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蒙古人

2005年6月3日至5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对居住在武陵山深处乌江河畔的蒙古族进行了寻访考察。

　　彭水全县总面积3874平方公里，地处重庆市东南角，辖39个乡（镇）274个村民委员会，26个居民委员会。2004年末，全县人口为62.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66万人，农业人口56.44万人。

　　据2000年11月1日中国第五次人口统计，全县590238人，其中苗族273488人，土家族74591人，汉族238264人，蒙古族1871人，回族523人，维吾尔族60人……蒙古族在少数民族人口中为第三位。蒙古族集中居住在鹿鸣乡、太原乡、三义乡和棣棠四个乡。

　　蒙古族迁入彭水的时间、过程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概况》（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中是这样记叙的：“彭水蒙古族1983年统计有1657人，他们聚居在鹿鸣乡向家坝村和普子区太原乡的前锋村，传说是明、清之际迁入的。”，又据彭水自治县民族成分鉴别认定领导小组成员赵开国（时任县日杂公司党支部书记）在1984年11月第二期《绿阴轩》（为彭水综合性刊物名）专刊上发表的题为《血泪凝诗句、僻壤隐天骄——向家坝蒙古族的由来考察记》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1368年秋，朱元璋的军队攻进大都，推翻了元帝国的统治，紧接着挥师激进，先后攻克了西北、东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把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大量蒙古族人民往中国南部驱赶，追得七零八落。元朝的末任皇帝奇渥温妥欢贴睦尔的八弟兄，被逐散后，向南溃逃。沿途易族改姓，匿名偷生。其中有5人历经无数艰难险阻逃到四川西涯，通过私查暗访，搜集旧部，形成小地方势力，逐渐扩大成为一支抗明扶元、光复旧制的强大力量，成了当时明朝廷在巴蜀施政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延续了五、六年时间，激怒了当时执政的洪武皇帝。1374年，朝迁便加派重兵入川，并纠集一些地方武装对这股抗明扶元势力进行征剿。大兵压境，五兄弟和残部寡不敌众，一直被追到凤柳江边的桥头（今嘉陵江畔合川一带），在累饿交加、不能再战，眼看死亡即将来临的形势下，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如何生存。年长的王公召集4个弟弟，要大家来想办法，最后决定，只有解散所部，自求生路。几弟兄含着手足深情，顺手折枝柳条插上，盟誓吟诗作纪念：‘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军追散入川涯。绿杨岸上各分手，凤柳桥头插柳桠。各奔前程去安家。’念完诗句，大家心情十分悲痛，想到原来是八弟兄，即又补充了后面几句：‘咬破指头书血字，挥开眼泪滴痕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五兄弟挥泪告别，各奔一方，死里逃生。其中一人改姓谭，飘流落籍在今天的奉节地区，定居240多年，繁衍九代子孙，后裔之一啟鸾，明朝为川湖总督府下镇守属下的武官，封武候，他的妻子陈氏是敕封的诰授夫人。

　　1648年，明朝政权彻底覆灭后，大清顺康年间，清廷为了巩固统治，对曾经参与南明王‘反清复明’的残余势力，实行清查追剿，谭啟鸾和其眷属，潜来彭水下塘口，隐居在张帮墨家，因学张的妻子姓谭，便攀亲认张帮墨为姑爷，并从其姓张，改名攀桂，在下塘口勤耕苦植，兴家立业，生活了十多年。夫妻互敬互爱，并生了3个儿子，一名张侨，一名谭能，一名斗。后来，攀桂觉得上塘口地势狭窄，发展前途不够理想，就迁到鹿鸣向家坝定居。张攀桂死后，葬在下塘口大树子，其妻陈氏葬在鹿鸣回龙坪梅子坝。”

　　“彭水的另一支蒙古人，居住在太原乡香树坝村，为谭姓。据《族谱》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二晚，元朝廷心腹谭国知（化名谭国明）带着铁木穆耳十子中的铁满四等七人，化装成汉人，改姓谭，逃出大都，远走河南灵宝以北隐居。次年二月初二，他们来到洛阳桥边，插柳为记。后又至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高街珍珠石码头居住。由于明军搜捕，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四月，他们又迁到四川万县三稹里龙王坝。这年八月十五日夜，他们兄弟共议七言诗八句：‘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兵赶散入西涯，红阳岸上各分手，凤凰桥头柳桠。一姓改为几样姓，几姓分居百千家。要想兄弟同相会，一梦云游海推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从此，七兄弟分手，他们虽改为谭姓，但不改族。那八句诗（实为10句）都代代相传。谭满四与妻黄氏落业于忠卅后，生长子元龙（阿忽台）、次子元风（阿忽岱）、三子元虎（阿剌哈），迁去巫山县，后再迁石柱县沙子关。元龙（阿忽台）及其子宗贵，于明永乐年间（1404~1424年）变卖田产，迁彭水县龙射乡谭家堡（今太原乡）定居，至今已发展到300多人（不包括外嫁女性）。”（《重庆民族志》第265页）

　　对于这个地区蒙古人的迁入及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四川蒙古族》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明时，有一部分驻防江南、安徽、江苏、长沙的蒙古族统帅和军户，随着红中军的起义，朱元璋的崛起，元朝王室的北迁，而无法北撤，直接退到了当时属蒙古人统治的地区。”

　　“当时住长沙、武汉（即谭卅）的拖雷支系的一支人马，从谭州顺长江撤出后,由于山高途险无法再退到梁王统治的云南行省（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全境），只好驻在长江沿岸地区的万县、忠县、开县，黔江地区的酉阳、秀山、石柱、彭水等大山中。因从谭州撤出者多，就以地名为姓改姓谭，少数改姓了花、张、余……只有彭水一个村（当时为大队）约1500人，他们有一位族人当过解放军的团长，转业后在县粮食局当局长，在民族普查该村时，组织了自己的族人，据理力争，才得以正确表达了自己的蒙古族的民族称谓，至今20年过去了，约有2000多人口在户籍中得以正确反映”

　　从上述所叙，可明显看出，其迁移路线是先从北而南，再自东而西，入川后又向西南，最后落脚彭水。

　　现任彭水县副县长汪家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历史上，经过元、明两代大规模的赶鸾拓业，境内各少数民族群众，或迁居深山老林，或背井离乡，在整个彭水以及武陵山区，形成了‘十里无鸡鸣，百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隐姓埋名，烧毁家谱，改变习俗，以求生存。随着岁月的流失，彭水的民族自治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起来，以至于难觅踪迹。甚至一度时期有人对彭水的少数民族至多也只是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一大批少数民族工作者深入到彭水各乡镇村组，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民族成分普查和调研工作，并积极、稳妥、审慎地进行了民族成分的认定和恢复，终于在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彭水的少数民族从此得以正名，彭水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才因此真正得到彻底、妥善的解决。”

　　1982年5月，各族要求恢复民族成分。总人口10153人的太原分社，要求恢复苗族的6422人，占63.23%；恢复土家族的1657人，占16.32%；恢复蒙古族的256人，占2.52%%。此外还有回族、满族，合计8406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2.79%。

　　全县共收到196000多人要求恢复少数民族成分的申请，这个数字为全县51万总人口的38%。随即，由县派员到各区、乡审查，审查时坚持两条：1.在鉴别认定民族成分前，群众就公认为少数民族，自己承认或在家庭内承认是少数民族，并有一定民族意识的；2.保留了某些民族特征，保留有典型的少数民族服装、用具、民族语言、称谓、习俗、民族感情强烈的。但不以姓套族。

　　关于恢复蒙古族的民族成分问题，6月19日涪陵地区民委田主任电话告知彭水称：“太原试点简报，经我们转告省民委后，省民委负责同志已看过，并电话转告我们，蒙古族过去一直认为在我省并无分布，现在要慎重，八句诗（指彭水蒙古族中流传的八句诗）证据不足！”

　　7月6日，县里派工作组到鹿鸣乡向家坝村张友亮家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座谈蒙古族族源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张、谭两姓群众50多人，都纷纷举出事实，证明自己是蒙古族。

　　赵开国在《血泪凝诗句、僻壤隐天骄——向家坝蒙古族的由来考察记》文中，就这里的群众所保留有蒙古族的民族特征是这样写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尽管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推行种族歧视，挑起民族矛盾和强制同化，但是，多民族都程度不同地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意识，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等。从向家坝、马颈一带的张、谭两姓聚居地所残留的遗文、遗物和遗址，足以证明这个问题。他们有不少蒙古族痕迹，弟兄分手时的八句诗，代代相传，大人小孩多能背诵；为使后代不忘本民族和被追赶分散时是八弟兄，两姓人共建一个祠堂；屋内的石凳、水缸、灶头等用具都喜欢做成八面、八方或八个角；有的连菜刀把也呈八棱形。房子结构也很少见，一幢多间，但是中间一间屋的那根柱头，要比两边小一间的柱头高出一公尺多，四角如虎爪似地高高伸出，正中有顶，他们称之为‘沙帽顶’，大致同蒙古包的顶部式样相仿。好骑马是蒙古人民的独特风俗，在这里，还存在有他们两辈人以前骑马射箭的‘箭池’、‘马道子’和跑马拐弯时的‘窝子’等遗址。67岁的张友亮绘声绘色地讲述道：‘他们八世祖张汝器在高坎子招生练武，一批招四、五十人不等，一人一骑，专门训练骑马射箭。人在马上背三支箭，让马在道子里长驱直入奔驰，一到尽头急转弯时，骑士连发三简，要箭箭命中靶心，才算毕业。’这类故事，讲得颇引人入胜。”

　　年近七旬的谭登虎和一些年老的人摆谈说，他们原来有一本世代遗传的书，上面全是弯弯拐拐的文字，和现在人民币上其中一路的弯弯拐拐差不多，内行人说是蒙古文，后些代的人都认不得。这本书原来都是放在张攀桂灵牌里头的，除选出一个年长者专门掌管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用手摸。直到“文革”中“破四旧”才被没收焚毁了……

　　“一个偏僻边远边的山洼之地，竟有数百名蒙古族同胞在这里住了200多年，不容易啊。”（见《绿阴轩》1984年第二期第68页）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蒙古族群众申报自己的民族成分既有历史的渊源，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具体体现。

　　到1985年5月25日止，审定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共21087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0.72%；其中苗族159574人，占30.8%；土家族49140人，占9.5%；蒙古族1657人，占0.32%……

　　1989年颁发居民身份证时，全县少数民族人口260211人，占全县人口的46.99%，其中蒙古族1825人，为少数民族人口第三位，仅次于该县自治民族苗族、土家族。

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发展情况
　　彭水境内的蒙古人，因这里的地理环境多山多土少草场，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同当地汉族、苗族、土家族相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薯类、杂豆等。经济作物以烤烟、花生、水果为主，特别是夏天的李子和冬天的橘子，在当地的集镇市场上有一定影响。主要生产工具有木犁、铁犁、条锄、板锄、斧子、镰刀等。饲养牲畜是蒙古人的老传统。饲养的黄牛、水牛、羊、猪、狗及鸡、鸭等，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分，也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发展生产和社会事业方面，彭水的蒙古族群众也同样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鹿鸣乡向家坝村（又称向家村）是蒙古族人口最多聚居的村落，长期以来，虽然距县城不太远，但由于山高地险、交通不便，群众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群众多年强烈的要求申请下，1991年经县民宗委考察，批准了从鹿鸣乡修建至向家坝村公路11公里的项目，投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4万元；1998年又拨了4万元补修了这段公路。公路通了后，既对蒙古族群众在发展生产方面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的其它事业发展及生活的提高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鹿鸣乡向家坝村，距县城46公里，距乌江只8公里，在武陵山的崇山峻岭中，现有432户1750人，其中1250人为蒙古族，其余的为汉族。

　　蒙古族历来重视教育，早在清朝中期这里就有私学，及至民国初年建立有堡民学校。蒙古族老人张友安（1935年生）回忆道：“约在1941年我在堡民学校念书，听老人讲学校已办多年了，当时学校有学生60多名，绝大部分是蒙古族子弟。”

　　2004年，这里的学校一直叫向家坝学校，期间1975年至1977年还设过初中班，后因师资不足而停办。从2004年秋起叫“惠美希望小学”，这是因为得到美籍华人吴鹰先生的资助资金20万元，加之村民集资而建成了建筑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4层教学楼，连同100平方米的厨房、1296平方米的操场等而易名的。

　　笔者到校调查时，正值教师谭孝万（30岁，蒙古族）给五年级学生补课，共有学生35名，其中蒙古族25名。谭老师介绍：全校现有学生265名，其中蒙古族学生228名，其余均为汉族。有教师8名，均为蒙古族，全部为代课教师，无一名国家公办教师。但这些土生土长的教师，热爱教师职业，认真钻研教学业务，教学质量在当地是较好的。2004年毕业生30名，全部升入初中。

　　由于蒙古族先辈历来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加之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个小山村培养出了蒙古族国家公职人员26名，其中副科以上13名；现在在校大学生6名，中专生15名。

　　优秀的人民教师——谭玉章

　　谭玉章（1928年~1985年），蒙古族，太原乡英光村人。家贫，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书。读初中时，终因无力供给而辍学。解放后于1951年参加教育工作，1952年组织上分配他到大垭乡木蜡村小学任教，他去这里一干就是43年，直到去世。

　　大垭乡位于彭水县西南边角，南同贵州省务川县接壤，是全县最远、最偏僻的地方之一。到乡政府步行最快要半天多才能走到。这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被彭水人“谈蛇色变”的“岩头斑”（一种毒蛇）即产于此处。谭玉章到任后，就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议后共同劳动，在一座破庙里整理出一间教室。开学后，只来了3名学生。面对这种情况，他便走村串户，挨门逐户访问，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原来，这里的群众迫切需要文化，但由于经济困难，加之山高路远，孩子上学家长不放心。经他这样耐心仔细地宣传动员，入学孩子很快增加到30多名。对路远的学生他坚持早接晚送，如遇下雨、山溪水涨，他便一个个背孩子过沟回家。课余，他带领孩子们采集中药材金银花、五倍子、野猫皮、桐籽、乌柏子等卖了钱，解决学生的书籍费，减轻家长的负担。他还常常代贫困学生缴书费。家长为了感激他，杀了猪后，送些肉给他。他先是推，实在推不掉，就收下，但他按市场价钱记了账，作为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补上。

　　学校就他一位教师，只好开设复式班，进行二、三年级复式教学。有时只有三、四个学生也要设一个班。山区孩子虽然入了学，有时家里常有活要干，迟到、旷课现象经常发生。对此，他不怪学生和家长，他不厌其烦地常在放学后为这些孩子补课，时间长了，晚了还要留孩子在他家吃饭、过夜。他把全部心身倾注在学生的身上，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1954年秋，上级拨款兴建小学校舍，他格外高兴，每天除上课外，便参加劳动。为此，他自制了一套石工、木工工具，晚上去购买材料、组织运输，经过一番努力，用较少的经费，修建起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使学校的条件得到了改善。

　　他还带领学生在学校周围种树、栽石榴、栀子美化校园。他和学生一起，利用课余时间改造了学校附近一块乱石滩，砌了石墙，铺上杂草，又从他家自留地里背来肥泥，造了一块3分的校田。1975年收玉米114公斤，全部作为学校的收入。还开辟了一个球场，自制了篮球架，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创造了条件。

　　1962年，他说服妻子从太原乡平坝地区迁到他教书的木蜡村，在学校附近的生产队落了户，以原来作教室的破庙为家。

　　逢寒暑假和节假日，附近农民修房造屋，他都自带工具上门帮忙，且自带午饭在工地上吃，天黑回家吃晚饭。这样，他和当地群众关系极好。

　　他几十年如一日，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热爱学生，同当地群众、学生家长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培养了一批批学生，他的事迹平凡而动人，受到当地群众和领导及干部、教师们的好评。他曾先后被评为县、地级先进工作者，地区模范教育工作。几十年的劳累使他身患各种疾病，肾病复发时，他身子直不起来，就躬着身子上课；胃病犯了，水米不进，他饿着肚子讲课；风湿病犯了，他拄着拐杖站在讲台上……1982年，他小腹长了包块，去重庆做了检查，院方提出其需要住院做手术，他怕花国家的钱而拒绝。回家后，又不让女儿护理，怕影响女儿的工作。只让村里的医生治疗。

　　退休后，他自觉身子不硬了，就在村子附近选择一块巨石，自己在巨石中开凿墓穴。不久后，因众病积聚而去世。家人遵其遗嘱将其葬于那巨石的石穴中，出殡时，在这偏僻的小山村，远近闻知的群众、干部及其教过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千余人前来为他送葬，这种情况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大家追念他平凡而崇高的品德，朴实而献身的精神，爱别人忘自己的风范……大家去那块巨石上培土，在巨石周围栽上他生前喜欢的栀子花。

　　他的动人事迹被收入了《彭水县志》之中——一位平凡的蒙古族小学教师永载史册。

　　显明的民族特征体现

　　走访中，在61岁的蒙古族农民张友贵家的中堂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尧舜禹后讨伐荣宗百载雄能谋能征亿年万世建宏图

　　下联：元蒙尚古挥戈耀祖一代英豪乃文乃武千秋万代振纂裘

　　横幅：蒙族万世

　　正中为：张氏门中高曾祖考

　　长期以来，这里的蒙古人家中的中堂均写有这样内容的对联。这副对联据张远扬、张友安于1985年整理的《四川彭水鹿鸣乡向家坝蒙古族张、谭姓氏源流》所记载。其内容是在祠堂房毁时，他们从祠堂正殿柱子上所写的记下来的。这充分说明这里的蒙古族人民数百年来，对先祖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叱咤风云的壮举伟业顶礼膜拜、永志不忘，又一代代传承赞颂着，成为他们的精神脊梁。

　　在向家坝村西一个高岗上，有一处残存的建筑物，张友安介绍说，那就是八角庙及遗址。待走过去细看，从现存的地基可看出，原建筑分上殿、正殿、东西厢房，最南面是山门。其中现存一座二层木楼，木楼四面立柱从一楼至二楼依然存在。一楼三面有板墙，二楼只北面留有板墙，楼顶已全无。但从二楼立柱伸出横木可看出原建筑呈八角形就是八角庙上殿的遗迹。是由张攀柱四代孙张希圣所建。原建筑楼顶呈八角形，如虎爪似的翘起伸出，正中有顶，他们称之为“沙帽顶”，大致像蒙古包顶。二楼上供大鼓一面、大刀一把，二楼有楼梯可上，但过去一般不让人随便上去。

　　正殿现已被夷为平地，只有地基石条可看出原建筑之概貌。据介绍，正殿正面供有佛像，佛像前立有张攀桂牌位，立柱上刻有上述对联内容的文字，张之牌位前供放蒙古文的书籍，东侧供泥塑白马一匹，东厢房供观音菩萨，西厢房为僧人王布江住所，前面为山门。

　　在正殿东侧供一匹泥塑白马，这是非常富有意义的。据《成吉思汗祭奠》中写道：“鄂尔多斯的老人们说：成吉思汗圣主刚到五十大寿时，忽染恶恙，两月后方愈，遂谓从此了结八十一天的凶兆，便在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拉起万群牲畜之练绳，用九九八十一匹的母马之乳，向九天祭酒，并将‘溜园白骏’谓之玉皇大帝的神马。也有的人讲，成吉思汗五十岁的那年春天，碰上罕见的荒年旱月，成吉思汗认为春三月主凶，是个凶月，必须使之逢凶化吉，于是就用许多的母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酒。又将一匹选出的灰马用白缎披掛，使之成圣，作为神骏加以供奉。”。这里八角庙内供着白马，充分说明这是蒙古人的先辈崇奉成吉思汗神马对后代的教育意义及在规划建八角庙时他们心中对圣主成吉思汗无限崇敬的心情。

　　村里还有一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了的建筑物，那就是祠堂。

　　祠堂建于清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甲辰仲春。由张攀桂曾孙张熙圣所建。其地理位置叫祠堂堡。张友安介绍，祠堂是一栋五间架构的建筑物，中间一间比两边两间高1.5米，为圆顶形，更为突出的是中间圆形顶端还树有苏勒德神矛，即其上端为一柄三根叉头的矛头，两边下部向中间弯回，下面四周有固定的缨子。张友安绘有祠堂正面略图，该图现存笔者处，故笔者认定确信无疑是苏勒德。祠堂前有坝子长40多米，宽约30米，作为族人聚会之用。

　　祠堂内主要是中间这间，有4根木柱，每根一人抱不住这么粗，柱上的对联即上面所述之内容。

　　正面是神台、灵位，正中央是张攀桂的牌位，张之牌位后面有1立方米的空间，放着密封的资料，据其爷爷讲是元顺帝编的用蒙古文写的皇室家谱放在其中，在此物的两边是雕刻的一些鹿、蝙蝠、花、草等图案，还有一面大鼓，一口小钟等物。

　　西面两间，最西一间是住宿房，另一间为厨房；东面两间，最东一间为来客住房，另一间从中间又分前、后两小间，前为小厅，后为住宿之用。

　　祠堂有专人来管，这个人叫传人。传人的产生由上一代传人培养，认为合格作出正式的推荐，由长者会审议确定。据张友安讲，他记事时传人就是其爷爷叫张敦叁，从17岁开始在祠堂上服务直到83岁（1948年）病故为止，60多年没有离开过祠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烧香叩头，除此之外，传人还是当地私塾的先生，教书育人。张敦叁，每年招收20至30名学生，教学内容公开的是孔孟之道，即四书五经、汉唐历史等。其生活由学生出资供养。

　　从八角庙遗址返回村里，准备在张友勤家吃午饭，大家在屋前坐着边聊天边喝茶。张友安指着不远处说：“那块田原来就是箭池的地方，地名叫高坎子。”于是我们一齐去察看。这里地势平坦、开阔，箭池呈半圆形，箭弦为石条铺成，现在依然存在，用步量了一下，大约25米，估计长约40米，我们站在箭弦中央的石条上，他们指着说，箭分为箭头、箭杆、箭尾三部分，箭头在正中央，外长约3米，箭杆呈条形石条宽2米，箭尾呈长方形宽4.6米，长4米均为石条砌成（现存箭尾），原来这里逢春、夏、秋季，箭池中池水荡漾，绿叶映衬粉红色荷花，别样风景，令人流连忘返。然而，这里并非是供人游玩观赏风景的地方，而是操练骑马射箭的起跑的起始点。沿箭头向前右拐再向前这块开阔地就叫马道子，约有600多米长，在南头有两个大石墩子（在小道旁散落着）为插箭靶子的石墩子，石墩子中间有圆孔，靶子上画有靶圈。张友安说，据老人们讲，箭池是在先祖们迁居彭水后过了一段时间建的，确切年代不详，但从建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项骑马射箭训练项目一直延续着。据张友谅（现年83岁）介绍，其兄今春病故（时年92岁），年轻时为骑马射箭教练，训练人数从十几人至最多时70余人，每年训练一次，时间不等，以全部及格为准。训练时，每天骑马练跑及骑马奔跑中反手射箭，即从高坎子箭池起跑，沿马道子至叫窝子处（即到600米远处）勒马回头，举箭返射，每人连发三箭，如三箭全中靶心，即为及格，否则继续训练，直至合格为止。

　　“蒙古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历来就很重视和热爱体育活动。在古代严酷的环境里，必须要有强壮的体魄，高超的武艺，坚强的毅力，才能担负起繁重的牧业生产与抵抗外来人的侵犯。生存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使他们从日常的活动中提炼出适于增长体力和技能的体育锻炼项目。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被称为男子三项竞技的赛马、射箭和摔跤。”（《蒙古族文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13页）。这里的蒙古族同胞虽然远离蒙古高原故土几百年了，但仍保留有男子三项竞技的赛马、射箭、摔跤等蒙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实在是难能可贵。

　　张友安还介绍说，这里的蒙古族在解放前每年旧历二月中旬过苏勒德节，但对外讲是办清明会，保五谷丰登。这一天全族男女老幼都来参加，地址就在祠堂前的坝子。大家来了后，论资排辈站好，先由族中先辈传人引领其背先祖遗留下来的八句诗，即：

　　本是元朝帝王家，洪军追散入川涯；

　　绿杨岸上各分手，凤柳桥头插柳桠；

　　咬破指头书血字，挥开泪眼滴浪沙；

　　后人记和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

　　然后是长辈训话，其内容是颂扬先祖历尽艰难，携带后辈，辗转迁移，兴家立业，繁衍后代，发展生产，教育后人，不忘根本，勿忘祖宗是蒙古人。

　　再后由族中管事宣读族中规章，其内容为：不忘祖宗，尊老爱幼，扶孤济贫，不偷、抢、嫖、赌等。规章宣读完了，全体行三叩九拜祭祀礼。

　　过后就是自由活动，有各种比赛，如摔跤、爬树、顶板凳等，早先还有骑马、射箭。时间短则一天，最长5天。内容亦有不同，如时间长了，还请巫师念经等。

　　最后是全族聚餐吃团聚饭，举杯祝贺。

　　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的是这里的蒙古族同胞的先人，深知蒙古民族最神圣的神矛——苏勒德的作用是非常深远和无法估量的。故决定：其一，在建祠堂的正中央顶端树起了苏勒德，其含义是启发其子孙后代思想和智慧，使其产生无上的精神力量，是保佑其子孙后代吉祥平安的神矛。其二，每年阴历二月中旬，定为“苏勒德”节，实际是对圣主成吉思汗的祭祀。正如《蒙古源流》中写道：“遂即于斡难河源，树其九游之臼毒，遣人至德里衮布勒塔黑之地，树其四游威灵之旗。”（见第119页），是战无不胜的神矛。

　　这种把苏勒德作为节日的聚会，是保持民族传统节日的聚会，是赞颂先祖勿忘根本的聚会，是凝聚、弘扬民族精神的聚会，是远离蒙古大草原、蒙古族先辈们为了教育后代的一种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