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和朱瑞
阿嘉仁波切的世界，在我的印象中，很热闹，有名声，有财富。而我的理想世界是寂静，或者说默默无闻，有饭吃，有衣穿，足矣。我唯一的梦是读好书和写好文字。
1998年，我被一则新闻震惊了：阿嘉仁波切抛开了名声和财富，出走了！我站在苦难的西藏高原，远眺北美大陆，那个穿着红色袈裟，并不高大的僧人，占据了我的视野。
佛学修养
现在，我就在美国——阿嘉仁波切的客厅里，请他审阅我的《倾听尊者达赖喇嘛》一文中有关《入菩提行》的引用。
难为了阿嘉仁波切。向我解释甚深的佛理，如同和小学生谈微积分，就是不开窍。惹得他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话题，转而从1+1=2讲起了。
他首先讲解了三种不同语系的佛教的出现，继而强调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别，甚至具体到北魏以前中国显密并存，唐朝起显宗兴盛的中国佛教状况，及显、密宗的不同范畴。我请求阿嘉仁波切解释空性。他随意地指着桌上的杯子，说，“在它成为杯子之前，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仅仅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人们根据需要，生产出了杯子。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杯子而不是别的？是通过五种通道，即五蕴认识的。这个杯子，事实上，只是一个果，我们看不到因。因，是指人们的需要，需求。所谓空，就是超越人们的需要和需求，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即事物的本质。读过《心经》吗？读读《心经》吧。对了，慧能的那首诗，说的就是空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如同清雨过后的旷野，枯燥的佛理充满了生机。俗话说，没有一桶水，哪敢端出一碗水。不知道阿嘉仁波切的心中，装了多少佛学知识，可以随意地提取？
事实上，阿嘉仁波切生长在格西制度完全被破坏了的“新中国”。应该说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佛学教育。不过，他有着自己的学习路径，不管命运多桀 ，还是一帆风顺：
十二岁那年，阿嘉仁波切跟随班禅大师来到札什伦布寺。学习了《曲洁雅波塞》（寺庙颂），《三十颂》，及《五明》中的《因明》部分。1965年，班禅大师出事，他回到塔尔寺，跟随嘉雅仁波切，学习了《功德本颂》，那是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缩写本。
尽管学习佛学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是被发现了。一次，在劳动改造，修路的时候，一个县里领导斥责阿嘉仁波切，“你在学习封资修的东西？想复辟？告诉你吧，你们的梦早死了！”可是，嘉雅仁波切告诉他，“这个，你不能生气，佛经还是要学的，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它很有用。”后来，阿嘉仁波切还学习了佛教艺术和建筑。80年代，阿嘉仁波切被送到西宁青海民族学院研究生班学习。那时表面学的是藏文文法和修辞，暗中，老师夏尔东仁波切，教授了《入菩提行》和《菩提道次第广论》。
如今阿嘉仁波切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佛经，同时翻译（由藏语译成汉语）宗喀巴大师的另一部著作：《三主要道》。
读书，是阿嘉仁波切生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布鲁明顿阿嘉仁波切的客厅里，我的眼前尽是书：《圣道启门颂》《上师五十赞》《五明根本颂》《地道论述》《贡唐教言》《布墩.仁钦竹教言》……
语言修养
记录采访时，阿嘉仁波切毫不客气地两次指出我的错别字。我开玩笑：“您是汉语语言系毕业的吗？”
其实，阿嘉仁波切已不是第一次纠正我的错误了。前一段时间，当我的《专访阿嘉仁波切》在唯色的博客上发表时，他立刻打来电话，明确地指出了我的别字，具体到第几行第几个字。我和唯色笑了好久，给阿嘉仁波切下了一个定义：厉害。
阿嘉仁波切自己的文字，别有一翻敏锐和诚挚，清晰地展现出一位高僧辽阔视野和深刻的思索，又不乏藏、蒙人的幽默（尽管那幽默带着挥之不去的辛酸）：
两种矛盾：以前有个提法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60年代，在印度的迈克玛洪线，暴发了中印战争，只听到大捷大胜的喜讯，没听到打死打伤了多少敌人；70年代，在乌苏里江畔中苏开火，除了捷讯，仍然没有伤亡报道。80年代，六四天安门事件，不是什么敌人侵略北京城，可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了广场，血迹留给了无辜的父母们；三月的藏人抗暴，同样没有拿枪的敌人，可是装甲车、坦克、新型武器都轰轰烈烈地出来了，鲜血流淌在雪域高原。幸运的“敌人”，你和我一有矛盾就有现代武器的保护、科技战争的美誉；无辜的“人民”，你和主人一有矛盾就手无寸铁，还会背上“恐怖分子”的黑锅。
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名词与新中国同时诞生。五十年代，宗教以鸦片名誉受到镇压；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彻底扫除了宗教；八十年代，虽然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宗教以“不敢管、不会管、不去管”的状态出现了混乱：宗教、迷信、气功、诈骗、科学混为一体；九十年代以后，宗教又成了“不安定”的借口，要伊斯兰教和世界伊联划清界限，要基督徒和梵蒂冈划清界限，要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等等。尤其对藏传佛教，先派工作组驻寺整顿、教育爱国，后教喇嘛们签名画押、批判上师。最近，中国的宗教部门又出台一个新政策，要政治和教义并存，宪法法律和清规戒律挂钩，严控寺院和僧人……
离开蒙藏文化中心时，阿嘉仁波切送我两本尊者达赖喇嘛在布鲁明顿讲授《菩提道炬论》的课本，附有阿嘉仁波切的汉语文章：《慈悲甘露之源泉——至尊达赖喇嘛的笑声》《善良圆满之祈愿——如理亲近的鲜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尊者达赖喇嘛根深蒂固的敬仰。
“您完全可以写东西！”我感慨道。
“能写什么呢？”阿嘉仁波切看着窗外初秋的树林。
“想写什么您就可以就写什么，比如自传。”
阿嘉仁波切通常以汉语讲授甚深的佛经。他曾经用了三年（从2002年到2005年）的时间，在加州，讲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去年又在台湾讲授了《功德之本颂》《缘起赞》《甚深智慧到彼岸心经》等。
阿嘉仁波切的语言天赋，不仅体现在汉语上，还体现在英语上。十年前，他到达北美大陆时，已经四十八岁了。从ABC学起，到现在，能自如地运用英语交流，工作（管理寺庙），甚至讲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奇迹。蒙语和藏语，是阿嘉仁波切的第一语言，就无需评说了，并且，对这两种语言，我一无所知，也无法评说。
永远的出家人
皈依佛教，有的人源于文化背景，有的人源于精神需求，而阿嘉仁波切的出家，集这两种情况于一身。
阿嘉仁波切有着四分之一的藏族血统，四分之三的蒙族血统。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两岁时，他本人作为第九世阿嘉呼图克图，被迎请到塔尔寺坐床。而那坚如磐石的虔诚，却来源于他自己的精神需求。
“我的启蒙老师慈诚拉桑。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圆寂。他是一个修行很高的人，圆寂之时，可以控制身体的一部分：他自己坐好后，我把老师保存的法衣拿出来，披在他的身上。又把老师保存的铃和杵拿出来，放在他的手里。老师说，他圆寂后，不需要念很多的经，仅念：纳摩古汝呗（顶礼上师）纳摩布达雅（顶礼佛）纳摩达日玛雅（顶礼法）纳摩桑葛雅（顶礼僧）就可以了。
“渐渐地，他只有吐气，没有吸气了。看上去已经圆寂。可是，他突然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像是被铃声提醒了一下。
“我们把老师的法体抬到山上，期望天葬，可是，秃鹫没有来，即使到了很高的山上，也没有来。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经师嘉雅仁波切，也想到了这一点，说，‘如果秃鹫还不来，你们可以等一夜，第二天早晨火葬。’我们是带着帐篷，背着木柴，有准备地到了山上。天黑了，我们担心老师的法体被动物干扰，出去查看，竟看见师傅的法体在发光，像篝火，一米多高，白白的，似乎在燃烧。第二天早晨，我们火葬了法体后，回到寺院，嘉雅仁波切说，‘修行很高的人，法体上面都有光。’
“在北京八达处二处的灵光寺里，存有一颗佛牙，缅甸的军政权为了取悦百姓，曾迎请那颗佛牙到缅甸巡礼。那时上海明旸法师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陪同佛牙到缅甸。那一次，广积寺把佛牙请下来后，很多僧人和居士都到现场念经朝拜。法会差不多进行了两个小时，突然，大家同时跪了下来。有人说，是佛牙在发光！可是，我没有看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左右，中国派专机运送佛牙。启程前，人们先在里面念经，我们几个藏传佛教的人没有进去，在外面等着出发。那时我们离佛牙大约七、八米远吧。那是一个藏式佛塔，中间是佛龛，佛龛的中间是金子做的莲花座，佛牙就供在金座上。突然，我看见佛牙映红了背景，如同蒸汽，渐渐地上升，中间很白，很亮，还出现了彩色，红一道，绿一道，我们都忍不住双手合十。直到一个记者背着相机走过，光就没有了。”
这些奇迹，直观地展现了佛教净化人的两个层面，即精神和肉体。耳闻目睹，更加坚定了阿嘉仁波切的佛教信念。尤其在阿嘉仁波切三十岁左右，能够独立思索问题的时候，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疑问：为什么人追求幸福，而又得不到幸福？怎才能得到幸福？“更深更完整的答案，只有在佛教里才能圆满地找到。也许，这也是很多西方的学者，甚至科学家，选择了佛教的原因吧。”阿嘉仁波切总结道。
做一位出家人，看来，是阿嘉仁波切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然，这不是说阿嘉仁波切不食人间烟火。他的智慧甚至显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举个例子：在阿嘉仁波切的家里，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想查看效果，却怎么也找不到我需要的放大画面，阿嘉仁波切接过相机，一下子就调了出来。这一瞬间，我甚至忘记了他是一位僧人。忍不住世俗而笨拙地问了一句，“您后悔过吗，自从到了北美大陆？”
“没有。”他不假思索地说，“我这一生，能为法王返回西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足矣。”阿嘉仁波切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之情，从管理蒙藏文化中心的细心，可见一般，他说，“这是法王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圆满地完成。”
阿嘉仁波切的住地非常简朴。佛堂，餐厅，客厅都比较狭小，尤其佛堂，仅够他一个人磕长头和念经。但是，里里外外都很洁净，没有喧闹，没有贪欲，没有荣华，像梦。
2008年月10月7日晨完稿于CALG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