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山图书馆之蒙古历史

金帐汗国 The Golden Horde

拔都(Batu)的金帐汗国原比其他蒙古汗国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扩展它的领地。从1240年至1480年蒙古人(the Mongols)维持了东俄罗斯的统治，他们控制了上伏尔加河(Upper Volga)流域，前伏尔加河保加尔人(Bulghar state)王国、克里米亚(Crimea)、西伯利亚(Siberia)、北高加索(North Caucacus)和保加利亚（Bulgaria，一度）等地。通过间接统治，金帐汗国蒙古人得以维持了蒙古人的统治阶级地位并在当地维持统治达200多年之久。金帐汗国对中世纪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影响是深刻和长久的，他们在统一未来俄罗斯帝国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间接统治的方法，向莫斯科公国(Muscovite)提供庇护，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政治架构并影响了帝国的视野。

以撒莱(Sarai)为国都的金帐汗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那里，跟中国一样，蒙古人对东西方之间的商品交换采用自由贸易的方法，并继续扩大了它的宗教宽容政策。

在十三世纪中期，金帐汗国是以哈拉和林(Karakorum)为首都的大蒙古帝国行政和军事统治的完整一部分，但是到十四世纪初期，这种联盟却主要的变成为象征性和仪式性的。尽管某些蒙古人的管理模式，如人口统计和驿道邮政系统还继续保留，但其他的一些习俗却荡然无存。金帐汗国接纳了伊斯兰教并把它作为国教，由于这些原因，金帐汗国采用了新的和更多的行政管理模式取代原先被设计用来管理被征服地区的老政权的模式。即使在多数蒙古人迁徙游牧的草原地区，许多新的城市不断建立，一个永久的城市化官僚和社会机构在撒莱出现。金帐汗国联合马木鲁克人(Mamluks)，并同拜占庭人(Byzantines)谈判，和伊尔汗国(Ilkhans)进行了一场试图控制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但没有孤立俄罗斯人，反而金帐汗国蒙古人的行为和广泛的外交活动遭到了来自中南欧、教皇(the Pope)、西南亚、埃及、伊朗、中亚、中国和蒙古故地人的嫉恨。

蒙古人的广泛交流打开了俄罗斯向外扩张的新空间大门，包括东西方。蒙古人没有最终留在俄罗斯，却留给了当地人行政管理模式的原因在于它既没有有效管理这片城市和土地，又遭到了来自俄罗斯人的反抗。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俄罗斯几乎没有向蒙古人提供生产和贸易路线，甚至相比较其南部控制区丰富的财富而言税收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广袤的森林和沼泽地，无法有效的运用重装甲骑兵也是限制蒙古人向北扩张的一个原因，而且还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帝国的北部边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明显的限制因素。

在金帐汗国和蒙古鞑靼人(the Mongol Tatars)的时代，虽然还保留有游牧习俗，但在中国和伊朗等地蒙古人，就像和当地的突厥人(Turkic)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已经失去了早先蒙古人的身份。这时，阿拉伯语和鞑靼语取代蒙古语成为金帐汗国的官方语言，同时政治分裂也不断出现。金帐汗国大汗的权势日益不断被削弱，主要是由于在中俄罗斯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的崛起。

伊利汗国 The Ilkhans

蒙古人于1260年在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子孙之间的第一场大战。马木鲁克人领袖，拜尔柱人(Baibars)，同拔都的弟弟和继承人，伯克汗(Berke Khan)进行联合。伯克汗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由于宗教原因他因此而同情马木鲁克人，除了因为他嫉妒他侄子，旭烈兀(Hulegu)的原因之外。当旭烈兀派遣一支军队到叙利亚试图惩罚拜尔柱人时，这支军队遭到了伯克汗的突然袭击，于是旭烈兀不得不把军队撤回到高加索地区准备再战。为了镇压巴勒斯坦的马木鲁克人，旭烈兀屡次试图联合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以及教皇。在伯克汗撤军后，忽必烈派了一支30,000人的军队来支援伊尔汗国。

这一连串的事件标志着蒙古人在西南亚扩张的结束。尽管旭烈兀的继承人没有展现他祖辈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们却给伊朗带来了短暂经济繁荣。在中国和伊朗之间，商业和贸易路线的延伸带来了新的跨域文化交流。蒙古统治者自己热衷于更奢华的物质生活和享受，把名下的各个属国交给土耳其人穆斯林高级官吏(Turkish viziers)管理，最终这些官员掌握了实权，1335年阿布赛义德汗(Abu Said)死后，伊利汗国(the Ilkhan Khanate)最终灭亡。

蒙哥汗和在中国的战争 Mengke and the War in China

除了窝阔台(Ogedei)和察合台(Chagadai)之外，皇族中最有希望的蒙古大汗人选是拔都。但是，这时的拔都却更喜欢伏尔加河流域蒙古草原似的游牧生活，他放弃了对他的推选并提名蒙哥(Mengke)，拖雷(Tului,死于1233年)最大的儿子，为大汗人选，蒙哥也是成吉思汗最喜欢的孙子。蒙哥的提名最终于1251年的库里台(Kuriltai)大会上获得通过。蒙哥当选后处决了反对他当选的窝阔台的几个儿子并迅速恢复了自成吉思汗死后一度缺位的蒙古皇族权威。

在严厉完善了对世界一些征服地区的管理之后，蒙哥汗决定把主要的重点放在对亚洲地区的征服上，尤其是对中国，而后是欧洲。由于宋王朝有了近10年的喘息时间，这一期间也有些恢复和重建，因此征服亚洲比早先要困难。蒙哥汗亲自指挥这场征宋之战，但是他同时也赋予了弟弟忽必烈更多的权利。另一个弟弟，旭烈兀，被派到伊朗去重新展开蒙古人对西南亚的扩张。蒙哥汗鼓励拔都对中欧的经略，但没有给他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帮助。因此，尽管拔都的军队纵深侵入到波兰(Poland)、立陶宛(Lithuania)和爱沙尼亚(Estonia)等地，并再次打败塞尔维亚(Serbia)和保加利亚，但是这些军事行动却显得没有像蒙古人在东南亚和西南亚的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那样重要。

蒙哥汗还根据成吉思汗的遗愿在各个汗国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剥夺了窝阔台剩下几个儿子的领地继承权，并把这些领地分封给他自己，东亚的领地则封给弟弟忽必烈。他还对察合台汗国的继承人的权益做了一些限制。这样大蒙古汗国的疆域边界扩展到敖德萨河(the Oxus River)和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而不是无限扩张到西南方，西南亚是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的势力范围，他是在伊朗的蒙古人所建立的伊尔汗国的第一代国君。

蒙哥汗指责中原宋朝背后捣鬼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他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忽必烈被任命为中原地区的总督(viceroy)。1252年和1253年，忽必烈征服了南诏（Nanchao,今云南地区），交趾（Tonkin,今越南北部）而后被占领和攻破，这场征伐最终于1257年于河内(Hanoi)的投降结束。

南方宋王朝的抵抗基本上属于城防坚固、训练有素的自卫形式上的，但是在一连串的强势军事打击下，中国人开始变得支离破碎，这场战争在1257—1259年间由蒙哥汗亲自指挥。1259年8月蒙哥汗突然死于痢疾(dysentery)导致攻宋战争的暂时中止和对西亚战争的提早结束。

忽必烈汗和元朝 Khubilai Khan and the Yuan Dynasty 1261--1368

忽必烈，跟他的哥哥一样雄才大略，作为蒙哥汗的继承人的在库里台大会上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但是他的当选遭到了来自他幼弟阿里不哥(Arik-Buka)的坚决抵制，这场争斗演变为一场内战并以1261年忽必烈的胜利而结束。接下来的几年里，新的蒙古大汗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庞大帝国的行政改革上。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忽必烈于1260年把现今称为北京的这个城市改为冬都（时称大都,Dadu,winter capital），这一决定把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向南迁移到了中国并增加了中国人的影响力，同时忽必烈把长城以北的上都(Shangdu,summer capital)作为夏都。

1268年忽必烈决定把他的全部重心放在对中国的战争上，跟巴延（Bayan, grandson of Subetai,速不台的孙子）征伐不一样的是，忽必烈在1276年攻陷宋朝首都杭州后的连续重大军事行动中没有采用大屠杀政策，他又花了三年时间来臣服首都外围的各地区。在广州湾(Guangzhou Bay)的最后的一场海战中，残存的宋朝海军被由来自原先宋朝海军的蒙古舰队彻底摧毁，这场战役发生于1279年。

忽必烈对征服地区没有采取早先蒙哥汗那样的严格种族差别政策，但是他对中国人的一些决定和行为怀有一定戒心。另外他也意识到他必须表面上对蒙古人在征服地区内的联合和控制力做一些限制。可能他也知道这些做法在他登基以前和蒙哥汗死后之间的汗位空缺期间是必要的。

旭烈兀于1258年控制了巴格达(Baghdad)并打败了阿巴赛义德哈里发(Abbasid Caliphate)，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pia)平原和叙利亚地区。在接到蒙哥汗的死讯后，他返回了蒙古草原。在回途中，旭烈兀的军队于1260年在巴勒斯坦的艾英河——加鲁特 (Ain Jalut)战役中遇到了来自强大的马木鲁克人的攻击而失败，这是70年来蒙古人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失败。马木鲁克人一直由称为拜尔柱人的突厥人领导，他们采用了和蒙古人一样的军事战法来袭击蒙古人。

无论是旭烈兀还是忽必烈都没有对艾英河——加鲁特战役中的失败采取严厉的军事报复行动，两个人都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已征服地区巩固和武力镇压上，同时重建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上。跟他们的叔父拔都，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一样，他们限制当地人的反抗行为，仅仅是对邻近的未征服地区进行偶尔的袭击和对有限目标做些骚扰。在1274年和1281年遭遇了两次军事入侵日本的失败苦果后，忽必烈决定放弃他向东方扩张的计划。1293年1月，忽必烈的军队占领了印尼爪哇岛(Java)并打败了当地统治者，不料却被推翻了当地统治者的爪哇人(Javanese)联军赶出了该岛。

在宋王朝被打败后，1279年忽必烈宣称自己是以元大都为首都的全中国的皇帝，他建立了元朝。忽必烈采用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大哉乾元为国号，年号为至元(Zhiyuan)，证明他自己是中华帝国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一。

元王朝 The Yuan Dynasty

元朝时丰富的多元化文化融入进了中国，这归因于有了少数族裔元王朝的统治，其主要成就包括小说和戏剧的发展、书面白话文(the written vernacular)的广泛使用等等。由于有了同西亚和欧洲的紧密联系，元朝人同这些地区的人们发生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异域乐器的引进丰富了中国人的表演艺术，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不断增长的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群的历史也是源自这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和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繁荣，不但本地道教(native Daoism)得到了政府的保护，而且喇嘛教(Lamaism，又名藏传佛教)也再次获得了新生。对中国政府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实践与检验被蒙古人以希望维护全社会内的秩序和稳定的名义再次得到恢复。许多新思想和新事物在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制图学(cartography)、地理学、科学教育等领域不断出现，中国人的某些主要创新，像印刷术、瓷器制作和医学著作等被介绍到了欧洲，而欧洲人的玻璃和景泰蓝(cloisonne)制造工艺则在中国广为普及。

蒙古人从事广泛的社会事物，陆上和水上交通被重新修复和完善。为了向可能爆发的饥荒提供帮助，政府下令在帝国范围内修建了许多新粮仓(new granaries)。大都以新殿的面貌再次重建，其中设计有人工湖、假山和公园等，同时首都也是大运河(the Grand Canal)的终点，而且这条运河是完全重修的。除了整个亚洲地区的军事利益驱动之外，这一时期源自于商业上的物质利益也激发了跨地区间的交流活动，也有利于中国人同欧洲的第一次直接交流。到过西方的中国和蒙古旅行家们能够向他们提供水利工程学(hydraulic engineering)方面的知识，这些旅行家们同时也把欧洲科学上的新发现、农业物种、食品保存方法和建筑创新等带回中国。

到过东亚的西方人的早期游记源于这一时期，许多有关十三和十四世纪西方人对蒙古人和亚洲的了解要归功于一个著名的佛罗伦萨(Venetia)贸易家族。尼柯·波罗(Niccol Polo)和马菲·波罗(Maffeo Polo)两兄弟的第一次出使发生于1260年至1268年间，第二次出使始于1271年，当时尼柯的儿子马可(Marco Polo)也参与随行，他在亚洲一直待到1295年，马可受到忽必烈汗的信任并参与了一些外交活动，还在帝国范围内为忽必烈汗做了一些管理工作。他的旅行游记书名一百万（the Million,又名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 of Marco Polo），出现于1299年，并在欧洲引起了震动，而当时的人们对东亚高度发达的文化知之甚少。普拉诺·卡皮尼的约翰和卢布鲁克的威廉姆等书(the works of John of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of Rubruck)也向西方人提供了对蒙古人的早期描述。

蒙古人试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架构来管治中国人，但是却失败了。起初，蒙古人对中国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实行种族差别政策，垄断了最重要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位置，设计了一套前人没有过的复杂的六级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a six-tier local-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蒙古人而且还更喜欢雇用统治范围内其他地方的非汉人(non-Chinese)，如中亚人、中东人，甚至欧洲人来为他们服务，在这些位置上几乎没有蒙古人。相反汉人却被派到帝国内非汉人的聚集地去。

一段时间内，忽必烈的继承者变得有些负罪感，他们失去了对亚洲大陆其他蒙古人土地的全部影响力，渐渐的他们更丢掉了对中国的控制。后来的元朝皇帝的统治时间变得短暂，而且充满了物质诱惑感和皇族间内耗感。由于疏于有效管理，蒙古统治者们被蒙古军队和他名下的中国臣民分裂成各个帮派，中华帝国也因为臣民的不满和骚动不安而被撕裂：由于朝廷的软弱无力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干预，帝国范围内盗匪猖獗。

最后的、忽必烈汗死后第九任继承人于1368年被朱元璋赶出大都城，这位皇帝于1370年死于哈拉和林，而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建立者。虽然朱元璋采用的是蒙古人的军事手段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国，但他没有摧毁蒙古人的权力基础。1380年一支中国军队侵入进了蒙古草原，1388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使得蒙古人战败了，70,000蒙古人成了俘虏，哈拉和林从此彻底消失了。

蒙古人的衰落 The Mongol Decline

蒙古人在欧亚大陆(Eurasia)的最终衰落是由于同帖木儿(Timur)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帖木儿是一名突厥贵族的子弟，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事实上不是）。帖木儿重新统一了土耳其和前伊尔汗国的领地，1391年他侵入到了欧亚大陆草原，打败了金帐汗国。1395年他领兵洗劫了高加索人和南俄草原，但是在他1405年死后不久他的帝国就很快四分五裂了。

帖木儿在欧亚大陆胜利的原因除了持续的干旱和流行瘟疫之外，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这场战争使得金帐汗国的统治中心被摧毁，贸易路线被迫向南迁移到了里海(Caspian Sea)，政治斗争使得金帐汗国分裂并进而演变为几个独立的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Astrakhan)、喀山汗国(Kazan)和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即原先的金帐汗国于1502年被由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和莫斯科人(Muscovites)所组成的联盟所灭。克里米亚的可汗，沙林·吉莱汗(Shahin Girai)，成吉思汗子孙的最后一位大汗，于1783年被俄罗斯人(Russians)所灭。

蒙古人的影响和他们与俄罗斯贵族的联姻(intermarriage)对俄罗斯历史有着深刻而长久的影响。虽然蒙古人的入侵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却对俄罗斯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践有着很大的贡献。通过这些实践，欧洲文艺复兴(European Renaissance)的很多思想在俄罗斯以一些形式获得了尝试，这帮助俄罗斯人恢复了失去的许多传统文化。蒙古人或者鞑靼人的精神遗产，对俄罗斯人的影响非常深刻，这完全有别于欧洲其他民族。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e relatively rapid decline of the Mongols as an influential power. One important factor was their failure to acculturate their subjects to Mongol social traditions. Another was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a feudal, essentially nomadic, society’s attempting to perpetuate a stable, centrally administered empire. The sheer size of the empire was reason enough for the Mongol collapse. It was too large for one person to administer, as Chingghis khan had realized, yet adequate coordination was impossible among the ruling elements after the split into khanates. Possibly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reason was the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 number of Mongol conquerors compared with the masses of subject peoples.

跟蒙古人气势恢宏的武力扩张一样，蒙古人的相对迅速衰败有很多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蒙古人的社会传统融入到臣民当中，另一个是存在一个根本上是封建游牧式社会，和试图要建立一个永固的中央集权式帝国(centrally administered empire)的矛盾。纯粹就庞大帝国的规模而言这一因素就是它崩溃的原因，正如成吉思汗所意识到的，一个人是无法管理其庞大国家的，而在分裂成为几个汗国之后，要在统治方式上找到恰当的融合点(coordination)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也是最重要的唯一原因是，相对于帝国浩如烟海的臣民而言，人口数量如此之少的蒙古征服者显得是如此不成比例。

The change in Mongol cultural pattern that did occur inevitably exacerbated natural divisions in the empire. As different areas adopted different foreign religions, Mongol cohesiveness dissolved. The nomadic Mongols had been able to conquer the Eurasia land mas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ability, military skill, and fierce warlike prowess, but they fell prey to alien cultures,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ir way of life and the needs of empire, and to the size of their domain, which proved too large to hold together. The Mongols declined when their sheer momentum could no longer sustain them.

全帝国范围内产生的蒙古文化传统的变化无可避免的恶化(exacerbate)损害了其自然历史演变进程。由于在不同区域信仰不同的外国宗教，蒙古人的凝聚力(cohesiveness)被肢解融化了。蒙古人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谋划、灵活的军事战法和绝妙的坚盔利甲的有效结合来征服广袤的欧亚大陆，但是却不能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帝国的利益需要之间制造隔绝的文化(alien culture)和社会等级差别(disparity)。而且就其统治范围的大小而言，证明大到他们已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地步了。当蒙古人的强势势头不再有了的时候，蒙古人的衰落便随之而来了。

重返游牧生活方式 Return to Nonadic Pattern

元王朝的结束是蒙古人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60,000多人以上的的中原汉化蒙古人（包括蒙古皇帝）重返蒙古草原给蒙古故地的类封建制度(quasifeudalistic system)带来激烈而深刻的改变。15世纪初期，蒙古人分裂成两个部分，阿尔泰山(the Altai)地区的厄鲁特(the Oirad)蒙古部和东部的、后来尽人皆知的喀尔喀蒙古部。1400—1454年长期的内战使得蒙古人的社会和政治机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ititutions)发生了许多变化，至15世纪中叶在也先汗(Esen Khan)的领导下，厄鲁特蒙古部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他联合了大部分的蒙古人并继续进行针对明王朝的战争。也先汗是成功的，1449年他打败并俘虏了明朝皇帝。可是在4年后的一场战役中他被杀，蒙古短暂的统一联合突然中止了(an abrupt halt)，蒙古人再次陷入混乱纷争的局面。

在经历了厄鲁特和喀尔喀蒙古两大部落差不多20多年的争斗后，又一个厄鲁特蒙古部的首领，达延汗(Dayan Khan)，于1466年恢复了中央领导权威(central leadership)，他重新统一了蒙古绝大多数地区，到15世纪末期恢复了和平，在中亚和北亚的广大地区，乌拉尔山至贝加尔湖之间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联盟，而后他把势力延伸到喀尔喀蒙古的遗留地区。但是厄鲁特部被成吉思汗儿子察合台的突厥人后裔所包围，这些突厥人占据着从东到西的低地地带，分裂成为三个独立的汗国：雅克汗国(Yarkand)、费尔干纳汗国(Ferghana)和龟兹汗国(Khwarizm)。16世纪初期，这三个汗国被乌兹别克人(the Uzbeks)所灭，而乌兹别克人是较早脱离蒙古人统治的。乌兹别克人继续巩固了它在布哈拉(Bukhara or Bokhara)、撒马尔干(Samarkand)、龟兹和赫拉特(Herat)等地区的统治。在达延汗统治期间，类封建管理制度再次确立，各部落间由于有了具体的游牧区域趋于稳定。小政权现有的内部事务由成吉思汗贵族后裔所执行实施，但是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在1543年达延汗死后，厄鲁特部和喀尔喀部再次陷于分裂，双方彼此敌视，争斗不断。现在厄鲁特部的土尔扈特低等族人对蒙古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土尔扈特人频繁的越过乌拉尔山脉侵袭到伏尔加河流域，他们被建立的莫斯科公国所征服。东部更远地方的喀尔喀蒙古人疯狂的向北部和南部戈壁滩扩张，南部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察哈尔蒙古人在试图建立对南部蒙古的控制权联盟上却显得貌合神离。由乌兹别克人控制的领土边界则保持相对的稳定。

整个这一时期蒙古人是各自为政的状态，他们也没有对明王朝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而这场内斗则主要是由喀尔喀蒙古部引起的。虽然这场争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所有各部可汗前哨阵地仍然继续在察哈尔蒙古部这边，察哈尔部是各部落的领导者，它是对抗明王朝的最后集合地（the rallying point）。

在联合了喀尔喀蒙古的阿尔丹汗(Altan Khan)以后，同中国的战争必须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来重新考虑，虽然阿尔丹汗不如他的前任大汗达延汗和他的后任大汗噶尔丹那样的出色，但是他大概是蒙元王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蒙古可汗。至1552年他打败了厄鲁特蒙古部，重新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方。很快阿尔丹汗在持续的同明朝的战争中显得碌碌无为，两手空空。成吉思汗的帝国再也不可能恢复了，随后在1571年他同明王朝签订了结束这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霸之战。

在他生命的最后11年里，阿尔丹汗加强了蒙古人势力在南部和西南方向的影响，同时经常性的侵袭西藏。反过来，阿尔丹汗却成为了西藏佛教重生的拯救者，他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1586年蒙古修建了第一座喇嘛寺庙(the first lamaist monastery)，而且藏传佛教并因此而成为了国教(the state religion)。

求生于俄罗斯人和满族人之间

到17世纪初期，蒙古大汗的权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分崩离析的部落式统治再次出现。各个汗国治下的小部落变得非常小心势力，由于继承权引发的内斗不断的削弱了整个汗国的权力结构，图们(tumen)以下的战术单位被解散并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fragmented)。与此同时，蒙古人的统治变得混乱不堪，西边的沙皇俄国(Tsarist Russia)和东边的满族人(the Manchus)势力正在平稳的扩张。蒙古人和突厥人，传统意义上的征服者，现在自己却成为了被征服的对象，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手里的兵器不够锋利，而是因为他们的战争艺术落后于多数游牧民族的水平，他们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撑战争和满足购买火炮和盔甲的需要，而且他们的重装甲骑兵(cavalry)也不再显得那么所向披靡。

当现在被称为中国东北的大多数地方被满族人控制之后，一场新的征服大进程就开始了。满族人最初也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中国早期金王朝(the Jin Empire)，女真人(the Jurchen)的后裔。17世纪初期在努尔哈赤(Nurhaci)的领导下，满族人开始向蒙古南部扩张。

满族人的向西势力扩张很快同察哈尔(the Chahar Mongols)的林丹汗(Ligdan Khan)，蒙古最后一位著名大汗发生了冲突。林丹汗一直试图在喀尔喀蒙古人(the Khalkha Mongols)中间重塑察哈尔蒙古人的霸主领袖地位，尤其是散居在南部戈壁滩(gobi)上的喀尔喀蒙古人，这一举动引起了周围势力的警觉，于是他们需求满族人的支持。几年时间里，满族征服者的军队数次同林丹汗的军队交手，因为林丹汗觉得自己拥有祖先留下来的战神般的军事才能。虽然林丹汗没有阻止满族人对其邻居鄂尔多斯蒙古人(the Ordos Mongols)的控制，但是他打退了满族人向西势力扩张的势头。可是在1634年他死后，南部蒙古人对满族人的抵抗便瓦解了。据说这一时期仅有一位北部蒙古贵族站在南部蒙古人的立场，带领他的同胞抵抗满族人的入侵，他叫索额图塔基(Tsogto Taji)，被视为蒙古民族英雄。

另外，许多土尔扈特人(Torgut)，最西部的厄鲁特蒙古人(the Oirad Mongols )于大约1620年向西迁徙，大概这场大迁徙是面对准噶尔蒙古人(the Dzungar Mongols)不断的势力扩张的结果。厄鲁特人低等族人(subclan)和土尔扈特人的邻居则向南迁移。无论怎样，土尔扈特人都要通过吉尔吉斯(Kirghiz)和哈萨克(Kazakh)的领地，历经千辛万苦越过了鄂毕河(the Embe River)，随后他们定居于泛伏尔加河流域，并沿河两岸袭击当地的俄罗斯人，他们就是后来的卡尔梅克(Kalmyk)蒙古人。最终他们于1646年臣服于俄罗斯，并在自己可汗的领导下实行自治。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利用的对象，俄罗斯人把他们视为轻装快速骑兵(light cavalry)，以后利用他们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中亚人的反抗。

蒙古人对西藏(Tibet)的兴趣始于阿尔丹事件(Altan’s campaign)，这一事件被移植到了准噶尔人的手里。准噶尔人定居于巴尔喀什湖(Lake Balkash)东部地区，并遍布新疆(Xinjiang)从东到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对西藏发动了一次次的军事行动直到1636年对该地区建立了事实上的保护统治(protectorate)。由于这一时期的管理较为有效，17世纪蒙古的多数时间为准噶尔部所统治。

在远东(Far East)地区，由阿尔丹时期兴起的宗教狂热一直持续不断，这对17世纪和以后几个世纪的蒙古人的生活和文化影响是最深刻的。1635年土谢图汗部(the Tushetu)可汗宣称他的儿子是一位古代受人尊敬学者的转世化身，他成功地控制了这个精神王国(a state of virtue)并已成佛(buddha)，因此这个年轻的王子被称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或者活佛(the Jebtsundamba Khutuktu or living buddha)，变成了蒙古的最高传教士(the highest ecclesiastical figure)。这是近三个世纪以来一套完整最高宗教精神领袖(the highest theocratic leader)遴选过程的开端。第一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后的继任者被认为是转世灵童(reincarnation)，他们都被发现于土谢图汗部。

到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人的远征和势力扩张(annexation)令蒙古人和西南方的突厥人感到担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672年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可汗阿育卡汗(Ayuka Khan)经西西伯利亚，跨越乌拉尔山(the Urals)和伏尔加河，一直把触角伸入进了俄罗斯。他以保证未来时间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保持局势相对缓和(relative tranquility)为条件，同俄罗斯人订立了和平协定。

17世纪晚期一股重新振兴蒙古人势力的运动由准噶尔蒙古部的噶尔丹汗(Galdan Khan)发起，他征服了塔什干(Kashgar)、(Yarkand) 、和吉尔吉斯人的和田(Khotan)等大部分地方，而后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哈萨克。大约在1682年他转向东方出击，试图控制喀尔喀蒙古。1688年困难重重的喀尔喀蒙古请求满族人的支持，满族人非常乐意看到这一景象，于是很快派兵给予支援。而快速把蒙古人吸纳进满族人的政权当中的原因正是满族人采用了蒙古人的统治模式，它糅合了蒙古人的政权模式和军事战略。

到这时满族人已经征服了全中国，并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王朝。同时清王朝对俄罗斯人的向东扩张也保持了警惕，但它距北方俄罗斯人还尚且很遥远。俄罗斯人很小心的避开了还处在很封闭状态的土尔扈特人，而这些土尔扈特人定居于与中西伯利亚保持妥协(compromise)的广大地区。通过这样的方式，到17世纪中叶时俄罗斯人的势力达到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the Amur valley and the Pacific Ocean)。在1641—1652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布里亚特(the Buryat Mongols)蒙古人并以此而获得了对贝加尔湖(Lake Baykal)周边地区的控制权。满族人对俄罗斯在中亚和北亚地区的蒙古人与突厥人之间不断增长的势力渗透一直保持相当的关注。早在1653年，满族人就曾和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流域发生过多次冲突，1660年满族人把俄罗斯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不料当满族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南部的内部叛乱(internal troubles)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再次出现了。

1683年满族人第二次大规模的有计划和系统的驱逐俄罗斯人的远征军事行动开始了，1685年满族人占领了俄罗斯人长期控制的阿尔金山(Albazin)地区。但是当年晚些时候当满族人撤出后，俄罗斯人又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于是满族人决心进行一场更大范围的势力角逐。正是在这个时候喀尔喀蒙古人乞求满族人的支援，满族人迅速作出了反应，为了应对潜在对手俄罗斯的威胁，清王朝决心控制蒙古并把它视为对抗俄罗斯的前哨阵地，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一举动大概为俄罗斯人所谅解，双方都在亚洲进行一场较量，但是俄罗斯人决定同中国人的争端必须和平解决，这导致双方于168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条约中规定俄罗斯同意放弃对阿尔金山地区和阿穆尔河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但条约的内容直到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the Treaty of Kyakhta)才全部完成，在《恰克图条约》中双方还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两国的各自边界。

独立的结束 The End of Independence

满族人派了一支大军到蒙古北部去镇压噶尔丹汗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蒙古帝国的企图，火炮(artillery)的运用在这次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准噶尔蒙古人退却了。1691年5月清朝康熙皇帝(Kangxi emperor)诏令喀尔喀部各主要部落首领在土伦举行库里台大会，作为对满族人保护喀尔喀部蒙古人免于准噶尔部蒙古人骚扰的回报，这次大会承认了满族人对喀尔喀部蒙古人的宗主地位(overlordship)。到这时已经非常清楚，清朝皇室同当地蒙古人的关系很密切，只是个别蒙古部落首领比较软弱而已。蒙古各部盟旗(banner，蒙古各级部落单位)的首领已是清朝皇帝的封臣(vassal)，他们而且还从中国政府的国库里拿取薪俸。蒙古人不仅恳求个人上效忠于皇帝，而且他们是各部盟旗的完整部分，并且每个首领不得在其他各部盟旗发展各自的势力。首领的位置是世袭的(hereditary)，等级差别是森严的。这样的类似于封建制度的统治模式帮助满族人孤立和控制了各部蒙古人。所谓的部盟旗，事实上变成了很小的部落组织(fiefdom，意为战术单位)。

此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已经逃向噶尔丹汗并再次跟他示好(advances)。准噶尔蒙古部在向中部蒙古连续进行了5年的攻击后，康熙皇帝率领80，000大军进入了蒙古，1696年他在昭莫多（Jao Modo今乌兰巴托以南）粉碎了噶尔丹汗的进攻，噶尔丹汗进行了反击，不过他失败了，最终噶尔丹汗于第二年死去。这标志着准噶尔部对蒙古大部分地方的控制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它仅仅只控制着蒙古西部、新疆一部分和西藏等一些地区。

尽管在昭莫多遭受了惨败，但20年后准噶尔部再次卷入了同清王朝的战争。1718年噶尔丹汗的侄子和继承人，森旺拉巴丹汗(Tsenwang Rabdan)，侵入西藏，挑起了一场同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长期战争。他的军队控制了拉萨并监禁了达赖喇嘛，同时伏击(ambush)了一支满族援军。康熙于1720年进行了还击，两支清王朝的大军打败了准噶尔部并把他们赶出了西藏，而这对蒙古人来说是第一次使用滑膛枪(musketry)的战争。可惜的是面对于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和装备精良的清朝军队，他们使用滑膛枪的效果却微不足道。在达赖喇嘛(Dalai Lama)死后，一位新的达赖喇嘛被康熙拥立，一支满族人卫戍部队(garrison)也留在了西藏。与此同时，另外一支中国军队攻进了准噶尔人的腹地，占领了乌鲁木齐(Urumqi)和吐鲁番(Turpan)，其余的中国平叛军队最终于1732年剿灭了准噶尔人的反抗，最终蒙古人近两个世纪的独立状态结束了。

俄罗斯人和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在整个18世纪都在中亚腹地(Inner Asia)进行着一场武力扩张，双方都认为把各自边界范围限定(delimit)在原先17世纪旧的蒙古人的统治范围内仅仅只是权宜之计(expedient)，这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条约中划定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各自势力控制范围和边界走向。

1755—1755年针对中国统治的严重反叛在新疆准噶尔人中间再次爆发了，但是很快被镇压下去，中国人对西部蒙古和厄鲁特部的控制已经很牢固了。1771年中国政府规劝留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蒙古人返回他们原始的家园，以使得蒙古人发展再次得到兴旺。

在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满族人统治政策上的差异，在北部和南部蒙古之间的第一个区别产生了。南部各个部落，即察哈尔、绥远(Suiyuan)和热河(Jehol or Rehol)蒙古人，也就是现在的众所皆知内蒙古(Inner Mongolia)，事实上已经融入了中国。而北部的剩余地区，也就是所称的外蒙古(Outer Mongolia)却被满族人认为是处于外部次要位置的(outside subordinate)，它被很大程度的忽视了。当又一个100年过去之后，中国对俄罗斯在蒙古西部和北部的势力扩张政策和殖民地运动(expansionist policy and colonial development)则相当警惕，因此在蒙古不断增加的中国人的活动导致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而且排出了两个帝国相互争斗的可能性（指蒙古和中国）。到19世纪初期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无处不在(Chinese merchants and moneylenders had become ubiquitous)，蒙古人的债务负担沉重。严重的债务形式加上对中国人掠夺的不满日益增长，刺激了20世纪初期蒙古政治独立运动(Mongol nationalism)。

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不仅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而且还变成了快速政教合一的社会(the theocratic society)。佛教(Buddhism)相对吸收了萨满教(Shamanism)的一些东西并成为了当地独特宗教。可是但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中国的动荡不安(turmoil)，来自于西部的压力和内部反叛(internal rebellion)导致了在外蒙古的日益沉重和昂贵的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失效。由于深重的债务和高税收负担，使得外蒙古的贫穷人口不断增加，这渐渐激起(rekindle)了传统蒙古人对满洲贵族的不满。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暴乱(rioting)、军队反叛(army mutiny)和反清运动此起彼伏。1900年一支代表团被派往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去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致力于变革(reform-minded)的中国统治者废除了许多过时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禁令(proscription)，虽然蒙古人的不满情绪有所缓和，政府也对一些反叛行为进行了压制，而且正准备进行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ment)改革，但这时却在内部爆发了革命。

现代蒙古的自治时期

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和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建立，蒙古的所谓革命也是一触即发，早在1911年7月初，一次在库伦(Niyslel Kuree)举行的反抗中国统治的会议上(anti-Chinese meeting)就有与会者请求俄罗斯人的支持，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抗中国人。 1911年12月1日，外蒙以它与满族人的联盟已经结束为由而宣称它事实上已脱离于中国。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the eighth Jebtsundamba Khutuktu)成为自治蒙古政教合一的政府的博格多格根汗（Bogdo Khan, holy ruler意为神圣统治者），同时组建了一支20,000人的军队，俄罗斯军官出现在库伦城内帮助装备、组建和训练这支自治蒙古军。新的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蒙古的独立，但是却由于内部的混乱局面(internal discord)而无法施加主权影响(sovereignty)。

另外，俄罗斯却在快速的利用这种局面，1912年11月3日和12月19日，蒙古和俄罗斯、蒙古和西藏(Mongolian—Russian, Mongolian—Tibetan agreements)在库伦分别签订了条约，后一条约(the latter agreement)承认了各自相互独立的地位，前一条约(the former)仅仅只是认可蒙古在中国统治下实行自治（指俄罗斯对蒙古）。由沙皇政府导演的蒙俄之间的协议和条约把外蒙古看作是俄国的一个保护领地(a tsarist protectorate)。当然日本人也是在1911年至1912年之间的独立运动期间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和武装支持，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在解放内蒙古的蒙古军动员令之后，影响蒙古的其他数个条约也同时签订了。1913年11月5日，俄罗斯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中国则表示承认外蒙古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和有关处理自己内部商贸和社会事务的权利(outer Mongolia’s right to selfrule and to the control of its own commerce and industry)。中国还同意不再派驻军队进入外蒙古。1915年5月25日，第二轮的蒙、俄、中三方条约(tripartite agreement)在恰克图签订，形成了蒙古自治局面(Mongolian autonomy)。然而由于俄罗斯在这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而使沙俄政府减少了对蒙古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的这种对佛教信仰的忽视和缺位却引发了日本人的兴趣，他们开始暗地里支持所谓外蒙境内的反抗中国统治的各种势力以及邻近的满洲(Manchuria)。

在1917年11月俄国革命发生之后，日本转而支持蒙古的反布尔什维克势力(anti-Bolshevik forces)，由日本扶持的泛蒙古人运动(Pan-Mongol movement)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影响下发起。1919年2月和3月在西伯利亚赤塔市（Chita,今俄罗斯境内）举行了一次泛蒙古大会。与会者决定建立一个大蒙古人国家(a Mongol State)，其中包括外蒙古、内蒙古和布里亚特（Tuva,今俄罗斯联邦土瓦自治共和国）等几个地区。大会还向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平大会(th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发出了一封要求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开信。尽管这次大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临时政府(a small provisional government)，日本也许诺给予支持，但是外蒙古代表却拒绝参加，面对新的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强势要求收回外蒙主权的情势，这次运动没有成功。1919年10月，一位中国军阀(a Chinese warlord)，徐树铮将军(General Xu Shuzheng)，认为沙皇政权已经倒台是一个大好时机，占领了库伦并接受了博格多格根汗政府承诺的愿意再次归顺中国政府的请求，蒙古军队也被解散和遣散。

但是不久之后俄罗斯动荡不安的局势也影响到了蒙古，1920年10月由巴伦·罗曼·尼古拉斯·范·恩琴·斯坦伯格(Baron Roman Nicolaus von Ungern--Sternberg)率领的俄罗斯白卫军(Russian White Guard troop)从西伯利亚侵入进了蒙古。1921年2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范·恩琴·斯坦伯格的军队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库伦城并占据了该城。起初蒙古喇嘛僧侣(Mongolian monarchists)把白卫军当作是解放者，但接下来的几个月范·恩琴·斯坦伯格的恐怖(terror)和灾难性统治激起了广大蒙古民众的激烈反抗。

这一时期，中国军队、日本军队和俄罗斯军队的许多威胁性行为大大地激发了蒙古人的民族主义情绪，1919年两个秘密革命小组在库伦建立。一个是由行伍出身(the military-oriented)的苏赫巴托尔和丹尚(Sukhe Bator and Horloogiyn Danzan)建立的秘密组织，另一个是由贫民出身的乔巴山和鲍佗(Horloyn Choybalsan and Dogsomyn Bodoo)建立的地下革命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建议为了共同对付中国人和俄罗斯白卫占领军，两个革命小组合并成一个组织，合并大会于1920年3月在伊尔库茨克(Irkutsk)完成并创建了以苏赫巴托尔为领袖的蒙古人民党(the Mongolian People’s Party)。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博格多格根汗）给大会发去了慰问函(encouragement letter)并表示支持两人的革命，大会还以苏赫巴托尔的名义寻求莫斯科的更多支持和援助。

日本人利用俄罗斯内战(the Russian civil war)所引发的混乱局面向这一地区施加压力，一支强大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远东干涉军(anti-Bolshevik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侵入到了东西伯利亚，这支干涉军(intervening force)占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ck，海参崴）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between Vladivostok and lake Baykal)。为了防止苏维埃政府(the Soviet government，1922年后称为苏联)获得对东西伯利亚的控制和扩大对蒙古更大的影响，大量的资金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了范·恩琴·斯坦伯格和其他俄罗斯白卫军。但是由于远东地区的联盟式远征干涉军中的美国一方对此持中立态度(the neutralist attitude)，日本政府的种种努力最终无功而返，渐渐的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对西伯利亚的控制权。

状况渐趋改善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向莫斯科反映蒙古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指要求俄罗斯的援助）。早在1918—1919年期间，鉴于蒙古同中国和日本已达成了一些协议，莫斯科方面就已经放弃(renounce)了在远东地区的所有利益。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党第一次党代会(the First Party Congress)于1921年3月1日—3日在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举行。3月13日新的党中央委员会(the new party central committee)组建了蒙古人民的临时政府(the Mongolian people’s provisional government)。随后苏赫巴托尔的人民军（the People’s Army,建立于1921年2月）占领了买卖城(Khiagt，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并以此为新的首都。由苏方扶持的蒙古军队在7月初把恩琴的势力驱逐出了库伦城并占领了该城。1921年7月11日被当作是蒙古的国庆日(Mongolia’s National Day)，博格多格根汗的政府为新的蒙古人民党的政府所取代。由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蒙古大汗）在普通民众的的威望，新的蒙古人民政府给予了博格多格根汗很有限的宗教权利（名义君主）。鲍佗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苏赫巴托尔继续担任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command in chief and minster of war)，乔巴山为其副手。这个政府为苏维埃政府所豢养，而且实际上苏俄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

革命的转变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1921—1924

对白俄军队的战争以1921年8月俘获范·恩琴的行动而结束，范·恩琴的残余势力于1922年1月被击溃。1921年9月14日，蒙古宣布独立，随后于10月26日建立立法机构，国家临时小呼啦尔（the National Provisional Little Hural）宣布开幕。与此同时蒙苏之间的联盟关系更加紧密。1921年11月5日，蒙苏相互承认和友好双边关系条约(a bilateral agreement 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friendly relations)在莫斯科签订，该条约承认蒙古人民政府，而且双方还相互派驻了外交代表(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不仅如此，条约还给予了唐努图瓦(Tannu Tuva,中方称为唐努乌梁海，即今俄罗斯联邦土瓦自治共和国)地区的民族自决权(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该地位于蒙古西北方，在1914—1917年之间是俄罗斯的保护领地。

正在这一节骨眼上，蒙古内部发生了一些混乱纷争局面。此时博格多格根汗政权的支持者对蒙古人民党有意限制大汗的宗教权利和其他权利极为不满，由此引发了蒙古人民党的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宗教喇嘛僧侣和上层贵族王公，而且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蒙古人民党政府的手中。另外一方面，蒙古人民党新政权内部的一些人对蒙古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拉的是如此之近表示了严重的担忧和关切，甚至连政府总理鲍佗也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反感，他更倾向于和宗主国中国保持良好或者更加紧密的关系，他的这种倾向遭到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忌恨。不料，1922年8月，他和其他40名蒙古人民党中高级官员被控以从事反革命活动(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和试图恢复贵族和喇嘛的无限权力的罪名而被逮捕，不久鲍佗和另外14人被迅速处决。当1923年7月蒙古人民党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蒙古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公开要求在党内消除剥削和压迫阶级因素(oppressor class elements)。

如此重要时刻和敏感时期，蒙古人民党内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变动。1923年2月22日，年仅30岁的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尔因病死亡（乔巴山后来声称他死于毒杀），这给乔巴山最终夺取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紧接着，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博格多格根汗）死去。蒙古人民党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并禁止传统的转世灵童的寻访，这一行动消除了蒙古社会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最高精神象征。稍晚，苏维埃政府与中国政府于1924年5月30日签订了条约，条约写明苏维埃政府承认外蒙古是中华民国政府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规定苏俄军队必须从外蒙撤走它的驻军。

蒙古人民党第三次党代会于1924年8月4日—24日在库伦举行，很快这次党代会变成了乔巴山和新的党主席丹尚之间的争斗和分歧，丹尚欣赏鲍佗本人并赞同他的做法，希望减少苏维埃政府的影响。没过多久丹尚被逮捕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处决。这次党代会宣布在消除了剥削和压迫阶级因素的胜利旗帜下闭幕并把蒙古人民党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the 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简称MPRP，蒙古人革党)。1924年11月25日第一届国家大呼拉尔(the first National Great Hural)通过了苏维埃式的国家宪法(Soviet-style state constitution)，蒙古人民共和国(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正式建立。国家小呼拉尔(the National Little Hural)，是大呼拉尔闭幕期间的常设机构，大会选举丹巴多济(Balingiyn Tserendorj)为政府总理，乔巴山为军事战争部长。同时把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Ulananbaatar, red hero意为红色英雄城）。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巩固 Consolidation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lic

1925年3月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从外蒙古撤军（部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虽然苏维埃政府在中苏条约中承认外蒙古作为一个自治地区是中国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明确表示外蒙古独立与否是中国的内部事务(internal affairs)，并对此绝不进行任何干涉和施加任何外部影响。但可笑的是，尽管有来自北京政府的持续的严厉警告，莫斯科却向蒙古清楚的表示它不允许任何中国人进入外蒙境内。蒙古总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同莫斯科的紧密联盟的，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纲领，蒙苏同盟是蒙古保持独立与繁荣的可靠支柱(the reliable pillar of Mongolia’s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在莫斯科的授意下，蒙古左派领导层开始强化他还脆弱的地位。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所谓的左派领导分子渐渐的弱化(undermine)了人革党中的右派因素，他们大肆攻击和诋毁(attack and badmouth)蒙古数个世纪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基础，头一个是王公贵族(the nobles)，第二个是大喇嘛和高级僧侣（the abbots,该类人和其信众至少占到蒙古社会成年男子的三成以上）。这一敏感的巩固期，人革党宣布废除世袭封建贵族的特权，决心进行一场消除资本主义的影响富有贵族王公的社会改革，比如投资建设兴建新的合作社(cooperative)。逐渐地，蒙古的经济为国家指导的合作社经济(state-guided cooperative economy)和苏维埃贸易(Soviet trade)所主导。

莫斯科控制下的蒙古经济是严重畸形的和不对称的，蒙古对苏联的出口额（chiefly livestock and animal products主要是畜禽业和动物产品）从1923年和1924年占其生产总值14%急剧增长到1928年和1929年的85%，相比较而言，蒙古对苏俄的进口则远远落后于(lagged far behind)这一数字，几乎为零。莫斯科除了向蒙古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和政治顾问外，苏维埃政府的贸易政策对蒙古的帮助几乎还不及1920年列宁(V. Lenin, 弗拉基米尔·列宁)当权时对他的支援。

蒙古的经济领域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变化，1924年蒙古国家银行(the Mongolian National Bank)以蒙苏合营的形式成立，它还发行了国家货币—图格里克(tugrik)，作为货币改革(monetary reform)的一部分。合作社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直接在苏俄的指导下展开，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一套标准的税收体系(a standardized tax system)也建立了，其他一些行政改革缓步进行。军队由苏俄装备和培训，平稳发展和改善。政府对来自著名宗教机构和社团的直接攻击性言论有所克制，但是对高级别僧侣和喇嘛(higher-level monks)绝不手软，他们很多人被投入监狱并被直接处决。

虽然这一阶段蒙古共产主义分子没有推翻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所谓保守派分子，但是他们所获得权势如同他们急剧变化的社会地位一样如此的神速。慢慢的，年轻的受过苏维埃教育的蒙古人占据了国家的各重要部门，这些人在政府、军队和经济部门中把持了重要岗位。然而，许多蒙古贵族仍然眷恋他们固有的财富和荣誉，在1925—1928年间事实上又有了大量的僧侣和喇嘛，几乎所有贸易的90%是由在蒙古的中国商号所掌控的。1925年9月的第四次党代会，1926年9月的第五次党代会，1927年9月的第六次党代会见证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斗，但是这场争斗和较量最终以左派分子乔巴山等人的胜利而结束。

对反对派的清洗 Purges of the Opposition 1928—1932

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发生于1928年10月底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上，在经过48天的激烈争论后，党主席丹巴多济被放逐到莫斯科，而其余的右派分子则被排挤出左派所掌控的党中央和政府。随着这些人在党和政府高层位置权力上的巩固与加强，他们的主要政策目标也趋向一致，于是左派分子加快了对右派分子的大清洗步伐。

由于得到了约·维·斯大林(Josef Stalin)的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这时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已经取得了对其政治对手(his political foes)的巨大胜利，不止于此，自1927年后苏维埃政府对来自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早已经忘乎所以，斯大林不再受蒋介石(Chiang Kai-Shek)的国民党政府(Guomindang’s government)的有关中苏关系条约的约束。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只不过是一个跛脚的、还不成熟的中国政府，由于有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存在，蒋介石的政府事实上只能有效的统治起自南京的中国东部地区。这样一种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蒙古左派分子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激进的所谓革命(free Mongolian leftists for radical changes)。

1928年12月举行的第五届呼拉尔大会正式批准了由蒙古人革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noncapitalist lines)发展的总路线。由于保守派分子被排挤出了政府，乔巴山被选为小呼拉尔主席。左派领袖们号召立即剥夺封建地主和喇嘛僧侣的所有财产，进行五年发展规划，开展对畜禽所有者的集体合作化运动(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tockbreeders)，驱逐中国商人和实行完成苏维埃式的贸易垄断(the ouster of Chinese trad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viet trade monopoly)。这些极端化的措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然而在缺少成熟经济模式的蒙古，经济形势似乎完全跟既定的计划目标完全不合拍。基本的农牧业社会大体上是文盲式的和漫无边际的，甚至根本没有工业无产者(there was no industrial proletariat)。贵族和宗教机构掌握着国家的大量财富，普通民众对传统权势阶层的顺从和恭敬依然广为存在(the aristocracy and the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held a large share of the country’s wealth, popular obedience to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continuede to be widespread)。人革党依然缺乏广大草根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政府仅仅拥有小规模的组织机构和很少的执政经验。还有，人革党完全受制于莫斯科，它犯了和莫斯科一样的对革命过分狂热、对反对派过于压制和执政时过于草率鲁莽的错误(the Mongolian revolutionaries made mistakes similar to these of the soviets through an excess of zeal, intolerance and inexperience)。

对反对派的第一次严厉大清洗(the first harsh repression of opposition)始于1929年，在乔巴山的授意下，600多名封建地主（feudal estate，herds and fixed prosperity, 农牧主和贵族）的财产被充公(confiscate)，而这些人的财产被分发给离开寺院的普通僧俗(the laity and monks)。1931年和1932年，800多名宗教社团和机构领袖的财产被充公，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投入监狱并惨遭屠杀。反宗教运动(the antireligious campaign)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般普通僧侣和喇嘛(ordinary monks)被强迫离开寺庙，他们被送进军队或者经济产业部门接受改造；中层和尚和僧侣(monks of middle status)被投入监狱或者集中营；最高层大喇嘛和僧侣(those of highest rank were killed)则被直接处决。到193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畜禽拥有者家庭被迫参加了公社化运动。

粗暴的普通农牧民的集体合作化运动是迅速的，但是这引发了血腥的暴力反抗事件(The brutal collectivization of herdsmen was rapid, and it caused bloody uprisings)。尽管1930年4月的第八次党代会已经承认国家在实现整个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准备不充分，但人革党对反对派的镇压和清洗一点也没有减弱的迹象，从私营产业到集体合作化社以及公社化运动都在加速推进。蒙古人革党然后大肆攻击整个宗教僧俗阶层、王公贵族、普通农牧业主和国内民族主义者，甚至在自己阵营内不断制造悲剧和惨案(the party then deeply attacked the entire monastic class, the nobility, the nomads, and the nationalists, while purging its own ranks)。政府致力于强化高积累和高度无差别化(high indiscrimination)，没收私有财产，禁止进行任何私营活动，强迫手工业者加入农牧业互助合作社，对外国和国内资本与贸易实行国有化。

这些极端措施造成了几乎灾难性的后果(Extremism produced near-disaster)，僧侣喇嘛和封建贵族的权力被剥夺了，中国商人和其他外国资本家被驱逐了，对苏联的依赖已成为必然。一场全国性的准备不充分的圈地牧羊运动和畜禽产业化运动在3年内导致了700多万头牲畜死亡，从而引发了广大农牧民的极端不满情绪和暴力反抗事件。蒙古经济依然停留于原始农业--畜禽业阶段，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合作化运动的失败，对私有产业的草率破坏和苏联政府援助上的不足最终导致了瘟疫和疾病的流行。1931年和1932年，成千上万的人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这种情形和普通大众的暴力反抗交织在一起，已经把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By 1931 and 1932, thousands were suffe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s reaction to terror, had brought the nation to the verge of civil war)。最终政府被迫开动军队和坦克大炮，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无情的、毫不手软的残酷镇压了蒙古西部地区的反对人革党统治的广大反抗事件。

1932年5月，在平息了蒙古西部地区的暴力反抗事件之后一个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指示蒙古人革党结束这种极端路线。6月，人革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左倾化路线优先的政策，同时开除了几名犯有左倾冒险主义(leftwing adventure)错误的高级领导人。乔巴山宣布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照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it is wrong to copy Soviet experience in every single thing)，整个社会经济模式必须调整。集体农业合作化运动停滞，工人合作化运动被抛弃，畜业税降低，牧民和农民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但是对外贸易仍然主要面向苏联，而且继续由国家控制。由于有持续的苏联的保护和包庇，蒙古得以度过一个惨淡的社会转折期(Under continuing Soviet protection and domination, Mongolia now settled down to a period of gradual social change)。

对在莫斯科庇护下的蒙古共产主义分子来说，一股潜在威胁蒙古和苏维埃政府的因素正在日益增长，它就是日本。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和先前的皇姑屯事件）打开了日本建立满洲国的大门，面对日本试图建立由日本扶持的蒙古僧侣组成的蒙古国的企图，蒙古人不能独善其身。

政策新转变 The New Turn Policy 1932—1940

由社会经济形势衰落导致的新政策—新转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而这时蒙古的社会主义经济进入了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和经济增长的现代阶段。1934年9月和10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宣布新转变的政策获得了成功，不过很明显的是这种社会经济形势的衰落基本上是由苏联政府把蒙古作为一个对抗日本和中国扩张的平稳战略缓冲国(a stable buffer state)带来的。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苏维埃政府甚至不给蒙古政府哪怕是很小规模的工业发展机会，因为在苏联看来这会进一步刺激日本人的扩张和军事入侵倾向。相反，苏维埃政府却把蒙古当作是一个原材料基地(a raw material base)并用来大力强化苏联的优势地位，同时苏联红军和大量的由蒙古人组成的人民革命军被派到边境地区防范可能的针对蒙古和苏联的军事攻击。

1934年11月27日，《蒙苏友好关系条约》签订(Mongolian—Soviet Gentlemen Agreement)，该条约为蒙苏双方在面临日本人在满洲和内蒙古(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的军事扩张时，相互提供支持和援助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苏联军队以日本军队已经开始窥视蒙满边界为由再次进入蒙古。1936年3月12日，1934年签订的《蒙苏友好关系条约》升格(upgrade)为十年期的《蒙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Mongolian—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Defense )，条约中约定当一方遇到第三方的武力威胁或者进攻时，同盟的另一方必须予以无条件的支援。可笑的是该条约根本没有提到中国人对外蒙的主权，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苏维埃政府根本不把来自中国的抗议当回事。

除了同苏联政府达成相互防卫条约之外，蒙古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上，但是这一切都是在苏联的指导和军事援助下进行的。1936年的军费支出成倍增长，到1938年蒙古国家预算的一半以上被用在国防上。政府铺设了公路，铁路线也延长了，而且还建立了空军基地和军用通讯线路，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苏联的援助，军事装备和日常训练也是苏方负责的。据估计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整个蒙古军队的数量在80,000—100,000人之间，占到其900,000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

由于在国家安全上的担忧和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更加保守和过激的方法使得这一时期蒙古的畜禽蓄养和内部发展上错过了很多大好机会。许多小型的蒙苏合营企业被号召来支援战时经济(the war economy)，对农业公社化运动的抛弃和重返私有化明显标志着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the abandonment of agricultural communes and the return to private enterprises signaled a trend toward gradualism)。政府鼓励自愿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但是其规模很小，一直存在到50年代，仅有一些国有农场还在经营。除了给予兽医学(verterinary)和信用上的帮助之外，政府在农牧业方面几乎做过任何工作，直到1941年蒙古的畜禽蓄养量才达到蒙古历史上的最好水平。消费合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还在持续增加，国家控制着剩下的国内贸易(internal trade)。

恶化的经济形势还影响到教育领域，据估计1941年蒙古的文盲率在90%左右，1942年蒙古的第一所大学--乔巴山大学(Choybalsan University)在乌兰巴托建立，现改名为蒙古国立大学(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但是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general education)直到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识字运动(the first large-scale literacy program)直到1947年才展开。

虽然政府的官方政策没有完全否定宗教信仰，但是对宗教的压制和打击却是缓慢和残酷的。由于强调意识形态(ideology)和经济发展，宗教机构、社团和各种势力渐渐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导致大量的低阶层的僧侣和喇嘛被迫返回到世俗社会(secular life)，政府代表被派到寺院监视这些人的活动。法律禁止兴建新的寺院，也不允许招收新的喇嘛和僧侣，宗教僧侣们被军队当作奴仆似的来使唤。许许多多的宗教寺庙被捣毁和破坏，其中的一些则被用来当作军用设施，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五年的镇压手段显得极为血腥和残酷。1935年全部较高职位的宗教世俗人士和喇嘛僧侣被公开逮捕，1937年和1938年他们中的2,000人被直接处决，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世俗僧众被逮捕和投进监狱，最后残存于各地的喇嘛寺庙在1938—1939年间被迫关闭。

无疑对佛教徒的大清洗是成功的，在20年时间里，蒙古的佛教徒从15,000人减少到大约只有200人。在20世纪初，一群高层佛教社团领袖和一个大喇嘛(Dalai Lama，达赖喇嘛)曾是蒙古全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和力量，它曾是蒙古社会最有组织性和最具有智慧与涵养的一股势力(the best organized and most intellectual force in Mongolian life)。

1937—1939年在人革党内部也同时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运动，一些反叛者继续在危害政府，越来越多的不愿合作的政治领袖被控以试图援助反对派和中国人、日本人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许多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一个接一个的(one after the other)，被从权利的位置下拉下来，或者被处决，或者被监禁。到1939年乔巴山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政府总理和战争军事部长，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已成为蒙古的无可争议的领袖(the undisputed leader)。后来的1956年和1962年，蒙古承认这一时期乔巴山犯有严重的错误(serious errors)并推行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ult)。

1940年3月和4月，蒙古人革党第十次党代会召开，尽管这时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已当选为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但是乔巴山仍然占据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随后召开的第八届国家呼拉尔大会决定采用新的国家宪法，但是这部宪法与1924年的宪法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虽然这部宪法强调了蒙古新的权力结构(authority structure)，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全盘的国家计划仍然是必要的，1940年的宪法没有改变蒙古依然落后的社会经济形势。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特别是在家庭畜禽业，直到1947年晚期全国公社化运动(total communization)开始时才终止。

国防 National Defense 1940—1945

随着政治和宗教大清洗(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urges)的最终结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恶化。1939年5月位于满洲国的日本军队同蒙古发生了严重冲突，当年夏天一支日本军队向蒙古东部地区发起了进攻。苏联的朱可夫将军(General Georgi Zhukov)指挥苏蒙联军迎击日本军队的入侵。1939年5月至9月，在蒙古东北部的哈拉欣河地区（the Khalkhyn Gol River，中方称之为诺门坎）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面战和空战(ground and aerial fighting)。蒙古军队和它的苏联盟军严厉打击了日本军队，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日本80,000人，蒙苏联军为1,1130人，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hostilities)于1939年9月16日结束。事后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和约，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划定蒙古和满洲的边界。尽管日本没有再次入侵蒙古，但是在战争形势下沿蒙古和苏联边界日本仍然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同时日本继续把战争的矛头向南指向中国。

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站在蒙古一边的立场更加明显，乔巴山秉承莫斯科的旨意，向苏联提供大量的牲畜、原材料、资金、食品和军服等，战争期间蒙古军队完整保留，它被苏联视为远东防卫体系(the soviet far east defense system)的一支重要缓冲力量，不过事实上蒙古军队并没有加入苏联红军。还有，1941年4月13日订立的《苏日中立和约》(the 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获得了日本对蒙古主权领土完整的认可。

不过对于经济并不发达而且人口是如此之少的蒙古来说，要使其军队现代化并保持在最高级别的军事动员状态(at peak mobilization)，毫无疑问是个沉重的负担(a heavy drain)。即使这样，人革党的领袖们还是主要的把很有限的一点成就花在战争上。由于有了更多的受过培训的教师，识字率开始提高，政府在帮助农牧民寻找定居地、照料和喂养牲畜方面也做了些工作。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断地向蒙古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条件，尽管生产了很多的牛羊和牛奶等等，但是畜禽的蓄养量越来越无法撑饱苏俄军人的肚皮。事实上这一期间的蒙古总的畜禽蓄养量是急剧下降的。

蒙古的战时中立状态(Mongolia’s wartime neutrality)于二次大战临近结束的最后几天宣布结束，1945年8月10日，在苏联对日宣战的两天之后，蒙古也对日宣战。大约80,000名蒙古军人加入苏联红军参加了进攻中国内蒙古和满洲的军事行动。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和同盟条约》(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签订，中国政府同意和承认在现有边界范围内，以公民投票(plebiscite)方式证实蒙古人民的独立愿望为条件，尊重蒙古的独立地位。1945年10月20日，蒙古以全民投票方式(referendum)，绝大多数民众在政府的逼迫下，100%的登记选民赞成脱离中国。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的独立，2月14日双方同意互派外交代表，然而双方谁都没有向对方派驻外交官。随后爆发的中国内战(the ensuing Chinese civil war)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胜利而结束。10月1日，乌兰巴托的政府向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政府发出了贺电和外交认可声明，乔巴山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才得到了答复，而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Mao Zedong)却是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6日。

和平发展时期 Peacetime Development 1946—1952

1946年2月27日，蒙古和苏联签订了重新修订的为期十年的《蒙苏友好和同盟条约》，并首次订立了双方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协议(the first agreement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威胁的消除，蒙古境内对苏联势力影响再次肯定的呼声越来越高(With the war over and Chinese and Japanese threat eliminated from Mongolia, the way for renewed assertion of Soviet influence in Mongolia was clear)。蒙古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带，是以苏维埃政府为首的国际大家庭内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为了进一步显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蒙古决定在1946年2月在学校和军事部门采用斯拉夫西里尔蒙古文(the Cyrillic alphabet)。

由于得到了苏联给予的安全保障，乌兰巴托扩大了它在国际舞台上地位。蒙古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North Korea北韩）和东欧新的共产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蒙古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国家发起的许多国际组织和会议（经济互助委员会），蒙古还申请加入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但是来自乌兰巴托的代表直到1961年才获得席位。蒙古是首批在1949年10月承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之一。

在战后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蒙古人革党和政府削减了国防支出，把工农业生产从军事领域转向了民用部门。由于工农业剪刀差减小了，一些制造业和食品业商品的价格也降下来了。国家的注意力重新投向发展畜牧业和土地部门(the agrarian sector)，同时也发展了一些现代矿业、工业、交通和通讯产业。一些有益的建议被用在提高教育、医疗卫生水平和改善普通民众的社会福利上。1947年12月的蒙古人革党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The First Five-Year Plan, 1948--1952)，在执行战后的重建方面意义重大。自1940年第一届国家大呼拉尔大会(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hural)召开以来，至1949年2月已连续举行了九届(the Ninth National Great H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