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从研究蒙古族历史文献学角度来讲，《蒙古秘史》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专门研究《蒙古秘史》的“蒙古秘史学”。尤其在东洋史的研究及世界汉学的研究领域，《蒙古秘史》的研究，具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
　　日本学者研究《蒙古秘史》，首先是以翻译为主要途径的。不同时期出现了根据不同版本而翻译的译注本和音写本。
自本世纪初开始，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进行了翻译并加以研究。早期的研究是属于抄本时代的研究。
明治三十年，即1901年，文廷式据其抄本多录一部《元朝秘史》赠给内藤湖南，1902年，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一文，载于《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后来，内藤湖南又抄一部文廷式抄本给那珂通世，那珂通世以此为底本，进行翻译，1907年出版了其不朽的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1943年新版，筑摩书房，又增加了各种索引，文献目录、及其他附属文献）。那珂通世以渊博的历史学知识，严谨的态度，把握全书的问题所在，进行了详细的书志学的解说。那珂通世的译注本是日本最早的全文译注本，对推动《蒙古秘史》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为日本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4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又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相比，日本是《蒙古秘史》译注本最多的国家。
1941年，小林高四郎以叶德辉及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翻译了《蒙古秘史》，由生活出版社出版。小林高四郎的译注本，只能说是一般人士便于理解，易懂的，对蒙古的一般性的了解有所帮助（爱宕松男评《小林高四郎译注〈元朝秘史〉》，《史林》第25卷第3号）。此外，这一时期的译注本，还有山口修的《成吉思汗实录》（1961年，筑摩书房版），原山煌评价此书为通俗性读物。还有岩山忍的简译本《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实录》（1963年，中央公论社版，未说明底本）。但这三种译注本都不及那珂通世的译注本。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也进行了畏吾儿体蒙文还原工作，服部四郎和白鸟库吉对《蒙古秘史》的还原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9年，服部四郎与都嘎尔扎布合撰《蒙文元朝秘史》卷一，（文求堂），从语音学的角度对《蒙古秘史》进行了研究，在《蒙文元朝秘史》卷一序中，就汉字音译《蒙古秘史》的底本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据他研究汉字音译《蒙古秘史》的原本是以八思巴文本为底本的。1943 年，白鸟库吉对《蒙古秘史》进行了音译，并出版了《音译蒙文元朝秘史》，（东洋文库丛刊8）。白鸟库吉的音译本是以叶氏观古阁刻本为底本，对《蒙古秘史》加以准确的校订，以罗马字对原文进行音译，加以对照。在对汉字进行校订的同时，以认真对照蒙文音译为宗旨，开创了新的译写模式，形成了独家译法。同时，这部音译本也是《蒙古秘史.》最早的校勘本。
　　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翻译，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村上正二和小泽重男的译注本的出现，成为日本《蒙古秘史》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成果。同时，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步入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成吉思汗传》（平凡社，全三卷，分别在1970年5月，1972年4月，1976年8月出版），是以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12卷本为底本，参照叶德辉及苏联的藩克福的15卷本，对《蒙古秘史》进行了全文的译注。村上正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历史学角度，对《蒙古秘史》进行了大量的译注，为《蒙古秘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此译注本不仅是在日本《蒙古秘史》翻译史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世界《蒙古秘史》的研究中，也具有着很大的影响。原山煌在《元朝秘史—成吉思汗传—村上正二译注》(《东洋史研究》第34卷第4号)一文中，对村上正二译注本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指出村上正二的译注本，在进行大量的历史学译注方面、日译本方面第一次用“节”的概念、对韵文部分的处理、对《蒙古秘史》的史料性质的见解、随处插画图和地图等方面，都比以前的译注本优秀。
小泽重男的全译本《元朝秘史全释》（上，中，下三卷，风间书房，1984年，1985年，1986年出版）和《元朝秘史全释续考》（上，中，下三卷，风间书房，1987年，1988年，1989年出版）。此六本的完成，成为日本《蒙古秘史》研究史上的金字塔。意味着《蒙古秘史》译注业这一伟大工程的完成。《元朝秘史全释》和《元朝秘史全释续考》除了有《元朝秘史》的原文和译注之外，还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语辞典》，畏吾儿体蒙文还原文等。此外，《元朝秘史全释》上册，对八思巴字蒙文进行还原，成为其特点。在《元朝秘史全释》下册及《元朝秘史全释续考》上、中、下册中，分别加入了《蒙古秘史》原文的旁译和总译、罗马字转写等部分。并在《蒙古秘史全释》下册，附有三篇论文，《蒙古秘史全释续考》中册和下册，分别附有两篇论文。此次译注本的完成，是通过译者40 多年来，对《蒙古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为基础，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纯语言学角度的译注。
《蒙古秘史》的翻译工作绝非是件易事，《蒙古秘史》是以汉字音写蒙古语而写成的，再加上，中世蒙古语的研读本身具有着一定的难度，凡此种种为《蒙古秘史》的译注及还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日本学者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全书的译注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的语言学及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世界《蒙古秘史》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最多。其中，首推被称为《蒙古秘史》语言学研究第一人的小泽重男成果最多。就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达20多篇、专著也有两部。小泽重男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时，以《蒙古秘史》作为学习蒙古语的教科书，40多年来一直从事对《蒙古秘史》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1968 年，出版了《古代日本语与中世蒙古语若干单词比较研究》（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语语汇索引》，东京，风间书房）。1993年，又出版了《元朝秘史蒙古语语法讲义》（附有《元朝秘史蒙古语辞典》，东京，风间书房），由动词论、实词论、虚词论、语法论四部分组成。此外，小泽重男关于《蒙古秘史》助动词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多。小泽重男对《蒙古秘史》的语言学研究，具有研究深入，成果诸多等特点，为研读《蒙古秘史》及中世蒙古语提供了便利条件。
服部四郎的《<元朝秘史>中标写蒙古语的汉字之研究》一书，成为研究《蒙古秘史》表现蒙古语的汉字研究的举世无双的伟业。首先考察了汉字的读音，然后从音韵学角度，对如何以汉字标写中世蒙古语进行了研究。
日本学者对《蒙古秘史》文献学 方面的研究，也是成果诸多。关于文献目录的研究有 榎一雄的《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简目》，附录于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1943年新版）。1951年，又做了《增订〈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简目》，载于《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期。原山煌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1978年，东京日本蒙古学会），收录了中西文、日文、蒙文及俄文有关《元朝秘史》研究论著、书评、介绍等目录。
日本学者研究《蒙古秘史》文献学方面的专著，较有影响的有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1954年，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小泽重男的《元朝秘史》（1994年，岩波书店）。前者，是日本早期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献学方面的研究著作，由序说及正文十一章构成。就《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等其它史料的关系问题、《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书名和作者、以及汉字音写年代、及汉语语法、汉译底本等谜多问题，进行了语言学、历史学不同角度的考究。后者，是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各家观点的研究著作，由序及正文九章构成，是作者多年从事《蒙古秘史》研究的精华之作。就《蒙古秘史》的书名和作者、成书年代、汉译年代、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对《蒙古秘史》原书名的研究，是研究《蒙古秘史》的首要问题，对《蒙古秘史》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研究，是研究《蒙古秘史》的最大问题。并提出了要以《蒙古秘史》的旁译和总译的研究，作为今后的主要研究对象。
《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谜。例如《蒙古秘史》的书名及作者、成书年代、汉字音写本底本及汉译年代等。
关于《蒙古秘史》的书名问题，有几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此书开头的元朝秘史卷一之下以小字所记：“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元朝秘史”）为原书名。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书第二行的“成吉思合汗纳忽札兀儿”（成吉思皇帝的根源）为原书名，小林高四郎持这种观点。他在《元朝秘史研究》一书第五章中，根据“成吉思纳忽札兀儿”，提出了此书原名应为《成吉思汗源流》的观点。小泽重男则否定以上两种观点，他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指出此书原来没有书名。认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是后来译者所加，“成吉思纳忽札兀儿”为第二行整个句子的主语，而不是原书名。
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蒙古秘史》是由一人撰写的，有些学者则认为《蒙古秘史》不是由一人撰写的。德国学者海涅士早已提出《蒙古秘史》的作者为“失吉忽秃忽”的观点。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例举《元朝秘史》第260节中，与成吉思汗三个儿子朱赤、察合台、窝合台征服乌尔根赤城之事相关的内容，否定了《蒙古秘史》作者为“失吉忽秃忽”这一观点。小泽重男认为《蒙古秘史》是由若干人撰写的（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内蒙古大学学者亦邻真提出），正卷部分是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人或是与他们亲近的人写成的，尤其应是太宗窝合台的近臣。续卷部分是由成吉思汗第四子脱雷、及其后裔孟哥、忽必烈的亲近之臣（《元朝秘史》第七章，1994年版）写成的。
《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根据《蒙古秘史》书末所记载的：“召开大忽里勒台，在鼠儿年七月，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勒的朵罗安勃勒答黑、失勒斤扯克两地之间驻扎行宫时修撰完了” ，根据这鼠儿年七月，提出了几种观点。
　　首先，1240年说，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岩村忍、服部四郎等人持这一观点。植村清二和小林高四郎则认为《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应是 1228年。1931年，植村清二在《关于〈元朝秘史〉编后语的疑问》（《史学杂志》，第42卷第7号）一文中，发表了1228年说。1955年，在《元朝秘史小记》（《东方学》，第10卷）又提出了《蒙古秘史》的正卷卷一至卷十是1228年写成的，续卷卷一和卷二是1257年完成的这一观点。小林高四郎根据多年的研究，在《元朝秘史研究》中进行总结，基本上持1228年说的观点。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提出了正卷卷一至卷十是1228年完成的，续卷卷一、卷二是1252年写成的新观点。村上正二和岡田英弘持1324年说的观点。这一观点首先是由村上正二提出的，但最初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论证的是岡田英弘。他在《元朝秘史的成立》(《东洋学报》第66卷，1985年)一文中，围绕洪吉拉特部在元朝的活动情况进行探讨，提出《蒙古秘史》的著书年代为泰定帝即位的第二年，即 1324年的说法。
　　关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问题，日本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的研究，二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年代的研究。一直以来《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底本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是学术界公认的。服部四郎在《蒙文元朝秘史》卷一序文中，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表示怀疑，提出了《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是从八思巴字原本转写的这一新观点。于是出现了关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底本为八思巴字原本说与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之间的激烈争论。1940年，小林高四郎在《读服部四郎、都嘎尔扎布〈蒙文元朝秘史〉》（载于《蒙古》第92期），对服部四郎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同年，服部四郎也发表了《关于<蒙文元朝秘史>卷1—答小林高四郎》（在《蒙古》第93期）一文，与小林高四郎进行辩论。此后，小林高四郎发表了《再论〈蒙文元朝秘史卷一〉——答服部学士指教——》（在《蒙古》第94期）一文，服部四郎发表了《再答小林高四郎》（《蒙古》第95期）一文，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又专设一章探讨《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否定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本说，指出八思巴字原本说成立的难点，肯定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并对1941年由前苏联学者科津提出的《蒙古秘史》原本是以汉字标写蒙古语的这一说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没有直接以汉字标写蒙古语的习惯，官方文书是以蒙古语书写，然后译成汉文，或直接以汉字书写。村山七郎在《关于〈元朝秘史〉的汉字转写原本的诸见解》（载于《亚洲语言研究》1951年）中，在否定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本说观点的同时，表示赞同小林高四郎的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的观点。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全释》（下）中，表示赞同《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底本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的观点，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通过对《蒙古秘史》与《蒙古黄金史》的语言比较及蒙古语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否定了服部四郎与科津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认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的观点是可信的这一态度。
关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年代问题，日本学者主要是从《蒙古秘史》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的先后问题着手研究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那珂通世、内藤湖南、服部四郎、石田干之助等认为的《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的观点，另一种是小林高四郎和村山七郎所持的《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为先的观点。关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大体上，认为是明朝洪武初年，由太祖编修史书之臣所译。《华夷译语》有甲、乙、丙三种本，这里提到的主要是指成书于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的甲种本。根据《明实录》第一卷，第四十一条记载：“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据这里的“复取元秘史参考”几字，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实录》序文中指出：《华夷译语》取元朝秘史为参考，对蒙古语的音和意都进行了汉译，因此，首先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对词语及段落，进行了汉译（旁译和总译）。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为了理解蒙古语。所以那珂通世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早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中，将《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进行比较，断定《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明朝洪武22年（1389年）到明朝洪武31 年（1398年）之间。并认为《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也许是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村山七郎在《关于〈华夷译语〉与〈元朝秘史〉的成立先后问题的解决》（《东方学》第22号，1961年）一文中，也认为是《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1994年版）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据他看来，解决《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问题，是确定《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元朝秘史》是在编修《华夷译语》的过程中，进行汉字音译的，《元朝秘史》的正卷卷一、卷二是与《华夷译语》的语汇部分一起进行汉字音译的。并指出自己的观点，虽与小林高四郎的观点（认为《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明朝洪武22年以后，到明朝洪武31年之间）是相同的，但在论证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见解。小泽重男对《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者，认为自己证据不足，因此，不能指定为何人，只能作为今后研究的问题。
关于《蒙古秘史》的版本问题，日本学者最感兴趣的是原山煌。《蒙古秘史》有两种不同版本。十二卷本抄本和十五卷本抄本。这两种版本在内容方面，没有差别。前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二部分，后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五部分。《蒙古秘史》十二卷本，普遍以四部丛刊本和叶德辉本为底本。十五卷本，主要以原苏联藩克福本为底本。学术界研究、翻译《蒙古秘史》，通常是以十二卷本为底本，这一版本错误少一些。原山煌在《关于〈元朝秘史〉十五卷本抄本 —对陆心源旧藏本的检讨—》（《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1号，1983年）一文中，对十五卷本抄本，尤其对苏联藩克福的十五卷本抄本进行了介绍、加以对照，并指出了异同点。
总之，日本学者着手研究《蒙古秘史》，研究时间比较早，研究具有深度，而且成就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仅小泽重男一人，就有研究专著十一部，研究论文二十多篇，尤其，他在1994年出版的《元朝秘史》，称得上是二十世纪《蒙古秘史》研究的总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