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视角下的观察

牟淑媛
不久前，我曾根据中蒙两国的有关协议，到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大学讲授汉语，在蒙古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使我有机会对蒙古有了一些直接的观察和亲身的感受。
草原饮食文化
以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可见于蒙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草原饮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牛羊肉多。牛羊肉是蒙古人的主要食物，似乎只要有了牛羊肉和面包，他们基本上就不再需要什么别的食品了。一入深秋时节，蒙古人便忙于储存牛羊肉。秋冬季节，在乌兰巴托居民楼的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居民晾晒的一条条牛羊肉干，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冬天，家家的阳台上还存放着成袋的牛羊肉，常见有人从家里阳台上劈下一块肉，拿回屋里去。有位蒙古朋友告诉我，他家一个冬天要吃10只羊、1 头牛和1 匹马。牛羊肉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在乌兰巴托，每斤羊肉的价格只相当于人民币3.5 元。
菜比肉贵，似乎也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特点。蔬菜品种单调，数量稀少，且价格昂贵。例如，每斤胡萝卜要卖到4 元多（人民币，下同），像核桃一样大的洋葱也要4 元多1 斤，稍好一点儿的土豆则卖到将近5 元1 斤。至于鸡蛋，则是按个来卖，根据市场行情，每个鸡蛋竟卖到一两元到三元多不等。鸡肉和各种水果就更贵了，简直成了草原饮食文化中的“奢侈品”。
但是，菜、蛋、水果这些“奢侈品”，在我们看来却是生活必需品。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少吃蔬菜，甚至尽量不买水果。但即使如此，时不时地也不得不硬充一下“有钱人”。到了食品店，我们也得和买黄油的人排成一队，但轮到我们，却不是买黄油，而是买一个比同样大小的黄油还贵的卷心菜（虽然卷心菜在冬季大多还是冻的或烂的）。这一“出手”往往令售货员和众多顾客难以理解，他们常用异样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们拿着冻卷心菜走出商店。
正像我们到蒙古有些不适应一样，蒙古人到我国来也会有些不适应。凡是到过我国的蒙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牛羊肉不好吃。因此，正像我们在蒙古常常托人从国内带些蔬菜和水果来一样，蒙古人到我国来也常常想方设法地托亲朋好友从蒙古带些牛羊肉来。由此看来，我们尽可以说自己不适应别人的文化，但却很难说我们的文化就比别人的“好”。人们各有与其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牛羊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
由于畜牧业是草原文化的基础，牛羊及其安危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在乌兰巴托，城市建筑远不像在我国城市中那样密集，有些街道与街道、建筑与建筑之间，还留有大片的天然草地，附近牧区的牛羊就常常“进城闲逛”，像在大草原上那样悠然自得。
我们每次乘汽车离开市区后，隔不多远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慢悠悠地走在公路上。这时候，每个开汽车的人都不会按喇叭，而是尽量放慢速度，躲闪着牛羊，小心翼翼地在它们中间行驶，从没有人向牛羊显示汽车的威力和速度。
在乌兰巴托，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牧民骑马进城。他们走进楼后，便将马拴在门口。拴马的方法也很独特，不是把马拴在什么东西上，而是将马的前后腿双双拴在一起。这样，马就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而不会走开了。
春季是产羊羔的季节，这时候，蒙古的中小学都要放春假，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回去帮助大人接羔。羊羔出生的季节，常常会出现暴风雪。每当这时，小羊羔稚嫩的生命就可能夭折，甚至还有牧民为寻找羊只而失踪的事例。所以春季的暴风雪成了蒙古人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成了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降雪量在草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冬天如果不下雪，牛羊就会因草干枯而渴死，人们把这种情况叫作“黑灾”；如果积雪太厚，牛羊又会因吃不到地上的草而饿死，这就成了“白灾”。在蒙古的冬季，即使是城里人见了面，也常常要说一说雪多雪少的事，就像我们常常会谈论天气对庄稼的影响一样。
牛羊赖以生存的大草原对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似乎还具有一种精神的魅力，甚至可以说是魂之所系。盛夏时节，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要到牧区去避暑消夏。有人生了病，也要到牧区去喝一种只有牧区才有的酸马奶。据说喝了它，就可以把肠胃里的“脏东西”统统打下来，由此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过春节
蒙古人也过春节。实际上，他们过的是藏历年，有时和我们的春节正好重合，有时则相差一两天。春节期间，蒙古同样是放三天假。我们发现，在这一传统节日里，无论男女老少，穿民族服装的人都明显比平时多多了。蒙古人过春节也讲究拜年，但客人往往是空手而来，倒是主人要向客人献哈达。不过，这种献哈达多是仪式性的。客人接过哈达，还要再回献给主人。这样做，可以说是既交流了感情，又节约了开销。不过，客人临走时，主人通常要赠送给客人一些礼物，如肉干、糕点等。
蒙古人过春节也有送压岁钱的风俗。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不是长辈送给晚辈，而是晚辈送给长辈。晚辈送压岁钱给长辈，是要表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感谢长辈的养育之恩。再一点不同的是，这种压岁钱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一般数额并不大，只合人民币两三元。
春节期间，蒙古人也要全家聚在一起，不但喝酒、吃饭，而且还要放声歌唱。但社会上过节的气氛则不浓。看惯春节晚会的我们，只能在蒙古的电视台上看到一个关于十二生肖的动画片。而窗外则仍像平时一样安静。
我国过春节的习俗传得太远了，以致传到辽阔的蒙古草原时，已经听不到我们过年时的那种喧嚣了。
响铃节
每年6 月中旬，是蒙古的大学和中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在毕业典礼上，每个毕业生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朵红花，花朵中央还缀着一只铜制的小铃铛，铃铛上刻着学校的名字。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学校的铃声，不要忘记老师的培养。每年这个时候，在街上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他们穿着整齐的西服或校服，佩戴着红花和小铃铛，在一起合影留念。6 月份的这段时节，就是蒙古人常说的“响铃节”。
蒙古人向来有尊敬师长的传统。我们教的学生结业时，学生们还向我们献了哈达，哈达上面托着一个装满奶茶的小铜碗。献哈达和奶茶是蒙古民族最高、最隆重的一种礼节。
蒙古的学生很尊重老师的意见。我们刚到蒙古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把嚼口香糖的习惯也带到了课堂上，但这样势必会影响口语训练，于是我就建议他们上课时不要吃口香糖。同学们听了，立即把糖吐了出来。
老师在蒙古社会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蒙古警察经常在公共场合检查人们的证件。每当看到我们出示的蒙古国立大学的工作证时，都会友好地朝我们笑一笑，口中还轻轻地念着工作证上写明的职业———“巴克夏”（老师）。
酗酒与反酗酒
蒙古人喜欢喝酒，不仅在宴会上喝，茶话会上喝，联欢会上喝，就连外出郊游时也喝。一瓶酒只要打开盖，就一定要当即喝完。
蒙古人喜欢喝酒，与气候严寒有关。一位蒙古老师对我们说：“这里天气冷，你们也应当喝点酒。”除此之外，喝酒似乎还被看作是男子汉的一种气概。有的蒙古女人就说：“男人如果不喝酒、不吸烟、不找姑娘，活得就太没意思了。”
但是，喝酒是一回事，酗酒就是另一回事了。遗憾的是，在蒙古酗酒现象也很严重。蒙古的很多单位都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发工资后的一两天，到单位上班的人总是明显减少，据说都是喝酒去了。一到星期六的晚上，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因喝醉酒而摇摇晃晃走路的人。有的酗酒者撑不住了，就会走进一栋楼，倒在楼道里，而有的干脆就倒在了雪地上。做妻子的找到自己喝醉酒的丈夫后，又是哭，又是喊，又是打，有的吃力地拖着丈夫在地上走。看到这种情景确实令人伤心。
蒙古政府对酗酒展开了强有力的斗争。首先是大大减少了一些节日，如三八节、五一节等。这其中虽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但据说预防酗酒也是目的之一。其次，在现有的节假日期间，都要出动大批警察，见到喝醉酒的人就抓，抓到之后送往警察局，先脱去其上衣，再浇上一大盆凉水。在蒙古的电视上就曾有过这样的画面，可能是对酗酒者的一种公开警告吧，但看了之后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愿酗酒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醒来之后，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对自己有所节制。
欧洲文化的影响
蒙古人与我们同属蒙古利亚人种，在长期的交往中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蒙古人也吃包子、饺子、馅饼和面条，而且还借用汉语的发音来称这些食品。但是，他们也吃各种欧式食品。而且总的来说，在亚洲的这片腹地，我们更多地见到的还是欧洲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蒙古人在饮食方面已经相当欧化。他们很爱吃酸黄瓜和黑面包，还爱吃土豆或卷心菜做成的沙拉。街上餐馆中供应的也多是俄式饭菜。在就餐方式上，蒙古人像欧美人一样，普遍使用刀叉，而且实行分餐制。尽管蒙古人的传统饮料是奶茶，但咖啡也很普遍。大学各办公室都免费向教职工提供咖啡。
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像欧美人。城市里的居民楼一年到头每天24小时供应热水，很多蒙古学生在描述每天早上做什么时，都要提到“洗澡”。家里也很讲究装饰，并挂着各式的壁毯。
蒙古人像欧美人一样，很重视休闲与度假。每年6 月，当草原开始变绿的时候，乌兰巴托的图拉河畔便支起一个个小帐篷，一户户人家在河边钓鱼、野炊，享受着假日的悠闲。每年7 月开过那达慕大会之后，乌兰巴托街上的人和车一下子就少了许多，人们都到“夏营地”度假去了。很多人家在草原上有自己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有的坐落在小溪旁，有的搭建在山坡上，有的则掩映在树丛中。人们说，夏天如果不去度假，一年的身体就不好。秋天，人们常常开着车去采蘑菇；冬天，滑雪则是很多年轻人的一大爱好。
蒙古人也很喜欢欧美各国的音乐。即使在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我们也能听到军乐队在演奏欧美的一些名曲，少年儿童在演唱欧美著名的艺术歌曲。
找回蒙古的特色
几十年来，蒙古的社会生活曾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一些传统。一位曾在我国广州留学的蒙古老师告诉我，以前蒙古人过的最重要的节日竟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对此，这位老师颇有感慨，他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人家的节日，我们又是放假，又是吃好的，还去广场游行。现在想起来，真是好傻好傻啊。”类似这样的反思在蒙古民众中是相当普遍的。
近年来，蒙古已开始注意寻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首先，停用了50年的老蒙文又恢复使用了。蒙古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字幕已同时使用新、老蒙文，一些单位的牌匾上也是新、老蒙文并用。按照蒙古政府现在的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都要学习一年的老蒙文。当然，要在蒙古完全恢复老蒙文，还面临着一定的实际困难。但人们对久违了的老蒙文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蒙古国立大学，学生们学习老蒙文的热情很高，不少学生一下课就津津有味地练习写老蒙文。
其次，一些民族传统活动也开始恢复了。现在，每年7 月11日，蒙古都要举行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大会开始前，先要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特广场举行传统的出发仪式，由9 名骑着白马、身着古代战袍的骑手作引导，手中举着“旗”（类似我国古代的华盖），前后都有由棕红色的马组成的方阵。马队从广场出发去体育场时，有三名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用小勺把牛奶从桶中舀出，洒向空中。据说这是古代战士出征或亲人远行时举行的一种仪式。
近年来，喇嘛教在蒙古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乌兰巴托的一些喇嘛庙又重新开放了，庙里有一些喇嘛在念经，也有一些人来祈祷，但更多的是参观者。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也有喇嘛诵经，祈祷幸福与和平。
说不清的“干净”、“不干净”
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标准看别人，或别人用人家自己的文化标准看我们，都会看到某些“不干净”的地方。所以说，谈论“干净”、“不干净”，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蒙古，我们就看到不少“不干净”的地方。例如：售货员一边给顾客切黄油，一边用舌头舔粘在手指上的黄油；商店出售的面包都没有包装，裸露着摆在货架上；售货员用拿过钱的手给顾客拿面包，顾客则把面包夹在胳膊下；人们在菜摊上买上一个西红柿、一个苹果或一串葡萄，往往不加清洗，用手一抹，随即食用；喝酒时，大家共用一个杯子，依次轮着喝；办公室的杯子也是公用的，上面有时还留着女士们的口红印，等等。不过，就我的观察而言，人们也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干净”的现象而时常闹肚子。
另一方面，在蒙古，我们也通过人家的“干净”之处，对照出自己一些“不干净”的地方。例如：在蒙古，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人们天天都要用肥皂水擦地，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玻璃窗也是隔几天就要擦一次；下班后办公室的桌子上从来不摆放任何物品。开始时，我们将茶杯和粉笔盒等办公用品放在桌子上就下班了。蒙古同事见了，总要帮我们收到抽屉里。这样几次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影响了整个办公室的整洁。还有一次，我们公寓的管理部门突然来我们房间检查卫生，发现干净的地板上有几个刚刚踏上的脚印，于是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让我们随时注意。通过和蒙古人民的接触，我们知道自己身上也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我想，是否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比较讲究“干净”，而蒙古人在室内环境上比我们注意“干净”呢？其实，中蒙两国人在“干净”上的这两种不同侧重，似乎都不是源于各自的传统，而是现代化影响使然。但同样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我们就更多地注意了食品的卫生，而不是室内的整洁呢？“干净”、“不干净”真是文化中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牟淑媛，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