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南蒙古、大西藏、维吾尔独立问题

共党发迹过程中曾经高举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面大旗：（1）民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2）民族，鼓吹蒙古、西藏、维吾尔各邦人民建立自治共和国，改造中华民国为联邦共和国；（3）民主，向饱受英美熏陶的民主党人许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甚至高调鼓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然而劫踞支陆之后，立刻变脸为斯大林式的血腥暴政，手法为对蒙维藏三疆人民的血腥殖民、对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右清洗、对历次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一路走来，以坦克推动经济，膨胀外表之下的大盘趋近崩溃。

说它趋近崩溃，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根本失调，一方面是高位上扬的房地产等等经济泡沫没有中下层的足够购买力的承接，另一方面水土坍陷哀鸿遍野。反观西方国家的持续繁荣，是因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训，推行凯恩斯主义，以官府福利财政调节贫富差距，包括严格征税迫使富人捐助教育慈善事业、官府承担养老抚幼医疗等等为社会保底。然而这一切，都与共党的精神背道而驰--这个只顾自己集权腐败的匪帮，怎肯把自己霸占的国家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呢？除非彻底颠覆共党的历来传统。

现在，共党经常指责台独、藏独、维独，蒙独和满独，其实在共党的军事霸权之下，可以用膨胀的经济实力，雇佣无穷人数的汉人草民充当“统一”的炮灰去镇压边疆，弱势民族都没有能力谋取独立的。但是，“诸独”又是迫在眉睫的，而且主力就是共党内部的权贵集团。考察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崩溃史就可以看出，一党专政的经济基础在于垄断邦国资源。当它的大盘利益尚未瓜分完毕时，尚未吃饱的党徒们都等着坐上交椅捞一把，“统一”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当这个系统的大盘利益都瓜分完毕，没有新的巨额利益可供增长时，那么已经赚满的利益集团就要找地方生根，最好的借口就是“独立”，鼓吹一套地方文化，煽动地方居民对朝廷的仇恨，诸如中央朝廷抽税太多、养活太多的官僚等等。

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原来的朝廷大员都回到故乡，拥兵自重。各个地方的军区成了各个独立共和国的“国军”。一旦枪杆子们决定自己单干的时候，完全可以勒令宣传行业的文官们鼓吹独立有好处。所以共党舆论的主流是统是独，就看局势如何对其利益集团有利。而且，汉人一贯轻视民族宗教之类的精神领域，一旦独立事业的需要，共党大员们都可以轻易更改自己的种族、宗教之类的登记事项。假设沈阳军区的枪杆子们觉得需要，完全可以效仿张作霖搞满洲独立，可以自称是满洲人，可以把“法轮功”当作宗教旗号，都能吸引国际同情。关东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闹了好多年的维权都无效果，一旦地方大员们许诺以利益满足，并把以前的罪责推给北京朝廷，那么“中央军委”哪有能力镇压呢？当然，要看各个地方军区的利益默契。东汉末年，朝廷下令各地镇压清流党人、镇压太平道暴动，结果形成了各地诸侯的割据局面。

似乎，最危险的潜在的独立地区是在满洲，它不乱的话，其他地方也不敢乱。一旦满洲独立，那么关内乘势而起，南蒙古、大西藏、维吾尔都会闻风而动，一旦平民围攻基层官僚，那么它就大盘失控了。为了控制大盘，北京朝廷就要尽可能的满足各个地方利益集团的贪欲，岂不是个无底洞？同时还要经常轮番转动各位大员的封地，这又促使了各级官僚的行为短期化，不顾一切赶紧捞、捞了跑。朝廷的各个部门、边疆各个自治区、驻外使领馆的官僚们，都以“反独”为借口，从国库挖出预算，习近平不割肉能行吗？共党能够维持“统一”的大盘，要应付以“反独”为旗号的天文数字的浪掷，这一切都需要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