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

获诺贝尔奖者中每年几乎都会有犹太人，那个只有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获得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18％。犹太民族涌现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罗依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家之外，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的每个领域里，在那些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犹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摩根财团，美联储的拥有者，欧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银行系统，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从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逻辑关系看两种文化的结构。

人的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标志着人走出动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关注并服从、依赖于现实生活，那么越是缺乏改变它的能力；越是拥有自己内心的关怀，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越能主动的改变现实。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个层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态里生存，吃喝玩乐，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文化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能与普通动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级动物出生时离开父母不能独立生存，而人几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后需要一个学习与成人阶段，在社会中重新获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们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本能的满足和优势地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识层面的直接体现。韦伯说，功利主义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识，关键是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来约束和升华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们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生存，还有他人生存，在群体生活里对自己有所约束，照顾别人或者群体的利益，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让，遵守共同的规范，正其义不而谋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损失，却能够提升群体的生存能力，达成人际间的和谐、互利与友爱，从而让个人的生存融入群体的生存中。
　　
理性：人们从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寻求普遍的真理，并以为独立的价值，不管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不顾社会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维也意味着以这种普遍原则和理论规范人的行动，以带来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传统缺乏这种独立的理性精神。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复杂的世界和多变的命运面前，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孤独、恐惧，便倾向于放弃或否定个体的欲望、意志、理智，而敬畏伟大的力量，崇尚神圣的理想，关怀终极的世界，把小我无条件地寄托于无限的目标上，让个体在精神上升华为最高的存在，克服时间空间上的有限性，以获得慰藉。信仰是心灵离本能与现实最远的一种追求。
　　
信仰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过于突出，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是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短视。
　　
西方文化立足于犹太式的信仰主义，表层是源于希腊人的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叶和果实；近代启蒙之后，从信仰主义的彼岸出发，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契约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无条件地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的自律原则，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经济学家看到，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韦伯却揭示，它是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这种建构主义文化的逻辑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