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是被中国抢走的

据《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报道说，在蒙古，弥漫一股反中国的情绪。比如，蒙古的一个叫“蓝色蒙古”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他们抓住了一个与中国男子睡觉的蒙古女子后，剃光了她的头。这样做的理由，按"蓝色蒙古"的一位理事Gansuren的理论就是，“一个小国，惟有保持其血统纯正，才能生存。”这位Gansuren先生声称，他们的“蓝色蒙古”组织已经有2000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只有280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更惊人的是，Gansuren先生称，他的组织并不认为暴力行为有什么不好。他对记者说，他的组织正在培训一支近身肉搏的战斗部队，而且该组织已弄到了武器。

事实上，“蓝色蒙古”已经公开呼吁，要为民族主义的“培训班”筹集资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索回烟消云散的蒙古族文化遗产：“一个国家”，这是该组织的真正目标。实际上，在首都乌兰巴托，人们不难遇到那些反华种族主义者的受害人。一位计程车司机讲述他被如何一个小暴民拦截停车和殴打；殴打他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他载过两位中国商人，作为他的顾客。一家中国餐馆姓马的老板，他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些当地的暴徒如何捣毁他的铺面和掠夺店里中国人顾客的财物。但对此，“警方根本没有当一回事，”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有政治手在进行控制的。当局还在电视节目上，让他们发泄仇恨和谈论杀中国人。”

《远东经济评论》的报道说，在蒙古人民党发动的革命于1921年胜利后，蒙古就从满清独立出来，然后在1924年命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但很快它就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佛教僧人被枪杀或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寺庙被推倒，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制度，也被废除；这种废除进行得相当彻底，以致于到后来许多年后，在当局重新恢复氏族制度时，已经不记得自己家族当初的姓氏了。苏联人的到来，除了带来伏特加酒和文化错位，更用斯拉夫语取代了蒙古语。“在共产党来之前，没有妓女卖淫，也没有监狱或腐败。我们现在，要重振老蒙古，”Gansuren先生如是说。

蒙古人担心，蒙古会沦为中国的种族和经济上的殖民地。就像内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那里本地人几乎不再能说蒙古语。此外，蒙古人还对中国政府的“恃强凌弱”有着强烈抵触情绪：因为蒙古族人与藏族人都是佛教徒，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同根同源的，达赖喇嘛也访问过蒙古，为此中国政府非常恼怒。

《远东经济评论》的报道最后说，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发出对蒙古的“蓝色蒙古”组织及其活动的抗议。尽管“蓝色蒙古”组织可被视为扮演纳粹角色的极端份子，但基于仇华心理而崛起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存在，对于蒙古社会，并不是好兆头。

历史上，蒙古的独立除苏俄的怂恿、支持和帮助外，中共本身也是重要推手之一。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十分主动地促进“蒙独”，甚至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还是这样。比如1950年2月24日，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在最高级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中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为蒙古独立大唱赞歌：“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如郭沫若的雄文是无可置辩的真理，那么今天的蒙古人完全可以将之抄袭过来以对付中国人幻想的蒙古“准回归”。只不过他们要将郭文中的“苏联”，换成“西方民主国家”了。而事实上，如今蒙古已成了“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蒙古也许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被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夹在一起，与它相邻的是人烟稀少沙漠面积相当大而且经济也比较落后的中国西北部与严寒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个国家没有出海口。这个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是一个拥有大片草原，戈壁，河流和山川以及相当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在1990年以前，如同很多东欧国家那样，蒙古被莫斯科桎梏着。

随着苏联的垮台，1990年代开始，蒙古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政治上由共产党一党独裁变为多党执政和议会制，经济则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西方文化也随之涌入，人们的穿戴更加西化，英语是人们必须掌握的外语。蒙古国被称为“亚洲各国实行民主的楷模”，与亚洲其它国家相比，蒙古被认为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不过，虽然早在1990年当时的蒙古总统就预言，随着政治经济改革，蒙古将在2000年成为一个亚洲新兴发达国家，但直到今天，蒙古固然出现了一些身穿昂贵的欧洲西服热衷于购买瑞士手表并且驾驶Mercedes牌轿车的人，也出现了一些豪华别墅与装备有欧洲葡萄酒以及美国啤酒的酒吧间，超级市场中也是琳琅满目的外国产品，可她没有什么工业，苏维埃时代的工厂基本上破产停工，就连热水瓶，玻璃和纸张以及包装用泡沫塑料都也需要进口；蒙古的外汇来源绝大部分依赖于两个企业，一个是Erdenet铜矿，另一个则是生产羊绒的GobiJSC。

蒙古成为“新兴发达国家”，遥不可及。
虽然大多数蒙古人并不富裕，可蒙古人出手却很大方。就在中国人精打细算银行有多少存款，为儿子，甚至为孙子辛苦积累的时候，蒙古人早就在歌舞厅、酒吧、餐馆、剧院踏实地享受生活了，根本不想什么明天的烦恼事。存钱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是根本不懂的概念，他们习惯了有多少花多少，没有了就到处举债，所以在蒙古发工资的日子，也常常是人们相互还债的日子。

由于蒙古的交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很多地图上被标出的“公路”与英语或德语中的“公路”一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蒙古政府制定了雄伟的“千年道路”工程，按照这个工程的方案，蒙古国将在全国范围内修筑起总里程超过一万公里的现代化的公路交通体系，可是多年过去了，工程的实际进展却是无比缓慢……。如果照此进度，那么的确需要将近一千年才能够将这个“千年道路”工程修筑完毕。也许下列统计数字能说明问题：1999年蒙古的水泥产量是10.35万吨，2000年则是9.17万吨，而2001年却成了个6.77万吨！

综上所述，虽然蒙古已经具备了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大多数特征，但始终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他们学习到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却没有学习到西方市场经济下强国富民的发展精髓，没有学习到如何进行民主政治下的社会管理。看来，要真正的西化，蒙古人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蒙古失业率很高，但现在仍有2万中国人在蒙古“合法”工作，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蒙古非法工作。当地很多雇主喜欢雇用中国人，因为雇中国人成本更低，而且更勤奋。

但是，正如一个奴隶已经取得自由人身份，并且已经尝到自由的甜头以后，若再要让其重新做奴隶，所遭到的反抗是你死我活的。蒙古人已尝到民主政治体制的甜头，要他们现在“准回归”中国，恐怕是中国人自己的异想天开。

何况，蒙古人对中国有如下根深蒂固的观念：
一、不是“蒙古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中国曾是蒙古的一部分”；
二、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你们中国把曾经奴役你们的成吉思汗说成是中国人，不要脸；
三、中国人很坏，蒙古人就是不喜欢你们中国人，怎么着？
四、内蒙古是被中国抢走的，那地方本来是我们的；
五、你们中国牛什么？以前不都是我们的？
六、你们中国有的我们蒙古也都有，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七、蒙古的物价贵得离谱，那是因为质量好；你们中国物价便宜，那是因为质量差。
八、内蒙古不代表蒙古，蒙古国才是正宗。这些观念的形成，除了历史纠葛、民族隔阂外，还有许多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些丑陋现象的反照。所以在这种现状下，蒙古“准回归”中国几乎完全不可能。

《蒙古可以“准回归”》中所谓外蒙回归的机遇期开始的理由，除了“外蒙是典型的内陆国，出空、出海主要要走中国”外，其他理由不值一驳。但世界上的内陆国并非外蒙一家，它们为什么就没有被周边大国“准回归”？可见，这条理由也不能成立。其实，“准回归”论，只不过是要求中国对外蒙“让利”的忽悠罢了，这和蒙古政客们的说辞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