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的影响

摘要：
在俄罗斯历史[1]上，蒙古人统治的两个多世纪（1243年—1480年）是令俄罗斯人最感到屈辱的黑暗时代。在这段由外族统治的时间里，俄罗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人建立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赶走了蒙古人，重新获得民族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人虽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却不能完全排斥蒙古人。蒙古人的统治还是对俄罗斯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专制、扩张、隔绝、东正教

Abstract:
In Russian history, the two centuries that the Mongols ruled is the period, which makes the Russians, feel the most humiliat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huge change happened in Russia. The Russians founded a uniform country whose center is Moscow. They drove out the Mongols and gained the independence again. In this process, the Russians kept their national feature, but they can’t exclude the Mongols completely. The Governance of the Mongols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Russians.

Key Words:
Autarchy, Expand, Isolation, Orthodox Church

蒙古与俄罗斯互为邻国。这两个国家的交往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初的成吉思汗时代。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1223年5月31日，蒙古与俄罗斯首度交锋，俄罗斯败绩。1243年，拔都（成吉思汗之子）征服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由此开始，直到1480年告终。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和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大汗”。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自己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学者则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角度，对这一时期进行具体地评析。尽管众说纷纭，但事实依然是：俄罗斯人最终反败为胜，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那么，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这种统治对当时和日后的俄罗斯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本文讨论的话题。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近邻。

一、蒙古的统治与俄罗斯争取独立的斗争

当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游牧民族，与一个处于衰落阶段的农耕国家进行正面交锋时，前者往往在军事上首先取胜，并可能征服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民族会被农耕文明同化。他们要么与农耕民族融合，逐渐消亡；要么急剧衰落，被逐回老家。农耕民族则成为最后的赢家，并从游牧文明中汲取养分，继续发展。这一规律说明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相互作用。它同样适用于13—15世纪的蒙古与俄罗斯：
暨成吉思汗之后，蒙古人于1237年再次进攻俄罗斯。他们首次以闪电战的方式席卷了俄罗斯东北部。1240年冬，蒙古攻陷俄罗斯古都基辅。之后，由于进军欧洲腹地的困难重重，蒙古军队只好撤回俄罗斯。1243年，蒙古统帅拔都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金帐汗国，都于萨莱。蒙古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击败并征服俄罗斯，主要有两个原因：

（1）俄罗斯自11世纪中期以来，长期处于封建的割据分裂状态，各公国不能一致对抗外敌的入侵。

（2）蒙古人十分团结，在军事上更先进。

13世纪后期，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曾一度加强。1257年，金帐汗下令清查户口和土地，作为直接征税和派役的依据。他还任命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形成统治俄罗斯居民的严密组织，即“八思哈”制度[2]。
在俄罗斯民众的激烈反抗下，金帐汗不得不把直接征税改为间接征税。13世纪末，大汗把征税事务委托俄罗斯王公代管。14世纪初，“八思哈”制度被废除。
在统治俄罗斯期间，蒙古人并没有摧毁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政治结构，而是在伏尔加草原上继续其游牧生活。金帐汗依靠各王公统治俄罗斯人民。特别是在试行“八思哈”制度失败后，间接统治日益成为蒙古人的主要统治方式。
为了强化统治，金帐汗还设立了一个“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重要职位。取得该职位的王公，可充当大汗在全俄罗斯的代理人，其地位高于所有的俄罗斯王公。金帐汗设立这个职位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令各王公为争夺大公职位而相互攻杀，使自己从中渔利，达到分化反蒙力量、监控罗斯政局、榨取罗斯财富的多重目的。
委托征税和设置大公职位这两个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蒙古人的统治。但是，俄罗斯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蒙古人的统治。他们也想出了对策，来对付蒙古人。其中，莫斯科公国是最成功的。
1304年，“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安德列去世。莫斯科与特维尔为争夺大公权位，竭力讨好大汗。1327年，特维尔人民进行反抗蒙古统治的起义。莫斯科王公伊凡一世[3]自告奋勇，率军镇压。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平息了起义。接着，他又派兵镇压了诺夫哥罗德的贫民起义。通过屠杀自己的同胞，伊凡一世取得了蒙古人的信任。1328年，伊凡被金帐汗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替蒙古人征收赋税。
从此，莫斯科不仅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政治支持，还可以在征税过程中，暗自截流，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他大肆收敛民财，并把所得财富作为一种特殊手段，上贿蒙古王公，以获得宠信，下买人心，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在此基础上，莫斯科公国不断扩大地盘。到了14世纪中期，它已经发展到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部分地区。
莫斯科公国的发展与强大，引起金帐汗国的警觉。于是，蒙古人以各种手段遏制其权势的进一步增长。1341年，金帐汗国把隶属于大公名下的尼什哥罗德和戈罗杰茨收回，与苏兹达尔合并，另立一个公国。1359年，金帐汗国把大公名衔，转封给苏兹达尔王公。莫斯科王公底米德里，在总主教阿列克赛的支持下，动用大量教会财产，重金贿买新上台的缪里德汗，又把大公名衔夺回。
14世纪下半期，莫斯科继续发展和扩张，基本上统一了东北罗斯。这有利于俄罗斯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而金帐汗国的力量却日趋衰落。1359年—1380年，汗国处于“大混乱”时期，政局动荡，内外交困。
蒙俄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俄罗斯人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机会。1378年，金帐汗国的马麦汗在暂时平息内乱后，便派王公别吉乞率军讨伐莫斯科，不料为底米德里[4]大败。莫斯科公国赢得了首次反蒙战争的胜利。1380年，金帐汗国与立陶宛联盟，议定从东西两面夹击莫斯科。马麦汗亲率蒙军五六万，进逼顿河。底米德里审时度势，决定先集中兵力与蒙军决战。9月6日，双方在顿河西岸库里克沃平原展开厮杀，蒙军惨败，马麦汗只身逃走。库里克沃战役，对于俄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的斗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战役的胜利，底米德里被人民誉为“顿斯科伊”[5]。
但是，在1382年，蒙古军队偷袭莫斯科，底米德里猝不及防，不得不再次臣服于金帐汗。此后蒙古统治日趋松弛，俄罗斯人民已经看到独立的曙光。
在之后的一百年里，莫斯科始终致力于俄罗斯的统一事业，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相反，金帐汗国却走上了基辅罗斯的老路，在封建化的进程中走向解体。进入15世纪，它分裂为大帐、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等封建汗国。
至此，俄罗斯与蒙古已经完成了角色互换，前者由分裂衰弱走向统一强大，后者则由统一强大走向分裂衰弱。1480年，金帐汗国则同位于俄罗斯西方的立陶宛国王相约，联合进兵莫斯科。伊凡三世一面顽强抵御，一面策动盟友克里米亚汗国分兵进击波兰和金帐汗国的后方。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伊凡三世却突然丧失取胜的信心，逃离前线。在受到各方责难的压力下，才战战兢兢返回前线。由于克里米亚汗进兵波兰南部，牵制住了波兰立陶宛军队，使金帐汗国的阿合马汗慌忙撤师回防，这样伊凡三世才侥幸不战而胜。俄罗斯从此摆脱了长达200余年的蒙古统治，重新获得独立。

二、蒙古统治的作用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

（一）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6]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
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
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
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民众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
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7]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8]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10]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三）在对外关系上，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
在蒙古入侵以前，宗教分歧已经使俄罗斯开始与西方疏远。公元980年，基辅大公圣弗拉基米尔[13]接受了拜占廷的东正教。此时，天主教和东正教正在打得不可开交。1054年，双方分道扬镳。受其影响，俄罗斯与拜占廷等国家作为东正教的东欧，开始与天主教的西欧针锋相对。
蒙古人的到来，使这种对抗继续加强。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蒙古人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14]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
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莫斯科便成为东正教的唯一中心和堡垒，这使得俄罗斯更加排斥西欧。俄罗斯人更加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俄罗斯人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1472年，在距离彻底摆脱蒙古的统治，还有八年的时候，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廷公主索菲娅为皇后，以表明自己是拜占廷的合法继承人。在皇后的影响下，伊凡三世大量引进拜占廷文化，包括复杂的宫廷礼仪、专制君主制度和双头鹰国徽等。在作为“第一罗马”的罗马帝国和作为“第二罗马”的拜占廷帝国灭亡后，俄罗斯自称“第三罗马”。原来的大公改称沙皇[15]，原来的公国也改称帝国[16]。俄罗斯与东欧而不是西欧更加亲近了。
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四）在军事上，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先进的军事文化，包括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等。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17]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警察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18]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采用了特务制度，俄罗斯人在与蒙古人的交往中，还学会了许多战略战术，包括分而知之、各个击破的战略以及攻城战术、骑兵战术等，并很快运用于实践之中。
当然，俄罗斯人也学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特别是扩张主义。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五）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
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由于蒙古人实行原始的多神崇拜，与东正教并不矛盾，因而，他们不排斥东正教。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是、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六）在民俗上，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
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
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
所以，有蒙古基因的俄罗斯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
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
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三、结语
归纳起来，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蒙古人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具有双重作用。既包括消极的破坏性的作用，又包括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从消极的角度上讲，蒙古人是俄罗斯人的敌人和仇人。蒙古人曾经大肆屠杀俄罗斯人。他们还阻碍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交往，加强了双方的宗教差异。蒙古人使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农奴制度，从而落后于西方。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造成今天的俄罗斯酒鬼众多，男子的平均寿命比女子低了好几岁。
从积极的角度上说，蒙古人又是俄罗斯人的恩人、贵人与老师。蒙古人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信仰，也没有进行直接统治，而是实行宗教宽容。在蒙古的统治下，俄罗斯人不仅没有绝望，反而实现了再团结和再统一，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发展动力，逐渐成为一个强国。
如同正文中提到的那样，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不仅是双重性质的，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它们便形成了一种合力。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俄罗斯人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这一合力的作用。
从纵向看，蒙古统治的过程也是俄罗斯人变与不变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复杂过程。
一方面，俄罗斯人没有变。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依旧是俄罗斯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比那些被蒙古人灭绝的民族，更幸运和更优秀。俄罗斯人保持了自己的白人血统、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在与蒙古人的较量中，俄罗斯人先输后赢，笑到了最后。
另一方面，俄罗斯人确实变了。尽管他们始终努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与蒙古人保持距离。然而，他们还是从蒙古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许多方面蒙古化了，继承了蒙古人的衣钵。俄罗斯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在民族性格上，他们变得既进取、好客、热情，又保守、专制、封闭。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历了这番过程后，近代俄罗斯便应运而生了。此后，经过历代沙皇的努力，俄罗斯逐渐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大国。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
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
总之，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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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柯常轩：“俄国名称的演变概述”，《宜宾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9.彭运潮：“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及其文化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0.何志平：“俄罗斯历史文化解读”，《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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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许屹山：“略论近代俄国的早期扩张”，《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1] 俄罗斯历史可分为基辅罗斯时期（862年—1243年）、蒙古统治时期（1243年—1480年）、莫斯科公国时期（1480年—1721年）、帝俄时期（1721年—1917年）、苏俄时期（1917年—1991年）和俄罗斯联邦时期（1991年— ）。
[2] 突厥语，镇守官之意。
[3] 1325年—1340年在位。
[4] 1362—1389年在位，也有的中译本为季米特里。
[5] 意即顿河英雄。
[6] 1054年，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去世，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这种局面，直到1243年俄罗斯被蒙古征服时，才宣告结束，前后持续约两个世纪。

[7] 旧俄历11月26日。
[8] 从1547年起，俄罗斯君主由“大公”改称“沙皇”。
[9] 1533—1584年在位。
[10] 1584—1598年在位。
[11] 1645—1676年在位。
[12] 是俄罗斯君主制时期的贵族会议机构。
[13] 980—1015年在位。
[14] 也有的中译本为“美第奇”。
[15]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加冕为沙皇。
[16] 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改莫斯科公国为俄罗斯帝国。
[17] 后增为6000人。
[18] 正式名称是内务部安全局。
[19] 1362—1389年在位，也有的中译本为季米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