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大蒙古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历史探究

“大蒙古国”临时政府之成立　　〔日〕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
翻译吴秀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白玉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续)
　　
当时的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中华民国大总统,建议派奈曼王到外蒙古,做说服蒙古人的工作,并使之与谢苗诺夫派对抗rv 。这可能是由于他已听到了奈曼王担任蒙古国临时政府大臣的消息,为消除这种传言,反而向大总统推荐了奈曼王。
　　
至于锡林迪布把国防大臣当作“耐登王”,显然是“奈曼王”之误。从呼伦贝尔选出来的成德和巴嘎巴迪,分别担任过呼伦贝尔政厅的左厅厅长和右厅厅长。成德(1875 - 1932 年) ,达斡尔人。他曾与胜福一起领导了1912 年的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并加入了大库伦政府,任外务次官,获“公”爵位。乌居龙藏对于成德作了如下描述:“大总统级的胜福,因年老多病,不能处理政务,故由左厅厅长成德代为执政。他(中略) 和胜福都会写支那文和满洲·蒙古文,也通其语言,并是个能够流利地和日本人、俄国人直接进行谈判的具有聪明头脑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发挥达斡尔人才能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札姆察朗诺(1881 - 1942 年) 无须多作说明。他是布里亚特出身的学者、政治家,自1911 年以来,住在大库伦,一边在外务省工作,一边进行启蒙活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
回到布里亚特,领导了自治运动。
　　
上述内阁成员中,呼伦贝尔的成德公和布里亚特的札姆察朗诺都曾参与外蒙古大库伦政府之事,首先应引起重视。　　
　　
在此我想提一下,在《恰克图协定》之后,代表外蒙古缔结有关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电信协定的4 名代表中,就有“财务次官成德公”、“外务省译官札姆察朗诺”二人。
　　
据此我认为赤塔大会有意图地选了以上外蒙古方面容易接纳的人。另外也应看到,被任命的3 名大臣中,成德公和奈曼王同札姆察朗诺一样,最终都未就任。
　　
总之,赤塔大会参加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临时政府只好在4 个部的大臣全部空缺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四、泛蒙古主义的各种表现
在斯别兰斯基的论文中,收录了“大蒙古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报全文。该电文叙述了如下诸事: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支那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佛教) 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 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等等。
　　
“蒙古国元年4 月25 日”内齐托音和另外4 个人联名写的致日本政府的公文的内容为通告向东京派遣代表,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大蒙古国”等。其中所叙述的蒙古独立之根据和上述致巴黎和会的公文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致日本政府的公文中有以下内容,即“蒙古虽分为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布里亚特诸族,但都居住在亚细亚中部,其王公等在各自的地方遵循其旧例实行自治。”“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及布里亚特各部蒙古人等一体协同建立新的蒙古国”。这里应注意两处都涉及到了新疆的阿尔泰地区。这意味着新蒙古国领土也包括卫拉特蒙古人所居住的西蒙古,它和前一节里所引用的赤塔大会决议第一项是相一致的。
　　
1919 年4 月在赤塔发行的杂志《蒙古—布里亚特的意志》第1 号上,以subudi (桑皮伦的笔名?) 的名义发表的《完全独立的蒙古国》这一篇论文,也记载着和上述两个公文类似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该论文是面向蒙古人(布里亚特人) 写的。这一点,在其解释构成大蒙古国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强调联邦制等部分里有所表现。
　　
对外已强调了蒙古人居住地区的一体性和共同性,那么在面向蒙古人的文章中,言及实际中的地区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
　　
该论文的第一特点是对中国持有略微乐观的看法。其文指出:“世界上正在确立着公正秩序的今天,如果中国停止象往日一样压迫蒙古的行为,而帮助蒙古建国,加深其友好关系的话,对于正在复兴中的蒙古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其重大的恩惠了,而且也能够奠定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种看法和内齐托音以个人名义致巴黎和会的电文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内齐·托音电文表明,如果蒙古的问题在社会上得不到解决的话,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应提出独立,并且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的意志。　　
　　
显然,内齐·托音和布里亚特人(Subudi) 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离开中国统治下的内蒙古而进行独立运动的内齐·托音和住在外蒙古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人之立场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所持态度的差异。　　

这里想谈一下曾经领导过布里亚特和蒙古自治运动、独立运动的仁钦诺对于“大蒙古国”所持的态度。正如下面所引用的那样,他是把蒙古作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中立国(“中亚的瑞士”) 来看待的。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希望全西伯利亚接受国际关系和国际纠纷产生的种种偶发因素之影响,或者不希望全西伯利亚遭受汉人的殖民和征服世界的话,俄罗斯就应该拥护作为缓冲国的蒙古之独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已独立的中立国蒙古,即未来的中亚之瑞士置于国际保护伞之下,那么以往的那些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争夺的因素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对蒙古所持的野心也就被消除了。”　　
　　
仁钦诺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他在致桑皮伦的信(1918 年) 中,以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旧执行部方针的形式,叙述了有关蒙古人新国家建设方面的两个草案。
　　
一个是合并南北蒙古、西蒙古和布里亚特,创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sy该草案已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要移居在喀尔喀,或由于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交换而迁到外贝加尔边境等情况。
　　
另一个草案是,当南北蒙古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要创建两个国家。其中在南部创建的国家(和内蒙古大致一体) 要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另一个在北部建立的“中亚国”则与中国、西伯利亚相毗邻。
　　
仁钦诺认为,要想在“战略和政治的意图上符合日本的利益”,那么在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所设想的“中亚国”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落后的蒙古人”,而是“最文明的布里亚特人。”
　　
在上述两个草案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在布里亚特国民议会成立以前的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接近于“大蒙古国”方案的设想;第二,为了避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的杂居,该草案已经考虑到了布里亚特的移居问题;第三,在新的国家里已经重视起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
札姆察朗诺对于把蒙古当作瑞士一样的中立国这一设想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1 年革命后就设想建立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及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立国”,即蒙古。并进而产生了建立蒙古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的联邦的愿望。
　　
仁钦诺早在1918 年、1919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缓冲国和中立国的方案,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当时,札姆察朗诺正担任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议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两人会单独形成各自的思想,而不互相影响。
　　
仁钦诺在赤塔发行的《蒙古—布里亚特意志》杂志《发刊词》中,大书特书了俄罗斯二月革命中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解放的事情,并提出了蒙古人必须齐心协力,为争取人民权利而斗争的三条理由:第一,在蒙古正在进行着以建立完全独立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第二,俄罗斯的反动势力正在准备破坏布里亚特人的自治;第三,中国正准备废除外蒙古的自治。
　　
在第一点中“革命”(qubisqal) 这一用语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仁钦诺的整个思想时,经常会看到将大蒙古国的建立定为“革命”这一现象。第二点并非特意针对谢苗诺夫的,但这一观点却在对谢苗诺夫批判中有着微妙的表达。第三点是和外蒙古应该成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这一想法紧密联系的。另外,该问题虽在本稿中没有提起,但它和“大蒙古国”运动后半部分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以布里亚特的仁钦诺为代表的“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思想,以内蒙古的内齐·托音为代表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以及以福兴阿和凌升为代表的“复辟运动支持者”立场,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在“左派泛蒙古主义者”方面,以俄罗斯二月革命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改革和蒙古的统一是互不矛盾的。而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思想和社会改革无缘,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从中国独立出来。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蒙古人,基本上承认其王公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右派泛蒙古主义者”。
　　
总之,1919 年的“大蒙古国”运动,包括了如上所述的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这是导致该运动脆弱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语
“大蒙古国”运动虽然没能够充分地展开就夭折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拒绝加入大蒙古国政府的外蒙古,于1919 年11 月失去自治,纳入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以全蒙古的独立作为其目的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其结果却促使了外蒙古独立的提前废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予以讨论。
　　
作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历来被认为的日本政策的变化和外蒙古的拒绝参加以外,也不能忽略作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民族主义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别的地区不同,已进入大蒙古国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则在布尔什维克派布里亚特人的主导下,进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建设活动,并再次提出了与外蒙古统一的问题。
　　
仁钦诺在大蒙古国彻底失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外蒙古的声援活动。他胜利地领导了1921 年的革命,1925 年作为全军评议会议长到达了乌兰巴托。他在蒙古掌权之后也幻想着蒙古的统一,且特别重视内蒙古人的解放。
　　
布尔什维克在外贝加尔确立政权之后,桑皮伦和汪比伦就移居到了蒙古。特别是桑皮伦,他曾担任经济省的参事官等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为蒙古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内蒙古来参加“大蒙古国”运动的三个领导者,都在运动中丧命。福兴阿之死,标志着“第三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而内齐·托音和诺仁丕勒之死,则宣告了“大蒙古国运动”的结束。
　　
内齐·托音等人的斗争,虽然没有给内蒙古人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但这场运动给此后的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札奇斯钦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影响了20 世纪30 、40 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德穆楚克栋鲁普,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呼伦贝尔在外蒙古自治被取消之后不久,其所谓“特别区域”的法律上的地位也被撤消,而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其后,由于“满洲国”的成立,凌升担任了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在内的兴安北省省长。总之,凌升时期“复辟运动”以所谓的“满洲国”的形式暂时实现了,但他本人最后却被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军所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其后不久,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再次开始了与外蒙古统一的活动。但,由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