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蒙古人的体质特征及其历史渊源

喀喇沁人的普遍特点是，方园脸型的人居多，但特别宽和特别狭脸型的人也都有，感觉不太容易划一个统一的标准，相对其他地区蒙古人，典型的高大颧骨、阔面并不特别突出，不过相对汉族，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在当地区别蒙汉，还一个特点是，相对蒙古人眼睛的颜色比较淡，头发卷的人比例很高，相对毛发更浓密的人比例更高一些。我不太会区分高颅还是低颅。但这种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我猜或许是古东北类型的泛红山文化人群的遗存吧。蒙汉间相互影响较大的应当是冀北人群，而问题很特殊，河北母系的古亚洲成分80%左右，高过大多数地区蒙古人的比例。汉族农耕民族，相对流动性较少，我猜测古东北类型的后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族群或许对他们血统影响非常大，但遗憾的是没看到过冀北人群的体质人类学资料。

我也是喀喇沁蒙古，在老家老一辈辨别蒙汉主要是看口音，感觉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很难区分，我和我的蒙族朋友在老家还没被问过是不是蒙古族，不过在外地如果有人知道你是内蒙的，就会顺便问一句是不是蒙族。如果非要说面部蒙汉有什么区别，据家中老人讲蒙古人脸上的肉比较多。

我认为在内蒙古进入草原青铜文化开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古华北人种族群（对应文字历史中的戎狄）经历一次猛烈扩张之后，种族组成就基本区域稳定，换句话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内蒙古人的血脉主要来自戎狄，当然这种传承关系是复杂的，从目前南匈奴、鲜卑，直到蒙古人崛起前的漠南汪古、契丹都能很明显的观察到古华北人种（戎狄）的血统影响。分子人类学对内蒙青铜游牧文化之源的朱开沟文化人群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也显示，内蒙蒙古古人与其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相对与漠北哈拉哈蒙古亲缘关系较远，也同时远于达斡尔等东北部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蒙古人对内蒙古青铜时期游牧族群的传承关系。

东蒙人群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青铜文化兴起前的古东北亚人种底层成分，也没有被夏家店上层文化（山戎文化）人群完全覆盖，而是趋于融合，这一点也可以从东蒙人群与南通古斯人群的相似性中观察到，我认为东蒙人群是古东北人种（兴隆洼-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和古华北人种为底层，加入不断汇入的北亚族群（兼含少量西欧亚和南西伯利亚血统），以及近代同周边民族的混合，逐渐形成的一个复杂多元的人群，而且混合的并非均匀，内部差别远大于他们周边人群的整体差异。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有针对性的人类学研究，大家都是在说各自的经验，而我们大多不具备人种的知识，所以就成了楼上观察到的这种不同点，其实，你不光观察不出蒙汉的区别，同样也观察不出当地东北少数民族、南方人的区别，大多数人判断也同样是靠口音、气质等等非体质特征。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内蒙插队的汉族知青很多南方人、我们天天看到的我党的伟大公仆们也好大比重都是南方人，而我们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

内蒙汉人同蒙古人区分度不大，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起源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中原人种和同时期内蒙的古华北人种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分度的，比如相对而言古中原人种大体介于现代华北人群和南亚人种之间，东亚成分更多，但如突颌、阔鼻等南亚人种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古中原人种同现代东亚人种华北类型的不同，我想除了近代临近族群间的混血外，还应当很大程度上归结到分布在内蒙、晋北、冀北等地的古华北人种（戎狄）对南北人群的双向影响。戎狄青铜文化朱开沟人群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显示，仅次于蒙古人，同他们亲缘关系居第二位的是内蒙汉人。 不过喀喇沁地区是游牧文化，不是农耕文化，按你所说，底层人口变化很少。

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教科书中甚至都不会告诉你喀喇沁是一个蒙古部落，更不要说各部族的演化过程了。但你要注意南部草原的人口规模和实际承载能力都远大于北部，每一次北部部族的南下都可能完全覆盖当地的原著人口，而是融合在一起，这一点从历代人群的人种特征就可以很清晰的观察到，明显具有很好的延续性。从最近的历史来看，喀喇沁的核心族源乌梁海人，起初的人口规模同塔塔儿、乃蛮几个部族加起才一个千户，你认为他们在南下之后出来改变当地人口的民族认同感之外，还能改变什么？而从喀喇沁-永谢布万户的核心源流来看，如果不是主要来自底层血统影响的话，那我们很可能长的更像新疆人了。至于周边民族的相互血统交流，肯定有，但是双向的，因为我们观察到古中原类型（如仰韶、大汶口等）也发生了不小变化，相比现代华北人群，他们的类南亚人种、类波利尼西亚人种特征也在消弱，很可能暗示古华北人种（戎狄）的血统影响是双向的，我们从他们的遗存代表朱开沟文化人群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也也表明，最近蒙古族，然后汉族。

不知你是否有更权威资料，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兀良哈三卫南下时的人口，和清朝设置盟旗制度时的人口数差不多，如果按此推理从那时起喀喇沁地区的蒙族还是比较稳定的，与当地族群关系应该不太大。

请注意，乌梁海三卫南下时已是北元汗国时代，而乌梁海形成之处为元代，这期间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期间历史很复杂。首先，蒙古南下之时，漠南东部草原仍然还是契丹牧民的领地，而元代入主契丹故地的蒙古人为扎剌亦尔等五部众，大约十余个千户，人口过万或者最多三两万的人口规模（此时蒙古本部最多不过五十万，此五部的人口也就几万，且流向复杂），而契丹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呢，根据美国学者魏特夫的推断，仅在辽上京附近就有75万，尽管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大约在40万左右，蒙古征服时期的契丹非农业人口，我手上暂无权威资料，但我想最保守的估计也要过10万，因为在蒙古漠北建国之时就已经有了十个契丹千户，比例很高，征服金国之后，十余千户的扎拉伊尔等五部不太可能对漠南地区的种族组成有有实质的影响，更何况这五部也未必是纯而又纯的北亚人种。契丹的种族结构较为清洗，从各契丹遗存的情况来看，大体处于北亚向东亚过渡的水平上。

元朝北撤，漠南蒙古人也随之大量北撤，具体流向复杂，且缺少足够的史料跟踪，但如不出所料，主体应当主要退居兴安岭地区，扎拉伊尔部还可能大量退居漠北故地，上文提到过根据契丹人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显示核心族源来自扎拉伊尔的哈拉哈蒙古人与其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但遗憾的是没有针对东蒙进行一些研究，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扎拉亦尔五部在契丹故地有过广泛的融合，而不是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元代朵颜乌梁海无非乌梁海、塔塔尔、乃蛮等部组成的一个千户，后来汇入吉尔吉斯等部的一些成分，但人口规模能有多大可想而知，乌梁海为元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千户，北元时代暴增为漠南蒙古的第一大部，显然组成结构已经天翻地覆，而实质的血统组成几乎不可能超出北撤的南部草原的人口。

这一历史在近代还一个非常类似的翻版，就是金丹道的种族冲突造成大量喀喇沁人北撤，而北部地区的科尔沁能够迅速攀升为内蒙第一大部，喀喇沁的人口注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朵颜乌梁海几经周折来到契丹故地之时，其实其组成已经天翻地覆，核心成分几乎不会超出元代契丹故地的人口组成。总而言之，蒙古草原部族民族的变迁看似你来我往，人口流动巨大，但正如草原帝国中描述的那样，无非一个异旗过程，对于东南草原的喀喇沁地界的历史而言，就是大旗从山戎、东胡、乌桓、慕容、宇文、段氏等部鲜卑、契丹与库莫奚、扎拉亦尔五部、朵颜乌梁海、永谢布-喀喇沁一直传递下来，而旗手却基本一脉相传，尽管始终存在持续的新血统的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