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主运动最杰出的思想家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巅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作为一个对当今世界产生有力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思想和行为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发，他赋予了“政治”新的解释和新的样板，简单说来有这样几条：

一、就最低限度来说，政治不 应当与人类的生活为敌。政治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借助和依赖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是在人类生活的框架之内产生而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性质，人们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便拥有什么样的面貌。而说到底，人类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多元的，在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 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兴趣、立场、信仰等，这就要求政治制度也能够反映这种生气勃勃的多元化的要求，它本身也是多元化和多元途径的。当权者如果将任何不同的诉求都看作是对于自己的冒犯，只会给自己招致更多的敌人，令自身权力丧失其合法性，也导致民族整体生活的萎缩。

二、同样，政治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因为不管对于什么人来说，良知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他作为人类身份的标志，是人的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实现了人类良知的要求，一个人才觉得没有被他人或者自己的影子踩歪，才感到扬眉吐气。在一个 人人说谎的社会里，人类良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领域和雄厚的政治资源，一个无权者可以通过说真话，从而获得难以置信的政治影响力，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而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说出真相，抑或到了真相无法掩盖的时刻，真正的变化就降临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并不是少数专家或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 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三、政治是一种责任。对掌权的人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或者按个人的意愿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为那些有名有姓的人们提供具体的、切实的帮助。而那些手中正在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们即政治家，便意味着对其他人、对整个民 族乃至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最早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胡萨克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由你决定着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氛围，也决定着将来的某一刻因为今天的稳定所付 出账单的最终规格。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念兹不忘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包括直接影响身边的人们，在高层领导之间，积极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对整个社会同样如此，他一 反胡萨克政权将人们的善意压抑下去而将恶意释放出来的做法，尽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激发人们当中“沉睡的善意”，努力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最高层”是站在 他们一边，是寻求善意、认可善意并大力培育善意的。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出生于布拉格，由于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因“阶级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捷克的剧作家与异议人士，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哈维尔在加拿大国会演说时指出：“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 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 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哈维尔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 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 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 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哈维尔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1959年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剧作。哈维尔屡次在公开场合 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与伊万·克里玛、巴韦尔·科胡特和鲁德维克·瓦楚里克被从作家协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名，之后 哈维尔等五十八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哈维尔出任独立作家团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的政治，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在1967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 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并且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政治犯，并且与其他作家与异议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哈维尔被传讯，同年 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政治犯。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于1990年出任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上演，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 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他们与众不同的角色在于，要履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榜样。他们有责任勇敢地、富有远见地思考，不去曲意迎合大众，他们的行动应该充满一种精神特质，并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体现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着美国人的面，哈维尔这样说起美国在当今世界所要承担的——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着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着我们这个世界何去何从的最伟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