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未来在何方？

2009新年不久，国际社会发现了一则非常有趣味的新闻，据1月16日美联社的报道，蒙古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贷款应对金融危机。有报道指蒙古政府将会派出副总理等高级官员到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关的谈判。截止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就此事做出明确的表态。读到这篇报道，很多人都会甚觉奇怪，一个最近10多年来自诩和标榜为“亚洲民主国家样板和欧洲国家”的蒙古为什么突然狮子开大口找到中国这位昔日的“冤家和家里人”了？为解开这个谜团，本文作者特别撰写了2009年新年专稿来解开这个谜底。

蒙古高原上的这个国家，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既遥远和陌生，且又不自在和依恋。遥远和陌生是因为过去乃至到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两国互不信任和交往，官方报道可谓是“千年等一回”，曾经的一家人在20世纪初期两国分道扬镳，两国政府对此事也是讳莫如深。而提到时下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中国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如数家珍般侃侃而谈，唯独对蒙古国是个例外。不自在和依恋是在这个民族中诞生了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数个世纪之久的伟大人物---成吉思汗，有的人认为他是神，有的人却认为他邪恶的化身，而且也的的确确是很多人迷恋、向往的地方，还有与成吉思汗谜一样的钢铁意志与精神。在中国的官方记录中，成吉思汗是属于中国的，当然也承认是属于蒙古国的。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800多年前的草原英雄曾开创了震古烁今的奇迹与辉煌，并影响了以后数个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轨迹，这是蒙古人最引以为傲的地方。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的史书上被誉为“一代天骄”，而在北方的蒙古国却曾经要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他的影响。由于同中国有着复杂的感情、历史与政治等数不清、理还乱的纠葛，在过去的70年里如何给成吉思汗这一民族英雄以正确和客观的历史定位、评价与认知态度上却显得极度慌乱、无知和反复。20世纪初的世界在进行一场工业化革命，21世纪初全球在展开一场信息化与技术化革命，蒙古与中国在过去的100年中，都曾经历了巨大苦难与不幸，这段历史看似是蒙古人摆脱中国人统治的争取独立与自由的革命，而其实质上是背离了大中华区共创民族辉煌与伟大复兴的道路。

我们不能总是苛求历史沿着最适宜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道路前行，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某种反复与曲折也是正常的，而在20世纪初期的最初20多年里，由于一些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蒙古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受到了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这两个人错误的蛊惑与煽动，最终脱离了大中华共同发展的轨道，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本文作者曾经与蒙古有关的学者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很多蒙古人认为，在16世纪晚期以后的数个世纪中，喇嘛教对蒙古民族精神与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毒害。20世纪初期蒙古发生的革命，既给传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与颠覆，也给蒙古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动荡与破坏，而这种破坏和冲击是无法衡量的和弥补的。时至今日，在21世纪的今天，蒙古许多偏远地方与20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悲剧的原因就在于喇嘛教从精神王国上完全束缚了蒙古民族的“草原狼性”。时间无法复制，失去的无法找回，这是一种永远无法修补的伤痛。

在21世纪的今天，据有156万平方公里的蒙古国人口仅有290多万，是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度。800年前，或者更近一些的100年前，横亘在蒙古高原南北中间的是大漠戈壁滩，南北两边是绿意洋洋、羊马儿欢畅的丰美草场和绿洲。但是时光逝去许多年后在两个不同政治背景统治集团下，南北两边的景象大为不同，北边的人认为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我们有自己原则和立场，那就是我们才是成吉思汗的真正传人，要是南方中国有人说是成吉思汗的传人他会急红眼，唯一不变的是现在的模样与80多年前的蒙古毫无二致，只是披了层现代化的外衣，即自在的穷，这发人深省。

如今的蒙古国70%多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人跟南方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喜欢泡吧、上网，接受西方教育与文化，听西方流行音乐，爱看韩日剧和着时尚靓状。拿首都乌兰巴托的年轻人和与在中国北京、上海的年轻人相比，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异样的差别。不过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在当代蒙古没有人真正懂得自己民族的伟大意义，在这个国家不生产自己的电影，文字每70年变化一次，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它不时的变换自己的角色，一会儿认为应该依附于中国人，一会儿又觉得应该寻求（苏）俄罗斯的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摆出一副彻底觉醒的样子，“我要自强”。唯一可以凝聚起这个民族力量的东西是成吉思汗，但是这不过是各方政治领袖和利益集团的宣传工具和利用对象罢了。颇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过去的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竟然无知和疯癫般的肆意诋毁和歪曲这个蒙古民众中的“真神”。成吉思汗对蒙古人意味着什么？大多数蒙古国人对他了解的并不多。可是在中国，从历史教科书到史学典籍大量的文字记述浩如烟海，乃至于当中国人把成吉思汗列入中国帝王传来加以描述或者形容时，北方的蒙古国人却“醋意大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的。与此同时，它还要时时担心面临被中国吞并的危险，蒙古政府长期的敌视和仇华宣传政策更加深了蒙古民众与南方中国人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这种典型的不自信和仇视心理在蒙古政府的推动下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变得无以复加。

20世纪90年代后，所谓当代受过良好西方教育背景的蒙古民主政治精英们又发现了一条“走钢丝”的多支点、平衡外交的国策，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了？

处于夹心饼地位这样的一个“国家”，这种处境的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在中、俄两个大国间玩平衡游戏，另外还寄希望于美、日、欧等第三邻国，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门之祸。当代蒙古国政治领袖和精英们自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其实他们是在做一场毫无意义的政治赌博和冒险，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未来20至30年周缘地理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很多人注意到，在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有关蒙古国的各项统计报告中，没有一项提到蒙古国有过成熟和发展完善的产业和部门，偌大的一个国家粮食甚至也无法自给，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却有最令人意外之处：超前消费，从不存钱，贪腐现象严重，更有甚者还期待通过开发矿业资源短期内达成发达国家之目标。这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初衷固然我们无法反对，但是置实际生产力状况于无影无形则更为可笑和荒谬。从距离中蒙边境仅80公里的奥云陶勒盖这处大矿床久拖不决的投资开发进程就可以想象这片土地上这个政府是多么的拖沓和低效了。

自2008年9月以来的全球性金融海啸以来，蒙古的高通胀达到了40%以上，失业人数剧增，大量企业破产，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极为突出，更为危险的是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与西方民主政治孰重孰轻的较量从未停歇过，2008年7月的骚乱就是例证。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就曾经提醒国际社会，蒙古国是最易受金融风暴影响而崩溃的不多国家之一。

在上世纪2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启动民主改革直至现在的新世纪，蒙古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了？了解这一过程或许对我们如何认知如今的蒙古国有所裨益。

蒙古这个国家在1990年了放弃了一党专政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原先的95%以上的国有经济实体与企业被普遍私有化，这一政策调整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施行的“休克疗法”颇为相似，但是在政权更迭、政党轮替中蒙古的政治发展进程更甚于经济。单一的农—（畜）牧业经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可谓是相对容易，但也有致命的缺陷。由于在前共产党统治时期过分依赖于苏联，更由于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信息化体系完全不具备，技术人才的匮乏、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独立后的80多年仍然是一无所有，GDP仅有不到30亿美元，全国有75%以上的人仍然生活在人均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经济落后与表面上的现代化相伴相克。在过去的70年真实的状况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完全意义上的前苏联政府的大生产备荒基地、战略缓冲地带与卫星国，而换取这种蒙古民族独立地位的代价是广大蒙古民众在饥饿与严寒中为撑饱苏俄士兵的肚皮而艰辛劳作和服务。

本文作者在大量查阅了有关蒙古独立前后的资料和文献后发现，蒙古之所以独立，固然有中国满清封建统治集团对蒙古民众残酷压迫的现实背景，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以喇嘛教领袖博格汗为首的蒙古上层统治者在20世纪初期的这场革命中恶意的诱导、蒙蔽和欺骗了广大无知和善良普通农牧民，这场“革命”的最终结局并没有真正使得蒙古人获得完全自由与解放，恰恰是这场所谓的被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利用和引诱的“革命”断送了蒙古民众的福祉与美好前景，这是所有蒙古人的灾难，也是大中华区域内的巨大损失与不幸。在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博格汗这个人其实是个生活方式奢华糜烂，既接受西方外来文化又受汉文化影响深刻，且处事谨慎、作风果毅的宗教领袖，在这场革命中他事实上是最大的牺牲品。时隔近100年之后，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僧侣在乌兰巴托的街头依然随处可见，并且喇嘛教仍被奉为国教，复兴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与中国西藏地区一脉相承的宗教，这种对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反反复复说明了蒙古人心理上的彷徨与不安。

蒙古革命后，一场在有关是依靠中国还是（苏）俄罗斯的大争论导致了蒙古人视野与方向的大转换，这一变化令蒙古人变得“黄白不分”，数十年间彻底背弃蒙古民族传统与文明的“狂风骤雨”惊响了蒙古高原。这场“狂风骤雨”夹杂着对人性与道德的泯灭，对大量无辜善良人的残酷屠杀和迫害，对专制和独裁的推崇和向往，对宗教教义与政治原则的挑战和嘲讽，还有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无法描述的极端恶意中伤与诋毁等等。这是一场“恶魔般的、血淋淋的政治闹剧与玩笑”，这其中受害的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很多汉人。

反观当代中国社会对蒙古独立过程历史的认识与看法，最近20多年来从各种文化和社会生态现象中都有一定程度反映，在蒙古国也是如此。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晚年曾向友人真情透露当初与苏（俄）签订出卖外蒙古的卖国条约实属人生一大羞辱和遗憾，是一生的严重错误。而在蒙古国看来，这场独立是巧妙的利用了中国人的“内讧”（指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乱象与腐败无能），完全摆脱中国人黑暗残暴统治的开始。尽管双方的历史观和在史学问题上的争论歧见仍然激烈，但是有一点还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的蒙古族还是蒙古国的蒙古族，对传统文化的回归都是主流。半个多世纪过后，这场独立背后的真实原因越来越清晰的浮出水面。

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自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执政地位后，有关蒙古国的消息几乎毫无踪迹，甚至在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蒙古国是如何独立也只字未提（近年来有所转变），这种对重大历史问题认知态度的严重缺位和忽视是非常错误的。众所周之，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所属阵营、政治原则与主张大相径庭，两国经历了从相互友好到互为对抗敌视，再到现如今的双方加深理解与互动，共求稳定与繁荣的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有关蒙古国历史问题的认识和了解渐渐多了起来。近3年来两国的一些文化现象或许对此也做了些说明和阐释，如2007年蒙俄合拍、中国演员孙红雷饰演其中重要角色（札木合）的电影《蒙古王》，2008年由中国内蒙古方面主持出版的蒙文版《大藏经》（该文献在蒙古国大受赞誉），2008年和2009年初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东归英雄传》等。

80多年过去了，蒙古高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如何认识这段蒙古独立后的历史的了？也许从近期蒙古政府正准备寻求中国政府的30亿美元的贷款中找到一些答案。

据美联社报道，蒙古国政府在声明中说，30亿美元贷款包括两个部分，其中10亿美元为稳定其银行系统，另外20亿美元则将用于道路建设、工业和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国际社会非常清楚，自从上世纪90年代进行民主改革以来，蒙古接受来自前苏联的援助就几乎为零。与此同时的民主化浪潮进程中，一批批的蒙古社会精英逐步接受了西方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理论。这些人在试图大力改观蒙古社会现状大背景下，不断的与原先的（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生激烈交锋，并曾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历经多年的争论之后，两派在主要问题上已没有多大分歧。虽然一段时间以来，蒙古的民主改革进程没有在国内造成大的激烈矛盾与社会冲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蒙古社会真正的症结，贫富极端不均和自然环境生态问题极端严酷。这两个长期性的问题若不解决，对蒙古国本身和周边邻国的灾难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拿蒙古的两个邻国俄罗斯和中国来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即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可以做到处理国内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留有更多空间，而蒙古国却是处处受制于人。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把面域缩小到蒙古国邻近的范围来比较一下。在邻近蒙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且处于基本未开发的处女地带（环境污染破坏小），还具有相当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俄罗斯整体的“先欧后亚”的国策背景下，无论俄罗斯是处于何种境地，泛西伯利亚地区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对于中国来说，邻近的内蒙古地区由于已经踏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巨大潜能正在发挥其示范性的效应。相比之下，蒙古国是恶劣的气候自然条件与人类影响共同造就了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丛生的“草原国家”。在这个国家，经历了80多年的“独立自主”，至今没有一家可以自行生产制造拖拉机和卡车的工厂，经历了严重俄化过程的蒙古人吃的面包也无法自给（制作面包所需的面粉的一半以上进口自俄罗斯），去过蒙古国的人会发现从中蒙边境向北至乌兰巴托，没有一处可以被称作完整意义上的绿洲和草场。在首都乌兰巴托这个占全国一半人口的城市，60多年前土拉河畔美丽的绿洲现已成为蒙古国最现代化城市污浊空气的天地。即使在蒙古国上下最引以为傲的矿产资源优势，也有一个很大的隐忧，最近恩赫巴亚尔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蒙古国无论从哪些方面讲，都不具备独自开发其巨大矿产资源的条件和能力。

进入2000年以来，蒙古的对外贸易主要出口国已从俄罗斯变为中国，而且这种趋势正在日益强化，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蒙古国第一大出口贸易国。留心中蒙贸易的人会发现，蒙古的煤、铜、铁、铝、锌等主要矿产品，80%以上的农牧业原材料与动物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与此形成关联的是，中国企业和机构在蒙古国的投资在农牧业、建筑、机械制造、轻纺产品、原材料加工、电子通讯及外贸和物流等三产业方面与其他投资国相比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蒙古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蒙古国与中国在共享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繁荣。

蒙古政府深切地感觉到在地缘态势、民族认知度与经济利益上和中国的巨大紧密性、互补性和融通性，蒙古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中国，这种依赖与成长不仅仅是某种经贸与文化交流的互动，而更是一种从最真实角度认知自己民族文化与根源的传统价值与意识的回归过程，尽管在大量问题上南方的中国（内蒙古）与北方的蒙古国依然有很多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分歧与争执也相当严重。现实环境中，在蒙古政府和许多民众心理上，对中国的戒备和排斥心理却从来没有消除过。

仔细考察和分析这些现象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历史上存在过蒙元帝国或者遭受过满清300年统治等一些原因，而是因为在当前国计民生没有很好保障的状态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还不成熟的环境下，整个社会更容易滋生不稳定和动荡混乱的心态。试想在国民心态成熟、经济稳定健康的社会条件下，谁愿意总是要求邻邦提及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其自行选择的发展道路呢。很明显，这是弱势心理对未来前景不自信的一种反应。蒙古国所提出要求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强邻的，它还总是提醒国际社会关注它的诉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富国和穷国的心态完全是两样的。那么这次蒙古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很简单，在当前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借债无门，这是一个很自然又浅显的道理。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已自顾不暇，麻烦不断，它实在是没有力量去帮助蒙古国。而一直对欧、日有着幻想和梦寐情节的蒙古国在看到这些国家要援助必须“拿利益作交换”这一条件后，深感这种高昂代价的惨痛和巨大，蒙古国也明白，欧日也未必真心帮助他们。在反复盘算和权衡后，蒙古国就只有找到昔日的“冤家和家里人”中国了，而且中国人也非常有能力帮助它。尽管这样做在蒙古国内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和抗议，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最终选择。舍弃这一选项，蒙古国的未来前景更加模糊不清。

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和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高速发展的新经济和新技术不断出现，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然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发展进程像中国那样波澜壮阔和宏伟浩大，这在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是独有的和最亮丽夺目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华文明以其“刚柔并济、自强不息、悠远深长、博大精深、绵延不绝”而著称于世，这是中华文明最引以自豪的地方。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曾出现过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3位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尽管这三人所倡导的政治立场和原则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都是力争使中国摆脱受外国列强控制的局面，达成中国富强之目标。在他们眼中，维护中国的统一是作为政治领袖的完全责任。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的基石。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欺凌和侮辱，中华民族的存亡受到空前的挑战。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和中国人就同“落后和衰败”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在世界列强面前，中国人一次次的遭到了欺凌和压迫，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95年的《马关条约》，1900年的《辛丑条约》等等这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因为封闭而落后，因为落后而挨打，英法美俄日德意等等一群群强盗进入中国上演了”打杂抢烧杀”的好戏。100多年间中国人的处境是凄凉的和悲惨的，这些强盗带给中国人的灾难和痛苦是惨烈的、深重的，而这其中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强盗是最穷凶极恶的，带给中国的灾难和痛苦是最巨大的、最无法估量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的确事实也是这样，只要认真研读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发现，作为历来被中国指斥和责难的对象——日本，确实应该担负起对中国赔礼道歉并作深刻反省的责任。不过，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我们不应一叶障目，以偏盖全。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必须深刻牢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100年中，对中国造成最严重伤害的不仅仅是日本，还有俄罗斯。正是俄罗斯这个强盗在这整整100年里的时间里扮演了最凶残侵略者和掠夺者的形象。据有关准确资料，拿日本和俄罗斯相比，日本从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得到便宜起到1945年二战日本投降为止的整整50年间，日本在中国抢占的最大便宜仅仅是冲绳岛（琉球群岛），在8年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3500亿美元；而俄罗斯在100年中的历次不平等条约中，相比较其他任何列强是最大的、最狡猾的赢家，且不说从中国手中强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仅就从中国抢夺的财物和拿到的赔款而言，不完全估计至少在50万亿美元以上，更为不齿的是，它从过去乃至到现在一直在扮演一个“卑劣阴谋家”的形象，分裂中国的外蒙古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都知道，在中国对蒙古的外交政策里面，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12年被孙中山提到，20年代和30年代被蒋介石和毛泽东反复重申。当蒋介石提出，根据1924年的中苏条约，中国政府仍然享有对蒙古的主权时，但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却粗暴的予以了拒绝。殊不知这时的中国是战胜轴心国的五大战胜国之一（英法美中苏），为何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人家手中？这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对这段历史，本文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以最完整、最客观的态度来做记录和传承，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应该珍惜什么，不应该舍弃什么。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总是带着一些感情和政治色彩，过于苛求一些问题的具体细节和做法，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作者撰写本文的另外一个重要用意是：我们必须深刻牢记俄罗斯这一强盗在历史上曾经带给我们的巨大灾难。

中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曾经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有众所周之的，通过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以它特有姿态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中华文明也越来越为世界所知晓，新世纪的中国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舞台，现在的中国是精彩的和正在成长中的。作为如今的邻邦蒙古国，它也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就。时下到蒙古国，90%以上的商品都是产自中国，中国对蒙古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当初俄罗斯一样。然而同样作为蒙古国邻邦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国对它的态度确实有着明显区别和差异的。

客观地说，蒙古对俄罗斯是感激的和崇敬的，过去甚至是卑躬膝躯的，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帮助蒙古摆脱了中国人的所谓“黑暗统治”，也更是由于俄罗斯助其实现了“欧化”。不过，令人颇感意外和独具讽刺意味的是，70年的俄化影响至今仍然是空有其形，缺乏内涵，“忽东忽西”的做法总是找不到北，到头来还是要找曾经的“家里人和冤家”借钱过日子。

而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俄罗斯这一民族既是伟大的，也是野蛮的，之所以有伟大这样一种印象是因为俄罗斯不仅诞生了像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而且还有像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给国际和国内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变革，也还有俄罗斯这一民族本身所隐含的深远的无法探究其根本的民族特质与文化魅力；之所以被认为野蛮是因为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一个扩张与野心成性的国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特性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幅员极度广阔、人口相对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为它所迷、为它而困。

时至今日，在国人的记忆里，我们仍然无法消除历史上的俄罗斯曾经带给我们深深伤痛记忆，虽然我们现在大多数指责和谩骂声音是针对日本的，但无论怎样这种伤痛记忆是无法抹杀的。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与领土掠夺记录从没有删除，在台湾，对俄罗斯侵略和扩张史更表现为对真实史实的还原，在香港，历史上的俄罗斯是妖魔化的国度。种种现象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有共同点，都没有忘记过去。相对于日本而言，国人一直是对俄罗斯是爱恨交加，而对日本是恨多于爱，而且对俄罗斯的恨仅仅是表面上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一个很清晰的原因，那就是基于不同的阵营和意识形态观，台湾和大陆地区两个不同政治实体长期的对抗和分离。

21世纪的蒙古国依然是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感情色彩最复杂的一环，且不说在如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的个人国家统一观里面（宪法依然明文规定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直秉持着大中华国家概念，连中国民间也一直大量深藏着收复外蒙古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可见这种由国家分离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北方的蒙古国政治领袖，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

蒙古高原是一块美丽的土地，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自然地理景观构成了世界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天地不尽两重，道路不尽九条，只要敢取，连日月都可抓在手里”。 “将环绕禁院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苍狼一样的成吉思汗最终成为蒙古高原上最神圣和最伟大的名字，这位曾令世界为之震颤的伟大征服者让无数人为之着迷。最近10多年，蒙古国发现的丰富自然资源和人文遗迹更令世界为之称奇，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众多探险家和投资者，人们惊叹这是过去200年间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开发的神奇处女地。根据有关资料，蒙古国现已探明的有煤、铜、钨、萤石、金、银、钼、铝、锡、铁、铅、锌、铀、锰、磷、盐、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1520亿吨。此外，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铁20亿吨、磷２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金3000吨、银7000吨、石油15亿桶。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同类企业之首。森林面积为1830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8.2%，木材蓄积量为12亿立方米。

纵观蒙古国实行民主改革近2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我们仍很难找到一个给蒙古国合乎正常发展轨道的众多理由。

在经济领域，一部矿产资源法令蒙古社会上下纷争和隔阂不断。最近10多年蒙古国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世界所瞩目，仅在南戈壁省（该省面积16.54万平方公里，紧邻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发现的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和塔本陶勒盖煤矿两大矿床就让蒙古国“出尽了风头”。 然而正是这两大矿床让蒙古国在如何权衡与取舍外国投资者、本国政府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上举棋不定，令其国际形象大为受损。另据蒙古公开协会论坛提供的信息，截止2009年1月2日，蒙古政府现已颁发了5,202张矿业开发许可证，总面积达4,940万公顷，占到了蒙古国土面积的近31%。这些举措对发展和提升国民经济质量虽有所帮助，但其实质效果有多大仍值得怀疑，一哄而上的矿产项目开发给本已脆弱的蒙古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雪上加霜。

在政治领域，看看蒙古国的对外关系，我们发现国家大呼拉尔1994年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规定，蒙古奉行开放、不结盟、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同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主张同中俄“均衡交往，发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发展同美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与合作。2004年12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决议指出，蒙古积极推行符合稳定发展目标的，独立、开放、多支点的对外政策，全面巩固与中、俄的睦邻关系与合作，发展巩固蒙美全面伙伴关系与合作，深化巩固与欧盟成员国间业已发展的双边关系，扩大发展合作领域，发展与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积极参加东北亚和中亚政治、经济活动进程和对话，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的活动，把握机会，保障本国安全。仔细分析上述文字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蒙古国对自己现有的独立地位一直心存忧虑和惊恐，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言而喻，蒙古国的独立地位一直不巩固，这既是历史的原因，也是现实的原因。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孰先孰后的激烈争执也更使得蒙古政坛的乱象更是光怪陆离。

在文化领域，年轻人中间的西方思潮泛滥成灾与传统蒙古社会的豪放淳朴激烈对抗，这种矛盾带给了蒙古社会缺乏创新与激情，自信心严重不足，恐惧与排外心理格外严重，这是蒙古民族的不幸，也给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不稳定。在现实社会中的蒙古有两个具体的事例，比如传统蒙古社会没有卖淫和赌博现象，但是在首都乌兰巴托市，卖淫和赌博现象普遍存在，这其中的很多人尽管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回顾过去，由于历史的、许多不可揣摩的政治因素，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大中华地区民族分裂最惨痛和最悲伤的时代，如今这一页翻过了差不多近90年。然而90年过去了，蒙古国依然未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困境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这三大问题是制约蒙古国未来发展的瓶颈，国际社会几乎无法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蒙古出现。由于以往存在的悠久文化和历史渊源，许多中国人的国家统一观里面仍然包含着蒙古地区的影子，在当代社会无论我们是以何种方式看待蒙古国与中国的沟通与交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蒙古过去对中国恨多于爱的恩怨情仇必将因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扩大而消减。

在如今的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羊绒、褐煤和成吉思汗”这三样成为了该区发展经济、走向世界的战略品牌，而且基于同文同种的共同民族特质和互惠互利的地缘优势，双方都把成吉思汗视为自己民族的圣祖，两地也都在开创和继承成吉思汗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经贸交流活动。

联系到中国与蒙古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客观地说蒙古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蒙古的稳定需要中国的支持与理解。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有人要问，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发展最缺少什么？答案是矿产资源。有资料显示，如果中国不加强勘查找矿，储量没有重大突破，到202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包括目前还处于出口地位的锌矿产等，到时也将面临危机。事实上，人类目前使用的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自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粮食”和“血液”，有学者指矿产资源对于人类来讲，其价值绝不亚于粮食，再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模式都可以复制，而矿产资源却不可再生。

很明显，上述现实揭示了蒙古国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内在联系。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规律，现在的蒙古政坛精英们未必会想到这一点，他们着眼点或许仅仅是维护和保持现有的一点点“利益和好处”，对未来发展大趋势缺乏应有的真知灼见和认识，两边的经济融合大趋势必将证明蒙古政坛领袖们口中所称谓“蒙古国”仅仅不过是愚弄广大农牧民、谋取个人私利和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宣传工具。

大中华地区的历史是一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历史，历史上蒙古高原曾融入大中华地区，一部分离到融合，再从融合到分离的历史，相信在未来不久将会再次融入到大中华地区的范畴来，这无疑对中国是有意的，对蒙古这一民族也是有意的，这就是未来蒙古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