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蒙古

苏军退役上尉巴甫洛夫
招兵买马引起居民恐慌
接到入蒙的命令后，比斯克师从1979年3月9日起开始在阿尔泰地区紧急动员和征召预备役兵员入伍。据说，这是该师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这么大规模的补充兵员。在短短几天里，就有大批的预备役列兵、预备役军士和预备役军官被征召入伍。与此同时，比斯克师还大量征调民用嘎斯-66和嘎斯-69型卡车充作军用。比斯克师大规模招兵买马的举动在当地居民中引起极大恐慌。人们猜测苏联将要对中国宣战，于是便竞相疯狂地抢购和囤聚面粉、油、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我是在 1979年3月12日下午被征召入伍的。当时我是一名登记在案的预备役中尉，在巴尔瑙尔水利工程建筑公司工作。比斯克师从我公司征召了包括我在内的两名预备役军官，并征调了一辆嘎斯-66卡车及其司机。由于在上大学时学过有关榴弹炮的课程，我入伍后被分配到了122毫米榴弹炮团并被任命为炮长。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白天进行突击强化训练，晚上收听收看有关中越战争的报道。

我所在的这个炮连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几乎全都是这次临时征召的预备役人员，没有任何人干过炮兵，就连炮手也仅仅是在一年前或两年前参加过一期两个月的集训。连长布拉甫尼奥夫大尉是这个炮连唯一一名真正的军官。他是在一年前因健康原因才从空降兵部队转调到炮兵连的。我们这个炮连共装备有6门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6名驾驶乌拉尔-375型榴弹炮牵引车的司机也是这次临时征招的。听我父亲讲，他在上世纪50年代在萨哈林岛岸炮部队当兵时使用的就是这种老式榴弹炮。不过，没过几年，他所在部队就全部换装成新型152毫米榴弹炮了。

开进途中车辆故障频发
我所在的炮团很快就接到了进军蒙古的命令。我们仅仅被告知将要随比斯克师开赴蒙古国。至于到蒙古去干什么，将要在蒙古呆多长时间，我们一概不知。3月15日这一天，连绵不断的军车沿着丘亚公里浩浩荡荡地向苏蒙边界进发。

丘亚公里又叫M52公路，是俄罗斯的一条干线公路，连接新西伯利亚至蒙古国边境，全长953公里。也是泛亚公路4号线的一部分。丘亚公里的海拔高度在1000～2000米之间，途径阿尔泰的卡通河和丘亚河盆地。这里夏天炎热，冬天的气温有时甚至低于零下60度。即使是在当时的3月份，气温也在零下40度左右。阿尔泰在俄语中有“金山”之意。这里山高路险，景色格外迷人。

可是，一路上我们并没有心情也无暇去欣赏道路两旁的美好景致。这是因为，因故障而“抛锚”的火炮牵引车和军用卡车随处可见，让我们目不暇接，几乎是每走几十米至数百米就能见到一辆或数辆“趴窝”的军车。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担负着一线作战任务的常备师的装备状况竟然如此之差。我们在感到扫兴的同时也不禁在心里发问：一旦同中国军队交上火，就凭着这样的装备我们能打得赢吗？

我所指挥的是一辆由“乌拉尔”牌卡车改装而成的榴弹炮牵引车。驾驶室里坐有3人：除我之外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余7名炮手坐在后面的篷布车厢里。我一边走一边担心着，生怕我所乘坐的车辆也因故障而“趴窝”。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躲过这一劫：当行驶到海拔2000米的谢明斯基山口时，我所指挥的车辆也熄火了。经检查是发动机故障。

正当我因一时无法排除故障而着急上火的时候，突然一辆崭新的“乌阿兹”牌轿车从远方驶来并停在了我的面前。只见从车上走下来一名中将军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军区分管作战训练的副司令）。他向我仔细询问了车辆的故障情况后，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抢修，尽快跟上队伍。说完后他就上车走了。直到一个小时后团修理连的维修车赶了过来，这才帮助我们排除了故障。

蒙军在苏蒙边界不设防
3月17日，我们连经过千难万险，总算到达了苏蒙边界。这个时候我们才从政治副团长那里得知，我们师这次入蒙的任务并不是真的要同中国军队交战，而是要举行一场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实兵演习。政治副团长在全团军官大会上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人现在正面临着经济重建的问题，至少在今后10年内是不会主动同我们打仗的。我们这次出兵蒙古，目的旨在吓唬一下中国，牵制中国在南线作战的兵力”。就连当时的西方媒体也普遍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傻到为了越南而同中国开战的地步。

经过一天的休整和等待，我们终于在3月18日接到了越过苏蒙边界向蒙古境内进发的命令。我们在越过蒙古边界时，不仅没有遇到蒙古边防部队的阻拦，甚至连蒙古边防军人也很少看到。显而易见，当时的蒙古边防军重点是防范同中国接壤的边界，而对于同苏联接壤的边境线则没有设防。

一路上，不断有蒙古边民主动同我们打招呼，有的甚至走上前来同我们搭讪，提出要用伏特加（酒）、烟卷或动物毛皮换取我们随时携带的手表、打火机等物品。在一个蒙古小镇上，一个蒙古人看中了我的手表，提出要用两张珍贵的红褐色狐皮来换，但被我拒绝了，因为在接下来的演习中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手表。

我们从蒙古边民那里得知，由于这次军事行动，苏蒙边境上的集贸市场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关闭了。所以，当时的蒙古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瓶伏特加酒要比苏联国内贵10倍以上。一包在苏联卖10戈比的“太阳”牌香烟，在蒙古则卖到了80戈比。就连我们经常吃的猪肉罐头在蒙古也要卖到16戈比一罐。

那时，苏联的卢布在蒙古非常抢手。许多蒙古边民都争着抢着要用图格里克（蒙币）兑换我们手中的卢布。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蒙古人都以把孩子送到苏联上学为荣。他们兑换卢布主要是为了寄给在苏联上学的孩子用。所以当时卢布对图格里克的比价相当高，1卢布甚至可以兑换到5图格里克。

在同蒙古人的交谈中，我们发现他们普遍都对政治漠不关心，尤其对政治话题不太感兴趣，有的蒙古青年甚至连共青团都没有听说过。如3月19日我在蒙古的一个小镇里遇到一个蒙古青年。我问他：“你们这里有共青团吗？”他显然没有听明白共青团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有共青团，但我有伏特加，需要用手表来换”。

3月20日，上级正式向我们下达了演习命令。我们连按照演习计划进入演习地域。我们的炮兵阵地选择在离中国边界不远处，有的说有10公里，有的说不到20公里，但也有的人说有将近50公里。总之，我们的演习阵地究竟在哪里，离中国边界到底有多远。谁也说不清楚。

3月21日11时许，演习正式开始。我们的榴弹炮依次摆开，炮口统统朝南。我们的任务是，用炮火阻击 “敌”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部队的进攻。当一辆辆两翼涂有白色条纹的“敌”坦克从南面向我们开进时，我们就用空炮弹朝“敌”坦克射击。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在空军歼击机的配合下，击退了“来犯之敌”的进攻。

也许真的是迫于我们这次大规模实兵演习的压力，中国军队突然主动停止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并开始从越南撤军。苏联军报《红星报》于3月22日就此发表了题为《越南人民的胜利》的文章。文章称中国从越南撤军既是越南人民顽强抵抗的胜利，也是苏联和世界上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对中国不断施压的结果。3月23日，我们接到了结束演习和部队回撤的命令。回撤时，我们选择了经由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至洪霍尔、然后再经乌兰乌德到比斯克的路线。

不管国外媒体对我们这场演习作何评价，但事实证明，我们用演习恫吓中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何等地聪明呀。或许真的有人以为是苏联军队的调动或演习吓退了中国人。其实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人匆忙从越南撤军，并不是因为我们苏军当时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对包括比斯克师在内的许多苏军部队究竟有多大实力还不是十分了解，高估了苏军的战斗力。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这回没有同中国人交上火实属幸运。虽然我们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一场面对中国人的战争，但9个多月后的另一场战争我们却最终没有能够躲过，这就是1979年12月27日爆发的阿富汗战争。

1979年6月，来自鄂木斯克的一位专家学者给我们作了一场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他当时用了整整5分钟的时间专门谈到了中越战争以及苏联对促停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但对比斯克师入蒙一事却只字未提。事后，我忍不住地问他：“您对我们比斯克师入蒙怎样看？”他回答道：“在中越战争期间我们没有派一兵一卒进入蒙古。”我对他说：“请睁开眼睛看看吧，站在您面前的就是一名曾经进入过蒙古的士兵，更确切地说是军官”。他答道：“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不过是一场例行的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