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也是“放狼难题”

芦笛
一、放狼难题

这典故我在《论晚清改革的失误》中用过，乃是杰弗逊用的比喻。他说，奴隶制问题就如同一个人死死地抓住一只狼，使得它无法吃掉自己，既不敢放开，也无力永久抓住，直到再也撑持不住倒地，被狼吃掉而后快。他以此来说明解决奴隶制问题的两难：放开怕惹出更大的乱子来，不放却又明知抓的是头狼，并非什么好东西。

这倒有点像咱们的成语“骑虎难下” ，但比它更形象地描绘了人的惊恐与尴尬，盖骑虎比较潇洒，没有人狼相持的紧张与体力付出。我在论晚清改革失误那篇文章中误记成了杰斐逊用此比喻说专制制度，不过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咱们的民族问题也就是这放狼难题，所不同者，只在于大家并不认为是在死死抓住或摁住一只恶狼，毫不感到潜在的危险。即使朦胧有此感觉者，也大都认为那狼是永远可以按住的。汉族对民族问题的理解，颇有点像我党对社会矛盾的理解：汉族认为少数民族可以永远被按住，我党认为普罗大众和其他弱势群体可以被永远按住，都是同一种心态。

二、统与独

有人似乎误认为我主张民族独立，不是这么回事。我历来的态度是，国家的版图大小，与草民毫无相干，只涉及君王的虚荣。比、荷、卢那么小，也没见人家羞愧之下去上吊。统独只是手段，人民的福祉安乐才是目的。正因为着眼于此，我才反对“中国解散”，盖那必然引出南斯拉夫式的种族仇杀来，边庭流血成海水，几个世纪都不得安宁。Otherwise，我根本不介意中国分裂成七八十块。

但要维护统一，正确之道是让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珍视祖国的统一，无论怎么吵闹，压根儿就不会起分家另过的念头。这才是“攻心为上”，不是靠捆绑实行洞房花烛。我所有文章都是着眼于此的。汉族作为强势民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中起决定因素的那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一政策是否能成功，因此不能不成为我的疗愚对象，并不是我偏袒少数民族。

实际上我所有的民族文字都是从汉族利益出发的，当然重在双赢，并不是只顾汉族，但毕竟还是难以摆脱出身局限。当初在《罕见奇谈》就曾有位蒙族网友指出我是“ 汉族本位思维”。人家说的是事实，我不能不哑然，那阵我正被汉族法西斯愤青骂得狗血淋头，当下慨叹汉族的智力真是低下，远不如人家少数民族目光如炬，将我的苦衷看得清清楚楚。这次有人又指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事实，我无法否认，应该说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影响吧。尽管使用换位思考，毕竟还是有亲疏之别，不可能做到墨家的“兼爱”主义。

三、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民族问题？

尊重事实的过来人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时代尽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但没有什么严重的民族矛盾。西藏“叛乱”有如说是民族冲突，莫如说是宗教冲突：毛教与藏传佛教的冲突。民族矛盾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而且随着经济繁荣越演越烈。

这是什么原因？两条：第一，当局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了否定民族只讲“阶级”的马列主义作为国教。第二，经济繁荣激化了民族矛盾。

先看第一条。马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基本教义，就是否认民族矛盾存在，认为民族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共产党只认“阶级”，不认“民族”。“民族主义 ”不是什么好听字眼而是一种罪行，与今日截然相反。因此，无论是在边疆还是在内地，大家都认为少数民族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从不把他们看成是另类。虽然曾出现大规模关闭捣毁清真寺或佛寺，甚至逼迫回民养猪等烂事，但那是宗教冲突而非民族冲突，干这些烂事的并不光是汉人，有大量的本族积极分子参与。实际上，在西藏根本就没有多少汉族，顶多集中在拉萨个别城市中，西藏边远地方的寺庙乃是藏族红卫兵去捣毁的。因此，当地少数民族并不至于把这种罪行视为汉族的欺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少数民族并不是白痴，你心里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不说出来人家也知道。当时去边疆的汉族确实没有什么民族界限，真把少数民族当成了自己人。那阵子的人头脑简单，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共同相信一种宗教，认定对方是弟兄，因此自然没有太大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马列再不管用了，我党只好捡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破烂货作国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我早在9年前就警告过党中央了，告诉他们这是饮鸩止渴，虽然能唤起汉族对我党政权的认同，但必然促进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人家并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与什么张衡、祖冲之、唐宗、宋祖、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等等毫无鸟相干（万里长城倒与北方游牧民族确实有相干，可惜是负相干，乃是民族冲突与种族隔离的伟大纪念碑）。而且，民族主义这把火不能随便玩，弄不好就要backfire，变成自伤自残的种族主义，最终结果是哺育出无数的米洛舍维奇来，将中国制造成前南斯拉夫，为日后国家解体必然发生的民族仇杀做足铺垫。

九年来，我眼看着这警告一步步化为现实，不能不感到锥心刺骨的绝望。

再看第二条。一个统一国家需要国民认同作为黏合剂。过去毛教就是把各民族粘结在一起的黏合剂。改革开放后这黏合剂没有了，政府引入民族主义作为代用品。对汉族而言倒确实起了作用，可对少数民族来说反而成了瓦解团结的腐蚀剂。我党便只能指望靠经济起飞来收买少数民族。

But again，此策对汉族有效，对少数民族只能适得其反。盖人心的满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绝对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为尺度来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数是，经济繁荣是否能给人一种不断改善自己境遇的盼头。如果繁荣不能满足这两条标准，则必然是越繁荣越不稳定。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维。

汉族地区出现的骚乱，乃是普罗大众弱势集团认为分配不合理引发的，但不管怎么样，多数人特别是精英集团毕竟认为自己的境遇能不断改善，小日子很有盼头，因此大局还能稳得住。

这就是最重要的稳定因素：若大多数人都觉得日子有盼头，他们就会出于自身利益反对“现钟不打打铸钟”，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反过来，若大多数人都觉得没有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那么这种社会就岌岌乎危哉。经济越繁荣，便越是燃起他们的熊熊怒火。

这不幸就是在新疆发生的事：因为语言障碍，当地少数民族天生处于弱势。即使没有种族隔阂与成见，汉族老板也只会倾向于雇佣没有语言障碍的员工。当地的经济越发达，少数民族的相对失业比例也就越高，从繁荣中分到的好处的比例也就越低，生存空间也就越小，而这繁荣乃是靠掠夺当地资源实现的，你让人家心里怎么下得去？

这结果便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满洲国”的把戏：当时东北地区是全亚洲工业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区域，然而繁荣的果实完全落在日本人手里。按我党以及许多爱国愤青（含方应看那种“民主愤青”）的思维方式，东北人该为日本人给他们带来的繁荣感激涕零，而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出去，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就更是跟自己过不去了，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发展不是硬道理”呢？

那位愤青说了，你这是偷换概念！满洲和日本并不是一个国家，大英殖民者是入侵非洲国家的帝国主义者，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错，但问题是，是不是同一个国家，似乎是百姓说了算，并不是政府说了算，也不是某个强势民族说了算。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的国家数目才越来越多，不光亚非拉如此，就连欧洲也如此。过去欧洲也就只有几个大国，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自古以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中东那许多国家，“自古以来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人家那可是真正的“自古以来”，不是新疆那种“自清朝以来”，所谓“新疆”就是“新领土”的意思，爱国同志们总不至于连汉字都不懂吧？既然那些国家可以独立，新疆又胡为乎不可？

总而言之，“自古以来”并不是什么万能魔咒，更不是旧式老太太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多念一次国家便稳固一点。要统一的国家不崩解，最根本的还是少数民族自己没有外心，如同汉族一般，压根儿就不想分家过日子。这才是根本的治国之道，而这既不是武力镇压，也不是经济繁荣可以换来的。尽管“犬儒”们无法理解，对许多人来说，这世上就是有比物质幸福更重要的东西，“尊严”就是其中一条，这就是为何世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好日子不过宁肯分出去。

所以，要让人家不想分家，首先就得把人家当成自己人。问题是中央对新疆和西藏从来就怀着鬼胎，觉得那地方是偷来的，迟早要丢掉，毫无自信，因此处心积虑，处处设防，脑筋全动在如何“灭疆独”、“灭藏独”上去了。而这无形中就把少数民族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处处提防猜忌人家，美其名曰“自治”，却让汉族担任占据所有关键位置，“党天下”之外还加上“族天下”，这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当人家是白痴，不知道你的心病？

这心态倒很像毛泽东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毫无安全感，总觉得那政权是窃取来的，慢慢眼就要丢掉，因此瞎猜疑瞎折腾，到处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最后生生把无限忠于他的全国人民都逼反了才了账。

这也是我党在新疆干的烂事，最蠢笨的是所谓“抓大放小”：对任何可能引动他们猜忌之心的正常活动，诸如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人物等等，都要遭受无情打压，对宗教活动百般限制，而对一般的刑事犯罪则从宽处理，甚至就连伊力哈木那样坚决反对疆独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容忍（请参考黄章晋先生的《再见，伊力哈木》），当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可笑的地步。

铁腕镇压政治犯，宽纵刑事犯，这结果非但没有引来维族的感激，反倒人为制造了民族矛盾，恶化了维汉关系。汉族觉得维族成了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而维族则因正当的宗教活动与学术活动被压制而愤愤不平。我党的心病甚至恶化到了漫画的地步——竟然禁止维族公务人员留胡子！这与当年满人入关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到底有何区别？！

更恶劣的是我党近年正不动声色地推行强制同化的措施，使得汉语成了生存的基本前提，企图以此消除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感（鬼话所谓identity）。这又是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的蠢举：汉族只看见维族学生考大学能加分，却看不到此举口惠而实不至：维族如果上的是内地的汉族大学，则在内地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到新疆去，回到新疆也无法找到工作，毕业等于失业。如果上的是当地的民族大学，则汉语不过关，毕业后根本也就没有出路。

目睹身边的经济繁荣而自己没有出路，没有盼头，自然就会刺激出犯罪行为来。维族犯罪行为猖獗，乃是社会弊病的表现，却被汉族认为是该民族的特征，似乎认为人家天生就是堕落种族，对政府宽纵维族犯罪行为更加愤愤不平。反过来，维族的有识之士又为汉人带来的烂污生活方式败坏了他们原有的淳朴生活方式而愤愤不平。记得王力雄的维族朋友曾对他说，西方殖民者给殖民地带去的是先进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汉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确实如此，汉族只给少数民族地区带去腐败，烂污与钢筋水泥，如同全面彻底毁掉内地的传统家园一般，让民族地区也迅速港台化了。

于是经济繁荣非但没有换来边疆的稳定，反倒成了制造民族分裂的温床。

四、为什么美国没有独立运动？

美国当然有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但这种冲突从未发展为独立运动。相反，如果谁敢建议将某个州划为黑人州，请所有的黑人搬到那儿去住，只怕立即就要成为众矢之的，就此身败名裂。

美国之所以没有独立运动，是因为黑人再怎么闹，仍然认定美国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有权享受与白人同等的一切权利。这当然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印第安人外谁也不能自称美国自古以来是他们的领土有关，但最根本的我看还是几条：第一、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确实与白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尊严与成功机会，奥巴马当选总统就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第二，种族歧视在国民心目中臭不可闻，个别人即使有种族偏见也只敢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否则立即身败名裂。不论长的面孔是白是黄是黑，是人就享有同等尊严。第三，民主社会具有海纳百川的多元宽容精神。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乃是神圣人权，政府或他人无权干涉。无论是黑人去欧洲寻根，还是黄人祭祖，从来不会被当成罪行被政府抓起来。

这些条件在中国一条都不具备。少数民族莫说当总统，当“自治区”一把手也绝无指望，永远只能做“统战花瓶”。最可怕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即使刨除社会制度的因素，中国人的心态普遍严重失常也使得中国绝对无望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和解，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统一。

这第一个心态失常乃是中国政府有意煽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哺育出了无数土法西斯分子，培养出了他们虚幻的种族优越感，使得这些烂仔比当年的大英殖民者还傲慢，比南非前白人政权还猖狂，不是如“北京痞子”那样自居恩公，以为离开汉族的援助，西藏人就得活活饿死，就是如方应看那样侮辱维族“文化水平低，野蛮好斗”，“杀人放火贩毒在行，正经经商的少”，“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等等。

第二个心态失常便是信奉“狼羊律”，倚冰山如泰山，认定武力镇压是解决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唯一手段。若迷和方应看在《自由中国论坛》的辩论比什么都说明问题：那位据说是相信“人权高于主权”的“民主斗士”，在对待少数民族时立即就变成“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者，宣称资源是国家的，不是人民的。维族毫无人权可言，更没有民族自治权与自决权，只该“杀怕他们”。

在中国人手上，“民主”竟然能变成法西斯主义，西方人大概要闻此骇而却走，然而我早就见惯不惊了。这些年来在网上遇到的“民主斗士”诸如安魂曲、余大郎等辈，卖的无一不是这种货色。不难想见，中国要真是成了民主国家，那绝对也只会步南斯拉夫后尘，而安魂曲、余大郎、方应看就是那个“民主国家”的米洛舍维奇总统。

这就决定了民族问题乃至疆独藏独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乃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简单道理哪怕是“民主”浑人如安、余、方辈也能明白：这世上并不是只有金钱才是珍贵的，如果我是维族，看了诸位的教导，哪怕是让乡土糜烂、血流成河，我也要一息尚存便为本民族求解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前还要告诉子孙后代继承我的遗愿，世世代代奋斗下去，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本民族能享受起码人类尊严的国家来。

老实说，当我看到伊力哈木郑重其事地对黄章晋分辩：“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少数民族竟然落魄到了必须为本族人智力自辩的地步，这种国家还能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希望？！

所以，看来在中国，民族问题将永远无望解决，少数民族就是让政府乃至汉族死死摁住的恶狼，直到力竭倒地那天为止。这大概是各派都能同意的事实吧？分歧只在于那狼是否能永远被摁住。“民主”法西斯分子安魂曲、余大郎、方应看的滑稽，只在于他们认为政府不能永远摁住汉族的弱势群体那只狼，却能永远摁住少数民族那只狼。

当然他们可能也有道理，毕竟，汉族别的本事没有，能生，人口有13亿之多，比较难按些，而少数民族人少。如果汉族同心协力把少数民族杀光了，问题不也就不存在了么？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名言：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幸亏这些同志的言传身教，我才得知民主原来是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发明的杀人理论。当然，这是题外话了。