些，但是在知道了有路可逃之后，早已完全没有斗志的匈牙利人的阵型立刻崩溃，士兵们都争先恐后的从西边溃围而出，就连贝拉四世和他的骑士们也不例外。这个时候离匈牙利军队被蒙古军队包围已经有几个小时了，匈牙利军队已经毫无斗志。
如果贝拉四世读过中国的兵书，知道围必缺之、围三缺一这样的名词中的任何一个，恐怕他就不会这样开心了。在刚刚这几个小时的战斗中，蒙古军队已经把主力移到西方通道的两边，这个缺口是蒙古军队故意放出来的，就如当年蒙金钧州三峰山大战，蒙古军队多次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试探金兵的斗志并再利用速度再次包围上去一样，这是蒙古军队的常用战术之一。当然，这次用得更纯熟了。匈牙利军队在逃亡的路上遭到蒙古主力的夹击和追杀，被高速的骑兵部队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吃掉，并多次被追赶进沼泽地里，因为蒙古人不想浪费人力去截杀这些丢盔弃甲的匈牙利人，可以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情况下，蒙古人就绝不浪费人力。已经两次遭遇全军覆没的玉果麟大主教这次没能逃出去，蒙古人的追杀一直持续了两天，匈牙利人的尸体就从战场向西往布达佩斯方向躺满了两天行程的路两边。
贝拉四世倒没有死，他也算有点聪明，一见逃亡的路上埋伏有蒙古军队的主力，马上带着身边的近卫，找个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躲进去，当然也幸亏蒙古人不多，没办法监控到整个战场往西的路程，才给贝拉四世这个机会，但是往西的道路明显是走不通了，于是贝拉四世干脆一冒险，反而向东走，穿过特兰西瓦尼亚，一直走到跟俄罗斯交界的喀尔巴阡山，还居然给他找到他的女婿，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的波兰残部，两人合兵一处，再展转绕远路回到多瑙河西，才算结束了冒险历程，不过能逃出来的都是马好的骑兵，两条腿走路的就全躺地上了。蒂萨河之战于是结束，匈牙利军队全军覆没，蒙古军队乘机袭下佩斯城，止步于多瑙河前，从多瑙河以东到俄罗斯，再没有任何一支能抵挡一下蒙古军队的军队。
随后，北路的拜答儿军，南路的合丹军也前来佩斯城与速不台会合，大军驻扎在多瑙河畔过夏天，速不台分兵完全征服了匈牙利东部的所有城镇乡村，以准备将前进基地从俄罗斯前移到匈牙利草原来，并做好建立统治的准备。但同时的，他将许多的匈牙利人驱赶过多瑙河，而留下他们的牛羊和马匹在河东供蒙古人享用。这一年的夏天、秋天和前半个冬天，速不台一直在稳固匈牙利草原的基地，匈牙利人除了逃进山里的，多数被蒙古人直接驱赶过多瑙河去，只有财产留在河东，河西的匈牙利人在饥饿和恐惧中度过日子。
当然，速不台不只是在稳固基地而已，他同时派出探子打探西欧的情报，同时也在准备着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对于西欧来说，除了祈祷上帝，还能有什么能够阻止蒙古人对西欧进行屠杀呢？意大利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德国已经受到损失，只要再加以打击，西欧就只剩下法国了。
速不台计划在冬天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大军越过多瑙河后，分一路南路军进入意大利半岛，主力北上直逼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再经德国平原北上，征服整个德国，然后再分一支北路去对付北欧国家，而主力再次折向南下对付法国。
124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不知跟今年一样不一样，好冷啊），多瑙河河面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层，河西岸饥寒交迫中的匈牙利百姓，终于有忍不住饥寒，试图渡过多瑙河来东岸偷走这些蒙古军队故意散布在东岸吃草的，原来属于多瑙河东岸匈牙利百姓所有的牛羊马群。在经过不少人的前仆后继之后，终于匈牙利人在冰上找到一条足够坚固可以牵着牛羊走回河西岸去的冰路。于是就在1241年的圣诞夜，蒙古大军顺着这条足够坚固的冰路，踏冰渡过多瑙河，抵挡了蒙古人几个月的天险不攻而破。
蒙古人不但把被匈牙利人拿去的牲畜重新拿回来，还征收了东岸的匈牙利人的牲畜作为利息，同时也带来他们自己的牲畜，这些牲畜都成了蒙古军队继续进攻的军需物资。最后的匈牙利军队再次崩溃，贝拉四世继续逃亡，如同以前的惯例，蒙古人派出一支部队专门追捕他，并宣称，哪个城市敢收留他，哪个城市就将遭到攻击。
就跟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那时的中文翻译为摩诃末）最终逃到里海中的小岛上一样，贝拉四世先逃到今天的克罗地亚等地，最终也不得不逃到亚得利亚海的小岛上，只有海洋，才能隔绝蒙古的骑兵。当然，贝拉四世的运气要好很多，他最终还能活着离开那个岛回到陆地上来，不象摩诃末那样就直接死岛上了。
这一路追不上贝拉四世，并不妨碍其他各路蒙古军队的进军。蒙古的各路军队势如破竹地前进，一路上欧洲军队都聚集不起象样的，敢于作战的军队来跟蒙古人打点大点的战斗，到1242年的年初，整个原来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土地上，只有三个城堡里还有匈牙利的军队在防御，其他地方全部成了蒙古人的领地，而南路蒙古军队，此时越过尤利安山脉进入意大利，前锋离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城市威尼斯城不到50公里，哨骑已经到达威尼斯城郊。而主力蒙古部队，也到了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维也纳已经关闭城门准备守城战。
这个时候，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遥远东方几个月前的消息终于传到，蒙古大汗窝阔台死了。根据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命令，大汗死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要马上聚集到蒙古召开大会推举新大汗。二次西征本来就是诸王长子西征，除了攻下俄罗斯后已经奉窝阔台的命令回去蒙古，而现在还在路上没到达的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之外，其他的长子群几乎都在欧洲前线。他们不得不马上赶回去参加会议，并且需要全数赶回去。
速不台的不情愿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他正打得高兴哪，不过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召集兵力回师，就这样，蒙古大军从“闭着城门发抖”（欧洲人的记载）的维也纳、威尼斯郊区转过身来，大步地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匈牙利人也从山里森林里出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只是这个时候的匈牙利国，全国人口死剩的不到一百万。东欧的波兰等地，同样是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回师中的蒙古军队，速不台说动了诸王打了一下擦边球，就是顺路去攻打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然后才再渡过多瑙河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俄罗斯。当然，理由是这样可以消除对蒙古军侧翼的威胁，方便下次进攻欧洲。而反正是顺路回去，虽然多走了几百公里，但是大体上也是一直向蒙古方向，就算不得是违背成吉思汗的命令。
于是蒙古大军就采用了一条跟来时不一样的路程回俄罗斯，这一走，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就亡国了。保加利亚王国还受到较为严重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两个刚处于兴起阶段的国家就此消失了成为强大王国的可能，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一征服。这是后话了。
这是1242年，历时长达6年的蒙古二次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仅仅花费2个月的时间里，12万蒙古军队战胜并消灭了总数达60万的欧洲军队。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成吉思汗
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们挟着死亡，把雷电掷向各个民族、每个地方。——蒙古古代民歌
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说，向您鞠躬，拔都汗陛下…不…沙皇陛下，是上帝，他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42年条目
帝国大汗窝阔台颁布诏书：”我听说那里的人刚强，一怒而持械而起，所以派你们去打他们。我与哥哥商量着，哥哥赞同了，如今派各家的长子去那里。长子出征，其势大呵！” 这就是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大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窝阔台大汗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也儿的石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西、乌拉尔河以东之地为蒙古的征服地区，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土。但是，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斡罗斯等还未平定。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勒台，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斯等未服诸国。居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惧怕蒙古军，已先遣使纳款，蒙古军至，准备投降。惟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抗战。斡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各自为政，不听大公号令，德、意、奥诸国卷入十字军东征。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拔都西征序曲——俄罗斯
八年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长子拔都、次子察合台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各统本王室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分遣长子从征，以拔都为统帅，速不台副之，共15万大军，自各地出发，秋季抵伏尔加河东岸集中。诸王商定后，各率本部兵前进。速不台率先锋军取不里阿耳(今俄罗斯维亚特卡一波利亚纳东)。是年冬，蒙哥进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出没于密林，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次年春，速不台自不里阿耳境移师南下，增援蒙哥。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吉思海(今里海)岛屿，俘八赤蛮处死。于是，宽田吉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部震服。九年(1237年)夏、秋，在伏尔加河以东休养士马，决定征讨斡罗斯(今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基洛夫州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以西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十二月，拔都等诸王率军渡过伏尔加河，攻克烈也赞(一作“也烈赞”，今莫斯科东南亚赞州里亚赞城)、科罗木纳(今莫斯科东南科洛姆纳城)诸城。次年二月，围攻斡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今俄罗斯莫斯科东北)。大公阔儿吉弃城逃跑，至昔迪河(今伏尔加河上游)畔等待基辅公国援军。蒙古军围攻五日，并强迫斡罗斯人参加攻城战，城破。拔都分军数路攻取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10余城。三月，拔都派一军突然袭击昔迪河畔之大公军营，全歼其兵，大公战死。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古都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诺夫哥德州诺夫哥罗德城)挺进，至城20里，忽改道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蒙哥、贵由镇压阿速叛部，拔都经略伏尔加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
十年，蒙哥、贵由攻取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是年秋，西征军中主帅拔都和窝阔台大汗长子贵由发生激烈争执，蒙哥站在拔都一边，拜答儿站在贵由一边，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窝阔台大汗获知后，令贵由和蒙哥东归蒙古草原，留下其五子合丹统领窝括台系蒙古军团。十一年，拔都遣军渡过顿河，复入斡罗斯南部抄掠。斡罗斯王公们忙于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对敌，使蒙古军攻取别列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石机。是年秋，拔都亲率大军进抵乞瓦城(今乌克兰基辅城)，诸路军云集。拔都下令四周架炮，昼夜不息，猛烈攻击。十一月十九日，方才攻克(参见乞瓦之战)。攻取乞瓦城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境内其他城市。加里奇公丹尼勒逃往马札儿。斡罗斯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
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军队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检阅部队，这时候部队就要把自己的装备晒出来，如果其中有遗漏残缺，那么就要受到处罚，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状态，经常是保持完好的。
十字军时代欧洲各王国军团编制。反观欧洲军队，不用说军略、战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就连这些细节的军备、侦察、补充等等，也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
欧洲的陆军，主力是重骑兵部队。重骑兵一般是各级封建领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配合必然是不行的，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每年有各级领主组织的下属骑士的比武大会训练单兵格斗能力并选拔优秀，但是这样的职业军队，其战场上的适合能力，却反而不如蒙古军队的平时民战时兵的非职业军队。陆军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步兵，但是欧洲的步兵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农奴，不但训练低下，而且很多人负担不起武器的费用，在作战时只能拿着根木棍就上战场。虽然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与中东阿拉伯的作战，使欧洲人明白到步骑协同要比单独使用骑兵优越很多，但是出于欧洲的传统背景，专业的步兵职业军人还是没能发展起来，职业军人们--各级封建领主大小骑士，都更愿意骑着马而不是靠双腿跑步。只有在北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才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职业步兵。因为雇佣兵没那么多钱去买马。至于海军，蒙古入侵时的欧洲海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阿拉贡王国和阿拉伯人有点点海军在小打小闹，欧洲军队的兴起，还要等蒙古人撤走后再过200年。
说到重骑兵，中重骑兵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兵种。欧洲人是笨了些，但是不能用欧洲人的笨来当作标准。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在分析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什么轻骑兵使用弓箭是重骑兵的克星时就想笑。重骑兵无非就是重装铠甲，欧洲人笨到骑兵不会用弓箭，可谁规定重装骑兵就不能使用弓箭？看到某些网上文章大言不惭地把骑兵分成配备弓箭的轻骑兵和不配备弓箭的重骑兵来对比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不禁想问，重骑兵配备弓箭难道要上军事法庭？难道要处死刑？谁规定重骑兵不能使用轻骑兵所使用的弓箭？相等距离下互相对射，是轻骑兵伤得重些还是重骑兵？如果重骑兵这么没用，还会在历史上出现么。欧洲的骑士们笨，但是别拿笨后果来当结论嘛。好了说回我们的主题。
欧洲军队使用的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字弓，一种是长弓。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曾经流行过。而长弓却是当时刚发明的，其射程可以远达360多米，是十字弓的两倍。在他出现之后，便迅速取代十字弓。不过长弓的真正成名，要等蒙古撤兵的几十年后，才开始在英国装备起来。欧洲军队的其他武器跟罗马军团和中世纪早期并没有不同，战斧，长矛，骑士枪，盾牌，长剑。新增加的是欧洲戟，欧洲戟是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个斧头，使长矛既可以刺，也可以砍，加大步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当时注重步兵的，只有被北意大利城市雇佣的瑞士戟兵。防具补充一下，欧洲步兵没有防具，装备不起，而骑兵多数是用锁子甲，锁子甲重而防护能力并不特别好，因此也有部分贵族在外面再裹片甲，里面再衬皮甲，一个装备绝对完善的骑兵，可以满身插满箭而不受伤，不过，他也别想骑马冲锋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里盔甲的这些成就，使得原先作为军人标准装备的盾牌，开始慢慢退化和退出战场，盾牌的面积开始缩小，步兵的大方盾变成了小圆盾，而骑兵更是干脆变成了带花纹的三角盾，并且完全成为了一种装饰品而不是防具。盾徽、家徽、纹章学、贵族制度，也就相应的建立或成熟起来了。
中世纪欧洲的战略，除了拜占庭帝国之外，全部可以忽略。拜占庭上承罗马希腊，中间又根据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修改，从军事理论到军事著作，一直到兵力动员、战区划分、作战时机、作战方式等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相比之下，中西欧就毫无战略可言了，不但没有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没有任何军事著作的出现，甚至连如何协同作战的模式都没有。西欧的骑士制度决定了这些骑士平时是不可能在一起训练的，因此他们只会单打独挑，只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临时集结起来一起去打仗，完全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欧洲中世纪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军略的东西，就是制定了他们的动员集结方法，如何保障后方军队的人员的征集，兵力的集结，往前线的机动，当然也就要求边境要有一定的要塞地域，能够应付别人的入侵，给后方集结兵力取得时间，这点是因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军事思想的不同于我们东方的地方。在当时的生产力规模下，这套方式完全是没有什么大作用，但是放到拿破仑时代之后，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确实是国家动员的标准了。
欧洲的另一个特色--城堡，也造成了欧洲军队在蒙古军队前面的失败。欧洲的城堡通常并不大，然而十分坚固，耸立到现在而不倒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欧洲的军队是作战时临时征召，一般时间不能超过几个星期，因为会有农忙时间，而且每个领主也得回去自己封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而雇佣兵的花费非常大。这样就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们打仗时，除非有极大的耐心和财力人力，已及坚决的决心去攻占某座城堡，否则便只能在围攻一段时间之后撤军。因此，欧洲的领主们在面临外敌时更喜欢先待在城堡里来消耗敌人，等敌人不得不退兵时才发起攻击，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欧洲的大小战争不少，真正的野战却很少，而蒙古人恰恰是野战的高手。蒙古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以及决心来围困一座城堡直到它被攻破或投降，欧洲人出战不能取胜，困守也最终在物资耗尽后归于失败，在蒙古人面前是处处受制。
速不台的东欧攻略
蒙古西征军攻克俄罗斯后，在钦察草原休整。速不台遣其子兀良合台率领蒙古与归降俄罗斯签军混编而成的斥侯军团先行攻打波兰边境城堡，以侦察东欧各王国情况。然后又派出大量间谍混杂在西逃匈牙利的钦察部落中，侦察中欧各王国情况。在了解了西方的局势之后，速不台决定对欧洲发动攻击，要对中东欧发动攻击，首要的敌人必然就是匈牙利王国，速不台也就得围绕匈牙利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当然，作战是需要有借口的，蒙古的这个借口就是，当蒙古在征服南俄罗斯草原的时候，有个半游牧的民族4万帐在他们族长忽摊汗的带领下逃难到匈牙利寻求避难，这种庇护蒙古敌人的行为，正是蒙古从东往西一直的借口。说到这个逃难民族，由于文明并不高，并混杂有蒙古间谍。移入匈牙利之后与当地居民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而主动接纳他们的贝拉四世，也因此被国内的大贵族们埋怨，后来蒙古一入侵，那些大贵族就乘机要贝拉四世屠杀这个民族，贝拉四世被迫杀了他们的族长忽摊汗，于是这些游牧民就此散去，不但让匈牙利少了一批可以利用的游牧骑兵，也让匈牙利从此与这批人结下深仇，在往后的时间里将不停骚扰袭击匈牙利。
匈牙利当时与波兰等国家有联姻，而且同为欧洲国家，跟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有一定的外交来往，一旦处于危机情况，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求援，而波兰、西里西亚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速不台明白，他不能只以匈牙利为目标，他必须同时展开兵力对波兰进行打击，以解除他向匈牙利进军时侧翼的威胁。
速不台制定的作战计划是：
为达成击溃波兰匈牙利，不让该两处军队会合成联军，并以主力对付匈牙利，需要分兵北、中、南三路同时攻击波兰和匈牙利等，然后约定时间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与匈牙利主力决战。因此，以一部分兵力提前几天出发，攻略波兰、西里西亚，根据敌情决定彻底毁灭或是进行重大打击防止这些国家从北面对匈牙利的援助，如果可以，适当试探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的虚实，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南下到布达佩斯与主力会合。以另一部兵力为南路，沿喀尔巴阡山南下至多瑙河，一面摧毁匈牙利东南地区，一方面对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两国造成兵力威胁，使他们不敢从南面对匈牙利进行援助，同时准备如果拜占庭帝国出兵援救匈牙利时，在多瑙河附近牵制拜保塞联军（如果拜占庭参战，那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无疑也会参战），再等主力决定下步的计划，如果拜占庭帝国没有或者来不及出兵，则在规定时间溯多瑙河而上，与主力会师于布达佩斯城下。主力直接攻破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直趋匈牙利中心地带，牵制匈牙利主力，等南北两军到齐后决战。
西征大军在留下部分兵力镇守和清剿俄罗斯地区之后，还有大约12万人可以用来对付欧洲，这12万人被速不台分成四支大军。因为原先成吉思汗四子四个派系，本来出征时就是四支大军，速不台这样的分配并不会造成兵力的分割和将领间的矛盾。
北路以拜答儿为主将，速不台派其子兀良合台辅佐，带3个万人队进攻波兰。南路以合丹为主将，也是带3个万人队出发。中路的6个万人队分成两支平行推进的部队，名义上以拔都为主帅事实上以速不台为主将，互相策应前进。也就是说，北路以察哈台系为主，南路以窝阔台系为主，中路是术赤系和拖雷系，速不台本身就属于拖雷系的，是原拖雷手下的将领。
1241年1月，蒙古的部分前锋，对波兰进行武装侦察，摧毁了卢布林地区，并趁维斯杜拉河（华沙就在河西，苏军44年7月攻至河东，45年1月越河攻占华沙）冰冻，踏冰越河哨探至波兰当时的首都克拉科夫城12公里远的地方，大掠财物之后退回蒙古军大营。一时间欧洲震动，各国都开始准备作战。于是，在1241年3月初，拜答儿的北路军率先出发北上，随后南路军也出发南下，主力也随后出动，蒙古二次西征的第三战局正式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三路大军的进攻，是互相呼应，互相联系的，比如说北边的拜答儿，他的目的是策应和保护主力，是有极其明确的战略意图的，而反观欧洲军队，仍然是简单的集结--作战模式，不同的部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关联，甚至连战役级别的关联也没有，一场战斗便是一场战役。欧洲军队即使有几万人，也不过是战场上执行一种单一的战术目的的战术单位，等于现代军事理论下的营级，只不过这个营特别多乌合之众罢了。最好的也不过是在某场战斗中体现出来一点战役的模样，升级为师级单位而已。而蒙古军队，拜答儿的军队，完全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有机部分，既与其他战略方向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又有足够的犭虫立的作战的策划和执行，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绝对是一个战略单位，称为拜答儿方面军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以时间为轴来描述，而分开用三个战略方面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北线。拜答儿带了军队进入波兰，同样的，为了保护他的右翼，防止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波兰的援助，他分出一小部分人作为他的右翼，向立陶宛地区推进，如前面我们所说，立陶宛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家，东普鲁士刚刚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这些地方唯一能够阻止蒙古人的，就只有条顿骑士团，不过条顿骑士团的主力已经应邀南下波兰，留在这里的残余部队无法形成抵抗力量，于是这支北翼的北翼的小分队，就轻松地摧毁了立陶宛地区，并横穿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所到之处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进入波兰北部的波美拉尼亚，由于当时该片地区仍然比较落后，居民很多还是较原始的部落制度，连基督教都还没有接受，因此史料的缺乏使我们今天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支小分队的具体情况，不过反正因为这支小分队沿波罗的海的行动，使得拜答儿在整个波兰战役中无须担心他自己的侧后方。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我们要回头来说说波兰，因为前面那天说得比较急，才一小段就介绍过去了。波兰的内乱起于蒙古入侵之前的102年前，当时波兰的国王勃烈斯拉夫三世死前将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波兰从此进入内战，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国王的曾孙辈在内战了，其中，勃烈斯拉夫四世被尊为波兰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的统治区域只有首都克拉科夫和附近波兰东南的地方而已，他的堂叔康拉德，控制了波兰王国下的东北边两个公国，一个堂兄控制了波兰王国西边的两个公国，另一个堂叔亨利，则控制了中间，并且因为成为西里西亚大公，被称为西里西亚的亨利二世。
拜达儿从东边开始入侵，康拉德便集聚兵力去迎战，一触即溃，无力再战，后来，康拉德领土的另一半遭到拜达儿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那支小分队的顺道骚扰，成为废墟，被完全摧毁。拜达儿继续向克拉科夫前进，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集结起直属他的兵力，以及领地里的民兵，在克拉科夫城外迎战，但是勃烈斯拉夫本人没有自信能够抵挡蒙古人，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果然，1241年3月18日，两军相遇于西特拉夫，波兰军全军覆没，前线将领全部战死，勃烈斯拉夫即刻带了家眷仓皇逃跑，波兰贵族随之作鸟兽散，纷纷逃往匈牙利方向或日尔曼。1241年3月23日，在击破微弱的抵抗之后，蒙古攻占了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并于24日放火焚城，全军继续向西挺进。
蒙古军队继续前进，直指波兰王国西部，西部两公国的领主，勃烈斯拉夫的堂哥米切斯拉夫不敢迎战，弃城逃往西里西亚，依附亨利二世。于是拜答儿的军队便顺着奥得河（奥得河距现代德国首都柏林60公里，1945年4月，苏军于此强渡奥得河发动柏林战役）前进，来到西里西亚。
当蒙古军队穿过波兰的时候，惊慌弥漫波兰乡间，慌恐之极的难民纷纷西逃。由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占、摧毁、焚烧，恐怖的感觉被渲染，并被无限扩大。到4月初，拜答儿到达西里西亚的时候，在他前面的欧洲人都以为他的军队有20多万人。许多大小领主根本连远远地望下蒙古人都不敢，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逃。这时候唯一敢跟蒙古人对战的，也只有中欧的正规职业军人出于骑士的荣誉感和军人的责任感了。而且，随着蒙古的前进，他们也开始在西里西亚一线集结起来，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他不愿让蒙古人进入德国腹地的话，西里西亚就是他最后的防线。所以，他派出了初期匆忙集结起来的兵力，以及听从皇帝指挥的条顿骑士团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抵抗直到他在后方集结更多的兵力去跟蒙古人决战。同时，波希米亚军队也北上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于是，波日波联军（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就来到了蒙古军队的前面。然而，北线战略上的主导权完全在蒙古人手里，欧洲的联军是不能随他们意愿来选择时间选择地点作战的。
于是，正当联军快要集结起来的时候，拜答儿率先进攻联军的集结地，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此时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率领的5万波希米亚军队还在离战场还有两天路程的南方正在赶来。欧洲人的缺乏战略联系再次展现出来，亨利二世没有与波希米亚军联系，连两天也等不了，仓促出城迎战，于是原先计划的波日波联军少了一个主力，变成了德波联军。
德波联军的数量，向来众说不一，以最少的数据来说，是三万的野战兵力，以不夸张的最多的数据来说，是大约七万的兵力，但是不论哪种数据，都不会比蒙古军少。少了一支部队，并不意味着指挥上的统一性能更好些，相反，已经集结起来的部队五花八门，什么旗号都有，彼此之间毫无配合，不能混编，于是不得不分成五个主要成分来分别指挥。所以德波联军这点并不算多的兵力，还分成了五个军。再在战场上布成三个批次的阵势，更加削弱了原本就很弱的兵力。
德波联军的这五个部分是：第一阵一个军，以日尔曼步兵和波兰西部的志愿矿工两部分混编而成，由波兰西部的领主莫利维亚侯爵的儿子，也叫勃烈斯拉夫（与波兰国王同名）的指挥打前锋。前锋全部是步兵，因为亨利二世事实上并不敢直接与蒙古人决战，他意图以步兵做试探性的攻击，并消耗蒙古人的部分实力。第二阵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由克拉科夫逃来的将领速里斯拉夫指挥的大波兰志愿军以及同样从克拉科夫逃来的波兰军民，另一支是米切斯拉夫公爵带领了逃亡来西里西亚的西波兰军民。亨利二世试图用第二阵这两支部队，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主力投入战斗，或者支援第一阵的日尔曼步兵扩大战果。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亨利二世仍然没有意图直接投入他自己的兵力，换言之，他希望在保留实力的同时，让波兰人去送死，如果波兰军队与蒙古军队两败俱伤，那么亨利二世就可以乘机东进吞并整个波兰了。第三阵是亨利二世留下的预备队，不过也是德波联军真正的主力部队，这一阵的两支军队，稍微靠前的是由条顿骑士团团长亲自率领的条顿骑士团，稍微靠后的是亨利二世亲自率领的西里西亚部队。这些里面就不少是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了。
公元1241年4月9日早上，亨利二世率领这五支部队，于里格尼茨城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之后，出城迎战，两军布阵于离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上，这就是后来闻名于西方历史的被称为里格尼茨歼灭战的蒙古二次西征第三战局北线的代表战。
交战的地方是平原地带，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先出动去进攻蒙古前锋，蒙古前锋假装不敌撤退，于是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就追击，这一支部队主要是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临时混编，军纪不强，一看蒙古人后退，就乱哄哄地向前追击，一下子就给引诱到远离后面主力的地方。蒙古军队把德波联军第一军诱离主力后，便回身接战，箭如雨下，后面的德波联军见第一阵追击地太远了，第二阵的两支部队出于大家同为波兰人的感情，便也脱离阵型在后面跟上来想要救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德波联军第一军的这些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都是步兵，速度既慢，人数密集，而装备又差，很多人连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不要说盔甲，就连衣服都不多，许多矿工是袒露半个上半身投入战斗的，于是在蒙古人的箭雨攻击之下，包括主将勃烈斯拉夫在内全军覆没，而这时候德波联军的第二阵才赶到。
于是蒙古人趁势再击后两阵，后两阵的波兰军民也多数是步兵，跟第一军的部队一样，也在蒙古人的箭雨下伤亡惨重，进退失措，于是亨利二世只能派出他最后的两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去试图救援，于是整个里格尼茨之战中的德波联军等于是分批投入战斗给蒙古集中兵力围歼。等条顿骑士团和西里西亚军队赶到，德波联军的第二阵也已经全军覆没了。况且条顿骑士团的布阵还是比西里西亚军队更靠前一点，也就更先一点投入战斗，并且更先一点被蒙古人击溃。于是蒙古人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最后的西里西亚军队。
在蒙古人的箭雨和骑兵冲锋打击下，西里西亚军队全军覆没，亨利二世在身边骑士们的拼死掩护下，带着仅剩的四骑人马冲出重围，但是蒙古人随后追杀，亨利二世最终被刺杀于马下。至此，德波联军真正的全军覆没。蒙古人随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把每个被杀的德波联军士兵的一只耳朵割下来，结果这些耳朵装满了满满的九只大麻袋，蒙古人并且把亨利二世的头颅砍下来，刺在枪尖上，徇示给周边各城的欧洲人看，欧洲人纷纷弃城而逃，里格尼茨城的西里西亚军民，也焚城退往城中心的坚固要塞防守。据说亨利二世的一只脚有六个脚趾，所以后来欧洲人才从战场上认出亨利那具无头尸体来，当然这是蒙古人退兵后的事了。
里格尼茨之战后欧洲整个今天的德国以东只剩下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里格尼茨在柏林的东南距离约220公里，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东北约160公里。德国以东的唯一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就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的五万波希米亚军队，但是文西斯劳斯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不敢跟蒙古人作战，仓皇撤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试图与那里集结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能如何呢？他们日尔曼人的前锋部队，也已经在里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了，连条顿骑士团的主力也全躺里格尼茨郊外那土地上了。神圣罗马帝国保土都要怨兵力不足，根本无法主动去挑战蒙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已经退守内城城堡的里格尼茨城，而是对西里西亚周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破坏，并且在修养几天后退入波兰地区，对原先进军途中没有给予足够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再次进行毁灭性破坏。于是后来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17、18、19世纪欧洲最自大那时候的一些欧洲人，都以为里格尼茨战役中蒙古人也受到重大损失，所以才不得不退走。但是20世纪之后的多数欧洲学者，已经自己更正了这种看法，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蒙古人在损失惨重之后会不报复的，假如蒙古人真的在里格尼茨城下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蒙古人起码要把里格尼茨城完全的夷为平地，把那附近的所有人全部杀光才合理，断不会轻易就放过这些敌人，而且更主要的是，拜答儿已经完成了速不台交给他的北线的战略目的，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出发之前三军约好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然后与匈牙利军队决战，而这时候的里格尼茨之战结束后，拜答儿的军队已经到了维也纳的北边300多公里的地方，论经度的话，里格尼茨还在维也纳的西边一点，而维也纳是在布达佩斯的西边200多公里，也就是说，拜答儿要回去跟主力会师，还要反而往东退回来200多公里才行，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西进呢？何况在这一个月里，整个中东欧的北部，已经给他完全摧毁了，这整个地区在文西斯劳斯带波希米亚军撤入德国后，再没有任何一支能够跟蒙古军队作战的部队，更不用说出击去威胁速不台大军的侧翼了。所以拜答儿召回他派往波兰北部的那支小分遣队之后，便在四月底起程南下了。
不过虽然拜答儿进军神速，但是事实上进军神速的不只他一个人，南路的合丹比他快一天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而中路的速不台与匈牙利大军的决战，也不过比里格尼茨之战慢了一天多而已。所以事实上蒙古军队的南北两路军，只是完成了战略上掩护侧翼的目的，而都没有完成赶回来与主力会师的计划。不过对于速不台的蒙古军队来说，那已经足够了。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把速不台的中军留到最后，还是先按照地域把拜答儿的北路讲完。1241年4月底，拜答儿离开波兰开始南下，这时候匈牙利军队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于是拜答儿就可以不用急着去跟速不台会师，他只需要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前回到速不台的大本营即可。于是他就顺路到波兰南边的摩拉维亚去观光。摩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克，当时属于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已经逃到德国境内了，波希米亚各地的戍军只保留最少，不可能出动，摩拉维亚本来是块欧洲国家争来抢去的肉，所以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在有必要的时候也是牺牲品，波希米亚只留给摩拉维亚地区五千的兵力防守，这五千人根本就不敢出战，于是拜答儿大军就驻扎在摩拉维亚地区，把摩拉维亚地区彻底地变成一片废墟，两个月之后，1241年6月27日，才全军进入匈牙利，与速不台军队会合。
南路的合丹军没打什么大仗，可以相对忽略。一个有代表性的战斗就是合丹军攻击鲁丹城的战斗。蒙古人先来到城下，城里的士兵出城迎战，蒙古人假装败退，于是匈牙利士兵就回去庆祝，结果蒙古人趁匈牙利人正在庆祝，杀了个回马枪，轻易就冲进城里进行屠杀。就是这样，合丹的军队经过三场相对比较大些的战斗之后，到1241年的4月8号，完全控制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那一带。之后，合丹南下直到多瑙河北岸，然后沿着多瑙河溯河而上，经过被称为巴尔干半岛大门的铁门要塞（铁门处于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山脉到这里被河流切断，河流岸边的小山路上就是铁门，其地势非常险要）进入匈牙利平原，这个过程中，原本担心从南翼援助匈牙利的保加利亚等军队还没来得及行动，而拜占庭此时的形势并不乐观，所以整个战局里，南翼没有一支部队威胁到蒙古人，合丹不但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也可以更快地去跟速不台会合，只不过速不台已经战胜贝拉了。
速不台对匈牙利的攻击，是从3月初开始的，只稍慢于拜答儿进攻波兰。速不台与拔都的大约6万军队分成基本平行前进的两支同时进攻喀尔巴阡山的隘口，马上就突破了匈牙利军队的国境边防，那是在1241年3月12日的事。
匈牙利的快马飞奔向离喀尔巴阡山各隘口距离为300多至400多公里远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急报边境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而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把他们优越的蒙古骑兵的机动能力充分的表现出来。
布达佩斯原本是两座城，至今，位于多瑙河以东的部分仍然叫佩斯，多瑙河以西的部分叫布达，两部分合起来才叫布达佩斯，无论是布达还是佩斯，都是匈牙利国内的大城市，到了近代，随着河上桥梁通道的增多，这两座城市就合并成一座城市了。在蒙古人时代，布达与佩斯还是有区别的，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而佩斯有贝拉四世的行宫等设施。300多公里的路程，当匈牙利的快马跑到匈牙利首都报上蒙古入侵的消息，而后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在布达召集他的将领们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蒙古军队，这个会还才刚在讨论之中的时候，贝拉四世就接到报告说，蒙古前锋已经到了河东佩斯城城下，这时才不过是1241年的3月15日。蒙古人虽然到了河东，但是贝拉四世并不慌张，因为宽阔的多瑙河足够阻挡蒙古人过河，而且他认为，河东佩斯城的坚固程度，也足够抵挡蒙古人很长一段时间，何况蒙古人也并不急着攻城。
于是贝拉四世不象北路的亨利二世那样匆忙出城迎战，而是聚集他的兵力，他派出使者，用当时欧洲示警的最高级别--带血宝剑，向整个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西部国土各大小诸侯召集兵力，至于东部国土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带，蒙古军队南路的合丹正在蹂躏那里，是不可能派出兵力来到布达佩斯的。虽然大小领主之间，以及贝拉四世与各领主之间都有各种矛盾，但是整体来说，当时的匈牙利王国还是非常集权统一的。所以两周之内，布达佩斯城里便已经聚集了超过十万的匈牙利军队。在这两周时间里，蒙古人与匈牙利人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首先是当蒙古大军驻扎在离佩斯城半日的路程距离之外后，哨骑就经常哨探到佩斯城下，有时前锋也来到城下诱引匈牙利兵出战。但是贝拉四世知道自己的首要目的是等各地的军队聚集起来，所以坚决不出战。再蒙古人的再三挑逗之下，虽然匈牙利将领们都坚决要求出战，但是贝拉四世还是没有答应。但是到了蒙古挑逗的第四天，大主教（中世纪的大主教也是大领主，如果土地受封于诸侯的话，那么也是诸侯的封臣）玉果麟忍耐不住，带了少数的重骑兵出战，蒙古人当然还是诈败撤退，把追兵引到沼泽地里（由此可知蒙古军队的情报工作要比匈牙利好很多，才刚到几天的蒙古人，已经知道哪里有什么地形可以利用，而匈牙利人连自己首都旁边的地形都不清楚），重骑兵在沼泽地里完全无法发挥，反而容易陷入泥泞里，于是造成大乱，蒙古诱敌军队趁机回头用弓箭射杀在泥地里无法移动的匈牙利士兵，好在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非常忠诚的，拼死当玉果麟大主教的肉盾，掩护他逃跑，结果这只出城迎战的小部队，包括大主教在内，只有四个人活着回到佩斯城。
大主教逃回城里，城里的匈牙利军民一片恐慌，因为如此少的生还率，在过往的历史中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大主教也犯了一个错误，或许是他误会了，或许是他有意趁机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我们前面说过蒙古入侵的借口就是那部分逃难来的钦察人，而且后来这些人的首领给匈牙利杀了，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大主教宣布，他在军中看见蒙古军队里有很多钦察人，于是几乎所有匈牙利人都要求贝拉四世处置钦察人，最后贝拉四世迫于压力，杀了他们的汗。导致钦察人逃离匈牙利，让匈牙利一下子少了四万可征召的游牧骑兵还给自己惹下一个往后为了报仇会经常骚扰侵掠匈牙利的敌人。 就这样，布达佩斯在一面聚集兵力一面人心混乱中过了2个星期，到了1241年的4月初，贝拉四世除了守备的兵力，还聚集起了十万的野战兵力，他一面派人把自己的家小和国库里值钱的东西送到接近奥地利的边境地区，以防备万一失败，另一面也把军队整合起来到多瑙河东，出佩斯城准备与蒙古大军决战。
匈牙利大军的出动，对蒙古大军造成极大的压力，在佩斯城下交战，地势对蒙古的有利并不太大，双方打的极有可能是消耗战，这是蒙古人最害怕的。于是速不台和拔都主动向东后撤，但是保持与匈牙利军队一定的距离，以便寻找战机抓住匈牙利军队的薄弱点加以打击。这样，双方在彼此寻找对方弱点，创造己方有利因素的对峙下，经过几天的向东行军后就来到了蒂萨河。
后来被作为战场的地方，在布达佩斯东北160公里远，是蒂萨河的一段河段的两边，河上有一条大的石桥，当匈牙利军队来到河西岸的时候，蒙古军队已经在河东岸选定了大营，那里离河大约有8公里远，三面被水环绕，不会被突袭，而且周围多沼泽地，不适合重骑兵的机动，营地周围又有许多树木，能够很好地隐蔽蒙古军队的动向。并且，蒙古军队派出一只小部队驻扎在河上的石桥上，扼守住交通，由此看来，速不台有意于此展开他的决战。
贝拉四世率领的匈牙利军队达到河西后，就向守桥的蒙古小部队发起进攻，击败了这部分蒙古军队，夺得了桥梁的控制权，由于不能向蒙古大军发动冲锋，贝拉四世就决定在河边扎营，为了控制住桥梁，他把主力留在河西，在河东以部分兵力建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另外以一千精兵驻扎在桥上专门来守护桥。对于匈牙利人来说，河宽而且深，蒙古人渡河的唯一可能，就是从桥上过河，所以重点的注意力都在桥上。
当然，为了防止万一，贝拉四世下令用车辆围成圈加强营寨的物质防备，但是匈牙利人就无可避免地因为以为蒙古人只能从桥上这么过来而在思想上麻痹大意造成防御上的松懈。这时候是公元1241年4月10日傍晚。速不台已经制定了发动总攻的计划，首先的一步，就是要让拔都带兵直接突袭石桥，从匈牙利人手里抢到石桥的控制权，同时，速不台的军队于河流南边偷偷渡过河，并迂回攻击匈牙利军队的侧后。然后两路夹击匈牙利军队。但是在开战之前，蒙古军队中的一个俄罗斯俘虏偷跑出去，把蒙古人的夺桥计划告诉了匈牙利军队。虽然知道有俘虏逃脱向匈牙利军队报信，速不台却不慌张，因为蒙古军队与匈牙利军队本来就是在对峙，战术的突然性可以实现，战略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战略上匈牙利军队防备遭到进攻，是时时刻刻防备着的，蒙古军队的进攻日期泄不泄密根本就无关紧要。而战术上的突然性，由于匈牙利人坚信蒙古军队只能从石桥上过河，因此只要蒙古军队能够从这点上达成突然性，就能形成战术上的突袭。何况，一个小俘虏最多知道蒙古要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知道蒙古进攻的详细的计划的。更主要的是，速不台是老谋深算的统帅，他只决定要在原来的计划上做一点小小就修改，就反而能够利用这次俘虏泄密事件了。
同时，速不台为了增加胜算，把当时蒙古大军中的器械都准备好，把蒙古西征中的一切优秀战术都准备上，对于速不台来说，他只是在准备一场有绝对把握的胜仗，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战争将永载欧洲历史典籍里。速不台带领蒙古军队悄悄地从石桥南边的河东岸渡过蒂萨河来到河西，与此同时，拔都率领剩下的蒙古军队也做好了对匈牙利军队在河东的桥头堡的进攻准备，在此之前，一支蒙古的先锋部队根据速不台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悄悄地向桥头摸过去。
逃脱的俄罗斯俘虏向匈牙利军队的报信，使匈牙利军队紧张准备起来，大主教玉果麟（又是他）和贝拉四世的弟弟戈罗门带了军队四周巡视桥头，于是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发现了这支试图偷袭石桥的蒙古军队，于是就激战起来，并理所当然的击退了这支蒙古军队。于是匈牙利大军认为，蒙古今晚的偷袭行动已经完全失败，在检查和补充了前线哨兵之后，匈牙利大军就回营睡觉了。这时候是半夜三四点最冷的时候。他们茫然不知蒙古大军正准备着真正的进攻。
等匈牙利大军入睡了，拔都的大军于黎明之前，突然向河东的匈牙利军队发动进攻，其进攻的猛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匈牙利人仓促应战时，他们发现向他们飞来不只是箭，还有火、石头和炮。这是欧洲有记载的第一次火药应用于战场上，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门加农炮，虽然它射出的是石弹，严格来说应该称为（石包）而不是炮，但是匈牙利人何尝见过这样的事物？除了炮之外，蒙古人也利用抛石器投掷鞭炮，毕竟那时候的蒙古人，炮也不多，威慑力也不大，而从天而降散入人群的鞭炮，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极具威慑力、非常让人产生恐慌的工具，就更不用说在800多年前了。骑兵控制不住他们的马、步兵组不成队列，一盘散沙的河东匈牙利人被迅速的击溃，疯狂从石桥逃往西岸，蒙古军队顺势一冲，石桥也就到了蒙古人的手里。而这时候，河西岸匈牙利大营里的军队，才刚刚列好阵势，准备抵御蒙古的强袭。
所有的匈牙利人都以为强袭石桥渡河而来的蒙古军队才是主力，所以把正面对向了东边，准备与拔都的军队交战。这时候，速不台的军队动了。速不台已经在凌晨渡过寒冷的蒂萨河，此时突然出现在匈牙利大军的侧后方并发动了进攻，而当匈牙利人仓促把阵势转过来准备对付速不台时，拔都也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杀过石桥到了河西。蒙古军队原本的作战计划，就没有规定哪路是主力哪路是牵制，而是两路都是主力，哪路都可攻可守。
匈牙利军队溃散不成阵型，纷纷逃回营帐，于是贝拉四世等也只好指挥部队退入营帐。6万蒙古军队就这样包围了超过10万的匈牙利军队。这个时候大概还只是上午7点。
匈牙利人试图利用营盘来死守击退蒙古人，然而蒙古人早有准备，炮、火、鞭炮，纷纷扔进匈牙利营盘里去。戈罗门和玉果麟坐不住了，他们带了一些部队试图冲破重围，但是他们的行动没能瞒过蒙古人，蒙古人趁他们离开营盘，一阵急攻之下，又把他们击退回去。但是蒙古人明显没有尽力，而是给匈牙利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要再加把劲，他们就可以突出重围。于是戈罗门和玉果麟再次带兵，并且加上了匈牙利军队中来援助的最精锐的圣殿骑士团的重骑兵们，一起再次杀出营盘试图突围。这次，早有准备的蒙古人将他们诱离营盘并包围起来。戈罗门和玉果麟浑身带伤，终于杀回包围圈中的匈牙利营盘里躲起来，而随他们出战的圣殿骑士团，就全部睡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罗门和玉果麟的失败，加上圣殿骑士团的全军覆没，使营盘里的匈牙利士兵更加双腿发抖，不敢出战。
这也早在速不台的计划之中，于是蒙古人又把抛石器里的石头鞭炮等，换上了燃烧的草捆和一些特制的草球草团。这些球团是特制的，里面含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会产生浓烟的狼粪等等，他们产生的浓烟不但带有烟幕弹的性质，还带有毒气，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匈牙利军队处于烟火的四面环绕之下，受到烟呛的人基本就散失了战斗力流泪咳嗽不止，因此匈牙利军队只能挤成一团尽量往无烟少烟的地方挤。而蒙古军队的攻击，完全就象现代的兵力突击，一阵炮火石头砸过去之后，紧接着就是部队趁着这个缺口的冲锋，而当匈牙利军队集结起来补住这个缺口，并且为了防范进攻加派人手之后，伴随着一阵箭雨，蒙古军队便又退去，而这时候后方超远程的攻击又开始了。匈牙利军队在烈火浓烟中如无头苍蝇般越来越混乱，无组织地试图靠乱冲乱杀来突围，突然，意外发生了，西边的一小群匈牙利军队竟然真的突围出去了。
大喜过望的贝拉四世，想当然的认为，风吹着浓烟对谁都不利，因此处于下风位置的蒙古兵必然给自己的浓烟遮住视线，甚至可能自己在自己制造的浓烟中咳嗽，那么顺着风势突围，不但匈牙利军队受烟害最少，而且最容易突围，因为拦阻他们突围的蒙古军队必然是正面对着浓烟。于是他指挥部队从这个缺口突围出去，起初他还想留下一支部队抵挡进攻的蒙古人，让部队的撤退比较有队形些，但是在知道了有路可逃之后，早已完全没有斗志的匈牙利人的阵型立刻崩溃，士兵们都争先恐后的从西边溃围而出，就连贝拉四世和他的骑士们也不例外。这个时候离匈牙利军队被蒙古军队包围已经有几个小时了，匈牙利军队已经毫无斗志。
如果贝拉四世读过中国的兵书，知道围必缺之、围三缺一这样的名词中的任何一个，恐怕他就不会这样开心了。在刚刚这几个小时的战斗中，蒙古军队已经把主力移到西方通道的两边，这个缺口是蒙古军队故意放出来的，就如当年蒙金钧州三峰山大战，蒙古军队多次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试探金兵的斗志并再利用速度再次包围上去一样，这是蒙古军队的常用战术之一。当然，这次用得更纯熟了。匈牙利军队在逃亡的路上遭到蒙古主力的夹击和追杀，被高速的骑兵部队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吃掉，并多次被追赶进沼泽地里，因为蒙古人不想浪费人力去截杀这些丢盔弃甲的匈牙利人，可以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情况下，蒙古人就绝不浪费人力。已经两次遭遇全军覆没的玉果麟大主教这次没能逃出去，蒙古人的追杀一直持续了两天，匈牙利人的尸体就从战场向西往布达佩斯方向躺满了两天行程的路两边。
贝拉四世倒没有死，他也算有点聪明，一见逃亡的路上埋伏有蒙古军队的主力，马上带着身边的近卫，找个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躲进去，当然也幸亏蒙古人不多，没办法监控到整个战场往西的路程，才给贝拉四世这个机会，但是往西的道路明显是走不通了，于是贝拉四世干脆一冒险，反而向东走，穿过特兰西瓦尼亚，一直走到跟俄罗斯交界的喀尔巴阡山，还居然给他找到他的女婿，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的波兰残部，两人合兵一处，再展转绕远路回到多瑙河西，才算结束了冒险历程，不过能逃出来的都是马好的骑兵，两条腿走路的就全躺地上了。蒂萨河之战于是结束，匈牙利军队全军覆没，蒙古军队乘机袭下佩斯城，止步于多瑙河前，从多瑙河以东到俄罗斯，再没有任何一支能抵挡一下蒙古军队的军队。
随后，北路的拜答儿军，南路的合丹军也前来佩斯城与速不台会合，大军驻扎在多瑙河畔过夏天，速不台分兵完全征服了匈牙利东部的所有城镇乡村，以准备将前进基地从俄罗斯前移到匈牙利草原来，并做好建立统治的准备。但同时的，他将许多的匈牙利人驱赶过多瑙河，而留下他们的牛羊和马匹在河东供蒙古人享用。这一年的夏天、秋天和前半个冬天，速不台一直在稳固匈牙利草原的基地，匈牙利人除了逃进山里的，多数被蒙古人直接驱赶过多瑙河去，只有财产留在河东，河西的匈牙利人在饥饿和恐惧中度过日子。
当然，速不台不只是在稳固基地而已，他同时派出探子打探西欧的情报，同时也在准备着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对于西欧来说，除了祈祷上帝，还能有什么能够阻止蒙古人对西欧进行屠杀呢？意大利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德国已经受到损失，只要再加以打击，西欧就只剩下法国了。
速不台计划在冬天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大军越过多瑙河后，分一路南路军进入意大利半岛，主力北上直逼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再经德国平原北上，征服整个德国，然后再分一支北路去对付北欧国家，而主力再次折向南下对付法国。
124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不知跟今年一样不一样，好冷啊），多瑙河河面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层，河西岸饥寒交迫中的匈牙利百姓，终于有忍不住饥寒，试图渡过多瑙河来东岸偷走这些蒙古军队故意散布在东岸吃草的，原来属于多瑙河东岸匈牙利百姓所有的牛羊马群。在经过不少人的前仆后继之后，终于匈牙利人在冰上找到一条足够坚固可以牵着牛羊走回河西岸去的冰路。于是就在1241年的圣诞夜，蒙古大军顺着这条足够坚固的冰路，踏冰渡过多瑙河，抵挡了蒙古人几个月的天险不攻而破。
蒙古人不但把被匈牙利人拿去的牲畜重新拿回来，还征收了东岸的匈牙利人的牲畜作为利息，同时也带来他们自己的牲畜，这些牲畜都成了蒙古军队继续进攻的军需物资。最后的匈牙利军队再次崩溃，贝拉四世继续逃亡，如同以前的惯例，蒙古人派出一支部队专门追捕他，并宣称，哪个城市敢收留他，哪个城市就将遭到攻击。
就跟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那时的中文翻译为摩诃末）最终逃到里海中的小岛上一样，贝拉四世先逃到今天的克罗地亚等地，最终也不得不逃到亚得利亚海的小岛上，只有海洋，才能隔绝蒙古的骑兵。当然，贝拉四世的运气要好很多，他最终还能活着离开那个岛回到陆地上来，不象摩诃末那样就直接死岛上了。
这一路追不上贝拉四世，并不妨碍其他各路蒙古军队的进军。蒙古的各路军队势如破竹地前进，一路上欧洲军队都聚集不起象样的，敢于作战的军队来跟蒙古人打点大点的战斗，到1242年的年初，整个原来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土地上，只有三个城堡里还有匈牙利的军队在防御，其他地方全部成了蒙古人的领地，而南路蒙古军队，此时越过尤利安山脉进入意大利，前锋离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城市威尼斯城不到50公里，哨骑已经到达威尼斯城郊。而主力蒙古部队，也到了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维也纳已经关闭城门准备守城战。
这个时候，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遥远东方几个月前的消息终于传到，蒙古大汗窝阔台死了。根据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命令，大汗死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要马上聚集到蒙古召开大会推举新大汗。二次西征本来就是诸王长子西征，除了攻下俄罗斯后已经奉窝阔台的命令回去蒙古，而现在还在路上没到达的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之外，其他的长子群几乎都在欧洲前线。他们不得不马上赶回去参加会议，并且需要全数赶回去。
速不台的不情愿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他正打得高兴哪，不过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召集兵力回师，就这样，蒙古大军从“闭着城门发抖”（欧洲人的记载）的维也纳、威尼斯郊区转过身来，大步地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匈牙利人也从山里森林里出来，重建他们的家园，只是这个时候的匈牙利国，全国人口死剩的不到一百万。东欧的波兰等地，同样是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回师中的蒙古军队，速不台说动了诸王打了一下擦边球，就是顺路去攻打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然后才再渡过多瑙河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俄罗斯。当然，理由是这样可以消除对蒙古军侧翼的威胁，方便下次进攻欧洲。而反正是顺路回去，虽然多走了几百公里，但是大体上也是一直向蒙古方向，就算不得是违背成吉思汗的命令。
于是蒙古大军就采用了一条跟来时不一样的路程回俄罗斯，这一走，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就亡国了。保加利亚王国还受到较为严重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两个刚处于兴起阶段的国家就此消失了成为强大王国的可能，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一征服。这是后话了。
这是1242年，历时长达6年的蒙古二次西征到此就完全结束了，仅仅花费2个月的时间里，12万蒙古军队战胜并消灭了总数达60万的欧洲军队。
蒙古人有什么？蒙古人需要什么？
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么蒙古有了核导弹都也自身难保。再比如说，如果矿卖的比人们想象的更快，美元贬值的速度更大，或者开矿的先期投入过大而导致成本过高，那么根本就持续不了多久你就能够看到那一天的到来。预计蒙古的矿山按照今天的样子是能够带来大约30-40年的繁荣.因此，如果现代化的采矿技术更迅速更快效率更高地来在蒙古采矿，那么可能是不需要30-40年吧，也许20年就没了。
如果由于蒙古地区的基础条件太差，气候恶劣，要来开矿的技术难度过大，那么成本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在最鼎盛期也不可能让蒙古成为迪拜，顶多就是个小香港----有那么几十栋摩天大楼，但是更多的就是个廉租房。
让蒙古国走入所谓自我封闭的工业化的巨大陷阱，使得蒙古远离世界文明。让蒙古盲目购买大量工业化的机器装备流水线，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正是这些成套设备，购买和维护这些东西花钱就河流水一样，工厂建成后其产品因市场规模有限效益低下而最终倒闭，最终会欠下一屁股债估计得达到200亿欧元。最终会被设备制造商牵着鼻子走，成为那些设备制造商的附属国。
他那个时候叫喊着蒙古需要贷款40亿欧元，如果那时候蒙古政府如果真的盲目贷款搞工业的话，其结果是现在会欠债200亿欧元，到处是停产的落后工艺，低效运转的工厂，而且离开了外国厂家的技术工人和零部件的自持那些工厂将根本寸步难行.最终外国工业装备厂商会以收债为由全部拿下这个国家的全部矿产资源。什么铜矿金矿，煤矿都会成为国际资本的偿债抵押物而被那些债权人无偿占有。
因为不切实际的盲目工业化造成大量农牧民离开土地，荒废本业成为流浪者，到时候蒙古将和北朝鲜一样饿死人，北朝鲜第二会诞生。
现在蒙古终于坚持到了能源原材料爆张的时代，所有资源的价格几年之内翻了几倍，这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现在用那些手中的矿业资源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轻松的融到上千亿美元的资本，用这些资本可以轻松建立高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现在蒙古顺其自然的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业化。蒙古要依靠自己的优势搞理性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高水平的工业体系。
但首先要仿效力拓，淡水和谷，神化集团等公司建立几个矿产勘探开发运输销售一体化的巨无霸矿业企业。然后才延伸产业链条进行矿产品深加工。把矿石加工成金属型材建材用于出口和供自己盖楼房，把煤炭转化成化工产品或电能，把羊皮加工成皮革制品，把肉类按世界食品卫生标准加工好出口，，就这些已经足够了。这种工业化一定要以适当的速度逐步推进，过度过快过热就会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失衡。后开发比早开发更有优势，这叫后发优势。
以蒙古为例，以一个十分简化的计算为例：假设蒙古的人口简化为65万户。为了让这65万户，能够有自己的公寓房，里面摆上全套家电，再来每家每户买辆西方的二手小汽车。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工业，而是全部购买，比如说雇佣中国的建筑公司，使用中国的建材，然后再来买韩国家电和日本二手汽车。那么我们可以算笔账：一套公寓房，千里迢迢地从中国将建材运过来，即便不考虑所谓的“房地产炒作”以及“商业里的所谓计谋”等因素，要来雇佣中国建筑公司使用中国建筑师的图纸和中国建筑工人，那么这套公寓房的造价也是至少三万欧元，全套家电，五千欧元，日本二手汽车，一万欧元。再考虑上家具，装修和纺织品等，又是五千欧元。这不？五万欧元就这样出去了，六十五万户，每户五万欧元，那就是超过了三百多亿欧元。还没有结束，你的楼房需要用电吧，需要自来水吧，还需要电话线吧，以及背后的发电厂，自来水厂，自动交换机。发电厂还需要煤矿，小汽车还需要汽油，彩电还需要电视台的节目信号。
你的日本二手汽车，在蒙古那种路面上，开不到十年就得报废！你的纺织品，也得过个几年了就更新吧。还需要继续来算下去吗？
如果就像今天那样，拍卖矿山，买日本二手车，雇佣中国工人从中国将建材弄过去盖夜总会，买LV包包。哥们，钱花起来都是很快的，那几座矿山也根本都提供不了如此之多的外汇！当然，你还可以选择继续保持13世纪的生活，大不了一场白灾之后，大家就跑到UB的北郊去立个小蒙古包，然后蒙古国总理向北京向国际社会来发电报求援。
在没有本国重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基础上，即便是对付蒙古那两百六十万人，也至少需要三百多亿欧元！先算帐，再来谈其他的。蒙古现在首先得彻底根除贪污腐败的根元。否则什么也无从谈起。根除腐败贪污最好的办法是西化，彻底的西化。在西方这种污点将使一个人难于重见天日。在日韩贪污败露后很多都选择自杀。这背后的文化值得研究，似乎单单用法律严惩似乎并不能够阻挡那种诱惑，让人们感觉到贪污是严重的耻辱行为。在很多文化里把偷窃和乞讨看作耻辱，却把贪污看作是有本事，有能力。
卖矿，卖初级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吸引外资，这些都是在初期阶段的无奈之举。1830年，蒙古地区的武力不仅大大优越于朝鲜半岛，事实上还优越于日本。到了20世纪，蒙古人之所以还能够勉强维持下来一块面积比德国加日本加朝鲜加韩国加台湾都还要更大的地盘，历史原因也就是在于此。到了今天，如果蒙古人丧失了最后一个历史机会，那么也许将来，就没有什么将来的了！
蒙古人同朝鲜人相比，条件优越的多了。没有人象西方封锁朝鲜那样来封锁你吧？北京和莫斯科也没有将你列入黑名单天天说是要来用导弹打你吧？再怎么说，北京也多少个了点援助，至少比79年对付越南的方式要好得多吧？莫斯科也给你减免了外债。日本德国还给了不少无偿援助。
地盘面积又那么大，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占了一块面积比德国加日本加朝鲜加韩国加台湾都更大的地盘。蒙古人也得尽快摆脱这种畜牧业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就是超载放牧弄得草场退化，有个白灾黑灾就是UB北郊的巨型蒙古包贫民窟，更得摆脱卖了自己的那点矿山之后就去买凌志车买LV包包的颓废。不需要太多，先将畜牧业重新扶持起来，再来将蒙古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给弄好，然后自己建立点建材厂，先来学会用自己的建材，自己的人力来盖居民楼。然后，炼钢、炼铜、机械、化肥、电力、煤炭化工、电气、汽车，一步步地来。
另外蒙古人应该注意加强蒙朝贸易了。朝鲜那里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金属冶炼，矿山开采，机械，化工，电气和电力等技术，而朝鲜也是个资源缺乏国。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些技术，都是蒙古今天所急需的。同朝鲜的合作，很可能要比同西方或者中国搞要实惠得多。因为朝鲜的技术水平肯定还不如西方，但是价格便宜得多，而且也基本上能够自成体系。一台CNC机床你到瑞士或者德国买，动辄就是四五十万欧元，但是朝鲜那里可能十来万欧元就下来了。更何况还有易货贸易之便利。
将来真正需要从西方引进的高技术，还是特种钢和特种合金的冶炼与加工，复杂化工产品，精密电子机械，精密光学与集成电路。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目前只要能够在蒙古能够基本上达到朝鲜今日的技术能力，那么就马上不一样的，至少是吃喝不愁，抽水马桶肯定能普及，白色家电也是小菜一碟，汽车比起德国日本瑞典还是要差一大截子，但是也能够自己给造出来。将来在蒙古真正的上高科技，那是应该以汽车和黑色家电作为突破口，然后再来上航空，航天和核工业。蒙朝交流，应该是当务之急...
在蒙古真正上高科技的时候，则应该是蒙德，蒙日，蒙韩...
不过，眼下蒙古人还不能奢望高科技，而必须来补基础工业的课。如果你连四则运算都没学好，如何能够指望你去马上搞微分方程？基础工业，朝鲜基本上就可以满足需求了。采矿技术，炼钢，常规机械制造，电力与电气，煤炭化工，建材制造，这就是朝鲜今天肯定已经掌握好了的东西，也是今日蒙古所紧缺的东西。
这些东西上去了之后，再来往深层发展，那么就是需要蒙德，蒙日和蒙韩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来上比较先进的汽车，TFT和VLSI，自己能够造类似于OPEL那样的小汽车，也能够捣鼓出来平板数字彩电，还可以开始搞类似于CESSNA那样的飞机了。再往后，就可以来上涡扇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和航天，还有复杂的核反应堆。这些，主要就是蒙德和蒙日了。当然，真正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来搞。经过了这个阶段，蒙古可以制造出类似于图-204那样的涡扇中程客机，可以来发射通讯卫星，还可以来建立核电厂。那个时候，蒙古人跑到美国，西欧或者日本，一看，心里会暗自说“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基本上我们都也全有，而且我们的也不差”。
蒙古人最后的那块地盘，是北部的水资源，南部的沙漠，丰富的矿产，糟糕的道路，恶劣的气候，闭塞的地理位置，外部战略环境尚可，还有就是文盲率虽然不高，但是知识结构存在有重大缺陷。
对蒙古目前来说，也就只有先设法搞好农业、畜牧业和矿产开发。然后再来一定要搞工业化，要十分谨慎地搞，绝对不能贪大求洋，要保证成功率。农业和畜牧业，在今天的状态下，必须要上自己的化肥、农机（包括面粉加工和土豆加工）以及灌溉，充分发挥蒙古北部的水资源和类似于黑龙江比较适合搞农业的地区的效能。对于畜牧业，则可以考虑来上用以抵抗严重自然灾害的避灾点，平时可以游牧，但是在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事先搭建好棚圈，准备好青储饲料（可以从农业副产品中获取），还有饮用水以及兽医和沼气设备。在自然灾害来临之际，可以通过中波电台/收音机和手持式GPS定位器来组织游牧民向避灾点迁移。只要能够大幅度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抵御力，那么蒙古的畜牧业还是能够保证稳产的。
与此同时，根据朝鲜的基础工业体系基本发育成熟，而且朝鲜也急需矿产和肉类以及乳类的特点，大力发展政府级对朝的易货贸易。因为今天蒙古只要能够从朝鲜那里获得地质勘探、矿山建设、采矿工程、钢铁、机械制造、煤炭化工和电气电机技术，那么就基本上能够保证第一阶段的第一部分的顺利完成。这样做很可能比对西方的贸易要更实惠得多。接着，吃透基础工业体系，再来设法上精密机电产品、光学产品、电子技术和特种合金的制造与加工技术。
对蒙古历史，可以一言以蔽之，在冷兵器时代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武力，但是在自身的经济方面却毫无建树，更谈不上什么科技进步。没有真正的文字文化，没有什么比较有意义的文学作品。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只有组织人马南下在华北地区获得食物和衣物一招。
仅仅是直到1830年，还拥有东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武力。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技术进步使得彻底地蒙古丧失了自己的武力优势之后，就迅速地沦为今天的样子。不过还算幸运，老本给保住了不少。
蒙古人没有数据概念，勇武好斗但却也容易屈服于更强大的外力，内部各个都以老成的子孙自居，谁都也不鸟谁，很难进行组织。对外人其实是谁都也不服谁都也不鸟，不甘于今日弱小穷困之现状，但却也很有无力回天之叹，事实上患有抑郁症的蒙古人不少。过去的蒙古草原上，胳膊粗就是硬道理，其实今天也差不多的。
蒙古人蒙古文化和蒙古历史，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值得去记忆，值得去关心的东西吗？
如果由于蒙古地区的基础条件太差，气候恶劣，要来开矿的技术难度过大，那么成本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在最鼎盛期也不可能让蒙古成为迪拜，顶多就是个小香港----有那么几十栋摩天大楼，但是更多的就是个廉租房。
让蒙古国走入所谓自我封闭的工业化的巨大陷阱，使得蒙古远离世界文明。让蒙古盲目购买大量工业化的机器装备流水线，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正是这些成套设备，购买和维护这些东西花钱就河流水一样，工厂建成后其产品因市场规模有限效益低下而最终倒闭，最终会欠下一屁股债估计得达到200亿欧元。最终会被设备制造商牵着鼻子走，成为那些设备制造商的附属国。
他那个时候叫喊着蒙古需要贷款40亿欧元，如果那时候蒙古政府如果真的盲目贷款搞工业的话，其结果是现在会欠债200亿欧元，到处是停产的落后工艺，低效运转的工厂，而且离开了外国厂家的技术工人和零部件的自持那些工厂将根本寸步难行.最终外国工业装备厂商会以收债为由全部拿下这个国家的全部矿产资源。什么铜矿金矿，煤矿都会成为国际资本的偿债抵押物而被那些债权人无偿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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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蒙古终于坚持到了能源原材料爆张的时代，所有资源的价格几年之内翻了几倍，这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现在用那些手中的矿业资源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轻松的融到上千亿美元的资本，用这些资本可以轻松建立高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现在蒙古顺其自然的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业化。蒙古要依靠自己的优势搞理性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高水平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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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同朝鲜人相比，条件优越的多了。没有人象西方封锁朝鲜那样来封锁你吧？北京和莫斯科也没有将你列入黑名单天天说是要来用导弹打你吧？再怎么说，北京也多少个了点援助，至少比79年对付越南的方式要好得多吧？莫斯科也给你减免了外债。日本德国还给了不少无偿援助。
地盘面积又那么大，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占了一块面积比德国加日本加朝鲜加韩国加台湾都更大的地盘。蒙古人也得尽快摆脱这种畜牧业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就是超载放牧弄得草场退化，有个白灾黑灾就是UB北郊的巨型蒙古包贫民窟，更得摆脱卖了自己的那点矿山之后就去买凌志车买LV包包的颓废。不需要太多，先将畜牧业重新扶持起来，再来将蒙古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给弄好，然后自己建立点建材厂，先来学会用自己的建材，自己的人力来盖居民楼。然后，炼钢、炼铜、机械、化肥、电力、煤炭化工、电气、汽车，一步步地来。
另外蒙古人应该注意加强蒙朝贸易了。朝鲜那里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金属冶炼，矿山开采，机械，化工，电气和电力等技术，而朝鲜也是个资源缺乏国。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些技术，都是蒙古今天所急需的。同朝鲜的合作，很可能要比同西方或者中国搞要实惠得多。因为朝鲜的技术水平肯定还不如西方，但是价格便宜得多，而且也基本上能够自成体系。一台CNC机床你到瑞士或者德国买，动辄就是四五十万欧元，但是朝鲜那里可能十来万欧元就下来了。更何况还有易货贸易之便利。
将来真正需要从西方引进的高技术，还是特种钢和特种合金的冶炼与加工，复杂化工产品，精密电子机械，精密光学与集成电路。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目前只要能够在蒙古能够基本上达到朝鲜今日的技术能力，那么就马上不一样的，至少是吃喝不愁，抽水马桶肯定能普及，白色家电也是小菜一碟，汽车比起德国日本瑞典还是要差一大截子，但是也能够自己给造出来。将来在蒙古真正的上高科技，那是应该以汽车和黑色家电作为突破口，然后再来上航空，航天和核工业。蒙朝交流，应该是当务之急...
在蒙古真正上高科技的时候，则应该是蒙德，蒙日，蒙韩...
不过，眼下蒙古人还不能奢望高科技，而必须来补基础工业的课。如果你连四则运算都没学好，如何能够指望你去马上搞微分方程？基础工业，朝鲜基本上就可以满足需求了。采矿技术，炼钢，常规机械制造，电力与电气，煤炭化工，建材制造，这就是朝鲜今天肯定已经掌握好了的东西，也是今日蒙古所紧缺的东西。
这些东西上去了之后，再来往深层发展，那么就是需要蒙德，蒙日和蒙韩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来上比较先进的汽车，TFT和VLSI，自己能够造类似于OPEL那样的小汽车，也能够捣鼓出来平板数字彩电，还可以开始搞类似于CESSNA那样的飞机了。再往后，就可以来上涡扇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和航天，还有复杂的核反应堆。这些，主要就是蒙德和蒙日了。当然，真正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来搞。经过了这个阶段，蒙古可以制造出类似于图-204那样的涡扇中程客机，可以来发射通讯卫星，还可以来建立核电厂。那个时候，蒙古人跑到美国，西欧或者日本，一看，心里会暗自说“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基本上我们都也全有，而且我们的也不差”。
蒙古人最后的那块地盘，是北部的水资源，南部的沙漠，丰富的矿产，糟糕的道路，恶劣的气候，闭塞的地理位置，外部战略环境尚可，还有就是文盲率虽然不高，但是知识结构存在有重大缺陷。
对蒙古目前来说，也就只有先设法搞好农业、畜牧业和矿产开发。然后再来一定要搞工业化，要十分谨慎地搞，绝对不能贪大求洋，要保证成功率。农业和畜牧业，在今天的状态下，必须要上自己的化肥、农机（包括面粉加工和土豆加工）以及灌溉，充分发挥蒙古北部的水资源和类似于黑龙江比较适合搞农业的地区的效能。对于畜牧业，则可以考虑来上用以抵抗严重自然灾害的避灾点，平时可以游牧，但是在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事先搭建好棚圈，准备好青储饲料（可以从农业副产品中获取），还有饮用水以及兽医和沼气设备。在自然灾害来临之际，可以通过中波电台/收音机和手持式GPS定位器来组织游牧民向避灾点迁移。只要能够大幅度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抵御力，那么蒙古的畜牧业还是能够保证稳产的。
与此同时，根据朝鲜的基础工业体系基本发育成熟，而且朝鲜也急需矿产和肉类以及乳类的特点，大力发展政府级对朝的易货贸易。因为今天蒙古只要能够从朝鲜那里获得地质勘探、矿山建设、采矿工程、钢铁、机械制造、煤炭化工和电气电机技术，那么就基本上能够保证第一阶段的第一部分的顺利完成。这样做很可能比对西方的贸易要更实惠得多。接着，吃透基础工业体系，再来设法上精密机电产品、光学产品、电子技术和特种合金的制造与加工技术。
对蒙古历史，可以一言以蔽之，在冷兵器时代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武力，但是在自身的经济方面却毫无建树，更谈不上什么科技进步。没有真正的文字文化，没有什么比较有意义的文学作品。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只有组织人马南下在华北地区获得食物和衣物一招。
仅仅是直到1830年，还拥有东亚大陆上最强大的武力。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技术进步使得彻底地蒙古丧失了自己的武力优势之后，就迅速地沦为今天的样子。不过还算幸运，老本给保住了不少。
蒙古人没有数据概念，勇武好斗但却也容易屈服于更强大的外力，内部各个都以老成的子孙自居，谁都也不鸟谁，很难进行组织。对外人其实是谁都也不服谁都也不鸟，不甘于今日弱小穷困之现状，但却也很有无力回天之叹，事实上患有抑郁症的蒙古人不少。过去的蒙古草原上，胳膊粗就是硬道理，其实今天也差不多的。
蒙古人蒙古文化和蒙古历史，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值得去记忆，值得去关心的东西吗？
蒙古本部摆脱异族奴役从而独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年仅仅一个西蒙古，就差点儿要了满清的命。在19世纪中叶之前，蒙古地区向来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聚集地
火器和近代工业，传入亚洲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最先是传入到日本和满清。由于满清仍然还试图继续来维护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且蒙古地区则在整个满清时代都被严密地加以控制和不间断地弱化，奴化和愚化。而日本则在这次转变过程中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成了亚洲的优等生。
由于蒙古地区在整个满清时期都被严密地控制，所以反倒是蒙古本部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获得了对近代外部世界的认识。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于蒙古本部地区有着不亚于黑船对于日本的影响。
由于沙俄对乌拉尔山以东的控制是通过人数极少的力量而实现的----时至今日，在乌拉尔山以东的俄国人也只有不到几千万-----因此俄国没有实力来大规模地进行移民，没有实力来彻底地控制满洲。但是，由于俄国人拥有欧洲技术，诸如火枪和铁路，因此俄国人能够有实力来控制住西伯利亚地区。
所以，蒙古本部摆脱满清奴役从而独立成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经互会时期，虽然苏联对蒙古的现代化进程很有支援，蒙古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蒙古本部第一次有了铁路，发电厂，煤矿，电灯，电话和飞机汽车等工业品，但是苏联始终没有在蒙古建立工业体系，始终保持了使得蒙古人的知识结构对现代工业经济并不十分熟悉。究其原因，固然有当时蒙古人口稀少的因素，但是似乎也有点“有意识地”不要让蒙古成为北亚德国的意图。
到了今天，蒙古本部是第一次有了完全独立发展自我的机会了。自从满清灭亡蒙古本部以来，几百年间，蒙古人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
1. 蒙古国的国力和生活水平基本上同法国有一拼，某些东西的质量甚至是比法国还要更好。
2. 蒙古国向全球发放蒙古绿卡，全球的蒙古人都有机会重返蒙古本部，也可以选择继续在所在国生活，但是也有条件来随时可以重返蒙古本部。
火器和近代工业，传入亚洲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最先是传入到日本和满清。由于满清仍然还试图继续来维护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且蒙古地区则在整个满清时代都被严密地加以控制和不间断地弱化，奴化和愚化。而日本则在这次转变过程中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成了亚洲的优等生。
由于蒙古地区在整个满清时期都被严密地控制，所以反倒是蒙古本部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获得了对近代外部世界的认识。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于蒙古本部地区有着不亚于黑船对于日本的影响。
由于沙俄对乌拉尔山以东的控制是通过人数极少的力量而实现的----时至今日，在乌拉尔山以东的俄国人也只有不到几千万-----因此俄国没有实力来大规模地进行移民，没有实力来彻底地控制满洲。但是，由于俄国人拥有欧洲技术，诸如火枪和铁路，因此俄国人能够有实力来控制住西伯利亚地区。
所以，蒙古本部摆脱满清奴役从而独立成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经互会时期，虽然苏联对蒙古的现代化进程很有支援，蒙古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蒙古本部第一次有了铁路，发电厂，煤矿，电灯，电话和飞机汽车等工业品，但是苏联始终没有在蒙古建立工业体系，始终保持了使得蒙古人的知识结构对现代工业经济并不十分熟悉。究其原因，固然有当时蒙古人口稀少的因素，但是似乎也有点“有意识地”不要让蒙古成为北亚德国的意图。
到了今天，蒙古本部是第一次有了完全独立发展自我的机会了。自从满清灭亡蒙古本部以来，几百年间，蒙古人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
1. 蒙古国的国力和生活水平基本上同法国有一拼，某些东西的质量甚至是比法国还要更好。
2. 蒙古国向全球发放蒙古绿卡，全球的蒙古人都有机会重返蒙古本部，也可以选择继续在所在国生活，但是也有条件来随时可以重返蒙古本部。
蒙古文字如何改？
（1）蒙古图书发行大幅度滞销。
（2）学习蒙文的学生人数大幅下降。
（3）城市居民失传蒙古语言和文字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4）蒙古文字使用范围大幅度缩小,不能在高科技领域运用。
满族是没有文字改革才失去文字和语言的？蒙古文字难学难认难用？文字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一个蒙古人认为自己的文字难学，文字都是一样的，学会了就没什么难的了。说蒙古文字难的都是那些长大以后学习蒙古语的人说的话。这样的人很少。改变了文字那还是保护蒙古文字吗？有些人就是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想把我们民族早点灭掉呀！
问题在于文字改革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到底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哪些人？这是个阴谋，文字都改革了那还叫蒙古文吗？那蒙古文自然不就毁灭了吗？我们从小学蒙古文的谁也没说过难学呀？为社呢吗某些人就觉得难学呢？看不起自己的民族，你们还是蒙古人吗？
我们现在分三种人：一个是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另一个是对自己民族没有信心，还有一个是为自己的民族骄傲。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民族着想的。扯淡倒是挺在行的。
蒙古族个地方的方言的问题！各地方的蒙古族交流起来很困难的 在很多学校，蒙古族之间用汉语交流的 很多！ 我是东北蒙古族 ！ 还有我很多朋友都听不懂蒙语卫视的话! 听不懂蒙古歌词。 所以我想抓抓蒙古标准语也很重要！
这是用埃及象形文字拼写的 bi mongol hun.
作为一种拼音文字，用啥不能拼写呢，非得用800年前突厥人的字母来拼写吗？我看未必，那种好用就用那种，这是先进的日耳曼民族和高卢民族共同的选择，用希腊西里尔字母，是思维开放，用于前进的斯拉夫民族的选择，连土耳其人也舍弃了阿拉伯字母，而使用了改进了的拉丁字母，这是突厥人民族的自我进步。现在这些民族都比蒙古先进，蒙古要固步自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埃及象形字母拉丁字母互译网址http://www.touregypt.net/ename/?total=
就目前南蒙古人的情况来看，改变文字式的文字改革，相当于“以为把牛换成马，就可以改变勒勒车的使用减少的问题”，根本没抓住问题的根本。有这个精力，多研究一下，怎么利用法律和制度等手段在内蒙古这个自治区内保护蒙古语教育，推广蒙古语、普及蒙古语。所谓的拉丁化是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的论调是纯粹的扯淡。
扯这种观点的人，把字拉丁化。因为比起蒙古文这样的拼音文字，汉字这种图形玩意确实是太太落后了。不过也希望他能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用这样落后透顶的图形文字在互联网上扯一个比较先进的拼音文字的改革问题呢？这和“我们吃着窝头去扯怎么把手把肉改革的更好吃”有啥区别呢？为什么这样落后的图形文字竟然信息化了，使用面非常的广泛，而作为相对先进的拼音文字蒙古文反而这样落伍？
老蒙文竖写也许是不符合科学规律，无法在互联网世界有效传播信息，这种文字书法欣赏价值很高，大家赶快收藏老蒙文名家书法作品吧，将来有巨大升值空间,因为将来会这种书法的人会越来越少。
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旧体蒙古文是个半吊子拼音文字。有表意文字的问题，没有表意文字的优点。有表意文字的问题是说它的输入需要特殊编码，没有表意文字的优点说的是它的字形不能像表意文字一样用字形附加比拼音文字更多的信息。
只要你用这个26字母的键盘，你就绕不过去某种程度的拉丁化。还别说…真的就是国际潮流。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想用电脑，就得用这个拉丁字母键盘。新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老东西被淘汰的速度是很残酷的……要么适应，要么闪人。你还记得原来BP机风行大江南北的时候不？当时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啊。后来手机一出来，多少声音甜美的接线姑娘都得重新找工作了吧。这个个人计算机就是这么个改天换地的发明。你要用它，你得适应它。
我是反对在内蒙古搞文字改革的，因为我觉得在连保证一个母语使用氛围都费力的地方，动文字改革这种大手术必定伤筋动骨。但是我对拉丁蒙古文的使用双手赞成。这两个为什么非得你死我活？就算是在蒙古国，用拉丁字母交流的也大有人在，好像也没有影响他们的西里尔蒙古文字吧？在竖写显示的问题解决之前，拉丁蒙古文应该被广泛使用，而不是被抵制。
现实很清楚，明明会讲会写蒙古语的人，因为讨厌拉丁蒙文和西里尔蒙古文，关于蒙古语文字改革，这事儿实在是荒唐。既然那么坚决要用“标准”蒙古文字，技术上又解决不了，那打字抓图，贴图片就成唯一的途径了。又嫌麻烦（这是可以理解的），宁可打汉字，敲英文，也不用拉丁字母敲蒙文，不用新蒙文（这个就很难理解了）。这个思路我实在实在实在是跟不上……是不是打算就先用其他代用语言在网上聊着，等着哪天蹦出个计算机高手把老蒙文竖体显示支持问题完全解决了之后再用老蒙文？
第一，“某种程度的拉丁化”，可能比你们说的拉丁化要宽泛一些。举俄国人的键盘为例子吧，他是俄文的键盘布局，但是用的键盘是普通的电脑键盘。就是说，一个使用俄语的人需要记住拉丁字母和他的西里尔字母的键位对应关系，才能打出俄文来。蒙古国的那个键位也是一回事。对我来说，这就是拉丁化。对大多数拼音文字，拉丁化（记住，这里说的是宽泛的拉丁化）的过程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套键位对应关系。明白了吧，按照我的这个宽泛标准，阿拉伯文都完成了“某种程度的拉丁化”。传统蒙古文是拼音文字，但是它的一些特点把他的拉丁化过程搞复杂了。一一键位对应不够，需要其他的东西。输入标准，字母多形态，竖体显示这些技术问题总要解决的，天才会来的。但我的问题是，天才来之前我们怎么办？贴图？其他语言？
第二，即使用比较苛刻的，不宽泛的“拉丁化程度的标准”来看，它不是“某种程度的拉丁化”，而是“彻底的拉丁化” 。不是说一定要看着像拉丁字母才叫拉丁化的。用二十六个字母重新对汉字进行编码，在全域进行强行推广，逼着大家都记住，搞成第二本能。（这个东西甚至可能重新塑造了语言）帮助记忆的成分当然有，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举措的最重大的意义。绝对多数使用者都在遵循同一个拼音方案用不同的拼音输入法打字这个事实是彻底拉丁化的产物。
第三，网络已经是生活的一个大部分，传统蒙古文缺席了。但是使用传统蒙古语的人，你们的语言不应该跟着传统蒙古文一同缺席。传统蒙古文是你习得的一个工具，不应该是绊你手脚的麻烦。蒙古人曾经用过不计其数的书写系统记录过自己的语言，没有影响过官方文字的传承。拉丁蒙文没有官方背景，威胁不到传统蒙古文的存在。懂读写蒙古语的人，请尽可能多用蒙古语在网上书写交流吧。不管你是贴传统蒙古文的图，敲西里尔蒙古文，还是用拉丁字母胡乱拼写，请你们尽可能用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拉丁蒙文，但是它记录的是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西里尔蒙古文，但是他记录的是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传统蒙古文，但是他记录的是蒙古语。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别人如何记录和使用蒙古语。蒙古语的质朴和生动，它和我们血脉灵魂的联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用蒙古语写的半句话，对于蒙古文化传承的意义，也比我这一大段拉拉杂杂的汉字意义要大。开始用吧。保持维护传统蒙文+学习西里尔蒙文+尝试试用拉丁蒙文=加强蒙语的推广使用，或许是途径。
用拉丁蒙语，怎么普及，拉丁蒙语的资源在哪?现在蒙校学生一年级开始双语教育，3年级开始加英语，很多家长送孩子读蒙校是爱民族的表现别的没什么好处，蒙古字（蒙古语也一样）确实在丢失学的价值，在你闹出个拉丁蒙文就等于自杀，那时真不如直接学汉语，读汉校。如果你有说服自治区政府在蒙校里教希腊尔蒙文，又把希腊尔蒙文的儿童刊物，书，动画拿进来，又把他们的儿童频道播放在内蒙，那样全ok啦！你的功德无量啦!可这好像是梦想而已！现在这个局势下千万别改文字，那等于自杀！
西里尔不用大力学习，对于会蒙古文的来说，熟悉西里尔字母，一个月以后读西里尔文应该没问题，对于不会蒙古语的，那是另一回事！蒙古国的手机短息，聊天工具，基本用的都是拉丁，学习西里尔无非就是要接触到蒙古国的东西，而且需要，拉丁只是图方便交流！而世界上仅存的竖写蒙古文要拉丁化，我看还得需要 天时 地理 人和 吧！目前内蒙的文字，我希望保持 现在用的竖体蒙古文。假如拉丁化，也许 以后 孩子们会说：yeye yuunai lao mengwen gej ee, man nai pinyinzi chini jiu yeh sain。
（2）学习蒙文的学生人数大幅下降。
（3）城市居民失传蒙古语言和文字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4）蒙古文字使用范围大幅度缩小,不能在高科技领域运用。
满族是没有文字改革才失去文字和语言的？蒙古文字难学难认难用？文字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一个蒙古人认为自己的文字难学，文字都是一样的，学会了就没什么难的了。说蒙古文字难的都是那些长大以后学习蒙古语的人说的话。这样的人很少。改变了文字那还是保护蒙古文字吗？有些人就是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想把我们民族早点灭掉呀！
问题在于文字改革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到底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哪些人？这是个阴谋，文字都改革了那还叫蒙古文吗？那蒙古文自然不就毁灭了吗？我们从小学蒙古文的谁也没说过难学呀？为社呢吗某些人就觉得难学呢？看不起自己的民族，你们还是蒙古人吗？
我们现在分三种人：一个是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另一个是对自己民族没有信心，还有一个是为自己的民族骄傲。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民族着想的。扯淡倒是挺在行的。
蒙古族个地方的方言的问题！各地方的蒙古族交流起来很困难的 在很多学校，蒙古族之间用汉语交流的 很多！ 我是东北蒙古族 ！ 还有我很多朋友都听不懂蒙语卫视的话! 听不懂蒙古歌词。 所以我想抓抓蒙古标准语也很重要！
作为一种拼音文字，用啥不能拼写呢，非得用800年前突厥人的字母来拼写吗？我看未必，那种好用就用那种，这是先进的日耳曼民族和高卢民族共同的选择，用希腊西里尔字母，是思维开放，用于前进的斯拉夫民族的选择，连土耳其人也舍弃了阿拉伯字母，而使用了改进了的拉丁字母，这是突厥人民族的自我进步。现在这些民族都比蒙古先进，蒙古要固步自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埃及象形字母拉丁字母互译网址http://www.touregypt.net/ename/?total=
就目前南蒙古人的情况来看，改变文字式的文字改革，相当于“以为把牛换成马，就可以改变勒勒车的使用减少的问题”，根本没抓住问题的根本。有这个精力，多研究一下，怎么利用法律和制度等手段在内蒙古这个自治区内保护蒙古语教育，推广蒙古语、普及蒙古语。所谓的拉丁化是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的论调是纯粹的扯淡。
扯这种观点的人，把字拉丁化。因为比起蒙古文这样的拼音文字，汉字这种图形玩意确实是太太落后了。不过也希望他能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用这样落后透顶的图形文字在互联网上扯一个比较先进的拼音文字的改革问题呢？这和“我们吃着窝头去扯怎么把手把肉改革的更好吃”有啥区别呢？为什么这样落后的图形文字竟然信息化了，使用面非常的广泛，而作为相对先进的拼音文字蒙古文反而这样落伍？
老蒙文竖写也许是不符合科学规律，无法在互联网世界有效传播信息，这种文字书法欣赏价值很高，大家赶快收藏老蒙文名家书法作品吧，将来有巨大升值空间,因为将来会这种书法的人会越来越少。
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旧体蒙古文是个半吊子拼音文字。有表意文字的问题，没有表意文字的优点。有表意文字的问题是说它的输入需要特殊编码，没有表意文字的优点说的是它的字形不能像表意文字一样用字形附加比拼音文字更多的信息。
只要你用这个26字母的键盘，你就绕不过去某种程度的拉丁化。还别说…真的就是国际潮流。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想用电脑，就得用这个拉丁字母键盘。新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老东西被淘汰的速度是很残酷的……要么适应，要么闪人。你还记得原来BP机风行大江南北的时候不？当时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啊。后来手机一出来，多少声音甜美的接线姑娘都得重新找工作了吧。这个个人计算机就是这么个改天换地的发明。你要用它，你得适应它。
我是反对在内蒙古搞文字改革的，因为我觉得在连保证一个母语使用氛围都费力的地方，动文字改革这种大手术必定伤筋动骨。但是我对拉丁蒙古文的使用双手赞成。这两个为什么非得你死我活？就算是在蒙古国，用拉丁字母交流的也大有人在，好像也没有影响他们的西里尔蒙古文字吧？在竖写显示的问题解决之前，拉丁蒙古文应该被广泛使用，而不是被抵制。
现实很清楚，明明会讲会写蒙古语的人，因为讨厌拉丁蒙文和西里尔蒙古文，关于蒙古语文字改革，这事儿实在是荒唐。既然那么坚决要用“标准”蒙古文字，技术上又解决不了，那打字抓图，贴图片就成唯一的途径了。又嫌麻烦（这是可以理解的），宁可打汉字，敲英文，也不用拉丁字母敲蒙文，不用新蒙文（这个就很难理解了）。这个思路我实在实在实在是跟不上……是不是打算就先用其他代用语言在网上聊着，等着哪天蹦出个计算机高手把老蒙文竖体显示支持问题完全解决了之后再用老蒙文？
第一，“某种程度的拉丁化”，可能比你们说的拉丁化要宽泛一些。举俄国人的键盘为例子吧，他是俄文的键盘布局，但是用的键盘是普通的电脑键盘。就是说，一个使用俄语的人需要记住拉丁字母和他的西里尔字母的键位对应关系，才能打出俄文来。蒙古国的那个键位也是一回事。对我来说，这就是拉丁化。对大多数拼音文字，拉丁化（记住，这里说的是宽泛的拉丁化）的过程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套键位对应关系。明白了吧，按照我的这个宽泛标准，阿拉伯文都完成了“某种程度的拉丁化”。传统蒙古文是拼音文字，但是它的一些特点把他的拉丁化过程搞复杂了。一一键位对应不够，需要其他的东西。输入标准，字母多形态，竖体显示这些技术问题总要解决的，天才会来的。但我的问题是，天才来之前我们怎么办？贴图？其他语言？
第二，即使用比较苛刻的，不宽泛的“拉丁化程度的标准”来看，它不是“某种程度的拉丁化”，而是“彻底的拉丁化” 。不是说一定要看着像拉丁字母才叫拉丁化的。用二十六个字母重新对汉字进行编码，在全域进行强行推广，逼着大家都记住，搞成第二本能。（这个东西甚至可能重新塑造了语言）帮助记忆的成分当然有，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举措的最重大的意义。绝对多数使用者都在遵循同一个拼音方案用不同的拼音输入法打字这个事实是彻底拉丁化的产物。
第三，网络已经是生活的一个大部分，传统蒙古文缺席了。但是使用传统蒙古语的人，你们的语言不应该跟着传统蒙古文一同缺席。传统蒙古文是你习得的一个工具，不应该是绊你手脚的麻烦。蒙古人曾经用过不计其数的书写系统记录过自己的语言，没有影响过官方文字的传承。拉丁蒙文没有官方背景，威胁不到传统蒙古文的存在。懂读写蒙古语的人，请尽可能多用蒙古语在网上书写交流吧。不管你是贴传统蒙古文的图，敲西里尔蒙古文，还是用拉丁字母胡乱拼写，请你们尽可能用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拉丁蒙文，但是它记录的是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西里尔蒙古文，但是他记录的是蒙古语。你可以一万个瞧不起传统蒙古文，但是他记录的是蒙古语。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别人如何记录和使用蒙古语。蒙古语的质朴和生动，它和我们血脉灵魂的联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用蒙古语写的半句话，对于蒙古文化传承的意义，也比我这一大段拉拉杂杂的汉字意义要大。开始用吧。保持维护传统蒙文+学习西里尔蒙文+尝试试用拉丁蒙文=加强蒙语的推广使用，或许是途径。
用拉丁蒙语，怎么普及，拉丁蒙语的资源在哪?现在蒙校学生一年级开始双语教育，3年级开始加英语，很多家长送孩子读蒙校是爱民族的表现别的没什么好处，蒙古字（蒙古语也一样）确实在丢失学的价值，在你闹出个拉丁蒙文就等于自杀，那时真不如直接学汉语，读汉校。如果你有说服自治区政府在蒙校里教希腊尔蒙文，又把希腊尔蒙文的儿童刊物，书，动画拿进来，又把他们的儿童频道播放在内蒙，那样全ok啦！你的功德无量啦!可这好像是梦想而已！现在这个局势下千万别改文字，那等于自杀！
西里尔不用大力学习，对于会蒙古文的来说，熟悉西里尔字母，一个月以后读西里尔文应该没问题，对于不会蒙古语的，那是另一回事！蒙古国的手机短息，聊天工具，基本用的都是拉丁，学习西里尔无非就是要接触到蒙古国的东西，而且需要，拉丁只是图方便交流！而世界上仅存的竖写蒙古文要拉丁化，我看还得需要 天时 地理 人和 吧！目前内蒙的文字，我希望保持 现在用的竖体蒙古文。假如拉丁化，也许 以后 孩子们会说：yeye yuunai lao mengwen gej ee, man nai pinyinzi chini jiu yeh sain。
蒙古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暂时抛开内蒙古不谈，这个话题太庞大、太复杂也比较“和谐”。在大的宏观历史的范畴来看，蒙古人今日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自己的老本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然后通过蒙古绿卡来重新担当全球范围内的纽带。
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北朝鲜。可以肯定地说，今日北朝鲜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今日蒙古所急需的下列技术：
1. 钢铁
2. 机械与化工设备制造
3. 煤炭化工
4. 电气与自动化
5. 地质勘查与采矿工程
6. 建材设备制造
当然了，北朝鲜在国际市场上的拳头产品其实是仿制的飞毛腿导弹和最具魅力的核弹小型化。不过，这两个东西对于今日的蒙古人来说还并不是真的就很迫切。
是的，今日北朝鲜的这些技术距离真正的西方标准也许还有距离，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技术在朝鲜已经被发展得相当成熟，基本上可以立即投入使用。
而北朝鲜今日面临的处境则是外部战略环境总体压力仍然还很大，内部经济复苏刚刚开始，很需要食品、肉类、乳类以及燃料和有色金属矿产的供应，而这些东西在蒙古也恰恰具有很强的优势。更有意义的是，同朝鲜之间的贸易，可以更多地不通过外汇或者国际硬通货，而是直接通过合作或者易货贸易来进行。
蒙古人过去也曾经当过布什的炮灰，送人去伊拉克，结果美国援助并不是真的很实惠很到位。
因此，蒙古人还不如加强蒙朝贸易，特别是政府合作，以求同北朝鲜合作开发蒙古国内的某些燃料及有色金属矿产，并向北朝鲜提供食品以及畜牧业产品（包括羊毛织品），并以此来换取一个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
这样做，一旦成功的话，那么将来可能要远比向西方财团卖矿，然后再来使用国际硬通货买西方的价格昂贵的机器设备要实惠得多！毕竟，北朝鲜的CNC设备价格肯定比瑞士、德国或者日本的同类产品要便宜的多，而且北朝鲜的钢铁制造、冶金和机械化工设备制造也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最后的目的就是，设法在蒙古境内建立起一个生存能力很强的工业体系出来，个人认为这也许是一条捷径，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机会！如果，蒙古人真的能够达到今日北朝鲜那样的技术实力，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初级工业化的基础。
按照蒙古的资源和战略大环境，如果能够达到北朝鲜这样的实力，那么在蒙古就可以做到
1. 通过工业品来保证蒙古第一产业的稳产和高产
2. 使用自己的煤炭来制造化肥和汽油
3. 使用自己的铁矿和有色金属矿产来制造各种机器设备
4. 确保充足的建材供应
5. 确保充足的白色家电的供应和技术档次暂时还比较低的黑色家电的供应
6. 确保自己能够修建铁路
7. 确保自己能够制造汽车
此后在大约十年之内，就能够在蒙古至少做到下列方面
1. 住宅公寓化、别墅化
2. 广泛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来保证畜牧业和农业的高产稳产
3. 搞自己的沼气、滴灌和人工湿地
4. 普及家电
5. 开始普及国产小汽车
6. 有充足的电力和液体燃料的供应
此后，则是设法向精密光学、精密机械和电子方向的进军，当然还有条件来开始搞比较复杂的化工产品了
简单点说，也就是“十年之内全面普及别墅公寓汽车家电”和“二十年之内自己制造小型喷气式商务飞机”
届时，蒙古的干旱缺水但却阳光充足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将出现蒙古版的“鹰冠庄园”，那个地方如果将滴灌和农膜给用好，是很适合来搞棉花和葡萄的。
蒙古的主要人口集中在北部那些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除了今日从二连浩特到乌兰乌德的铁路改为双轨电气化之外，还有一条电气化铁路干线横穿蒙古，从科布多到呼伦贝尔。
蒙古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东部，会出现大面积的农垦区，那些地方的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类似于是黑龙江，有条件来搞农垦。
主要人口集中在从UB到达尔汗一带，那个地方沿着铁路将成为一个类似于鲁尔区的城市带。在这个地方主要来修建密度较高的高速公路网和轻轨。在这个城市带，将出现大面积的工业区。从卡车到螺旋桨式飞机，从钢铁到建材，从化肥厂到合成液体燃料厂。
其余的地方，主要将变成自然生态保护区。是的，蒙古的确是个“后天帝国”的好胚子。
人才的培养得从基础教育开始一步步的来，蒙古国人口太少，和其他国家一样各行各业都大量引进外面的人才是会出问题的。 解决那庞大的资金问题同样也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去积累。工业化的重要性他们也应该都知道 ，只是很多东西自己生产出来的成本要比进口的高得多，其实他们很会算账的。那边也有不少人在呼吁支持民族工业，购买国货。有个网站介绍个从韩国打工回去的小伙子办的袜子厂，几乎所有网民都在支持他，表态说自己可以不穿中国袜子了。但是你说的国产小汽车就算了，和中国人一样现在大多UB人宁愿购买二手的日韩或德国车，也不愿开更便宜的俄罗斯新车和中国的长城吉利。发展棉花和葡萄产业那就更离谱了。你既然有着丰富的时间不妨在蒙古国的那些网站或论坛上转转，多了解了解那边民情民意。其实从德国去趟蒙古也花不了几个钱，甚至可以开辆二手车去卖了也许还能把费用赚回来，呵呵。会讲些英文，再加上你的中国话在UB呆段时间没什么大问题。我以前在那儿住的公寓隔壁和楼上住的两个都是不会讲蒙语的德国人，过得比我还滋润呢。先去看看再说吧 ，那些国际新闻里看到的东西并不全面。
但是，真正的产业链完整性达到了，你就会明白自己做的好处了
造不如买，两个原因
1. 设备，技术，人员不如人家的基础雄厚
2. 产业链不完整，在零配件，原材料上需要受制于人
其中，第二条是最大的原因，如果第二条给突破了，那么第一条其实都也不算是什么。很简单，你将产业树给画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经典教材中的几条曲线都有严重的基本错误问题！
比如说，决定你最高能够有多少羊，并不是你能够投入的劳力有多少，而是你的草场容畜量多大。加强小汽车的生产，也许会挤占坦克用钢，但是对农业却影响甚微。
蒙古按照今日的生产方式，全国的容畜量是八千万羊单位。也就是说，你最多就是八千万只羊。假设，你每年都能够风调雨顺地达到这样的产量，再假设可供出口只有三千万只羊，还假设羊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变的，那么你的羊所能够带来的外汇也基本上是一个常数。
如果，你建立自己的工业，那么对八千万只羊的生产影响甚微。如果你的产业链不完整，那么在零配件，耗材和原材料上，就很容易吃大亏，结果必然就是你发现造不如买。如果你拥有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这条产业链上的产品，你就不必继续进口，而可以去用外汇来购买其他东西的了。这个就是关键与核心。
蒙古国的女人们很勤劳. 可是那里的男人懒!我认识的UB女孩曾经在聊天时跟我聊起现在蒙古国有很多Hujiaa民工. 这帮货素质不高,没文化. 甚至在夜间抢劫孤身女子的钱财. 我问道:这帮Hujiaa民工在UB干什么?女孩说他们来这里盖房子和政府用房. 我又问道:当地的男人们不会盖房子么,蒙古政府为什么请hujiaa来咱们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
UB女孩叹了口气面带微笑且很无奈的说:因为蒙古国的男人很懒!但是蒙古政府的那帮蠢驴们,卖国贼们会这么干吗?!我认识的那位UB女孩在北京上学学习汉语,她毕业后回到UB在中蒙商业及能源开采合作部门供职. 看来蒙古国政府向中国狂卖能源大赚一笔的心思是铁定了! 这帮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的小资产主义者!!!误国误民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实在是不敢想!!这帮人会不会一高兴把土地也贱卖了!
如果垂直方向的全面性，换言之也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一旦达到，即便是本国设备、员工、技术不如别人，那么完整的产业链的好处就能够马上体现出来。
如果水平方向的全面性，换言之也就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体系能够得以存在，那么第一阶段就算是大功告成！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假设，铁矿需要两亿投入，钢铁厂需要两亿投入，机械厂需要三亿投入，汽车厂也需要三亿投入。
你若只有一个铁矿，那么就是卖矿。
你若有了一个铁矿，还有一个机械厂，但是没有钢铁厂，那么照样还是卖矿，钢铁厂闲置生锈。
如果你有了铁矿，机械厂和钢铁厂，那么你可以卖机械产品，而非简单的矿石，但是还没有自己的汽车。
四个全有，你就有自己的汽车了。
这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的最原始的比方，这是已经简化到了极点的一个例子。过去，你每年只有三千万头羊可供出口，假设换来外汇三亿。
你根本不搞工业，那么你的外汇永远就是只有三亿。如果你的产业链完整性没达到，那么必然会在进出口贸易中吃大亏---在历史上，蒙古人很不擅长于贸易，当年吃大盛魁了不少亏！到头来就是个造不如买。如果你将产业链的完整性给达到了，那么你现在手头是既有汽车，还有三亿外汇！
如今是蒙古国历史性的机遇这话是真，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还是应该怎样把资源，能源开采转化的文章做好并用得到资金大量的投入到国民教育上 ，用来培养实用型人才上。 今天蒙古国也正在这么做 。
蒙古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应该自己制造直升飞机，否则未来在交通上设施上花钱不计其数，入不敷出。蒙古从外国进口和租赁飞机已经花去大量外汇，一定要自己造。未来社会是构建在快捷的信息流和人流，物流基础上的。这种快捷的人流物流系统在蒙古只能用直升飞机来完成。
地广人稀交通物流信息迟滞的特点导致蒙古只有直升机产业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里头集合了数控，机械，材料，通讯等众多高科技，只要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生产能力，其他的什么汽车卡车拖拉机电视机都是玩一样都能造出来。
大国都为提升综合技术能力而搞一些太空工业，而小国家就可以搞一些直升飞机这样的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来提升工业竞争能力。如果没有这个决心作为一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劲头了，那也只能喝酒泡妞慢慢消失掉了。
你们知道巴西和南非这两个并不富裕的国家竟然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航空工业体系吗？是的，他们和蒙古有共同特点就是矿业极其发达，国土辽阔。他们都选择了高科技工业化道路。不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小国就不能制造直升飞机吗？瑞典和以色列的飞机制造也是世界出口大户，大国还的进口他们的技术，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工业化。在人们眼里南非就是个贫穷艾滋病和犯罪的国家，巴西就是个足球和桑把舞蹈和黑社会猖獗的国度是吗？可那里却有比中印还先进的飞机制造工业，外国的某些飞机技术就是从南非学的。
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北朝鲜。可以肯定地说，今日北朝鲜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今日蒙古所急需的下列技术：
1. 钢铁
2. 机械与化工设备制造
3. 煤炭化工
4. 电气与自动化
5. 地质勘查与采矿工程
6. 建材设备制造
当然了，北朝鲜在国际市场上的拳头产品其实是仿制的飞毛腿导弹和最具魅力的核弹小型化。不过，这两个东西对于今日的蒙古人来说还并不是真的就很迫切。
是的，今日北朝鲜的这些技术距离真正的西方标准也许还有距离，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技术在朝鲜已经被发展得相当成熟，基本上可以立即投入使用。
而北朝鲜今日面临的处境则是外部战略环境总体压力仍然还很大，内部经济复苏刚刚开始，很需要食品、肉类、乳类以及燃料和有色金属矿产的供应，而这些东西在蒙古也恰恰具有很强的优势。更有意义的是，同朝鲜之间的贸易，可以更多地不通过外汇或者国际硬通货，而是直接通过合作或者易货贸易来进行。
蒙古人过去也曾经当过布什的炮灰，送人去伊拉克，结果美国援助并不是真的很实惠很到位。
因此，蒙古人还不如加强蒙朝贸易，特别是政府合作，以求同北朝鲜合作开发蒙古国内的某些燃料及有色金属矿产，并向北朝鲜提供食品以及畜牧业产品（包括羊毛织品），并以此来换取一个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
这样做，一旦成功的话，那么将来可能要远比向西方财团卖矿，然后再来使用国际硬通货买西方的价格昂贵的机器设备要实惠得多！毕竟，北朝鲜的CNC设备价格肯定比瑞士、德国或者日本的同类产品要便宜的多，而且北朝鲜的钢铁制造、冶金和机械化工设备制造也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最后的目的就是，设法在蒙古境内建立起一个生存能力很强的工业体系出来，个人认为这也许是一条捷径，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机会！如果，蒙古人真的能够达到今日北朝鲜那样的技术实力，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初级工业化的基础。
按照蒙古的资源和战略大环境，如果能够达到北朝鲜这样的实力，那么在蒙古就可以做到
1. 通过工业品来保证蒙古第一产业的稳产和高产
2. 使用自己的煤炭来制造化肥和汽油
3. 使用自己的铁矿和有色金属矿产来制造各种机器设备
4. 确保充足的建材供应
5. 确保充足的白色家电的供应和技术档次暂时还比较低的黑色家电的供应
6. 确保自己能够修建铁路
7. 确保自己能够制造汽车
此后在大约十年之内，就能够在蒙古至少做到下列方面
1. 住宅公寓化、别墅化
2. 广泛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来保证畜牧业和农业的高产稳产
3. 搞自己的沼气、滴灌和人工湿地
4. 普及家电
5. 开始普及国产小汽车
6. 有充足的电力和液体燃料的供应
此后，则是设法向精密光学、精密机械和电子方向的进军，当然还有条件来开始搞比较复杂的化工产品了
简单点说，也就是“十年之内全面普及别墅公寓汽车家电”和“二十年之内自己制造小型喷气式商务飞机”
届时，蒙古的干旱缺水但却阳光充足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将出现蒙古版的“鹰冠庄园”，那个地方如果将滴灌和农膜给用好，是很适合来搞棉花和葡萄的。
蒙古的主要人口集中在北部那些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除了今日从二连浩特到乌兰乌德的铁路改为双轨电气化之外，还有一条电气化铁路干线横穿蒙古，从科布多到呼伦贝尔。
蒙古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东部，会出现大面积的农垦区，那些地方的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类似于是黑龙江，有条件来搞农垦。
主要人口集中在从UB到达尔汗一带，那个地方沿着铁路将成为一个类似于鲁尔区的城市带。在这个地方主要来修建密度较高的高速公路网和轻轨。在这个城市带，将出现大面积的工业区。从卡车到螺旋桨式飞机，从钢铁到建材，从化肥厂到合成液体燃料厂。
其余的地方，主要将变成自然生态保护区。是的，蒙古的确是个“后天帝国”的好胚子。
人才的培养得从基础教育开始一步步的来，蒙古国人口太少，和其他国家一样各行各业都大量引进外面的人才是会出问题的。 解决那庞大的资金问题同样也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去积累。工业化的重要性他们也应该都知道 ，只是很多东西自己生产出来的成本要比进口的高得多，其实他们很会算账的。那边也有不少人在呼吁支持民族工业，购买国货。有个网站介绍个从韩国打工回去的小伙子办的袜子厂，几乎所有网民都在支持他，表态说自己可以不穿中国袜子了。但是你说的国产小汽车就算了，和中国人一样现在大多UB人宁愿购买二手的日韩或德国车，也不愿开更便宜的俄罗斯新车和中国的长城吉利。发展棉花和葡萄产业那就更离谱了。你既然有着丰富的时间不妨在蒙古国的那些网站或论坛上转转，多了解了解那边民情民意。其实从德国去趟蒙古也花不了几个钱，甚至可以开辆二手车去卖了也许还能把费用赚回来，呵呵。会讲些英文，再加上你的中国话在UB呆段时间没什么大问题。我以前在那儿住的公寓隔壁和楼上住的两个都是不会讲蒙语的德国人，过得比我还滋润呢。先去看看再说吧 ，那些国际新闻里看到的东西并不全面。
但是，真正的产业链完整性达到了，你就会明白自己做的好处了
造不如买，两个原因
1. 设备，技术，人员不如人家的基础雄厚
2. 产业链不完整，在零配件，原材料上需要受制于人
其中，第二条是最大的原因，如果第二条给突破了，那么第一条其实都也不算是什么。很简单，你将产业树给画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经典教材中的几条曲线都有严重的基本错误问题！
比如说，决定你最高能够有多少羊，并不是你能够投入的劳力有多少，而是你的草场容畜量多大。加强小汽车的生产，也许会挤占坦克用钢，但是对农业却影响甚微。
蒙古按照今日的生产方式，全国的容畜量是八千万羊单位。也就是说，你最多就是八千万只羊。假设，你每年都能够风调雨顺地达到这样的产量，再假设可供出口只有三千万只羊，还假设羊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变的，那么你的羊所能够带来的外汇也基本上是一个常数。
如果，你建立自己的工业，那么对八千万只羊的生产影响甚微。如果你的产业链不完整，那么在零配件，耗材和原材料上，就很容易吃大亏，结果必然就是你发现造不如买。如果你拥有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这条产业链上的产品，你就不必继续进口，而可以去用外汇来购买其他东西的了。这个就是关键与核心。
蒙古国的女人们很勤劳. 可是那里的男人懒!我认识的UB女孩曾经在聊天时跟我聊起现在蒙古国有很多Hujiaa民工. 这帮货素质不高,没文化. 甚至在夜间抢劫孤身女子的钱财. 我问道:这帮Hujiaa民工在UB干什么?女孩说他们来这里盖房子和政府用房. 我又问道:当地的男人们不会盖房子么,蒙古政府为什么请hujiaa来咱们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
UB女孩叹了口气面带微笑且很无奈的说:因为蒙古国的男人很懒!但是蒙古政府的那帮蠢驴们,卖国贼们会这么干吗?!我认识的那位UB女孩在北京上学学习汉语,她毕业后回到UB在中蒙商业及能源开采合作部门供职. 看来蒙古国政府向中国狂卖能源大赚一笔的心思是铁定了! 这帮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的小资产主义者!!!误国误民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实在是不敢想!!这帮人会不会一高兴把土地也贱卖了!
如果垂直方向的全面性，换言之也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一旦达到，即便是本国设备、员工、技术不如别人，那么完整的产业链的好处就能够马上体现出来。
如果水平方向的全面性，换言之也就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体系能够得以存在，那么第一阶段就算是大功告成！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假设，铁矿需要两亿投入，钢铁厂需要两亿投入，机械厂需要三亿投入，汽车厂也需要三亿投入。
你若只有一个铁矿，那么就是卖矿。
你若有了一个铁矿，还有一个机械厂，但是没有钢铁厂，那么照样还是卖矿，钢铁厂闲置生锈。
如果你有了铁矿，机械厂和钢铁厂，那么你可以卖机械产品，而非简单的矿石，但是还没有自己的汽车。
四个全有，你就有自己的汽车了。
这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的最原始的比方，这是已经简化到了极点的一个例子。过去，你每年只有三千万头羊可供出口，假设换来外汇三亿。
你根本不搞工业，那么你的外汇永远就是只有三亿。如果你的产业链完整性没达到，那么必然会在进出口贸易中吃大亏---在历史上，蒙古人很不擅长于贸易，当年吃大盛魁了不少亏！到头来就是个造不如买。如果你将产业链的完整性给达到了，那么你现在手头是既有汽车，还有三亿外汇！
如今是蒙古国历史性的机遇这话是真，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还是应该怎样把资源，能源开采转化的文章做好并用得到资金大量的投入到国民教育上 ，用来培养实用型人才上。 今天蒙古国也正在这么做 。
蒙古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应该自己制造直升飞机，否则未来在交通上设施上花钱不计其数，入不敷出。蒙古从外国进口和租赁飞机已经花去大量外汇，一定要自己造。未来社会是构建在快捷的信息流和人流，物流基础上的。这种快捷的人流物流系统在蒙古只能用直升飞机来完成。
地广人稀交通物流信息迟滞的特点导致蒙古只有直升机产业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里头集合了数控，机械，材料，通讯等众多高科技，只要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生产能力，其他的什么汽车卡车拖拉机电视机都是玩一样都能造出来。
大国都为提升综合技术能力而搞一些太空工业，而小国家就可以搞一些直升飞机这样的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来提升工业竞争能力。如果没有这个决心作为一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劲头了，那也只能喝酒泡妞慢慢消失掉了。
你们知道巴西和南非这两个并不富裕的国家竟然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航空工业体系吗？是的，他们和蒙古有共同特点就是矿业极其发达，国土辽阔。他们都选择了高科技工业化道路。不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小国就不能制造直升飞机吗？瑞典和以色列的飞机制造也是世界出口大户，大国还的进口他们的技术，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工业化。在人们眼里南非就是个贫穷艾滋病和犯罪的国家，巴西就是个足球和桑把舞蹈和黑社会猖獗的国度是吗？可那里却有比中印还先进的飞机制造工业，外国的某些飞机技术就是从南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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