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蒙古族

鄂温克族萨满教的起源地在兴凯湖南岸的勒富湖和勒富地方。黑龙江早期岩画的内容反映了鄂温克人的萨满教起源于早期的始祖女神崇拜。“早期岩画以人面雕像为主，而蛇形螺旋纹则是雕像的灵魂。这些人面雕像实际上就是蛇形图腾升格为萨满主神、始祖女神的图像，毫无疑问是萨满教美术作品。”[36]满语称始祖女神为futa mama（绳子妈妈“futa”意为绳子，“mama”意为妈妈、老太太、老祖宗），鄂温克语称始祖女神为sewenki，是指由蛇升格的神。鄂温克民间传说证实了祖先蛇崇拜的原由：有个叫古尔丹的年轻人，从生来就没有见过父亲，16岁那年母亲病重，为了给母亲找药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大湖边，半夜被一条两丈多长，一搂多粗，一副人脸模样，头上长着两个犄角的大蛇惊醒，大蛇告诉他，我是从天上来的，你如果能找到一个萨满，我就把药吐在她手上，拿回去能治好你母亲的病。古尔丹找到了萨满，得到了药，治好了母亲的病。古尔丹为了不忘记这条蛇，就用桦木照样刻了一条，然后用狍皮包起来经常祭奠它，后来就成了鄂温克人供奉的“舍卧克”。[37]另一则传说则将鄂温克人的起源直接同蛇联系了起来：据说世界上还没有人的时候，一位带着辫子的鄂温克人遇上了一条大蛇。这条大蛇是从天而降的，有两只犄角，原住在大湖南岸一条深水里，后来迁到山洞里，生儿育女，成了鄂温克和全人类的始祖。她给鄂温克人做了无数的好事，但不与人通话，只与萨满通话，它就是“舍卧克”神。[38]无疑鄂温克族的萨满教兴起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后期始祖图腾崇拜有了宗教化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一定的宗教性程式，被现代人称之为“萨满教”。鄂温克萨满教崇拜的神祗从“舍卧克”到“白纳查”神、火神、吉雅奇(保护牲畜神)、敖卓勒(祖神)、玛鲁(总神)、奥米(保护婴儿神)、阿隆(驯鹿保护神)、毛木铁等神的传说则反映了鄂温克民族精神文化的变迁是伴随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断变迁的。比如，从“舍卧克”到“白纳查”神则反映了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的变迁情况。因为“白纳查”的原型是一位老头。

由此可见，鄂温克族萨满教也是不断演化变迁的民族意识形态，它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萨满”在鄂温克语中有知晓、通晓的意思。萨满就是“能通鬼神的人”，是对神职人员、巫师的称谓。

现代的萨满教以多神崇拜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萨满教义认为人有三个性能不同的灵魂：“生命魂”、“思想魂”、“转生魂”。宇宙分为三界：诸神所居的天堂为上界，人类所居的人间为中界，鬼魔所居的阴间为下界。萨满在从事宗教活动时，要穿上特别的服饰，敲打神鼓。“奥米那楞”是重要的祭祀，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氏族平安、人丁兴旺，同时训练新萨满。经过三次“奥米那楞”新萨满才能成为正式萨满。

陈巴尔虎旗鄂温克人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的“嘎勒布勒”，即图腾标志，多为鸟类，成为萨满祭祀的对象。现代的鄂温克族除了萨满教信仰以外，一部分也受到佛教、东正教的影响。新疆地区的鄂温克族则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现在，随着文化科学的普及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萨满的社会功能被众多的现代职业机构和职业人士取代，萨满教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减弱。

鄂温克族民间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鄂温克族在渤海国时期，在中原文明的强有力影响下，政治上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学习了唐朝各项政治制度，并将它们带到了他们后来的居住区，在呼伦贝尔建立了“西渤海汗国”、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索伦汗国”。文化教育上也有很大发展。渤海不断派遣诸生到长安太学。“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39]使用汉字，把中原文化经典《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带回渤海，加以识习和传播，开始了精神文化的唐化（汉化）过程，推动了渤海文化事业的发展，被誉为“海东盛国”。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区域，以中原教育为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

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汉化过程被契丹人的辽国所打断。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于辽天赞四年(925年)，率军征伐渤海国。于926年灭亡渤海国，改渤海国为东丹，任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982年，辽直辖之，东丹国灭亡。契丹灭渤海，“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渤海国全境纳入契丹版图。

渤海亡后，其中心地区几成无人之境。原因有二：一是很多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一部分人，主要是渤海国王氏的“大”氏家族逃到了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了“西渤海汗国”；二是契丹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另一部分人外逃到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区，有十几万渤海人亡入高丽，逐渐融合于高丽族中。契丹强迫渤海人迁离故土，有两次：一在阿保机攻下扶余府和龙泉府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争中俘获的军民迁到巴林左旗；二是928年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同被迁至辽东。经过这两次大迁徒，渤海5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大体为：上京龙泉府民一部分被迁到巴林左旗，大部分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老哈河流域，多数被分散在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民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今海城市；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巴林左旗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巴林左旗西；鄚颉府民部分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定理、安边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北；率宾府部分居民被分别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分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平县一带；铁利府部分居民被迁至巴林左旗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附近、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区、吉林省浑江市北。迁至上述地区的渤海人户，9.4万余户，47万余人。

除了外逃和被强迫迁离故土的外，尚有2万户10万余口渤海人留居故地。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将渤海人能为兵者编为“渤海军”共8猛安，并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五千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转移到山东戍守。1145年金熙宗完颜亶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由女真人管理。1177年金世宗完颜雍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旧俗。渤海人逐渐与女真人融合。

从辽金至蒙清数百年间，鄂温克先民文化，先是受契丹（前蒙古族）、女真（前满族）的侵扰中断了唐化（汉化）的顺向变迁，继而是承袭传统并接受了女真化和蒙古化。因而从物质文化形态上由一个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的民族被定格为一个以渔猎为主兼营农耕的民族。制度习俗文化和精神文化则同其他民族发生了融合。

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鄂温克民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趣味。

鄂温克族使用过汉字，但是没有创立自己的文字，因此他们的审美形式多是以口耳相传，流传民间。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学艺术。他们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叙事诗、谚语、谜语等，其中传达着古代鄂温克人的信仰观念、历史秩事、理性思维，蕴含了人们向往美好、追求进取的情感。鄂温克人常利用狩猎、放牧的间隙和农闲时间围坐在一起，听讲民间传说故事，这是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鄂温克民族能歌善舞，他们把唱歌称为“扎恩达勒”，这些曲调悠扬流畅，能够自由抒发情感，多在劳动、思念亲人、表现风俗礼仪时演唱。“努该勒”歌曲专为舞蹈伴奏，节奏性强，欢快热烈。鄂温克人在节日聚会、婚庆和劳动之余，总要跳起舞蹈。其舞蹈为集体舞，称为“努该勒”，也称“鲁日该勒格”、“阿罕拜”。舞蹈以歌唱和呼号相伴，动作稳健有力，节奏感很强。“爱达哈喜楞”舞是表现野猪格斗的舞蹈，参加者特意把狍皮衣服毛朝外翻穿，舞姿生动风趣。跳“哲辉冷”舞时，两人一组互相交错转动，轻松活泼。“斡日切”(天鹅)舞为男女合舞，参加者双腿自然屈伸，双臂屈动着向两侧伸展，表现天鹅的各种姿态。“巴勒•图克卡南”(跳虎)舞由5位妇女参加，其中4人扮虎，1人扮猎物，直到虎把猎物的帽子叼走，舞蹈才告结束。“伯尤辛•额黑勒仁”(猎人舞)表现了猎人乘马追猎的粗犷豪放的情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跳舞时点燃篝火，由十来人甚至几十人手拉手以太阳运行方向围绕篝火载歌载舞。通常是一个人领唱，众人跟唱，舞蹈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

鄂温克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小乐器口弦称呼为“崩龙刻”。崩龙刻为铁质，形似音叉，中间有一条薄片，靠口腔和手的颤动发出音响，可模拟各种鸟的叫声。

在现代，鄂温克民族的音乐、舞蹈、美术等传统艺术得到了继承发扬，艺术家们编创了许多具有新内容的艺术作品。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文工团）成立于1960年。他们以搜集整理、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为己任，深入牧区，体验生活，创作表演了几十个反映鄂温克等民族生活的音乐歌舞节目。其中舞蹈《阿罕拜》、《鄂温克婚礼》、《快乐的鄂温克青年》、《斡日切》、《陶依格》、《绿色的梦》，歌曲《美丽的家乡鄂温克》、《养鹿姑娘》、《美不美伊敏河水》等多次参加呼伦贝尔盟、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的文艺汇演并获奖，多次演出远近闻名的鄂温克族舞蹈《彩虹》，为发展鄂温克族的音乐歌舞做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各族牧民的文化生活。

从鄂温克民族的审美趣味看，他们是一个尊崇祖先，崇尚自然的民族。黑龙江早期岩画，反映了他们对先祖的感恩之心。他们在猎熊时的仪式化表演，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尊崇之心。他们在桦树皮上面刻、镂、绘的几何纹、花草纹、动物纹图案，用桦树皮剪的猂、驯鹿、飞禽等造型形象，使用骨、木雕刻制作的筷子、衣扣、板指、驯鹿鞍配饰、拉线棒、神偶、刀柄、烟锅、驯鹿鞍具、背夹、动物玩具、蒙古象棋等作品，无不体现出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和热爱。特别是民歌《母鹿之歌》[40]通过母鹿和孩子的对话，深深地表达了鄂温克民族对自然的深沉情感，也体现出鄂温克民族伦理意识的人性化变迁和现代意识的觉醒.

。《母鹿之歌》的歌词为：
1、母亲啊母亲，你那半边脸上为何发红？是什么沾在了上面？是什么在流涌？

孩子啊孩子，当我越过山峰翻过崖顶，是山丁子的树叶，沾上了面孔。
2、母亲啊母亲，你的小儿子累得筋疲力尽；稍微歇息歇息吧，可以吗，母亲？
孩子啊孩子，为了看望我才紧走急行；不跟妈妈一起，怎么能赶出路程？
3、母亲啊母亲，刚才从我们身后传来怪声；什么东西“嗵”的一响，响得那么难听？
孩子啊孩子，那是雷声隆隆；暴雨要来临，才发出“嗵”的轰鸣。
4、母亲啊母亲，那降下的雨星，为什么红水淋淋，滴落不停？
孩子啊孩子，你要仔细看分明；那不是滴落的红水，是山丁子树叶沾在身。
5、母亲啊母亲，我看那不是山丁子叶子，也不是红色的榆叶，是不是鲜血淋淋？
孩子啊孩子，你母亲因为没有留心；被那黑头的东西，一枪给击中。
6、母亲啊母亲，你身上可疼？请你拽住我的尾巴，让我拖着你走吧，母亲！
孩子啊孩子，那黑头的东西虽然精；总算把他甩掉，我们就在这里歇息。
7、母亲啊母亲，你说那黑头生灵，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请你给我说清。
孩子啊孩子，那是狩猎的猎人；是我们的仇敌，你要切切记清楚。
8、母亲啊母亲，你身上是不是很疼？请你在低洼地少停，躺下吧，母亲！
孩子啊孩子，在森林里少躺一阵，你在高地上留心观望。要隐藏好身影。
孩子啊孩子，见那有犄角的要喊父亲；见那没有犄角的，你要称呼母亲。
孩子啊孩子，在高处要钻林潜行；不要在低洼地上，躺卧露身影。
孩子啊孩子，要在公鹿群中间潜行；不要落在他们身后，掉队离群。

这首民歌或许应该叫“母子哀歌”，歌中母鹿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感人肺腑，以至于使人们感觉到对母鹿的伤害应使人无地自容。从这首民歌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鄂温克民族对自然的那种人文情怀。虽然他们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狩猎民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对自然的猎取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是祭熊仪式还是这首《母鹿之歌》，都带着这个民族生存的无奈和精神品德的善良，他们从末间断过地向人类展示着这个民族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在索取自然之后又对自身悔恨，向自然忏悔的文化精神，成为促使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品格不断地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精神和物质和谐的境界变迁的内在动力。

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变迁

鄂温克民族，是中国北方民族中一支历史悠久的民族。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沧桑，其民族几经战乱，几经兴亡徙居，当前成为一个分布于中俄两国的“跨界民族”。中国的鄂温克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扎兰屯市、阿荣旗、根河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河市等地。人口约为3万人（2000年）。使用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俄国的鄂温克人现在有3万多人，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埃文基自治区。2007年，埃文基自治区并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一、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起源

“鄂温克”（ewenki）一词系民族自称。据地理历史学者乌云达赉[①]先生考证，“鄂温克”一词同中国历史上的古国、古民族——“沃沮”有关。“沃沮”因乌苏里江上游右侧的沙玛伊尔矿泉而得名。沙玛伊尔矿泉的形态似烧水时锅底翻花、沸水漩动，用通古斯语称之为“olgi”，意为翻花矿泉，漩流矿泉。“沃沮”是“olgi”的音译。史料记载表明，早在西汉之初沃沮就已成为独立族群，居住在乌苏里江上游右侧的沙玛伊尔矿泉附近的古代居民被称为“沃沮”（olgi）人。[②]沃沮与东濊同属扶余的分支。语言和习俗与高句丽人相似。[③]扶余一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名凫庾，是九夷之一[④]。也就是说沃沮人其实是中国古代先民东夷族的后裔。

上海学者维舟先生也考证说：“秦汉之际的夫租、沃沮(uai--dzia)，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之类的氏族、部落名称，他们的后裔应即现在的鄂温克/埃文基人(Ewenki），及俄西伯利亚的Ostiak族。”[⑤]

根据乌云达赉先生考证，沃沮人所操语言为肃慎—沃沮语，该语言又可细分为肃慎—满语支和沃沮—通古斯语支两大语支。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的大致范围，自完达山脉东至日本海一线以南，南达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地区。这个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与沃沮国辖境基本相当。[⑥]沃沮国的首都在檀卢城，位于松阿察河口南面，乌苏里江上游右侧小支流塔姆加河（tam-gu）河口左岸。“檀卢”是tamlu的音译（tamlu是tam的复数形式），城因河而得名。檀卢城南就是沙玛伊尔（samanyir），也就是有许多“沃沮”、翻花矿泉（olgi）的地方。因这里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萨玛伊尔（samanyir）氏族的祖籍，又被称为沙玛伊尔矿泉。这个矿泉地区属于古沃沮国，沃沮人、沃沮国因这个矿泉而得名。各地的沃沮人每年来此洗浴治疗各种疾病，久而久之，将这一带地方建设成为北沃沮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的中心。这一带也是最早的萨满教中心。[⑦]

经过缜密的研究，乌云达赉认定，沃沮是鄂温克人最早的历史称谓，鄂温克人是古沃沮人的后裔。乌云达赉先生，从古地名研究入手，充分利用民间口传资料，以古鄂温克语为参照，审理被误读的有关鄂温克族历史资料。他认为，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不容忽视。他从语言学考证的结果是，传说中所称的“拉玛湖”一词是古鄂温克语对大海、大湖的泛称。鄂温克古语称大湖为laamu, 称小湖为 laamu haan、amji。

那么，传说中所称的大湖（laamu）原本位置到底应该在哪里？乌云达赉推断，传说中的大湖是指兴凯湖。兴凯湖为完达山脉、锡霍特山脉所环抱。乌云达赉将传说中所提示的地理环境与兴凯湖相对照。传说中称，“laamu里长着许多好看的草，水上漂着荷花”，“这里，冬天很暖，但是一过laamu就很冷了”。确确实实，在兴凯湖里长着各种美丽的水草，盛开的荷花、睡莲漂在水上，有一种睡莲叶子特别大，其直径约两米。兴凯湖地方的冬天，南岸暖，有的年份无积雪；北岸冷，有积雪，有些年份还很厚，所以一过湖就很冷了。传说中称，“ laamu的周围有很多大山”，“有大小八条河流入”，这也符合兴凯湖地方的情况。兴凯湖周围确有许多大山，如北有完达山脉，东为锡霍特山脉，西岸是霍罗尔山，其南有锡霍特山脉余脉西尼山与霍罗尔山余脉相接。兴凯湖有大小十三条河汇入，其中的五条属季节性河流和沼泽径流。按古代人的地理知识，按沃沮—通古斯人的地理概念和习惯，季节河（olgun ，意为“干滩”）、没有源头的河道（ elgen ）和沼泽径流（setke)不算河，有源有流的才是河，所以只能说有大小八条河流入laamu，这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神话传说中的 laamu的主要地理特征，在兴凯湖的地理景观中得到了印证。

乌云达赉先生还对鄂温克传萨满教口头经典，进行认真地诠释，从中确认鄂温克祖先的住地、迁徙的路径。那段经鄂温克萨满之口代代相传的唱词是：
我们是从siwoo--hat（锡霍特山）之阴，
顺着silkir（乌苏里江）而下的，
我们在乌苏里江有根源，
锡霍特山有家园，
阿穆尔有营地，
萨哈莲有分支。

这段经典的萨满祭祖经诗章，是由生活在雅鲁河支流济沁河畔的卜勒基尔氏•福合音（fu kin）老人吟诵的。乌云达赉认为，萨满“遵照神的旨意”忠实地将祖先的信息代代相传。诗章所称的 siwoo--hat ， siwoo 意为“森林”，hat意为“山”，指乌苏里江与日本海岸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乌苏里江，水呈混浊，所以鄂温克先人称其 silkir，silki 意为“洗”，-r 是复数词尾，引申之意为浊水。乌苏里江发源于锡霍特山脉南端主峰，鄂温克人从这个地区出发，顺锡霍特山脉之阴走去，渡过了黑龙江，表明这一部分鄂温克是从南向北迁徙的。在这首萨满经诗章中，“萨哈莲”为满语，表示黑龙江中游上段（包括松花江口地区）。“阿穆尔”（angi--mur 变读为 amur ）是鄂温克人命名的，意为“右水”，与结雅（jieyi，意为“左”）河相对称。“阿穆尔”最初只表示黑龙江上游河段，后来才表示整条黑龙江。由此可见，这首萨满经诗章，与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的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真可谓异曲同工，相互印证，将鄂温克族的发祥地指向日出的东方——兴凯湖周边地区及锡霍特山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牡丹江流域东宁县大肚川河河畔谷地中，发现了几处相当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团结遗址。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就是沃沮人的文化遗存，并定名为“团结文化”。


据史载，沃沮居地“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东宁盆地及太平岭山地，正与史书记载相符。东宁县境内有一个大肚川镇，大肚川河水千百年来在这里静静地流淌，滋润着这片山川沃野，也养育了这里的古代先民。河畔由河水冲刷形成的断层中，可见古代先民的遗迹遗物层层叠置。据考证这里就是古代沃沮人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里记载下了沃沮人的盛世兴衰，向人们展示的是富于变化又丰富多彩的古沃沮人的物质文化，几乎与春秋战国至秦汉同时期。

沃沮人的房屋遗迹为半地穴式，已经出现了围绕穴壁而筑的火墙，它是目前黑龙江地区发现的最早取暖设施，也是今天东北地区广泛使用的火墙、火炕的雏形。

一种被称为瓮的陶器，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缸。它舒展的曲线造型，口底小于鼓腹的比例，似乎比今天直线造型的缸更具美感。沃沮人使用的陶器大小俱全，形式多样，罐形器最大的特点是多有对称的柱形钮把，既搬拿方便，又具装饰作用。此时还出现了分工明确的盆、碗、钵等多种器型。

此外，还有一种底部有孔的器物是甑，可以把它置于罐或釜上，用来蒸熟食物，相当于今天的笼屉。在众多的器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陶豆了。“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典型器物。中原地区早在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出现了陶豆。到商周时期，发展为青铜器皿，并从一般实用器上升为礼器，把人的意识用器具来表现，并赋予一种神的色彩，春秋战国达到了鼎盛。

然而，此时东北边地的沃沮人，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处于氏族部落时期，虽然也使用豆，但却是由粗糙的陶土烧制而成。这时根本就没有青铜器的出现，也没有进入到所谓的青铜器时代。

二、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迁徙

沃沮是文明古国。史载沃沮有南北二国，南沃沮又名东沃沮，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⑧]“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里。”[⑨]曹廷杰东三省图说谓，南北沃沮以长白山为界，核以今地，南沃沮当在朝鲜咸镜道，北沃沮大致位于图们江流域吉林珲春一带。又满洲源流考谓，南北沃沮并皆散处山林，今旗白山附近，多丛林密树，世号窝集（亦称窝稽、乌稽、阿集）即沃沮之音转也。

实际上，南北二国是经过历史的迁徙形成的。在沃沮形成的早期，由于其管辖权在汉四郡和高句丽之间摇摆，沃沮一直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元1、2世纪沃沮成为高句丽藩属。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建立了部落国家。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前 28年（西汉河平元年），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这点同阿伦河畔的鄂温克人的口述传说相吻合。传说中称：“我们的祖先原先跟高丽人一起居住，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国家。有一年，敌人占了我们的国家，在战乱中我们的祖先向四下逃散，有许多人来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这一传说表明，鄂温克人历史上曾与高丽人为邻，而且由于战乱“向四下逃散”，一部分人逃到了黑龙江上游。

另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 280年，西晋太康元年）记载：“冬十月，肃慎（这里是史误，应为沃沮。本文作者。）来侵，屠害边民……王子是遣达贾伐之。达贾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馀南乌川。”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沃沮人对高句丽先期（公元前 28年）侵占北沃沮的领土三百零八年后，收复失地的行为，结果战败，族人被强徙乌川。这可能是沃沮（鄂温克）人定居于乌苏里江以后的第一次迁徙，这是向南迁徙到松花江流域。所称的乌川，即第二松花江西岸的伊通河与饮马河之间的雾海河。这部分沃沮人，后被称之为南沃沮或东沃沮，由此形成南北二国。

移居雾海河（乌川）流域的那六百余家檀卢城人户，以及后续迁移而来的部落支系，《北史•勿吉传》称之为安车骨部，唐代写安居固部、安居骨部。“安车”、“安居”是对 ewenki的最早的汉语音译。安车骨，安居固是ewenki gu的译音，意为“鄂温克江”，是以族名江，指乌苏里江上、中游。[⑩]因此，安车骨部、安居固部、安居骨部就是鄂温克江部落、鄂温克江人，也就是乌苏里江人、乌苏里江部落的意思，这是以鄂温克人的起源地来对被迫迁入第二松花江西岸的伊通河与饮马河之间的雾海河地区的这一族群的称谓。从这时起，“鄂温克”（ewenki）这一称谓，成为既是这一民族的自称，又是其他民族对鄂温克民族的他称。

第二松花江流域成为鄂温克族先人的第二居留地。这一点，也被鄂温克族的民间资料所证实。在阿伦河畔的鄂温克人中流传着一首说唱形式的古老民歌，民歌中称：古时候，“松嘎里毕拉”[11]有个鄂温克猎村，村里住着名叫“苏瓦扬”的猎人，他是远近闻名的猎手。他射中了一头母鹿，受伤的母鹿带着箭逃入林中，临终前给小鹿留下了嘱托。[12]在这首世代传唱的民歌中，给出的地理方位系第二松花江西岸的山岭。所以说，鄂温克族的先人确实曾在第二松花江流域居住，并对其部落与氏族的形成，产生历史性影响。鄂温克许多部落的名称都与这一带的河流山川有关。

隋开皇中（公元590—591年），在伊通河下游流域，沃沮与高句丽进行决战失败，致使沃沮人被迫向西迁徙，开始了ewenki人第一次向西大规模迁徙运动。

乌云达赉先生概括了迁徙路线图：“安居（ewenki）人向亚洲北部的辽阔广大地域的迁徙，是推动亚洲北部社会历史进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通过横贯亚洲北部的天然历史通道进行的。这条天然历史通道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安居故地（锡霍特山脉南段和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等流域）通过长白山北麓通道，到达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第二段，从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通过洮儿河、哈拉哈河通道进入呼伦贝尔；第三段，从呼伦贝尔通过音果达河、乌达河通道抵达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第四段，横渡贝加尔湖，顺安加拉—叶尼塞河通道，西达叶尼塞河中、下游流域，一部分人到了鄂毕河下游东岸，北抵北极地区。这第四段通道，在贝加尔湖西岸分岔，顺勒拿河而下，至阿尔丹河口又分岔，一路东达鄂霍次克海岸，另一路北抵北冰洋岸边。安居人顺着这条大通道，将自己起源地、发祥地的文明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北部。”[13]

唐朝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派出南北两路大军向松花江左侧流域进击高句丽残余势力，这次行动中，将原生活于松花江左侧的粟末乌素固部的大祚荣、舍利乞乞仲象及许多部落民众强徙于营州地区（今辽西朝阳）。这是又一次鄂温克人被迫南迁。

被强徙移居营州的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大”是daayir 的译音，鄂温克族一个古老氏族，汉译为“答亦儿”），于公元696—697年率其部属东返故地的途中，在海城河上游一带留下了许多部民。《辽史•地理志二》“海洲”条称他们为沃沮，进而称其地为沃沮国地。这一点表明，粟末乌素固部乃沃沮人。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冬，大祚荣回到了阔别25年的“桂娄之故地”。此时“契丹附突厥”，继续反唐。第二年（公元698年）八月突厥也起兵反唐，战争越打越大。大祚荣将故地的三个部落重新组织起来，依托这三个部落群体为基础，大祚荣于公元698年建立了震国，开元二年（公元713年）震国接受唐朝羁縻改称渤海国。“渤海”就是“雾海、布海”的意思，唐朝是以其居住地命名其国名。

公元 926年，渤海国亡。渤海人即粟末乌素固人，掀起了第三次向西移民的浪潮，其规模是空前的。“有迹象表明，辽灭渤海后，渤海王室在氏宗族以及渤海国族许多部落支系，大规模涌入呼伦贝尔。他们的一些人留下来，加入了乌素固部落、移塞没部落、西室韦；许多大氏家族率其部落支系溯克鲁伦河西去，到了远离辽国军事触角的地方；一些大氏家族向更为辽远的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迁徙，其中就有阿阑豁阿家族。”[16]1990年考古人员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岸的奇千至恩和哈达沿河地区发现了三处距今910—865年的古代聚落遗址。考古人员认定，3处遗址的地面遗迹相同，均为近似圆形的坑穴，基本呈东西排列，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可能是同一部族的三个人数相近的部落集居地。这种坑穴为半地穴式居址的遗迹，而半地穴式居住习俗，与通古斯语系中一些部族的居住习俗相符，而与东胡系后裔各部族的居住习俗差异较大。又根据史载额尔古纳河史称“望建河”[17]，“望建”是ewnki ni（意为“鄂温克人”）的变音onkin的译音，“望建河”即鄂温克（人）河的意思。因此可以推断，这些遗址最可能是在隋、唐时期西迁来的鄂温克人的住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西北约一百里，在安加拉河左岸有usuly--sibirskoe城，如果仿照唐代译音就是乌素（固）室韦城。这些应该就是沃沮（鄂温克）人西迁后留下的历史印记。

粟末乌素固人西渡贝加尔湖到达叶尼塞河中、下游的年代，当在十一世纪初，原居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的突厥语族部落“鞠部”西迁之后。公元1013年，辽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契丹兵追踪“鞠部”，得知“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翼只（ijil）水，即伏尔加河。鞠部是kuibi 的译音。伏尔加河下游的古比雪夫（kuibisev）中的“古比”是 kuibi 的译音，--s是复数词尾，--ev是按俄语习惯加的。 kuibi，《蒙古秘史》译音为“客亦别”。由此可知，鞠部、客亦别、古比是一名三译。鞠部早在十一世纪初就已移居古比雪夫一带地区。所以，（室韦）乌素固部落才得以移入贝加尔湖东南地区，并履冰西渡贝加尔湖，推进到了叶尼塞河中、下游和勒拿河上游等流域。

乌素固人西迁时，将“通古斯”这个名称带到了叶尼塞河流域，大概是在公元975年。[18]鄂温克语（阿尔泰语）称“柳条丛林”为 tung，现代汉语东北话吸收后称为“柳条统”或“条统”。将tung（柳条丛林）译音为“通”。《辽史•地理志二》“通州”条记载：通州，“本扶馀王城，渤海号扶馀城”，保宁七年（公元 975年）“以黄龙府千余户置”。扶馀王城位于吉林农安稍南，东濒伊通河，辽代通州就设在这里。伊通河的“伊”是ii的译音，鄂温克语，意为“上”，伊通河（iitung--gu）表示“上通河”之意。伊通河左侧只有一条支流，是条季节性小河流，下雨有水，无雨断流，辽金时代无名。由此推知，伊通河在辽金时代就叫tung--gu即通河。之后，那条季节性支流被命名为新开河，这时才在通河前头加上“伊（ii）”而为伊通河。清朝，伊通河两岸还有柳条林子。这一点足以说明，辽代通州的“通”就是 tung 的译音，通州是因 tung--gu（通河）而得名。那条季节性小河，是弘吉剌 （olgunuut） 部落的故乡。原居 tung--gu（通河）的部落支系迁至叶尼塞地方，他们自称tung--gu人。他们的邻居哈卡斯人、吉尔吉斯人、克特人便在tung--gu后面加上突厥语复数词尾--s，称他们为 tun--gus，即通古斯人。大约五百年多年后，于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初，俄罗斯人向东推进到叶尼塞河流域，得知了“通古斯”这个名称，并传播到了欧洲。

沃沮人从公元590—591年，自伊通河下游流域向西迁移，溯洮儿河进入了呼伦贝尔和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他们在嫩江下游和洮儿河、乌拉根河（在乌珠穆沁境内）流域流散了一部分人。大部分军民抵达呼伦贝尔，形成了三个部落，占据了北起根河流域、南达哈拉哈河流域、西至克鲁伦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如《旧唐书•室韦传》记载，“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即呼伦湖，“西南”指克鲁伦河北岸地区），“次东有移塞没部落”（“移塞没”即伊敏—海拉尔河），而西室韦则分布在根河流域与海拉尔河之间的地区。这些部落（乌素固部、移塞没部、西室韦）带着祖籍“乌素固”的名称、第二故乡“乌古”的名称落脚在新的居留地，被辽代统称为乌古，表明他们来自雾海河流域。契丹人还把室韦乌素固部叫作温纳何剌（onhor ），这个叫法与达斡尔人称鄂温克为 Onkur（honkur ），蒙古布里亚特人称鄂温克为Onkot，拉施特在《史集》里所记的honkut（汉译为弘吉剌），是一致的，均系安居、鄂温克（ewenki）的变读。另据《蒙古秘史》记载，诃额仑夫人一家被其部落遗弃后，在鄂嫩河畔暂居期间，曾先后受到两次侵袭，一次是也速该的堂兄弟们（泰赤乌人）；一次是诃额仑的至亲篾儿乞惕人（弘吉剌部）。“篾儿乞惕人为以前（也速该）把诃额仑母亲从赤列都处抢过来的缘故前来报仇。”《秘史》第102节清楚地记载了，迫使铁木真躲进不儿罕山的篾儿乞惕人的姓氏，他们是兀洼思氏、答亦儿氏、合阿氏人。《蒙古秘史》中所称这有别于蒙古诸部的“三姓人”，显然就是《旧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居住在“俱轮泊之西南”的“乌素固部”人，这些古老的姓氏（如今简称杜（dulas）、代（戴daayire）、何（hein），至今为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人所继承。这也说明，鄂温克民族与蒙古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早已相当的频繁与密切，而且早已形成相互婚娶的密切关系，甚至于有些部落早在蒙古族在额儿古涅•昆避难时，就已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了，以至于被那时的蒙古人称之为迭儿列勤蒙古了。[19]

总之，鄂温克民族起源于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等流域，从公元280年起，两次向南，三次向西迁徙运动，大致于公元 590—591年前后移居以呼伦贝尔地区为核心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这已被诸多历史资料所证实。[20]其后，又经历了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到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清军（公元1636年后金改清）阿巴海发动了针对鄂温克人（时称索伦部）的三次战争，鄂温克民族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迁徙。战争中被掳获的索伦部人口总数为14600余名，其中之一部约2300人被流放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到古龙沙漠的嫩江下游地带，后大部分人于清军入关时西迁至大兴安岭山麓地区，少数迁往诺敏河口地区；其中之一部2817人被赏给征战有功将领；其中第三部分约9470人被发往锦州地区。1650年（清顺治七年）开始，沙俄入侵中国，至1644——1661年（清顺治年间）鄂温克人被迁入嫩江流域。现在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民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人就是1732年清朝政府为屯垦戍边从嫩江流域迁移过来的。

三、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

我们可以看到，鄂温克民族从历史上，呈现了不同方向的大迁徙，大跨度运动的态势，而由东向西大跨度的迁徙运动，构成鄂温克民族早期历史（元明之前）的大致脉络。鄂温克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迁徙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们从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来看，民族文化的变迁看起来不一定是直线形的，并不一定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变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一种往复的发展特征，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文化的变迁多数情况下，不是顺向变迁，而是逆向变迁。

（一）鄂温克民族物质文化的变迁

史载古代时期的鄂温克民族社会文化进步的程度还是较高的，其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鄂温克民族起源地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等流域，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同中原地区相比较，并不属于落后行列。

据史载，鄂温克先人古沃沮国，……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户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种。另据2005年9月韩国朝鲜中文网报道，俄罗斯沿海洲的克拉斯基诺（Kraskino）原古代北沃沮地区2000多年前的古屋遗址中发现了9座火炕。是年7~8月韩国国立文化财产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部考古学民族研究所联合发掘这一地区，结果出土了完整具备灶口和烟道的火炕设施。在部分火炕的灶口还发现了烹饪用陶器，里面装有蛤蜊和被火烧灼的谷物可以窥探到当时的饮食文化。[21]可以说，早在2000多年前鄂温克族的先民已经学会农耕技术，其生产方式似已经进入到农耕文化阶段。1960年考古学家们在绥芬河口往南不远的阿穆尔湾西岸的佩斯恰诺半岛，发现了距今大约3200年前的铁器农具。这个铁器，样子很像新疆人使用的“砍土曼”，也有人说是锹、锛、斧等工具，这是适合于在软质土地上刨沟平地用的工具。不论如何，鄂温克先民使用铁器是较早的，他们的物质生产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先进的。

1977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与黑龙江省考古队共同发掘了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该遗址下层命名为团结文化，而且被确认为北沃沮（鄂温克先民）遗存。遗址下层的碳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20 ± 105年，公元前150 ± 100年，公元前110 ± 105年，公元65 ± 85年。相当于从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据研究，该文化的分布，北边没有越过兴凯湖，南边至朝鲜咸镜北道中部。其主要特征是：一、陶器壁较厚，夹砂，手制，火候不高，呈红褐、灰褐至黑褐色，素面，常见的器物有瓮、罐、豆、碗、甑等，圆柱状耳和乳状耳流行，豆分为高圈足和柱把两种；二、磨制石器继续流行，包括斧、锛、刀、镰、镞、矛等，出现斧、镰、锥等铁制工具；三、房址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半地穴式，斜坡门道或无门道，有的构筑曲尺形取暖烟道（火炕），而且发现西汉五铢钱。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证明了古代鄂温克人（沃沮人）较早进入了农耕社会，“原始农业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22]。

鄂温克人是从采集渔猎经济进入到农耕经济的，因此，即使农耕已经成为主要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仍然兼营渔猎和养殖业，以解决肉食及遮体御寒的问题。事实上，还有一部分鄂温克人（oroonki）始终是经营游猎业兼森林驯鹿畜牧业的，直到近现代仍然没有放弃。

1953年发现的吉林省百草沟遗址的发掘也证实了鄂温克先民在生产方式上物质文化的综合性，百草沟遗址位于汪清县百草沟镇安田村东侧东起嘎呀河岸，西至窟窿山脚下，南侧为满天星风景区，东部的扣锅顶子山和西部的窟窿山形成了两道天然的屏障。百草沟遗址的年代跨度较长，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文化层厚 0.8米至1.5米不等，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为铁器时代，下层为青铜时代。在两个文化层中均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及灰坑等，在有关部门的试掘中出土了遗物数百件，有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铁器、骨器及卜骨等。其中陶器均为夹砂褐陶，器形有豆、甑、钵、罐、缸、碗、盆、盅、杯。在第一文化层（下层）中，还发现有青铜渣。证实了青铜器是在当地冶炼浇铸的。

根据现有出土的文物可以分析出，百草沟遗址是战国至魏晋时期沃沮人（ewnki、oroonki人）的遗存，是东北东部山区青铜———铁器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遗存。而遗址的历史年代在2200年至3900年左右。

古鄂温克人的航海技术应该说也是一流的。《魏志》载：其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其上有人，言语不可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得一布衣，其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在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与语不相晓，不食而死。又《後汉书》载：北沃沮，人言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可见其先民不仅“乘船捕鱼”，而且能顺风航行数十日至东海之海岛两国方回。

从有历史资料和考古出土文物中的石矛、石镞等物品不难看出，当时鄂温克族的一代先民一方面是一个喜欢狩猎的民族，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个尚武的民族。《魏志》及诸史载“人性质直。少牛马。便持刀矛。”“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后世鄂温克族将领海兰察将军的骁勇善战，真可谓承袭了古鄂温克人强勇、能战的民族精神。

南北朝（420年-589年）之初，留在松花江一帶的沃沮人（鄂温克先民）同邑娄人（穴居肃慎人）民族融合，被称为“勿吉”（“勿吉”即“沃沮”）[23]，占据了先前肃慎人、邑娄人的故地，成了肃慎文化、邑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今辽水东北尽海滨诸地，凡林木丛杂，夏多哈汤，人马难以通行之处，皆称窝稽，亦曰乌稽，亦曰阿集。知两汉之沃沮，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皆指此也”[24]。具体而言，勿吉的地理位置，在松花江东流段和北流段的广大地区，即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中心区域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的松花江丁字形大曲折一帶。而这一地域，出現了考古文化交融混合的现象，证实了古代社会民族融合情况的发生。

据北史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25]勿吉人的七部中，从前文我们知道其中：“粟末部”、“安车骨部”肯定是沃沮人的后裔分支，即鄂温克先民，而黑水部也有可能是沃沮的后裔，其他几部则有可能是肃慎人邑娄人的后裔分支。

在历史上，勿吉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北魏延兴五年(475)，他们的中一支重返中原；二是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勿吉人灭掉了称雄一时的夫余。

从物质文化的生产方式角度看，勿吉人在肃慎、邑娄人的生产基础上，农耕的比重增加了，种植有粟、麦、稷和葵，采用中原人的耦耕。作为森林民族，狩猎业仍占一定地位，在有些部落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还有了手推车，可是有牛、马，这时却不知如何使用它们。他們饲养牛、马和饲养猪狗一样，为的就是宰杀了吃肉衣皮。尤其是多猪善射，这是习自肃慎——邑娄。同时保留了他们善“捕魚”的传统，并善“捕貂”。此外，勿吉人还学会了“嚼米釀酒”。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

勿吉人学会了“筑城穴居”。[26]房址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半地穴式，斜坡门道或无门道，有的构筑曲尺形取暖烟道（火炕），这种居住文化的变迁恐怕同肃慎、邑娄人的影响不无关系。与邑娄人“常穴居”，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相同，并且发明了在室内构建用于取暖的火炕。他们一般用木头“筑城”。

从服饰文化上看，由于生产方式的进步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往来，服饰材料比以往更丰富了，女人们一般身穿布裙、布衣，而男人们一般是身穿猪、狗皮袍。男人的头上插一根虎、豹尾，为了显示勇敢。

至隋唐时期，鄂温克族先民粟末靺鞨人依附中原王朝（隋开皇十八年至大业八年，公元598-612年之间），其的文化发展达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颠峰，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发展。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幽州幽都县”下载：“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隋书》卷81《靺鞨传》：“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突）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北史》卷94《勿吉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辽史》卷三十八 志第八载：“武后万岁通天中，（粟末靺鞨）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僣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 《旧唐书·靺鞨传》称靺鞨“其国凡为数十部”。

乞乞仲象和其子祚荣就是古代鄂温克族氏族“大”（daayir）氏即柳河—大氏（通古斯—答亦儿tungu-daayir）[27]的后代，后汉语姓氏称为“代”、“戴”姓，而“大”在古代亦读代（戴）。大氏（daayir）之“大”（daa）为古鄂温克（沃沮-通古斯）语，“原本的”、“正宗的”意思， （y）ir为“洞穴”之意，有时当词尾使用。“daayir”（答亦儿）即正宗氏族、本宗氏族之意，即后来的帝王氏族，或相当于蒙古人所说的“黄金家族”。

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高句丽国灭亡后，一部分“粟末靺鞨”人，被唐朝迁到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居住。粟末靺鞨人迁居到这里后，在诸多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社会获得迅速发展。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机会。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也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

大祚荣的父亲舍利乞乞仲象[28]和另外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渡过辽水东归。唐朝（武则天）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迁，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

公元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立靺鞨政权，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大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处，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大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书。这是鄂温克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正式国家。从此，鄂温克先民又被称之为“渤海人”，蒙元时期被称之为“渤海索伦”、“渤海乌素固”。国为“渤海国”。

渤海国公元926年(辽太祖天显元年)被辽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鄂温克先民在渤海国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全面效法唐朝封建文明，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繁育了发达的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



由于隋末炀帝亲征高句丽，削弱了高句丽在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势力，唐朝便于武德初（公元618—619年）在第二松花江左岸流域设置慎州（州治在今吉林辉南辉发城屯）来安置留居原地的粟末部（乌素固部），并加以管理。[14] 五十年后，慎州的粟末乌素固部落及其支系，于公元666—668年又一次被战火（第二次唐朝与高句丽战争）侵扰而“奔散微弱”。《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唐高宗灭高句丽时，“王师取平壤……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在这次战争中，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包括雾海河（乌川）流域曾为战场。由此导致鄂温克人第二次迁徙。他们的一些部落支系又一次溯洮儿河西越大兴安岭，加入了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和西室韦。唐朝于载初二年（公元690年）将原慎州的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地方分出来，设置黎州（州治位于今吉林伊通，《金史•地理志上•咸平路》“玉山”条称“乌速集”），妥善安置了依然留居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粟末乌素固部落。此外，在原慎州境内，柳河—辉发河流域和东辽河上游的渭津河流域，还居住着人多势众的三个近亲部落，这三个部落：一是黎州扶余乌素固部之双河系部落群体，二是慎州粟末乌素固之柳河—大氏系部落群体，三是黎州扶余乌素固之渤海（雾海）——奢岭系部落群体。

从三世纪末到公元697年，迁徙遍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沃沮后裔安居骨部、乌素固部、檀卢城人，唐代统称为粟末部，或粟末乌素固部落和扶馀乌素固部落，这是以他们的祖居地乌苏里江和新迁入的第二松花江为他们命名的。“粟末”是沃沮人（ewenki）对第二松花江的形象化称谓，因松花江上游有五条像乳汁一样的白水注入，因此他们将第二松花江称为“粟末”（sun mu）,“粟”（sun）是乳、乳汁之意，“末”（mu、mur、murn）是水、河、江的意思。史载：“今名松花江，源出长白山，北流汇嫩江、黑龙江等入海。即古粟末水也。[15]”粟末乌素固部是以他们的新迁入地的第二松花江加上祖居地的乌苏里江命名的，扶馀乌素固则是以其族源加上乌苏里江命名的。“乌苏固”、“乌素固”就是乌苏里江的意思，“固”、“骨”是鄂温克语的音译，“江”、“河”之意。粟末乌素固（乌苏固），就是“住在松花江边上的乌苏里江人”的意思，这是他称，不是自称。

渤海国的疆域，初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在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渤海全盛时期，以吉林为中心，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诸侯强国。居民以靺鞨人（鄂温克族、满族先祖）最多，还有一些高句丽遗民，还有相当比例的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鄂温克人）为主。

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各项手工业的生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其中上京城，形制模仿长安，在当时已经超过隆州府成为为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同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

渤海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由于渤海国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句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

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当时物产丰富的状况。

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 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勿吉”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勿吉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畜牧业仍然是渤海人的重要产业，甚至是支柱性产业。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之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国社会内仍占有重要地位。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甚至还包括渤海国主体民族——粟末靺鞨族人。因而，当渤海国灭亡后西迁的“乌素固”人、“移塞没”人、“西室韦人”，也就是那些迁移到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乌古人（鄂温克先民）还能重操旧业。[29]

到了宋、金、辽时期，渤海人（粟末靺鞨、前鄂温克族）由于战争所迫，国败族亡，在后期统治者的清剿下或被迫、或自动四处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徙到呼伦贝尔地区，其物质文化方面仅仅继承了先人的渔猎生产方式，并受前蒙古族的影响，学会了草原游牧的生产方式。由于国破家亡，人口迁徙，鄂温克先民文化渤海国时期的汉化过程被打断，在物质生产方式上，由于新迁入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于农耕，渔猎采集业恢复为基本生产方式。并且，由于民族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成为征服民族和迁入地民族的附庸，因而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滞。从公元前 28年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开始，鄂温克族的祖先向“四下逃散”，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的鄂温克先民，没有受到其他民族影响的部落，继承了民族历史传统，继续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并且在清朝时期被确定为“打牲部”，那些受到蒙古民族影响的部落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上开始了蒙古化的进程，因此，到了11世纪那些蒙古化的部落被称为“迭儿列勤蒙古”。

1996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oroonki）走出森林，放下猎枪，走到山下，开始了他们的定居农耕生活。2003年中国最后一支大兴安岭里的原住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放弃了他们的狩猎生活，走出森林，过上了定居游牧（驯鹿）的生活。

鄂温克民族适应森林渔猎采集物质生产方式，创造了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他们用桦树皮制作的盒、桶、碗、盆、箱、挎包等生产生活用品有几十种，不但制作技艺堪称一绝，而且在桦树皮上面刻、镂、绘各种几何纹、花草纹、动物纹图案，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用桦树皮剪的猂、驯鹿、飞禽等造型古朴、粗犷，形象生动。狩猎的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一样，使用桦树皮制作生产和生活用品，创造了特殊地域的桦树皮文化。雕刻艺术可分为骨刻、木刻等。用猂骨制作筷子、衣扣、板指、驯鹿鞍配饰，用其他兽骨做拉线棒等都在上面雕刻纹样。木刻用做并装饰神偶、刀柄、烟锅、驯鹿鞍具、背夹、动物玩具、蒙古象棋等。在衣袍、手套、鞋靴、荷包、枕头顶、妇女头饰、摇篮头衬上面，妇女们都以刺绣予以装饰美化。刺绣的技法有平绣、锁绣、缬绣补花等，所用色彩醒目夸张，图案有云卷纹、几何纹、花草、动物、人物等，多姿多彩。此外，鄂温克族还有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

（二）鄂温克民族制度习俗文化的变迁

从社会制度看，公元5世纪前，古鄂温克人仍处于氏族社会时期，各氏族按照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沿水居住。史书说他们“无大君主，有邑落长帅。”[30]“此时东北边地的沃沮人，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处于氏族部落时期，”[31]《魏志》曰：东沃沮……无大君王，世世有邑长。……今诸邑落渠帅称三老臣，句丽置其中大人为使，又置大家以统之，税其貂布食物、美女婢妾。[32]这种氏族部落制度一直延续到他们迁入呼伦贝尔地区时仍然发挥作用。由于清朝推行的八旗制度才使这一古老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弱化。由于鄂温克人多依水而居，氏族的居住分界往往是以一定区域内山水为界。因而在姓氏习俗上，基本上都是以水为姓。其他民族也往往用水来表示这一民族的称呼。如：“沃沮”、“乌苏骨”、“乌素固”、“靺鞨”、“勿吉”、“通古斯”、“索伦”等。5世纪初，鄂温克人踏进了氏族封建制的门槛，其生产生活领地的划分往往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家族、氏族内的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公有制的而不是私有制的。

从政治制度看，鄂温克民族先民建立渤海国是其政治文化发展的顶峰。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为主联合少量高句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

从渤海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上看，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独揽一切大权，实行个人专断；王位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望族担任；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须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合法，渤海国王要接受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唐朝还派人为“长史”到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相同于唐一般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官吏设置，又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权的各种机构。这就是，为辅佐国王统治，设有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权的办事机构；762年渤海国王大钦茂以唐为模式，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的府，建立渤海五京。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所在的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置于早期都城所在的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南京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今吉林省临江市）。渤海国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王国的繁荣和强大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它占领了北至黑龙江，西至中国东北中南部开元的广大地区，并同突厥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关于渤海的建国者及主体民族的族属，目前国内外史学界还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渤海属高句丽族，而高句丽属朝鲜史的范围，渤海史应放在朝鲜史范围内。南、北朝鲜的学者李龙范、朴荣海、及日本的白鸟库吉持这一观点。二是认为渤海的建国者与主体民族为女真人，日本稻叶岩吉持这种观点。三是认为大祚荣为靺鞨白山部人，白山部曾依附于高句丽政权，日本的和田清、津田左右吉持此种观点。四是认为大祚荣及主体民族为粟末靺鞨人，李殿福、孙玉良等持这种观点。

从婚嫁制度看，古鄂温克人实行的是族外婚制，甚至于在女子年龄未及成年时，婚嫁两族即已相许聘娶，女子到了十岁被男方聘回家，在男家养大到成年再送还女家，这时若要成亲，男方还需要下聘礼才可以将女子娶回家。“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许，男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责钱毕乃复还男。”[33]

从丧葬制度看，古鄂温克人，从渤海文化遗存考古发掘来看，渤海早期葬俗反映了粟末靺鞨先民葬俗特点，“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魏书》，卷一○○,《勿吉传》）进入唐代，“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旧唐书》，卷一九九，《北狄·靺鞨传》），又“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挹娄传》）。至于渤海建国后葬俗情况史料失载,通过对渤海墓葬考古发掘得知，在一般渤海平民中多为小型土坑封土墓，反映了其先民靺鞨人“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的特征。到了后期才学会用木棺椁殓葬，“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作户，新死皆假埋之，须肌肉尽，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又为瓦鬲，置米其中，编悬之於椁户边”。[34]

其语言习俗：“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35]“言语、饮食、居处、衣服有似句丽。”也就是说，由于古鄂温克民族同高句丽共同居住于一个地理单元，加之高句丽国时期，前鄂温克民族居住区的东沃沮和北沃沮都是受辖于高句丽国的，因此，其言语、饮食、居处、衣服习俗“有似高句丽”，这也是难免的。

终其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古鄂温克人风俗习惯深受其他民族的影响。粟末靺鞨突地稽迁居营州地区后，“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魏书》，卷一○○，《勿吉传》）。与突地稽相比，渤海国缔造者粟末靺鞨贵族大祚荣在其建国后，更是全方位地向中原王朝靠拢。先是与唐王朝确立了藩属关系，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在风俗习惯方面更是积极引进中原文化。总之，渤海国缔造者大祚荣及其先辈突地稽等粟末靺鞨贵族是积极接受中原文化的代表。在这样背景影响下，渤海时期鄂温克先民的传统民族文化，随着渤海地方政权的建立，在渤海主体社会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所谓著名的“海东文化”实际上就是渤海国粟末化的中原文化，是中原文化在粟末靺鞨族中的发展。

而到了辽、金、蒙时期，其语言、饮食、居处、衣服等习俗又深受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影响，有似蒙、满各族。现代生活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和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民族习俗，往往同蒙古族时时大同，或则小异。

（三）鄂温克民族精神文化的变迁

“萨满”文化被视为鄂温克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鄂温克族有一个古老的部落就叫“samanyir”（哈玛亦尔、沙玛伊尔、萨满伊尔），这个部落就居住在鄂温克民族的起源地北沃沮檀卢城南那个有着许多“olgi”（翻花的矿泉）的地方。“沃沮”矿泉之所以又被称为沙玛伊尔矿泉（俄音“什马科夫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部落在此地居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