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族精神源

至元八年十一月（1271年），忽必烈《中统建元诏》曰：“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后世人们从《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中找出“元”的来源，已成定论。依笔者之见，欲解读元之为元，即蒙古族为什么将祖孙三代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数十万人生命而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之为“元”？这个问题的答案，尚需到蒙古族的灵魂——民族精神——的源流深处去探寻。

　　一、文化超人 ： 孛端察儿
　　　　 ——蒙古族民族精神之源

　　民族精神，是饶有趣味并极富启示性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讲，民族精神指生活在共同地域的民族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观。构成民族精神思想体系要有两大特点：
　　一、权威性和影响力，为民族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认同和遵循。
　　二、维护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
　　由此，我们得知，对于民族精神的解读，就是研究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产生、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在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条件下，一些民族消亡了，蒙古族作为后起的游牧民族，却后来居上，建立了蒙古帝国。离开了对蒙古族民族精神的阐释，似乎很难说清其中的历史动因。
　　神话与民族精神之源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个民族共同体均在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孕育出思想精华，作用于民族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建立、文化心理的形成、价值观的取向、社会形态的演进，有着最初始的预示和恒久的暗示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本民族“文化超人”的出世而降临人间的。
　　所谓“文化超人”，即指世界上所有民族在“童年”的史传时代，那些由神与凡女相感而生的半神半人的民族英雄。文化超人由神的遗传基因铸就，具有神的天赋，但并不与神共舞。他与民族共命运，甚至用生命的代价去完成征服自然、扫平天下的使命。任何民族共同体穿越蒙昧混沌，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完成人的历史意识的伟大觉醒，均是通过半神半人的文化超文创造的神话式的“古史传说”见诸史籍。
　　《蒙古秘史》为我们讲述了蒙古族最伟大的文化超人、成吉思汗的十一世祖孛端察儿和他的母亲阿兰阿豁的故事：朵奔蔑儿干死了以后，他的妻子阿兰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叫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先前与丈夫生的两个儿子对母亲的行为有了异议。于是，阿兰豁阿将五个儿子叫到一起，每个人与一只箭教折，各人都折断了。再将五只箭束在一起教折呵，五个人轮着都折不断。阿兰豁阿说：你俩疑惑我这三个儿子，那是由于“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17节—第22节）阿兰豁阿教训说：“您五个儿子，都是我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只箭杆一般。各自一枝呵，任谁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只箭杆，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蒙古秘史》校勘本 下简称《秘史》）
　　 阿兰豁阿去世后，不论她这著名的“五箭训子”如何培育了十二世之后的伟大子孙，在当时却没有为她感光而孕的最小的儿子孛端察儿带来什么好处。
　　《秘史》讲：四个哥哥只将家私分了四份，见孛端察儿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与。愚弱的孛端察儿并没有搬出母训教训四个哥哥，而是悲哀地说：“在这里住甚么。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历史的奇迹随着孛端察儿迈向茫茫草原的脚步而发生了。
　　《秘史》讲述说：“孛端察儿骑着一个背白色断梁疮秃尾的马顺着斡难河去，到巴勒淳阿来剌名字的地面里，结了个草庵住了。他见有个雏黄鹰拿住个野鸡，便抓住养；见狼食残的拾着吃。春天来了，孛端察儿将他的黄鹰饿着，飞放着拿得鹅鸭多了吃不尽，掛在各枯树上都臭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列宁语）人们在镜子中反观历史时，往往有所收获。《秘史》仿佛故意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面镜子：“都亦连名子的山背后，有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起来。孛端察儿每日间放鹰，到这百姓处讨马妳吃。晚间回去草庵里宿。那百姓向孛端察儿索这黄鹰，他不曾与。两家也不曾问名姓。只这般住了。”
　　统格黎河边的“一丛百姓”，人多势众，善良地给孤苦伶仃的孛端察儿马妳吃，同时索要黄鹰未得，也无所谓。这些处在没有任何交换观念的原始共产社会即将瓦解时刻的人们，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场厄运在等待着自己。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又常常拿人们开玩笑。（列宁语）
　　血浓于水。哥哥相念自己的弟弟了。孛端察儿的哥哥不忽合塔吉，顺着斡难河去寻他，行到统格黎河边，遇着那丛百姓，问道有一个那般人，骑着那般马。有来么道。统格黎河“一丛百姓”是这样用自己的“历史镜子”观照的：“有个那般的人，那般的马。与你问的相似，他再有一个黄鹰飞放着，日里来俺行吃马妳子。夜间不知那里宿。但见西北风起时，鹅鸭的翎毛似雪般刮将来，想必在那里住。如今是他每日来的时分了。你略等候着。”
　　这是神和人共同孕育出来的半神半人的文化超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乌云滚滚之中，思想的闪电就要击中这位蒙古族的先祖了。（马克思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第1卷第467页）
　　孛端察儿随着哥哥回家了。《秘史》讲述道：“孛端察儿点着马，随他哥哥行间，说道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说了。他哥哥不答应他。孛端察儿再将前头的言语说了两遍。他哥哥才说你两三遍的言语。只是这般说呵，意思里如何。”
　　愚弱的孛端察儿说出了蒙古族历中上不啻开天辟地、石破天惊的话：“恰才统格黎河边一丛百姓，无个头脑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掳他。”于是，“那其余百姓，他们兄弟五个，都掳将回来了。因这般头口也有，茶饭使唤的都有了。”
　　处于历史的突发期的人们是危险的，因为此时往往充斥着苦难与暴力，耽于安宁闭锁的人们往往是待宰羔羊。
　　半神半人的文化超人孛端察儿，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超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如被马克思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圣人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和汉族古史传说中的大禹，他们的史传故事最终凝聚为本民族民族精神的基石。不同的是，孛端察儿没有等待历史去积淀，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出来，不但没有被当时身边的哥哥听懂，千百年来，亦为后世的人们尚未解读。
孛端察儿“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我们姑且称之为“头领观”，是如何奠下蒙古族民族精神的基石呢？
　　做为光（神）与凡女（阿兰豁阿）相感而生的半神半人的文化超人，却从来都是扮演愚弱的人的孛端察儿，在与神交感的半神半人的母亲去世后，被逐出家门；在苦难的生活中，创造了大大超出自身消费的剩余产品，最终导致人的价值的发现，产生占有他人劳动的冲动，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从而最终结束蒙昧混沌的母权制社会，跨入了文明社会的第一道门槛——父权家庭奴隶制社会。孛端察儿结束半神半人的史传时代，完成了文化超人的历史使命。伴随着“头领观”的提出，蒙古族历史意识觉醒，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时代。而随着人的价值取向的明确，蒙古族成为有着实践和精神统一的价值观的民族共同体，终于完成走向世界的伟业。
　　苦难的生活产生对苦难的思考。当做为文化超人的孛端察儿转变为奴隶主阶级的孛端察儿后，彻底抛弃了令人心理麻醉的神话外衣，把自己抢来的孕妇所生的孩子取名为札只剌歹一—札答兰氏——外来人（汉语义）。十世后，这个氏族出现了一个几乎置铁木真——成吉思汗于死地的著名人物——札木合。
　　在多数民族的神话中，所谓文化超人，是指那些传说中的创造发明之父。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偷盗天上独有的神圣之火，于是人类过上了幸福生活。普罗米修斯因此受宙斯的重罚，做了为人类谋幸福的第一个牺牲者。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始造文字、造舟车、造乐器、育蚕、制裳、铸铜。但就塑造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来说，尚需后世的哲学家们予以总结。从这一点上来说，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的建立是偶然的、特殊的，如果我们拿一般规律来套解，自然找不到答案。这可能也是长期以来没有深入研究孛端察儿与蒙古族民族精神的关系的原因吧。
　　孛端察儿提出了“头领观”，并开创了实践意义上的行为模式，这是蒙古族民族精神源头上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一点不同之处，最终引领蒙古族建立了世界意义的蒙古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